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一、貧民窟帶來的震撼與思考

談中國崛起，總要有國際比較才好。我的基本結論是儘管中國仍然存有許多問題，但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的表現，特別是在消除貧困和實現現代化兩個方面的表現，明顯好於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好於過渡經濟國家。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我們需要進行國際比較。印度這些年發展速度比較快，也是大家談論較多的國家，印度崛起的說法也不斷出現在國內外媒體中。應該說，印度近年在軟件業、製藥業、外包業等方面，表現引人注目，取得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難以企及的成績。但依我之觀察，印度與中國的差距還相當大，我估計二十年後印度恐怕也難以達到中國今天的發展水平。這裡我可以談談我訪問印度的感受和思考。 我最近一次訪問印度是2008年12月。就在我抵達孟買的前一個星期，也就是11月26日夜，孟買經歷了它自己的“9·11”。 10名恐怖分子襲擊了孟買10多個目標（包括了著名的泰姬陵飯店、孟買中央火車站、猶太教活動中心等），而印度特種部隊姍姍來遲，花了4天才平定了這場襲擊，擊斃了9名恐怖主義分子，活捉1人。整個襲擊造成了近200名無辜者死亡，近300人受傷。由於恐怖襲擊的緣故，一時來孟買的人銳減，我坐的飛機上一半座位都空著。我過去抵達孟買都在夜間，對這個城市沒有多少“空中印象”。這次我選擇了白天抵達的航班，還挑選了一個靠窗的座位，期待從空中一睹這個印度的傳奇城市。上午11點20分，飛機徐徐下降。我眼睛緊緊地盯著地面，我看清了，也震驚了，我看到的不是一個現代大都市的壯麗城廓，而是一望無邊、密密麻麻的貧民窟。我早就知道這個1 400多萬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還住在貧民窟，但從空中看到貧民窟如此巨大的規模，於我也是第一次，只能用“觸目驚心”四個字來形容。

出了機場，四個漢子一起湧上來要幫我推行李，我讓看上去比較面善的那位幫我推，隨後給了他50盧比的小費，坐上了一輛沒有空調、沒有收音機的“大使牌”出租車。可我沒想到，此時六隻手同時敲打起出租車的玻璃窗，沒有替我拿行李的那三個人也問我要小費。我的司機大聲對我說“別理他們”，一踩油門就把車開走了。我從車窗往後一看，那三個漢子正抓住收我小費的那位不放，顯然要從他那兒分出一杯羹來。印度的競爭看來真殘酷呀。 坐上出租車，行駛在通往市中心的大道上，司機問我，過去來過印度嗎？我說：“來過，二十年前。”他問：“你覺得印度變化大嗎？”我往窗外一看，大道的兩邊還是貧民窟，客氣地說：“有些變化，你們的機場正在擴建。”“一直說這條機場大道要拓寬，”他說，“但幾年過去了還沒有拓寬。”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兩邊的居民不同意。”我後來才了解到大路兩邊的貧民窟居民，已經被高度政治化地動員了起來，堅決抵制道路擴建。

在旅館安頓下來後，我馬上趕去火車站。我乘坐了孟買那種無門的城軌列車，從市中心的第一站Churchgate上車，一直坐到孟買城北的終點站Borivali,縱貫整個大孟買城區,但我一路上看到的竟然還是大量的簡陋屋和貧民窟，某些地段也有一些新建的樓房，象徵了渴望崛起的印度，但它們大都被包圍在汪洋大海般的陋宅之中。第二天，我約了印度朋友S君一起走訪了一個叫達拉維（Dharavi）的貧民窟，據說這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居住著100萬人，緊靠著孟買金融中心。坦率地說，這裡的居所哪能算是房子，它們是暗天無日的窩棚，人均居住面積只有2至3平方米，平均1 400多人一個廁所（另一說法是上萬人一個廁所），蒼蠅亂飛，老鼠亂竄，各種傳染病頻發。這個貧民窟還是孟買最大的廢品處理場：我看到無數打工者（很多是童工和低種姓者），他們把各種各樣的廢塑料、廢電腦、廢瓶子、廢罐頭、廢紙箱一一加以分揀，重新處理，這些人沒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碼的勞動保護用具，連焚化廢錫鐵皮的爐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鏡。 S君告訴我這里大部分勞工每日工作12小時，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週末也不休息，自己還要管吃。

孟買貧民窟裡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其中一部分是真心誠意地為貧民做好事，如辦學、行醫等，但另一部分則是黑社會組織，在貧民窟裡呼風喚雨，甚至控制了供水（這個貧民窟每天只有3個小時的自來水供應）、供電（經常停電），他們還與政客勾結，使孟買的貧民窟成為一些政客的穩定票倉。 血汗勞動、童工奴隸、專橫的黑社會，這一切不是發生在印度的窮鄉僻壤，而是發生在這裡，發生在印度的經濟、金融和文化中心，發生在“印度的上海”，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這個所謂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裡，人們對這類事情似乎已經麻木，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這類事情太多，數不勝數，法不責眾，大家都睜一眼閉一眼；二是這裡的勞工大都屬於低種姓，其他種姓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三是這裡很多的政府部門和官員腐敗成風，早被雇主收買了。

我問S君政府為解決貧民窟做了些什麼？他告訴我，1995年政府制定了一個計劃，五年內要改造孟買90萬戶貧民窟“住房”，但五年過去了，一共完成了6 000戶的改造（戶均5人，改造後的戶均居住面積為21平方米）。我怕自己聽錯了，又問了他一下，他乾脆用筆把這句話完整地寫在我的筆記本上。在《中國觸動全球》一書中，我曾寫到自己過去訪印的觀感：“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裡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德里、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已經絕蹟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通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這次訪印之後，我認為這些話一個字都不用改。

印度有一大批長於空談的政客，他們在競選時總是胡亂地向選民開空頭支票，什麼“五年後讓世界忘掉上海，只談論孟買”，以我對印度的觀察，孟買二十年後也達不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坦率地說，在這個印度最發達的城市，今天一半居民的居住條件還不如中國大部分的農村地區，還不如我們汶川地震災區的簡易房，真不知道孟買怎麼趕上上海，真不知道印度怎麼趕上中國。印度這幾年在軟件、服務外包、製藥等行業有長足的發展，說明了印度這個國家確實有巨大的發展潛力，某些方面的經驗也值得中國借鑒，但這些行業迄今所創造的就業機會有限，印度的人口增長又快，印度也因此而無法解決長期困擾自己的赤貧問題。 國內一些人主張學習印度的民主，甚至學習印度的貧民窟，認為這是尊重人權，我真想建議這些人去印度發達地區的貧民窟小住一兩天，親身體驗一下印度勞苦大眾的實際生活狀況，了解一下什麼叫“賤民”，什麼叫“滾地龍”，什麼叫“暗無天日”的生活，什麼叫“兒童奴隸”，什麼叫“黑社會民主”，什麼叫“沒有最起碼的尊嚴和人權”。其實一個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往往就像一把鐵尺，規範著一個國家公民社會的水準。印度如此低劣的發展水準，也是印度公民社會質量不佳的重要原因。

我知道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超過了印度，他們引用亞洲銀行關於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印度的數字來說問題。中國貧富差距擴大是一個事實，需要我們非常認真地處理，但印度的貧富差距確實遠遠大於中國。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基尼係數只計算人的收入差距，而不計算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等，中國的農民工絕大部分在家鄉都有自己或者親人的土地和私宅。而印度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從未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一旦流入城市，貧民窟就是他們的“天堂”。我希望中國有志於研究貧富差距問題的人，把土地、私宅這些資產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一些更有說服力的比較。 “貧民窟與孟買恐怖主義襲擊有沒有關係？”我問一位印度報社的資深編輯，他毫不遲疑地對我說：“當然有關係，我們孟買市內就有一個索馬里。孟買穆斯林的人口有200多萬，但大多數的穆斯林都貧窮，住在貧民窟，年輕人失業率極高，宗教極端主義在這裡有市場，不少人從事販毒，收買了孟買的警察和官員，而且與來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恐怖主義分子裡應外合。”我不知道這個分析是否準確，但我碰到的印度學者中至少一半人都同意這個觀點。

印度產生了一些世界上一流的企業家、科學家，我教過的印度學生也大都非常優秀，即使在條件如此惡劣的孟買貧民窟，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最底層的勞苦大眾為改變生活而辛勤勞作，我對印度的最終崛起並不懷疑，但前提是印度需要覺醒，需要認識到除非印度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和創新，否則印度很難真正崛起。可惜不少印度官員和學者被西方的不值錢的讚揚吹得飄飄然，真的以為印度擁有一種比中國更為優越的政治體制，很快就會在各個方面超過中國。我得出的結論正好相反，印度今天的所有問題都與其政治體制差勁有關。由於這個體制，印度無法有效地解決印度的“種姓制度”問題，特別是1.6億賤民無法真正獲得解放；也無法有效地解決婦女解放、土地改革、農村貧困、城市貧民窟、恐怖主義威脅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基本問題不解決，印度怎麼崛起？印度與中國的差距怎麼可能縮小？

我這次訪印期間，印度朋友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孟買恐怖主義襲擊這個話題，我第一次感到這麼多印度人都有一種無力感，因為這次危機暴露出印度太多的問題。警察不爭氣、情報系統不爭氣、政府部門不爭氣、官員更不爭氣，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義襲擊最多的國家之一，以孟買為例，從2002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較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2006年夏天，縱貫孟買南北的這條城軌就發生過大爆炸，造成了200多人死亡。但是到了2008年，印度上上下下的防恐意識仍然薄弱。 2008年11月恐怖襲擊發生後，印度精銳的反恐部隊，花了9個小時才抵達襲擊現場。我在尼赫魯大學講學，與印度學者討論中國發展模式，一位印度學者問我：如果中國碰到這樣的恐怖主義襲擊會怎樣應對？我說，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碰到這麼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襲擊，所以不好說，但我可以談一件事：2008年5月中國汶川發生了特大地震，震中在中國中部山區，遠離國家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但我們的軍隊在20分鐘內就啟動了救災機制，我們的總理在2小時之內，就坐在飛往災區的飛機上了，我們的醫療隊三四天內就覆蓋到所有1 000多個受災的鄉鎮，直接救助2 000多萬災民。另一位學者追問：“您是不是想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麼政治制度，最後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良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瑞士，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政治制度，如新加坡,中國在這方面雖有不足，但遠比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好；'劣政'可以是西方政治制度，如海地、伊拉克、菲律賓、剛果、格魯吉亞，也可以是非西方政治制度，如緬甸。”我回答完，會議廳內一陣沉默，會議主席說：“看來我們印度人也在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