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一、二十年前的東歐

中國人關心東歐，因為東歐國家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東歐的劇變是怎麼發生的？東歐劇變後的情況怎麼樣？東歐與今天的中國比較誰更勝一籌？我二十年前去過東歐，二十年後又去過不少東歐國家，所以有一些實地觀感和思考。 1989年的東歐劇變震驚了世界，當時我正好有個機會去維也納開會，便順道走訪了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當時捷克和斯洛伐克尚未分家）和匈牙利。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年11月的一個夜晚，我從維也納客運總站乘捷克的大客車啟程，穿過維也納燈光璀璨的繁華街道，半小時後就抵達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邊防哨所。進入了東歐，進入了布拉迪斯拉發，但從這一刻開始，我發現路燈暗了、道路窄了、人的穿著土氣了，這種強烈的反差，至今還記憶猶新。

布拉迪斯拉發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它的汽車總站很像中國過去的縣城長途車站，燈光昏暗，廁所污濁。在這裡，我第一次發現歐洲還有這麼多看上去如此貧窮的人，十來個衣著不整的斯洛伐克男人擠在空氣混濁的餐廳裡喝土豆湯，啃黑麵包，他們一邊吃，一邊目不斜視地盯著飯廳的黑白電視，並不時跟著電視節目激動地說話。電視裡播放著反政府示威遊行，還有此起彼伏的口號：“要人權”，“要自由”，“要戈爾巴喬夫”。第二天，我獲悉捷共領導人已經辭職，新的領導人開始了與反對派“七七憲章”代表哈維爾的談判。 布拉迪斯拉發是一座毫無生氣的城市，到處是灰色單調的“斯大林式”建築，市中心主要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我口渴了，想買瓶飲料也買不到，走了幾條街，最後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舖子買了一瓶汽水，但細看了一下，裡面竟浮著一層黴。女營業員見此狀有點不好意思，馬上給我換了一瓶，“這瓶應該，應該，沒有問題。”口氣中還有點猶豫。當時蘇聯和整個東歐大都輕、重工業嚴重失衡，消費品匱乏，而且質量低劣。

我1986年曾隨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過羅馬尼亞，住在羅馬尼亞國賓館。但國賓館提供的肥皂不起任何泡沫，屋裡的電視機是羅馬尼亞自己生產的，但只能“霧裡看花”，聲音也會突然消失，然後得拍它幾下，才有聲響。在布加勒斯特最繁華的百貨商店，我看到人們排著長隊購買上海生產的美加淨牙膏，街上跑的是羅馬尼亞和東德生產的甲殼蟲小汽車。我1990年還訪問過解體前的蘇聯，當時蘇聯的市場比1986年的羅馬尼亞還要蕭條。 這種局面使蘇聯和東歐的老百姓怨聲載道，也給了西方很大的心理和話語優勢。我曾看過一部美國人當時拍的紀錄片。一個美國記者問蘇共宣傳部門的負責人：“美國的製度為人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質生活，你們的製度能夠提供嗎？”那位蘇聯宣傳幹部啞語了，不知如何回答。當時的蘇聯和東歐都有很多關於物資匱乏的政治笑話。其中一個是這樣說的：一天，集體農莊莊員伊万在河裡捉到一條大魚，高興地回到家裡對妻子說：“看，我們有炸魚吃了！”妻子說：“沒有油啊。”“那就煮！”“沒鍋。”“那就烤！”“沒柴。”伊万氣得把魚扔回河裡。那魚在水里遊了一會兒，跳躍了起來，激動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萬歲！”

二十年前的東歐國家，雖然有“鐵飯碗”和各種福利制度（現在不少人懷念那個時代），但整體物質生活水平和經濟競爭力明顯低於西方。反對派人士也利用這種局面不斷地提出激進政治變革的口號，波蘭團結工會的智囊人物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就說過：“團結工會從一開始就是把'要麵包與要自由'結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質要求結合在一起的。” 三天后我坐火車抵達了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布達佩斯火車站是一座很有氣勢的古典建築，人群熙攘，商舖熱鬧，小販在吆喝，倒賣外幣的“黃牛”很多，還有老頭老太拉你租他們的公寓，這種鮮活的景像在當時的東歐很另類，說明這裡的經濟生活更加自由。其實匈牙利是東歐國家中最早推行經濟改革的國家之一。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大批示威者衝擊黨政部門，納吉總理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蘇聯隨後出兵鎮壓，44歲的卡達爾出任匈共最高領導人，但遭本國許多老百姓的責難，說他是“賣國賊”。卡達爾忍辱負重，任勞任怨，不動聲色地推動了許多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扭轉了他前任拉克希奉行的極左政策，到了1970年代，匈牙利似乎已經由醜小鴨變成了金鳳凰，成了東歐為數不多的相對繁榮的國度，布達佩斯也被譽為“東方小巴黎”。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改革已停滯不前，加上持續的能源危機和過分舉債等原因，經濟狀況開始惡化，黨內外對卡達爾的批評指責日益增多。 1986年中國外長吳學謙訪問過匈牙利，我當時在外交部工作，曾聽過吳外長本人私下聊過他會見卡達爾的場景。那天，吳向卡達爾轉達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問候，並談到他受命於危難之際，領導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難，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他聽後顯然有點激動，”吳說，“卡達爾在他最困難的1956年和1957年兩次訪華，見過毛主席、週總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國的關係非同一般。” 1987年10月卡達爾再次訪華，鄧小平和卡達爾兩人一直攜著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會見廳，這對鄧小平同志也是一種不尋常的舉動，可見他們之間的相互敬重。鄧小平與卡達爾的談話很有針對性，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於人民的。”鄧小平似乎已經預感到東歐要出事，他告誡卡達爾“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談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強調“我們現在幹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並說我們“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現代化）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卡達爾本人讚成鄧小平的觀點，但他黨內的激進派同事與他意見截然相反，他們主張匈牙利立即推動“徹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

在1988年5月的黨代會上，卡達爾與黨內激進派就政治改革問題進行了一次激烈辯論。他堅持必須在現有的體制內進行改革，而不是推倒重來。但他身體狀況已欠佳，整個蘇聯東歐的大環境對他也非常不利，匈黨內分裂愈演愈烈。卡達爾本人身心憔悴，終於1989年5月因健康原因辭職，7月6日與世長辭，享年77歲。 在激進派的主導下，匈牙利黨中央通過了一個比一個激進的綱領，提出“國家社會主義使匈牙利陷入危機，要盡快改變模式”，匈牙利“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已經不可避免”。與波蘭、捷克不一樣，匈牙利沒有像團結工會、“七七憲章”那樣強大的反對派組織，也沒有像瓦文薩、哈維爾那樣影響力較大的反對派頭面人物。匈牙利黨是自己內部先分裂，然後分裂出來的派係與黨外勢力合作，最後瓦解了政權。晚上我和H君夫婦共進晚餐，H君曾在日內瓦大學進修政治學，我們是老相識。他們夫婦現在布達佩斯一所大學任教。 H君告訴我：

“匈牙利已經改了國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國'中已經去掉了'人民'兩字，國旗上也沒有紅星了，我們的憲法也已修改，實行了多黨制。”他還非常興奮地告訴我：“我們一個月內，已經有了50多個政黨登記參政。”他談到政治變革的必要性：“現在匈牙利經濟一路下滑，一個人打兩份工才能生活，大家都認為經濟改革已經走入絕境，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帶給人民希望。”他夫人補充說：“我們匈牙利其實一直比其他東歐國家自由，我們幾乎人人都有護照，只要有錢，隨時可以出國，但我們珍視國家的獨立，現在蘇聯軍隊還佔領著我們國家。”H君點頭：“他們必須滾回去，這是我們的國家。”這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他們也談了對卡達爾的看法，H君不容置疑地說，“卡達爾落伍了，他講的話都是老生常談。匈牙利需要的是戈爾巴喬夫這樣具有新思維的領導人，或者是捷克哈維爾這樣的自由派領導人，否則人民看不到希望。”

東歐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有諸多原因：這些國家傳統上受西方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影響很大；他們的政權在自己國內的根基較淺，除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外，幾乎都是“二戰”後靠斯大林為首的蘇共扶持上台的；很多東歐人認為自己的國家還被蘇聯佔領和控制著，還沒有真正取得獨立，波羅的海三國就是到了“二戰”時才被蘇聯吞併的。蘇聯很多做法也使東歐小國耿耿於懷。例如，捷克共產黨曾考慮接受美國“二戰”後提出的“馬歇爾計劃”，但遭到了斯大林的嚴厲批評；1968年蘇聯大舉入侵捷克；匈牙利在“二戰”時站到了納粹德國一邊，後來遭到了蘇聯的強烈報復。匈牙利一位政府高官曾對我說：70多萬匈牙利人被流放到蘇聯西伯利亞，其中30萬有去無回。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否可靠，但民族感情之對立是顯而易見的。

東歐國家後來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改革都是斷斷續續的，即便是走得最遠的匈牙利也未能突破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這個意識形態的緊箍咒，結果經濟水平和生活水平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引起了本國老百姓的強烈不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轉變，從物資嚴重匱乏到市場空前繁榮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其意義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鄧小平說過：不發展經濟，不搞改革開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條。這確實是東歐走上這條死路的一個主要原因。隨著經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再加上西方強大的話語攻勢，這些國家的執政者自己都喪失了自信。到了1980年代中期，連控制東歐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自己也被西方話語征服，結果蘇聯的解體和東歐政權的垮台，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