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四、東歐的“兩個激進”

東歐的變革可以用“兩個激進”來概括：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採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其核心也是一個夢：只要進行激進的政治和經濟變革，這些國家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自己所有的問題。結果政治激進帶來的是政治參與突然爆炸和持續混亂，一個新體制從建立到良好運作談何容易。 “休克療法”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有時高達2 00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人數劇增。匈牙利還是受災較輕的，因為匈牙利在卡達爾時期就嘗試了不少改革，一般老百姓對市場並不陌生。但對於多數東歐國家，“休克療法”等於是一場浩劫，導致了既無政府乾預又無市場製度的混亂狀況，為非法掠奪提供了可能。使一批原來的官員獲得了大肆侵吞國有資產的機會，也使腐敗（特別是烏克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我不能說大部分東歐人都想回到過去那個時代，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問題，更何況世界上願意自己國家歷史倒退二十年的人恐怕總是少數。但我可以說，如果東歐人民有機會重新選擇變革的話，大部分人絕不會選擇這種“兩個激進”的變革方法，而會選擇更為溫和理性的改革，因為東歐普通百姓為激進變革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

匈牙利，乃至整個東歐經濟經過“兩個激進”的變革之後，全都變成了高度依賴外資的經濟，而且普遍負債過高，貿易逆差過大，金融自由化使很多銀行被西方銀行控制。 2008年開始的金融海嘯又使多數東歐國家遭受了一次劫難。匈牙利貨幣對歐元的匯率半年內就下跌了20%，匈牙利人買房大都採用外幣按揭：賺的是匈牙利的福林，還的是歐元，但現在福林大幅貶值，對按揭者是雪上加霜。拉脫維亞、烏克蘭、塞爾維亞已接近破產，它們的債券評級已經被評為“垃圾”級別。 東歐經濟形勢不佳也反映在其經濟競爭力的普遍疲軟。據2007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報告，加入歐盟的八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都落後於中國。中國在該報告中排名第15位，愛沙尼亞是第22位，立陶宛第31位，斯洛伐克第34位，匈牙利第35位，保加利亞第41位，羅馬尼亞第44位，波蘭第52位。從這個報告來看，一個13億人的中國，在政治穩定性、政策一貫性、社會凝聚力等方面的得分都明顯高於這些國家。政治上，東歐也困難重重。二十年過去了，儘管有歐盟大量的資金投入和專家指導，這些國家憲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就是沒有產生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兒爭權奪利，導致百姓對政府的普遍失望。

奇怪的是我們國內一些學者至今還認為我們應該走東歐的道路。例如，不久前，國內一位教授說：“向市場經濟轉型包括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蘇東國家的激進式轉型，是把兩個改革放在一塊進行。我們的漸進式轉型是先進行經濟改革，再進行政治改革。但第二個改革的相對滯後，使第一個改革難以徹底。當前要實現增長方式轉變，必須加強政治改革，在此基礎上再徹底完成經濟改革。”（見《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2月8日，總第456期，第86頁）幸虧這些人無權指導中國改革，否則的話中國早就成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翻版，國家大概都四分五裂了，中國的資產也早就被西方資本席捲一空，哪還有今日之崛起。中國當然要繼續進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但我們要汲取東歐的教訓，汲取西方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的教訓，超越西方模式。我們的目標，嚴格地講，不是“轉型”，而是“創新”，即使我們使用“轉型”這個詞，指的也是“制度創新”，而非效仿東歐。

這裡還要談談東歐民主的質量。 2008年初，歐洲權威機構Eurobarometer公佈的民調發現，大部分東歐國家人民對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亞為16%，波蘭為17%，拉脫維亞為19%，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為21%。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下屬的EIU發表了一個2006年世界民主質量評估指數，認為東歐國家民主的品質普遍還不如陳水扁主政的台灣地區。這個評估把台灣地區民主排在第32位，而上述的八個東歐國家中只有捷克超過台灣地區，排在第18位，其他均排在台灣地區之後：愛沙尼亞為第33位，匈牙利第38位，斯洛伐克第41位，拉脫維亞第43位，波蘭第46位，保加利亞第49位，羅馬尼亞第50位。如果這個評價是公正的話，人們就可以想像這些東歐轉型國家民主的品質了。

即使是相對錶現比較好的捷克，其民主質量也大有問題。捷克前外長伊日·丁斯特比爾（JiiDienstbier）曾於2006年10月9日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撰文，坦率地承認：“捷克公民不滿情緒到處都在蔓延，參加投票的人數銳減，公眾對政府、議會和整個政治進程的信任度日益走低。”他說，1989年“天鵝絨革命”的時候，“我們期待得太多而不現實”。捷克政治人物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貪污醜聞。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顧問佩赫(JiiPehe)說了一句中肯的評論：“今天的捷克共和國，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捷克國家的奠基者、第一任總統馬薩里克(Tomas Masaryk)所說的情況：'國家已經民主了，但不幸的是，還沒有民主主義者。'”

波蘭2005年的大選，選出了卡欽斯基(Lech Kaczynski)當總統，不久他孿生的哥哥也當了總理。兄弟倆奉行的政策很令歐洲頭疼：他們先是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向歐盟的主要成員德國叫板，要算二次大戰還沒有算完的賬。後又提出了在波蘭禁止同性戀、恢復死刑、加強天主教會影響等主張，使歐盟老成員覺得很尷尬，歐盟不少國家現在已經把保護同性戀的權利作為重中之重的大事來抓了。卡欽斯基總理下了台，當總統的弟弟不高興，認為哥哥遭到媒體的陷害，與新總理經常鬧彆扭。 2010年4月10日，卡欽斯基總統在赴俄羅斯卡廷弔唁“二戰”中被蘇聯殺害的2萬多波蘭精英時飛機不幸失事，魂斷俄羅斯。中國國內網上有文章稱頌波蘭的窮政府、爛飛機。這些文章的作者太不了解東歐了。依我之見，這個悲劇正好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了波蘭國家治理的混亂。波蘭像其他東歐國家一樣，也變成了選舉社會。多數政客們忙著爭權，沒有多少精力用來治國，波蘭時至今日連總統和總理的職權尚未劃分清楚。卡欽斯基所乘坐的圖-154型飛機，中國早在2002年就淘汰了，這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權的尊重。而波蘭總統的專機還在用如此簡陋的機型，連波蘭空軍司令本人和波蘭各界精英都坐在這架飛機上，這只能說明國家的治理很不專業。但是與其他東歐國家相比，波蘭還算好一些，因為它尚能掌控自己的銀行，否則波蘭將很難渡過這次金融浩劫。英國《經濟學人》2010年4月載文評論卡欽斯基總統亡命時這樣寫道：他是一個不懂外交的人，他只知道美國好，俄羅斯和德國不好，但波蘭需要更為精明能幹的領導人。他死前在波蘭的支持率連25%都不到。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雖然也加入了歐盟，但距離歐盟的標準還有很大的距離。羅馬尼亞發展不順利，從布加勒斯特機場到市中心的路上，還可以看到很多破舊的房子和汽車，腐敗亦很嚴重，去醫院看病住院一般都要行賄，各種政治醜聞也不斷。一位羅馬尼亞學者告訴我一個最新的政治笑話，老師問學生：“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把自己的手伸到別人的口袋裡，這個人是什麼人？”學生齊答：“羅馬尼亞財政部長。” 保加利亞的問題更為嚴重。索非亞的一位NGO負責人告訴我：“我們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官員腐敗，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人才外流。現在連稱職的中小學老師都很難找。一旦學會了外語，就走了，以後只有傻子還待在這個地方。我看我們的國家要完了。”她的話可能誇張了一點，有一種斯拉夫人常有的悲劇情結。保加利亞加入歐盟前，進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後，改革派就被趕下了台。但保加利亞警察、司法體係都與黑社會勾結，使之成為歐盟新成員中最腐敗的國家。我在2006年曾去索非亞參加一個會議，了解到保加利亞的各個級別的選票在街上均可以買到，總統選舉的選票最貴，開價是100列弗（約60美元）一張。在所有東歐國家中，對歐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脫維亞。這還是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情況。一位當地朋友對我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我們這兒的說法是，一到9月份，問題都來了。”9月就是議員們休假結束，議會開始工作的時候。像拉脫維亞這樣的東歐國家，採用了西方競選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鮮，之後就是普遍的厭倦，而厭倦的原因是競選上來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談多於實幹。 “政客的特點是內鬥，不是大事化小，而是小事變大，越大越好，他們可以渾水摸魚，最後犧牲的是公眾的整體利益。”她對我說。

德國明鏡國際新聞在線對東歐的政局作瞭如下的評論：“雖然共產主義政權已經在東歐倒台將近二十年，但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迄今仍然在為建立穩定的民主制度而掙扎。這些國家的政治缺乏中心，從極端右翼到後共產主義的威權主義形形色色，貪污腐敗、極端主義橫行，一片混亂。”(Spiegel Online International，2007年5月29日）克羅地亞作家德古麗琪（Slavenka Drakulic）曾是一位反對鐵託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南斯拉夫解體後，她寫道：“我們當時錯把自由與民主當作是到西方隨便採購的自由，但最終我們為此付出了三場戰爭的代價。我們的孩子在戰爭中被殺戮，我至今都感到對此負有責任。”（《國際先驅論壇報》，2009年11月7日）

東歐國家本來的經濟都相對發達，人口遠遠少於中國（除了波蘭和羅馬尼亞人口超過2 000萬，捷克是1 000萬，其他國家的人口都只有幾百萬，少於中國任何一個中型城市），教育程度不低，與西方文化的同質性也明顯高於中國，歐盟和美國還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指導。但採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二十年後的結果竟是如此不如人意，確實值得我們中國人在自己的民主建設中深思。前面提到的“有民主而沒有民主主義者”、“不會妥協”、“深深分裂的社會”、“沒有出現真正的政治家”、“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沒有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等問題，也是我們在民主建設中必須注意的。這也可以使我們更加堅定探索中國自己道路的信心，照搬西方模式，對於我們這麼一個歷史文化傳承與西方的差異遠大於東歐的超大型國家只會是一場災難。

不久前，我給匈牙利的H君發了電子郵件，問他一些匈牙利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也希望他和家人安然無恙。他很快給了我回信，寫得很簡單：“整個匈牙利正在等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濟，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等待中國的救濟。”他誇張了，但他似乎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 1989年東歐劇變震驚了世界，當時整個西方都看好東歐，不看好中國。但頭腦十分清醒的鄧小平對他的美國客人說了14個字：“不要高興得太早，問題還復雜得很。”他讓中國人繼續走自己的道路。中國一路走來，不能說沒有跌宕起伏，不能說沒有坑坑坎坎，但中國最後拿出的成績單比東歐亮麗得多，中國人也從東歐的經歷中悟出了不少有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