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三、高鐵奇蹟與中國標準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時乘了一回新幹線，親身體驗了一下這種像風一樣飛馳的高速列車。他深有感觸地對周邊的人說：“這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現在很需要跑。”可以告慰鄧小平的是：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跑，在追趕發達國家，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績。三十二年過去了，鄧小平乘坐過的日本的新幹線還維持在時速250公里，而中國自己開發的高速鐵路已經跑出了每小時394公里的速度，中國高鐵總里程也很快超過了歐洲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這種跨越式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震動。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相當不安地說：我們沒有理由讓中國擁有最快的鐵路。他想以中國的迅速崛起來激勵美國人的奮鬥精神。 從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角度來看，速度無疑是人類文明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西方歷史書上把1848年到1875年這段速度大提高的時期稱為西方的“經濟革命”時期：鋼鐵產量劇增，鐵路橫跨歐洲和北美，蘇伊士運河開鑿，新興大都市不斷湧現，上千萬的移民，英國工業革命達到頂峰，美國、法國、德國工業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展開，西方確立了領先世界的地位。今天，當中國高鐵伴隨著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當中國的三大世界級經濟圈通過四五個小時的高鐵連成一片的時候，當“四縱四橫”的高鐵網絡把大半個中國都連成一體的時候，它帶給中國的絕不只是速度的改變，而是中國人時空觀念的轉變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統一市場的形成，是全球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標準的逐漸出現。

中國高鐵發展的思路某種意義上也體現了中國模式背後的基本思路。我們建設高鐵的指導方針是：“引進先進技術、聯合設計生產、打造中國品牌。”我們先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優勢，通過談判讓世界四大公司轉讓部分高鐵技術；然後是組織自己十多万科研人員對引進技術進行消化、整合、創新，最終形成了超越西方水準的新技術和新標準，創造了中國品牌，使中國得以引領今天世界的“高鐵時代”。縱觀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這也是中國模式的戰略思路：既學習別人之長，也發揮自己優勢；在對別人之長進行學習、消化與整合的過程中，大膽創新進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東西，實現對西方標準的超越，並最終影響世界。 我前面提過的中國古代田忌賽馬的故事在這裡也適用。總體上，西方比我們強大，我們要追趕西方，如何做到呢？我們採用了田忌的辦法，即在自己總體實力不如對手的情況下，認清自己的相對優勢並把它發揮到極致，最後取得了比賽的勝利。 《孫子兵法》上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也是這個道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國的邏輯就是既向自己的對手學習，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並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對我們對手的局部的非對稱優勢，並通過這種不對稱優勢逐步擴大戰果，最終在比較多的領域中趕上甚至超越西方。中國高鐵的發展過程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這種以我為主、整合創新的思路在中國各項事業中都有所體現：

我們學習了西方的市場經濟之長，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結合中國強勢政府的傳統，提出了富有創新精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有市場支配資源的效率，也有社會主義保證宏觀平衡的優勢，從而使中國經濟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增長。 我們學習了西方的“數目字管理”，大大改進了我們各行各業的管理水平和運行質量，但我們也發展了中國的“宏觀整合力”。我們的宏觀整合與調控既在經濟形勢嚴峻的時候進行，也在經濟發展順利的時候進行，從而使我們較好地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開始的金融浩劫。 我們學習美國提高了經濟競爭力，但也力求避免美國體製過分依賴資本驅動所帶來的弊病。我們學習歐洲注重社會公平，但也力求避免歐洲模式存在的缺乏活力等弊病。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在探索之中，但總體思路已經形成，那就是創造一種能夠兼顧效率與公平，既能避免美國病，又能避免希臘病，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模式。

我們學習了西方私營企業的活力，從無到有推動了中國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同時我們也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清晰產權，明確權責，創造了多種體制互補的多元經濟。國企與民企的關係的總體思路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競爭又協作。雖然“國企”和“民企”也時有矛盾，但我們的總體思路既不是“國進民退”，也不是“國退民進”，而是“國進民進”，大家一起有分有合，各自把自己做大、做好、做強，也把中國經濟做大、做好、做強。 我們學習了西方的法制優勢，制定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的法律，大致形成了依法治國所需要的比較完整的法律框架和執法機制，但同時我們也注重開發自己的政法資源，形成了從民事調解到綜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國特色的政法機制。雖然中國在落實法治社會方面還面臨諸多挑戰，但我們的總體思路已經明確：繼續推動依法治國，同時也力求避免西方法條主義帶來的弊病，力爭建設一種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國家。

我們學習了西方個人自由和權利的理念，極大地擴大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但與此同時，我們力求繼續發揚中國人注重家庭和諧和集體權利的傳統，使得今天的中國社會既有個性張揚的活力，又不失中華文明特有的家庭親和力和民族凝聚力，這種中西文化的結合使我們較為順利地克服了許多其他國家難以克服的挑戰。 總之，中國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歸實踐理性，回歸中國人慎思明辨、兼收並蓄、和諧中道、綜合創新的傳統。沿著這種思路，推進各種改革和創新的成功概率就大。雖然中國還面臨許多重大的挑戰，但正確的思路意味著成功的一半。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在中國試驗成功的東西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和歷史背景，都有其成功的必然性。西方開始可能不承認你，但當你最終能證明你比他幹得好，就像你的高鐵建設得確實比他快、比他好，他最終只能對你刮目相看，他也不得不承認你，並向你取經。

這裡還要提及當年國內關於優先建設鐵路還是公路的爭論。一些人曾認為隨著汽車時代的到來，只要能夠建成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大家出行一定會首選高速公路，而鐵路的作用將逐漸式微，因為汽車的優勢是可以實現門到門的對接，遠比鐵路方便。他們引用的例子是在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鐵路客運都在萎縮，一些地方甚至開始拆除鐵路，中國為何不未雨綢繆，一步到位，直接把建設重點投向高速公路呢？各級地方政府建設高速公路的積極性也大於建設鐵路，因為高速公路沿線更容易帶動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招商引資，從而刺激地方經濟的迅速發展。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中國已經建成了覆蓋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高速公路網絡，高速公路建設也確實對地方經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我們的鐵路沒有衰落。恰恰相反，中國迎來了新一輪鐵路特別是高速鐵路的建設高潮。到2020年，覆蓋全國的高速鐵路網絡將基本形成。回憶這場爭論無非是要說明研究中國的問題一定要立足於中國的國情和民情。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光是每年“春運”的人數就超過美國、歐洲和非洲的人口總和，所以汽車+高速公路可以解決美國的交通問題，但解決不了中國這個超大型國家的交通問題。中國的交通發展必鬚髮揮各種手段的作用，形成自己獨特的交通運輸體系。 中國高鐵模式的成功還使我們看清了一點：一個事情，特別是涉及一種標準的確立，只要能在中國做成，就可以產生巨大的國際影響。今天美國、俄羅斯、巴西、沙特等大國都與中國洽談高鐵合作就是一個例子。說到底，當今世界最激烈的競爭是標準的競爭，無論是經濟、科技還是政治標準，都是如此。標準競爭有三種戰略，一是追隨者戰略，即採用別人的標準，跟在後面生產，這是價值鏈中最低端的；二是參與者戰略，即參與國際標準的製定，這明顯優於前者；三是領導者戰略，就是在國際標準競爭中成為領導者，讓人家按照你的標準走，這是利益最大化的辦法。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它具有巨大的標準原創能力。在國際政治中，西方一貫奉行領導者戰略，一直在全球範圍內推動“西方政治標準”，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因為西方有話語權，即使把別的國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為它推動的是所謂“普世價值”。在世界政治標準的競爭中，中國也將採取參與者和領導者戰略，這就是中國高鐵模式成功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今後十幾年將是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國標準”形成和發展的關鍵時期。所有真正關心中國和世界未來的人都應為“中國標準”的發展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