第15章 第14章為什麼我們的水資源危機這麼嚴重

2010年3月22日，是第十八個“世界水日”。 在這個時刻，中國西南諸省面臨的水危機顯得尤其深刻。 此前，在這個中國水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人們對於雨季與旱季的概念不多，而持續了200多天的大旱和氣象部門的數據表明，這種非洲大草原式的雨季與旱季殘酷交錯的景象，今後或將持久出現在我們的身邊。 “西南之渴”的背後，是人們對中國水資源極度短缺、分配不均和污染嚴重的深深憂慮。 世界銀行的官員預測，在未來的5年內，“水將像石油一樣在全世界運轉”。 而中國已被列入這個缺水的世界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 最近很多新聞又讓我們揪心加糾結。 2010年上半年，雲南大旱，湄公河糾紛，2010年下半年不但特大洪峰數次通過長江三峽，而且到處都是水患。這些都跟水有關。對於我們民眾來講，水，這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資源了，可是這個資源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講卻成了不能承受之重，現在我們中國的水資源缺到什麼程度呢？人均的淡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世界上名列第110位，還沒趕上中國男足在世界上的排名呢。

很多媒體爆料說，持續200多天的雲南大旱的罪魁禍首是桉樹，說每棵桉樹都是一個小型的抽水機。我看這可不只是桉樹的問題這麼簡單。比如說云南，它們的森林覆蓋面積從百分之四十幾變成百分之五十幾，它們不只種桉樹哦，還種植松類的樹，但結果呢？還不是一樣，都是抽水機。所以說，他們用這種快的速成林的方式來擴大森林面積，對水資源的破壞是不可想像的。 還有，我們國家600多座城市，有400多座都是缺水的，其中100多座是嚴重缺水。其實，北京本來就屬於嚴重缺水的城市，它的人口已經超載了300萬到400萬，怎麼辦呢？我們政府就實行南水北調，讓水去追人，而不是人去追水。這種水的利用效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它還帶來了沿途各個省份之間的利益剝奪，比如說山西、河南、河北很多企業就不能開工了，為什麼呢？因為你要供水給北京，要保證水質的清潔。不能開工的結果就是，很多名優產品，比如說小站水稻，以前種水稻的這些產糧區都不能搞。這也就罷了，北京還竟然用它們的水開桑拿、洗車，這是什麼？這就是嚴重的不公平，這樣的資源浪費是我們不能容忍的。北京人均水資源是全球人均水資源的1/13，比阿拉伯國家還要幹早，這種情況之下，北京的再生水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們這種浪費是非常可惡的。還有，山西本身就是個缺水的地方，但在奧運會期間，為了擠出水來供給北京，它每個禮拜有3天是停水的。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不經濟的，你說你把北京搞得這麼好，地價搞得這麼高，然後所有的錢都砸在那裡，所有的人都去那裡，然後讓水調過去追人，這種方式，我覺得是太不智慧了，而且北京還不是一個特例。全國包括在西南這個地方，城鄉也是不均衡的，城裡的用水是沒問題的，而鄉村現在已經看不到可以用的水源了，這有什麼公平可言？

其實，這個中國之渴背後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不僅僅是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更是水資源的污染問題。你想想看，本來你就短缺，你還污染，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現在污染的企業，已經越來越多地往中西部擴散了，而這些地方恰恰是中國的水源。這些地方如果不環保，我們沿海地區就要遭殃了。比如說，我們兩河，也就是長江和黃河的流域，發端都是在青海那邊，那青海就必須要環保，不能受污染，所以它們不能搞工業。可是，青海地方政府就該說了，好，我不能搞工業，我不能搞開墾，那老百姓怎麼辦呢？你東部要發展工業的話，就要補貼我嘛，這樣我才能把水資源保護好，森林資源保護好。那東部的這些省份會怎麼說？它們說，我這個錢已經按照稅收交給國家了，應該由國家來出，而不是由我們來出。這時候這種糾紛就僵持下來，大家就開始扯皮了，到最後也不會有什麼結果，而正是這種沒有結果的結果是最可怕的，因為在這種僵持之中，像青海這些最富資源的地區為了本地老百姓的福祉，就可能也開始像我們沿海一樣搞水泥廠、化工廠了，那怎麼辦？

在中國，還存在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於上游的省份或者是中游的省份，如果你一旦加強環保的標準，對企業進行嚴格限制，企業就走了，企業就會換到那些環保標準不嚴格的省份去了。其實這也是一個關於水治理的問題，中國的水治理是各省自己管自己的那一段，就跟美國當時一樣。在美國，卡特曾經頒布了一個《潔淨水法》。在《潔淨水法》之前，美國很多跨州的河流，它是州與州之間的博弈，很多州都援引自己的法律，因為管轄權都不一樣，所以當時吵得也很厲害，後來美國採用的方法就是所謂的“集權式”的治水，就是由聯邦政府統一收歸水的治理權，問題也就解決了。 其實，水污染從量上來說，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生產方式，最大的污染源實際上是農業，而不是工業，這個是大家要搞清楚的，就是我們大量地施用化肥和農藥。如果不施用化肥和農藥的話，我們的田基本上是不太產稻穀的。

說到水污染問題，我們很多專家表態說，現在中國的水污染已經明顯呈現出從支流向幹流、從城市向農村蔓延、從地表向地下滲透、從陸地向海洋發展的趨勢了。也就是說，全國性的水資源污染，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瓶頸。如果我們不去治理這個水污染，那這個重擔就會落在我們的子孫身上，他們到時候會罵我們的。 治理水污染，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說，交通阻塞怎麼辦？拓寬道路。然後呢？建環路。北京就這個樣子，高架橋，三環、四環、五環、六環、七環、八環、九環……天津都環進來了。其實，這根本不是道路寬不寬的問題，而是管理方式正不正確的問題，城市規劃合不合理的問題。香港道路很窄，但是它堵車就沒有像北京這麼嚴重，為什麼呢？這是因為香港的交通管理比較到位。所以關於今天水污染的問題，放眼望去，我們有太多問題了。比如說，我們法令是多如牛毛，但基本上是很難執行。而企業呢？你來檢查，好，我有個污水處理池。到底它的污染有沒有進入這個排放池裡面，有沒有治理它這個污染源呢？我們根本就沒有一個很好的標準。事實上，我們缺乏一個非常嚴格的監管，建了也等於白建，到最後結果呢？污染下一代。我也不否認，其實中國政府關於治水的投入是很大的。污水處理廠建了一大批，而且有的污水處理廠建好後，就迅速被外資收購了。然後，我們就把水污染處理的問題都交給外資來做了，到最後發現，它們賺了大錢了，我們的水污染治理卻沒有什麼起色。

我想提一個新思維，我突然想到萊茵河。萊茵河在歐洲流經非常多的國家，那就跟我們這邊的長江黃河是一樣的。在1980年的時候呢，歐洲這些國家針對萊茵河簽署了一個公約，就是怎麼排放、什麼標準，它們大概有64種參數做排放標準。但是我們注意到了，在這個公約之前，它的污染已經大幅下降了，在公約簽訂之前它的鎘含量已經下降百分之八九十了。這個很奇怪！也就是說，萊茵河的治理不是簡單地由這麼多國家簽訂一個公約聯合來防治水污染，而是在這個公約之前就有一個我們還不清楚的方法已經使得鎘含量大幅下降，這個現象就有意思了，我們應該找出1980年之前萊茵河的鎘含量為什麼大幅下降的原因。 最後，我們研究結果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說，我們三家工廠，都各排污水，目前是我處理我的污水，你處理你的污水，我們每家企業就要各自負擔成本。也就是說，我處理污水的結果是使我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幅上漲，那我當然是能混就混，能騙就騙，這是一定的。最後，乾脆我把一部分污水排進污水處理所，另外一部分乾脆排到河裡算了，反正我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挖個管道，你也看不見。目前我們讓企業各自來處理水污染問題，那就肯定處理不好，為什麼？就是因為成本的問題。

1980年之前，以德國為主的歐洲國家，在沒有簽訂公約之前，他們竟然非常創意地搞了一個新思維。第一步，它們三家聯合把污水送到一個污水處理廠。這個污水處理廠51％的股權是政府的，剩下49%的股權除以3，它們三家攤，也就是它們也要入股，也要投資。什麼意思呢？就是它們三家排污水到裡面去，處理污水噹然要交錢。老百姓呢？吃喝拉撒的污水也排進去，老百姓也要交錢。到最後你發現，這成了一個企業了，而這個企業它們三家都有參股。如果說老百姓的污水多了，或者它們誰排的污水多了，雖然要交一點費，可是到最後發現，說不定這個污水處理廠還賺錢的。賺錢之後它們是股東，它們就能分到49%的利潤。因此，對於它們三家來講，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成本概念了，而是它們今天同樣這麼多的污水要處理，過去是投100塊錢成本費，那今天它們還投100塊，但是100塊交給由它們控股的污水處理廠，由子這個污水處理廠還要幫其他人處理污水，所以說不定就賺了70塊給它們了，那它們的成本就30塊了。它們就是透過這種方式，集中處理污水，然後共同控股，聯合持股的結果就使得成本轉化成利潤。這樣呢，企業就會很注意了，你們企業排放比較多，你可不要自己建了水管排到河裡去，你要統統排到污水處理廠，你要交錢的。因為你交錢對我是有利的，所以我就要監管你了，你可不要亂搞哦，你亂搞我就告你。你也不要亂搞，你們兩個排放都比我多，所以你們要交錢。因此，它們三者之間就可以互相監管了，這樣就省了政府的監管時間。要知道，“壞人”監管“壞人”是最好的。這就是水污染治埋的第一步—合股。嚴刑峻法之前，我們得首先通過利益來自律，不一定從道德自律，利益本身就可以作為一個最有效的製衡手段。所以這是個新思維，我想請各級政府思考一下。

不過在德國做的話呢，它會做得更徹底。也就是說，我們三個把污水排到集中的污水處理廠之後，它有64個參數來做檢測，包括鎘、砷等等。而且我們突然發現，在每一個參數上面，它都能發展出一條新的產業鏈。譬如說，如何處理鎘，如何處理砷，它就各有各的產業鏈。我們三個搞的這個污水處理廠不但是個處理污水的企業，而且還可以透過每一個參數往外推廣，建立起64個參數的產業鏈，這樣各個不同的企業就應運而生了。所以這個污水處理廠建立其實就是一個催化劑，會把相關企業的產業鏈都帶動起來，這就是第二步。第三步呢，那更有意思了，因為處理污染的理念是一樣的，那就可以把這套東西同樣用於垃圾處理，還有其他的污染處理上。也就是說透過這個三步曲，第一步，合股；第二步，建立起一條治理水污染的產業鏈；第三步，把類似的概念轉移到垃圾以及其他污染方面去。其實這也就是德國成功的經驗，是德國之所以能成為環保設備產業最大出口國的原因所在。如果今天我們能夠改變思維，能夠換成這種循環產業鏈的思維，我相信會是我們治理水污染的一條出路。

首先我們得先對我們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重新做個檢討，我們很多的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招商引資的時候簡直是什麼都不管不顧了。什麼水污染？無所謂。水處理呢？不用處理了，隨意排放，所以才造成今天這種局面。而現在，我們要為過去經濟發展的結果買單了，2010年就是開始買單的時候。這個單如何買？很多地方政府可能找不到方向了。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方面開始談一下。其實，我發現，我們目前關於治理水污染的思維，基本都是錯的。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還到一些水治理技術落後的國家考察，比如說到澳大利亞，那不笑死人了嗎？你考察它的袋鼠還可以，你考察它的水治理，這不是扯淡嗎？我舉個例子，好多中國的考察團到澳大利亞墨爾本當地一個20世紀的污水處理廠考察。這個污水處理廠阜就是很落後的一個產能了，30年前做過幾次改造，以供當地的中小學生參觀。而中國的考察團去那兒遊玩，一個城市就派出20個考察團，都考察同一個污水處理廠。他們到了那個展覽室，有好多中國代表團的留言題詞說，啊，這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污水處理技術，我們真長見識了！這可是在當地被傳為“佳話”的。這些人，花了我們老百姓的錢，還丟了咱們中國人的臉面。而我們中國的污水治理就是由這種人來負責的，這怎麼可能管得好呢？我們連最基本的觀念都是錯的，根本還不知道怎麼管理水。而且，你知道嗎？觀光團、考察團這些個人啊，是誰請他們去參觀的？是國外提供這些水處理設備的外商請他們去的。那目的就很明顯了，我不用說，大家也清楚的。

還有，前不久看到一個對水治理專家劉光釗的採訪，劉光釗是世界上很著名的水處理專家。他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也勾勒了一個中國目前治水的產業鏈。他說，中國的一個特點是要治污先上項目，這些項目在這個產業鏈中起到一個圈錢工具的作用。首先是一個上億元的工程，這些污水處理企業首先在設計費上可以拿到幾百萬，那這幾百萬他們怎麼處理呢？他們拿去做設計嗎？幹嘛費那個勁呢？隨便從國外剿竊一個落後的，落後幾十年甚至半個世紀的技術，就像澳大利亞那些技術就可以了，拿過來說是“最先進”的技術，這不就省了幾百萬的專利費嗎？要知道，這些污水處理廠都很有實力的，他們可以把相關的配套企業拿過來，把那些積壓的設備、落後的技術，通過這些項目統統賣出去，最後政府買單。在這個過程之中建起來這些工程，現在咱們叫“貓膩工程”，建起來之後，有的運行費用太高，有的運行不正常，怎麼辦呢？那就把它包裝一下，讓外資收購。而關鍵是外資它也願意收購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嘛，他們也不會考慮你污水處理廠能不能淨水。他們只是把它包裝成一個金融概念，然後它的股票就迅速打著滾地往上翻，因為它覺得污水處理有利潤。而外商處理之後呢？其實國內專家也知道這個問題，但是他不揭穿，他不做《皇帝的新裝》裡的孩子。為什麼呢？因為他說引進這個技術，可以作為自己學術上的一個成就，把這個項目作為進身之階。所以，劉光釗在接受采訪時，最終就感慨說：“在中國治水不重要，先治人很重要。”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來，往往當我們提出一個很好的水污染處理的經濟發展概念時，而且這個概念還非常可行，但是一旦碰到上面的情況之後，利益的取捨很可能就走到另外一步了，而不會走到正確的軌道上。所以我們的水污染治理，確實需要“先治人”。 對於治水的循環經濟的問題，有了很好的模式，有了很好的規劃，我們還需要一個高超的執行力。其實我們政府有一個很大的特點，那就是行政力量特別強大。目前政府的這種能力，如果能夠用到水污染處理的循環經濟上，超過德國也是有可能的。但問題是，我們現在是治理企業一家獨大，這個城市就這一家了，像北京這樣城市的水價現在已經很高了，已經到5塊，可能以後要到8塊、10塊，它這裡邊含有污水處理費的，這個污水處理費你是無法去質詢的。它到底為什麼會這麼高？因為它沒有競爭嘛。所以，我們還需要一套好的競爭機制，但這個競爭機制不應該是為市場化而市場化。而是由我們三個人搞一個水污染處理廠，另外四個人搞另外一個，這樣我們之間就有競爭了。建立規範化的市場，就是要我們自己建立一套好的製度來規範這個市場行為，這才是我們所想的事情，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化。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從這個萊茵模式，做更深層次的思考，尤其政府和治水單位，更應該多多思考、多多學習！ 兩極冰川融化明確地反映了氣候變暖現象。根據2004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極地氣候在未來幾十年的上升速度將是其他地區的兩倍。自1978年以來，地球海洋冰川面積以每十年8%的速度減少。也有人認為，不排除在21世紀下半葉極地冰蓋將可能徹底消失。北極以及其他冰川地區（尤其是格陵蘭島）的氣候變暖將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如生物種類的顯著改變、水平面上升以及大西洋地區氣候的巨大變化。由於冰川融化造成的北大西洋海水淡化，將減緩寒流與暖流的交換速度，並減弱灣流的影響。根據最近的研究顯示，灣流的影響自20世紀中期以來已降低了30%。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測，大西洋的寒暖流交換速度到2100年將減弱約25%。當然，這一現象可能造成的後果還有待研究，不過灣流影響力的改變則可能使美國和西歐的氣候變冷。至於這些結果何時、將有多大可能性發生還不得而知。 2007年至2025年期間，海平面上升速度將得到控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海平面以每年0.3毫米的速度上升，這主要是由海洋吸熱（海洋吸收了80％的熱量，並影響到3000米以下的區域）和冰川融化引起的。同時，水平面上升還可能造成沿海地區和含水層的鹽鹼化，這將嚴重影響大量人口密集地區的農業產量，尤其是三角洲地區（如尼羅河和尼日爾三角洲地區）。 由於人口和農業的過快增長，發展中國家的淡水消耗量將飛速增長。目前全世界有超過10億人無法獲得足夠的飲用水，而土壤枯竭、污染和沙漠化將使可利用的資源進一步減少。淡水資源的匾乏在乾旱和半乾旱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到2030年，這些地區約有90%的可用資源將被用於農業。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25年將有超過28億人生活在水資源貧乏的國家或地區”，水資源將以平均每年每人1700立方米的速度減少。而在北非和中東一些人口密集的國家，水資源甚至無法達到平均水平的一半。當然，改善資源管理模式和分配方法將有助於減少浪費，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本文摘自［法］妮科爾·涅索托（Nicole Gnesotto）、［意］吉奧瓦尼·格雷維（Giovanni Grevi)的《2025年世界將發生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