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六、言論自由與井底之蛙

英國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英國今天成了世界上閉路電視監控密度最高的國家。美國也是最標榜自由的國家之一，但是美國機場的安全檢查已是世界上第一個採用“全裸”儀器的國家。美國的《愛國者法案》更是允許政府相關部門竊聽電話、查詢電子郵件等活動。儘管英國和美國有很多人強烈不滿這些侵犯個人隱私和自由的政府行為，但大部分人最後還是接受了這些措施，因為他們也意識到國際恐怖主義對自己生命所構成的威脅。從這個角度看，英、美這樣的所謂自由主義國家也已進入了“後自由主義”時代。 其實，這個世界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與責任總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戰後的西方主流自由主義思潮則認為讓人自由發展就是高於一切的，社會也會因此變得日益完善。至今西方持這種觀點的人還不少。但這種觀點忽視了人性本身的特點：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惡的一面不加以遏止的話，就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不加節制的人性可以非常貪婪，並給整個世界帶來災難。西方社會普遍的毒品氾濫和2008年金融海嘯，都是極端自由主義帶給我們的教訓。

歷史上，人們對“自由與責任”、“個人與集體”、“權利與義務”、“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這些問題的論述總體上還是辯證的。例如，《聯合國公民政治權利公約》中對自由的論述是既強調自由，也強調責任的。從中國人的哲學來看，這些概念都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之間取得某種平衡才好。但在美國主導的話語中，講自由、個人、權利等就是正確的，講責任、集體、義務就是壓制民主。這種政治觀點實在是非常膚淺。自由與責任中，一味強調責任確實會被獨裁者濫用，但反過來一味強調自由，也會被各種政客和犯罪分子濫用。 西方的一些大哲學家也是辯證地看待這些概念的。例如，康德是反對政治與道德分離的。洛克認定獨立的個體是社會契約的前提，但他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他不能接受“違背文明社會道德準則”的人。依我之觀察，美國的個人主義理念與道德的分離，結果越來越多地損害了美國的整體利益。今天美國社會的毒品、槍支和暴力氾濫。美國還有哪個大城市的居民天黑以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街散步？美國人口還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但監獄囚犯人數卻超過了中國。中國理念強調自由與責任的統一有利於扭轉當前西方世界過多強調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國家中立的立場。實際上，你只要看看長期居住在西方的華人，絕大多數華人都不能接受把自由推到極端的那種論述。即使是那些高度欣賞自由主義的海外華人，他們真正喜歡的還是過去那種經典的、倫理化的自由主義論述，他們很難接受今天西方社會那種極端自由主義。華人在西方的相對成功與他們既長於學習西方文化的優點，又能堅持自己民族的文化價值是分不開的。

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也對這類問題進行著深刻的反思，如英國前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作家理查德·科克（Richard Kirk）就撰文“西方文明面臨嚴酷的選擇”，指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沿著一條路走下去，是憤世嫉俗、侵略、冷漠、新保守主義和極端的自由主義。另一條路是……建設一個個人通過自我完善、孜孜以求、樂觀向上、理性、同情心、平等和相互認同而凝聚在一起的社會。”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也指出美國社會已在走向“巴爾乾化”，即極端個人主義使西方社會走向不斷的分裂。德國政治學家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面向未來》一書中也指出：“今天廣泛存在的個人主義、以自我為中心、謀求自我實現的生活方式，導致連人究竟還有沒有能力履行當父母所應有的任務和義務都成了問題。”

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某種意義上就是要把被西方主流觀點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過來。比方說，在很多國家，維持社會穩定本身就是保護人權的最重要條件。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百年穩定，非洲的現代化至少需要二百年的穩定。沒有穩定，根本就不可能有發展，人權也遲早要落空。但只要你講維持穩定，美國就說你要搞專制，這實在是荒謬的。穩定可以是專制獨裁的結果，但也可以是良政善治的結果，一個國家是否實行了良政，應該由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來定，不能由美國人來界定。西方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人權觀背後往往是自己戰略利益的考量，結果把很多國家搞得四分五裂，最後只能由西方從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來收拾殘局。其實，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最大特點就是人的自由度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從就學擇業到飲食男女，從住房買賣到養生休閒，從媒體言論到文化生活，中國人的自由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寬廣。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判斷，任何一個不懷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一點。當然，我們應該面向未來，思考我們在自由的問題上如何比西方做得更好。

2009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邀請我介紹中國變革的理念與戰略，其中一個核心話題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一位學者問我中國新聞業以後會不會像西方一樣開放。我說：“其實，任何一個國家的新聞開放都有一個度。比方說，美國不允許播放本·拉登的講話，英國不允許歌頌希特勒，日本不允許批評天皇，泰國不允許開國王的玩笑，所以在新聞自由的問題上，各國的差異主要是一個度的問題。也許中國媒體在某些方面開放度還不如你們，但總體上中國的新聞自由度越來越大，而且這種開放度還會隨著國家自信心增強而越來越大。但是面對未來，我們要問的問題是中國的新聞自由是否要以西方模式為標準，我認為不會。西方媒體有不少自己的長處，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但在幾個關鍵問題上，似乎處理得併不理想，所以我們要超越西方模式。”

首先，西方媒體如何解決自己被商業利益過多控制的問題。西方的媒體幾乎都被大公司掌控，結果產生了不少問題。比方說，美國的電視節目，甚至在播放精彩電影的時候，一刻鐘就打斷一次。我希望這種情況永遠不要在中國出現。另外還有涉及公益事業的報導，比方說，中國媒體以與報導奧運會幾乎同樣的篇幅來報導殘奧會，這對於促進中國殘疾人事業具有非常正面的意義。但是這樣的做法，在西方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殘奧會的商業價值遠遠低於奧運會。西方媒體報導中，殘奧會幾乎不存在，對它的報導大概連奧運會的萬分之一都不到。我個人認為中國這樣做是對的，因為它大大促進了中國普通民眾對殘疾人事業的了解，也使更多的殘疾人增加了自信心。在這類事情上，恐怕是西方要向中國學習的問題。

其次，從西方對中國的報導來看，我覺得西方媒體始終未能解決一個價值偏見的問題。以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台為例，凡提及中國的政治新聞，主持人總不忘提醒受眾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或者“共產黨國家”。坦率地說，這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報導西方的水平。那個時候新聞一提到西方，總要加上“資本主義”之類形容詞，結果大大影響了受眾對西方的真實了解。 我本人並不反對西方媒體著重報導中國的消極面。講句公道話，西方媒體報導自己國內新聞時，也是以消極報導為主的。但我感到西方媒體報導本國消極面的時候，比較注意核對事實，而報導中國時，則顯得粗糙得多，甚至忽視了一些起碼的職業操守。比方說，西方媒體報導2008年的拉薩暴亂，都採用了尼泊爾警察毆打藏民的照片和畫面，然後說中國軍人在毆打藏人。為什麼報導前不能多作一些核查呢？為什麼報導錯了之後，絕大部分媒體也未表示歉意呢？我覺得這裡恐怕還有個文化傲慢的問題。

第三，我把西方對中國的報導方法概括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也就是說你們對中國某一事件的報導和描述可能還算準確，但你們對中國各種報導綜合起來給人的總體印象往往是謬誤的，或者說與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感受差別極大。為什麼你們的新聞自稱是客觀的和自由的，但最後造成的總體印象會如此荒謬呢？這裡恐怕有個哲學理念上的差異，中國人的哲學觀總是從整體出發來看個體，西方哲學觀一般只注重個體，結果就造成了認知上的巨大差別。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英國廣播公司對英國和美國的電視觀眾作了調查，結果發現60%的觀眾認為中國人民是“受壓迫的人民”。我真是挺可憐這些英國廣播公司的受眾，他們無法獲得關於中國的客觀與全面的資訊。我說虧得中國今天有強大的國防力量，否則美國就要派大兵來解放中國人民了。這個例子至少說明西方主流新聞報導的水準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的水平。我建議，作為第一步，凡是派駐中國的記者一定要懂中文，否則怎麼可能真正理解一個不同的文化？第二步，報導一定要既看到樹木，也看到森林，特別是了解多數中國人對各種事情的感受，以避免誤導西方受眾。

第四，從新聞自由的理念來說，消極報導、批評性的報導似乎是西方推崇的新聞理念。但新聞的客觀性應該體現中國人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好的就說好，壞的就說壞，又好又壞的，就說又好又壞，為什麼一定要偏向消極面呢？即使報導壞的新聞，為什麼不能也報導光明的一面呢？這就像一個人生了重病，你可以從消極角度對他說，你可倒霉了，你快死了；但你也可以從積極角度說，好好養病，既來之，則安之，爭取早日康復。這也就是西方諺語所說的，當一個杯子裡有半杯水的時候，樂觀者看到有水的半杯，悲觀者看到沒水的半杯，這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西方媒體給人感覺似乎心裡有點陰暗，總喜歡強調沒水的半杯（現在國內一些媒體也有這個問題），為什麼選擇沒水的半杯就是客觀報導呢？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英國人脾氣古怪者多，除了與英國太陽少有關，恐怕也和媒體“消極報導綜合症”有關，我不知道這是否屬實。當然如果多數英國人都是這種價值偏好，我不持異議。但中國人一般喜歡陽光一點的性格，絕大多數中國人喜歡樂觀豁達的人，中國人看電影也大都喜歡給人以希望的結局，甚至大團圓的結局。這不是價值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歷史形成的集體價值偏好。這也許是“文明型國家”的獨特智慧，因為從歷史大趨勢來看，有樂觀向上性格的民族似乎更有未來。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惟一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與這種集體性格有關。

第五，談到新聞自由，我還想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中國與西方兩種不同的新聞觀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英國現在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帶有裸體女郎照片的小報《太陽報》，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時政類的《參考消息》。就我個人而言，《參考消息》比《太陽報》質量高無數倍。一位比較了解中國的英國學者也對我說，這個例子可以說明，英國將競爭不過中國。實際上，早在18世紀的時候，法國大哲學家伏爾泰就感嘆過英國式自由主義帶來的媒體低俗化問題。伏爾泰一方面高度讚賞英國的自由經濟制度和股票市場，他認為股票市場比許多國家的法庭起的作用還要好：不管是什麼信仰的人，一到這裡，大家就好像都信奉同一宗教（在他的故鄉法國，宗教迫害當時還是一個大問題），但同時他多次表示自己很難接受英國媒體的低俗化。

第六，與媒體低俗化相關的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自由主義價值觀對媒體教育功能的否定。自由主義傾向於否定政府在價值教育方面的作用，儘管英國今天還是西方世界中為數不多的有自己國教的國家。自由主義假設任何價值觀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價值上沒有孰高孰低之分，所以不能在一個社會強行地推行某一種價值觀，而是要確保價值多元化。我則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徵確實是社會多元化帶來了價值多元化，但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承，都有自己文化傳統形成的關於良知的共識。政府也好，社會也好，父母也好，提倡這種傳承和共識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願望，也符合民主的精神。 俄羅斯大作家赫爾岑在19世紀後期曾對自由主義價值觀作過頗為經典的評價。他在《往事與隨想》中是這樣評論英國經濟自由主義的：“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聽任人們每天餓死，也不敢限制濟貧院的自治權，還可以允許整個村子的人民在勞動中累死，或者變成呆小病患者。”赫爾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即政府的干預越少，一個國家的言論和精神就越獨立。他認為在英國，政府越不干預，民眾就變得越不能容忍異己，社會偏見就越是頑固。他說：“你的鄰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縫、家庭、俱樂部和教區，隨時都在監視著你，對你履行著警察的職責。”赫爾岑甚至挖苦說：“在一個保存著清教徒排斥異己傳統的國家裡，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達到多高的水平呢！”赫爾岑這番見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為什麼在蘇東劇變之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種族歧視、民族偏見、極端主義都變得更加嚴重了。我可以想像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時候，如果維吾爾族的媒體只替維吾爾族人講話，漢語的媒體只替漢族人講話，那麼更激烈的民族衝突將難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就是這樣解體的：媒體自由演變成了民族廝殺和國家解體的催化劑。此外，凡是在西方生活過的人，也都熟悉西方那種無處不在的“輿論的奴隸”，整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往往都是媒體和輿論的順民（conformists），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多。 台灣地區媒體自由化以後出現的情況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嚴肅品位的報紙破產了，花邊小道的《蘋果新聞》暢銷了。媒體在市場力量左右下的這種結局令人感到詫異。有人說，如果台灣過去是政治權威，現在是市場權威，那麼市場權威比政治權威覆蓋的面更廣，台灣媒體也從“威權時代的哈巴狗變成了民主時代的瘋狗”。實際上在整個東歐，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東歐劇變後的最大失落往往就是媒體的低俗化。不少受西方價值觀影響較深的中國知識分子到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最大的失望也是發現所謂民主國家的媒體原來是如此低俗。 西方所謂自由媒體對中國形成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我甚至認為無論中國人做什麼努力都很難改變這種偏見，因為很多東西是歷史形成的，比如，西方孩子從小學的課本中就讀到：中國占領了西藏，儘管所有西方政府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2010年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異見人士劉曉波無非又是這種偏見的一次表現，背後還有一種對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崛起的極度不安和恐懼，因為這種崛起已勢不可擋，西方話語霸權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終結。 這還使我想起了2009年在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時，一位德國漢學家對我敘述的一件事：他編譯了一本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想在德國一家主要報紙上發一篇評論文章，介紹這本書。但報社的編輯告訴他，除非是中國不同政見者的作品，否則德國讀者不會有什麼興趣。這位漢學家很驚訝地說：可這些作家在中國有無數讀者呀？那位編輯還是搖頭，認為德國讀者不會有興趣。 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中國人說“孤掌難鳴”，也就是說理解是雙向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想解釋，另一方根本不願意聽，那麼理解之橋永遠也不可能建成。這里關鍵是西方有沒有了解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意願，然後是這種意願的強度如何。依我之觀察，西方希望了解中國的願望長期以來遠遠低於中國希望了解西方的願望。正因如此，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有4億人學習英文，中國每年的出版物中20%為西方翻譯作品，在西方國家這個比例不到2%，中國先後有160萬青年學子去西方留學深造。 但話又說回來，這對中國就一定是壞事情嗎？我想不。我甚至覺得如果西方願意選擇把自己蒙在鼓裡，就讓他們自己繼續蒙在鼓裡吧，因為我們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由於我們對西方的了解遠遠大於西方對我們的了解，所以我們得以趨利避害，博取眾長，學習了西方的很多長處，壯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飄飄然，真以為歷史發展到了終點，結果卻陷入了越來越大的政治和經濟困境。他們好像最近才突然發現中國的競爭力竟是如此強大。一位歐盟官員曾多次對我說過：我們與中國人接觸時總發現，中國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從歐洲得到什麼，而我們對能從中國得到什麼從來都沒有清晰的概念。 當然，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國的願望正在迅速上升，學習中文的人也越來越多，中國也越來越不在乎西方媒體的偏見了。你該說的壞話都說過了，該造的謠都造過了，連在非洲的中國工人是監獄囚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玉樹沒有救災而是藏傳喇嘛在救災—這樣的謠言都出現了，但中國沒有被說倒，而是越來越強大了。西方國家最終是承認實力的。你發展起來了，西方就會開始想方設法地了解你。所以我們可以把理解中國的任務逐步交給西方，讓西方人自己來做，我們可以瀟灑一點。比方說，我認為沒有必要派代表團去西方國家介紹西藏問題。英國人從來不派團來中國解釋北愛爾蘭問題，法國也從來不派團來中國解釋科西嘉問題，美國也從來不派人來中國解釋夏威夷群島的歸屬問題。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來中國做調研。西方媒體還會繼續貶低中國，但我們對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後再看吧。如果十年還不夠，那就二十年，最後後悔的不會是中國。 法國學者高大偉（David Gosset）2009年2月在《亞洲時報》曾發表一篇評論文章，把拒絕客觀地看待中國的西方勢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這樣寫的： 中國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轉變。這一轉變影響深遠。 ……中國人對世界的濃厚興趣並不意味著他們忘掉或者捨棄自己的傳統。相反，對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或中國的世界公民來說，對外國文化的開放旨在重新解讀中國自己的傳統。實際上，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好奇，與回歸中國傳統和反思中國特性都是同時發生的事情。中國在向世界開放的同時，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國的文藝復興開放呢？如果西方認為自己沒必要向中國學習，沒必要學習中國古老的智慧、美學和價值觀，如果面對中國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還是拒絕質疑自己對經濟和政治現代性的臆斷，那麼西方真可能成為最後一隻井底之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