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三、重返匈牙利

近二十年後的2008年8月，我又有機會沿著老路從維也納坐大客車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訪問。維也納還是那麼雍容大氣，只是機場顯得陳舊了，剛從北京機場過來，一下子還真不習慣，真有點到了第三世界的感覺。機場的商店還是1980年代的裝潢。紅黃綠標記的三家出租車公司在機場擁有櫃檯，一字排開，裡面的工作人員做出誇張的表情，爭相拉你坐他們的車。二十年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維也納夜景，今天看來是如此平淡，跟上海璀璨迷人的夜景相差太遠了。西歐的特點是幾十年不變，反正是發達國家了，可以固步自封了；中國的特點是一直馬不停蹄地追趕發達國家，整個國家面貌日新月異，當然，變得太快也會有自己的問題，但這是後話。 我們的大客車很快就進入了斯洛伐克，現在斯洛伐克已是歐盟成員，所以不再設邊界關卡，一塊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歡迎來到斯洛伐克”的英文標牌提醒我們，車子已進入了斯洛伐克。這些年來，斯洛伐克因為勞動力便宜，又加入了歐盟，吸引了不少外資。布拉迪斯拉發市的老城大有改觀，修復了大片的步行商業街，很多名牌精品店紛紛入住，但人氣不旺。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布拉迪斯拉發火車站竟然還是和二十年前一樣的簡陋，連個像樣的候車室都沒有，旅客大都席地而坐。車站也沒有一個像樣的餐館，只有兩家夫妻店，七八張搖搖晃晃的飯桌，幾十把塑料椅子，經營著不敢恭維的斯洛伐克匹薩餅和俄羅斯羅宋湯。真不知道這個當時人均吸引外資最多的東歐國家怎麼不投資改造一下火車站、汽車站之類的基礎設施。

斯洛伐克雖然已是歐盟成員國，但2005年選出的新政府很令歐盟頭疼。因為新內閣包括了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可以公開謾罵該國的匈牙利和吉卜賽兩個主要少數民族，罵這些人“醜陋、羅圈腿，是騎在令人可憎的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斯洛伐克前副總理伊万·密克羅什對我說：“虧得上面有個歐盟，使這些激進分子在國家政策方面還不敢走得太遠，否則麻煩大了。”密克羅什曾在斯洛伐克推動了不少市場化改革方案，在西方廣受好評，但2005年他的政黨在大選中被擊敗。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搞改革，最好就是只做不說，先說了，最後什麼也做不成，還被人罵。” 火車開了3個小時，我又來到了久違的布達佩斯火車站。但一下車，我最大的感覺也是這裡與二十年前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那些熱鬧的小舖子還在，出售各種廉價的旅遊紀念品、箱包、打火機、DVD之類；那些兌換外幣的私人錢莊也在，有十來個，邊上還有幾個“黃牛”，但人數比二十年前少；那些出租房屋的老頭老太還在，惟一的變化是一位老頭用中文在吆喝：“房間、房間。”我後來還抽空去了布達佩斯的勞克西商業大街，商品倒是不少，但從物業裝潢到服務設施，都陳舊了，與中國大都市的繁華和時尚差距甚大。但布達佩斯的城市佈局雍容大氣，古典建築端莊典雅，綠樹成蔭的寬闊街道令人賞心悅目，登上多瑙河邊的城堡山眺望，更是令人心曠神怡，全城的景色一覽無餘。

我又見到了老朋友H君夫婦。他們約我在繁華的瓦茨大街終點的Gerbeaud咖啡館見面，這是布達佩斯最精緻的咖啡館，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他們夫婦這次給我最大的驚訝是，二十年前的政治激情蕩然無存。我們聊起了這二十年匈牙利的變遷，H君說：“一言難盡，有得有失，但感覺有點苦，就像這個咖啡。”他接著說：“苦，是因為我們沒有想到變革是如此不易，你說我們政治獨立了嗎？我們現在被北約控制了，我們不喜歡俄國，可我們不想跟俄國人弄得劍拔弩張。你說我們經濟獨立了嗎？我們經濟現在都被外國人控制了。” 我們聊到了戈爾巴喬夫和卡達爾。 H夫人指著窗外熱鬧的瓦茨大街對我說，1986年6月戈爾巴喬夫和夫人賴莎在他們夫婦的陪同下曾在這條街上散步，這裡眼花繚亂的廣告和琳瑯滿目的商品使戈爾巴喬夫很驚訝。隨後他多次表示蘇聯要藉鑑匈牙利的經驗來解決蘇聯的經濟問題。現在看來他有點浮誇，不如卡達爾那麼踏實。我知道現在匈牙利有不少人懷念卡達爾。 H夫人說：“卡達爾那個時代，大家都有工作，全民醫療保險，還有帶薪休假，我們的生活也比周邊的國家都好。”

她還說：“卡達爾非常廉潔，連他的政敵都不否認這一點，這與現在的權貴成了鮮明的對照。那一代的人做事有原則。卡達爾在1950年代曾被誣告而投入監獄長達四年，他夫人也受牽連，被開除黨籍，人無居所，後來布達佩斯一個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她，卡達爾夫婦至死都和這家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H君此時插話：“你知道我們現在怎麼形容我國的政客嗎？這些人見面互相打招呼，已經不再說'你好'，而是說'你是千萬富翁了嗎？'”想起H君當年對卡達爾的不滿，我此時也只能唏噓。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台灣地區民主化也二十年了，民望最高的還是親民強勢的領導人蔣經國，南斯拉夫各國也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威信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意志如鋼的鐵托，歷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桿秤。

我們聊到匈牙利的選舉政治，H君坦承：“看來我們當時是天真了，以為只要舉行自由選舉，一切都會變好。但二十年過去了，左派右派都執政過了，都是政客，沒有出現過政治家。整個二十年東歐都沒有產生過政治家，這是歐盟的結論。”他問我：“你聽說過我們'騙子總理'的事情嗎？”我點頭，這是指匈牙利總理久爾恰尼2007年5月在執政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我們搞砸了，不是一星半點兒的糟糕，是糟透了！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比我們幹得更蠢了……在我們執政的四年裡，政府拿不出引以為傲的業績。我們該如何向選民交代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採取了一切措施保證使這個秘密在大選之前不被洩漏出去。過去兩年裡，我們一直在撒謊。”這段話後來在網上被披露出來，匈牙利舉國嘩然，隨後就是二十年來匈牙利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和警民衝突。

“坦率地說，我現在很悲觀，”H君說，“我們不是在'好人'與'壞人'之間作選擇，而是在'壞人'與'更壞的人'之間作選擇，他們之間爭權奪利，分裂了整個社會。”他還引用了匈牙利學者海斯勒（akos Heiszler）的評論：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協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個深深分裂的社會”。我認識不少東歐朋友，他們原來都以為，只要政治制度一變，一切都會變好，但後來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革命是浪漫的、興奮的、熱血沸騰的、充滿希望的，但革命後人們突然發現舊的習慣和行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我還見了匈牙利一位資深的政治學者，他的談話更直率：“你看，我們的國家還有希望嗎？匈牙利一半的資產賣給了外國人，還有一半給貪污了。什麼是'休克療法'？那就是把能賣的公司都賣給外國公司了，最大的石油公司賣給了美國人，美國人又把它賣給了德國人，現在德國人又把它賣給了俄羅斯人。今天控制我們經濟的主要是德國人，連媒體也都給德國公司控制了。你大概不能想像，我們的出租車公司也賣給外國人了，一家英國的公司，還有一家土耳其的公司，他們壟斷了價格。”我這些天常坐出租車，注意到這裡出租車價格貴得有點離譜，接近瑞士。

他給我展示了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作的最新民調結果：2008年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達爾時期，2001年時，這個比例是53%。今天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他帶有感嘆地說：“很多東西，只有失去了以後才知道珍貴，就像空氣和水，一旦沒有了，才知道它們是多麼的珍貴。現在少部分人的生活確實比過去好了，但大部分人生活得更糟了。物價上漲太快，貨幣貶值太多，工資漲了五六倍，但煤氣、水、公共交通等都漲了20倍到100倍，受害最大的是我們這些拿退休金的老年人，退休金根本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還有就是年輕人，匈牙利就業機會太少，失業率已達10%。”

早在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經濟改革就積累了不少經驗，當時中國派出不少代表團考察匈牙利經濟改革的情況。我問這位學者：“如果堅持當時卡達爾的改革路線的話，匈牙利能否走出一條更好的路？”他說：“匈牙利本來的改革模式很好，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我們也許會走出一條類似中國的漸進改革的成功之路。但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不喜歡，他們不想讓這種改革獲得成功。而我們精英階層完全跟他們走，放棄了漸進改革，轉向了激進革命和徹底的私有化，最後把能賣的公司，包括銀行，統統賣給了外國人，我們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了。”他嘆了一聲。匈牙利中央銀行前行長也對我說：“我們把自來水公司賣給了法國公司，本來期待他們能投資開發我們的礦泉水資源，結果他們卻在匈牙利推銷法國的'依雲'礦泉水。”不過他也告訴我：“不能誇大卡達爾時期的繁榮，那是靠借外債維持的，結果弄得匈牙利債台高築，新政權上台後只能靠變賣國有資產來還債。”

一位匈牙利朋友還與我談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儘管制度變了，但舊制度的許多東西仍在運作，特別是原來按照前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安全系統至今在匈牙利，在許多東歐國家仍然影響巨大。 “舊安全系統的人與政黨、政客、黑社會聯繫密切，表面是多黨制度、媒體自由，實質上是這些人繼續控制著許多政治經濟等各種資源，繼續進行各種利益的私下交換。獨立的司法體系根本沒有建立，也沒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任人惟親的現象廣泛存在。”連《經濟學人》雜誌不久前也載文感嘆匈牙利過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Economist on line，2010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