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一、迷信西方話語的代價

一位俄羅斯學者曾對我說過，1980年代後期，俄羅斯絕大多數的知識和政治精英都認同了西方話語。一些人甚至公開說，讓美國把蘇聯變成美國的殖民地都沒有關係，因為讓美國來殖民，蘇聯就可以轉變成美國的政治制度，並迅速成為一個發達富裕的國家。蘇共當時思想嚴重僵化，幹部隊伍暮氣沉沉，政治體制毫無活力，經濟困難危機四伏，整個國家人心思變。所以西方首先在心理上勝過了蘇聯。 我曾讀過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Anatoly Adamishin）寫的一本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後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裡感到美國人有理。他向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他高度一致，他也認為蘇聯可以通過美國的幫助而改善人權，並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蘇聯的垮台有種種原因，沒有令人信服的話語體係無疑是一個主要原因。不過後來的結果卻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經濟走向崩潰，國家走向解體。戈爾巴喬夫親自呼籲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蘇聯渡過難關，但這個要求被美國婉拒，隨後就是蘇聯的轟然崩潰。但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並在美國專家指導下推動“休克療法”，結果換來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腐敗也因此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我們一些知識精英有點像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執迷於西方政治話語，至今還認為西方標準代表了歷史的終點。他們認為我們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學習、接近，最終達到西方標準。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從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他們希望中國能盡快融入西方國家代表的所謂主流文明。一個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參與形成的，比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法體系，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我們則要謹慎對待。看一看前蘇聯的經歷就知道了：蘇共下台了，國家分裂了，但西方還是不放過，繼續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難怪俄羅斯駐北約大使乾脆發飆：北約先是要藉你的車庫，然後要藉你的臥室，最後要和你夫人睡覺，所以“我們不再容忍了”。他的話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羅斯人今天對西方的情緒。戈爾巴喬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寵，但他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始終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體過程也類似。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衝擊下，南斯拉夫知識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天真地以為只要實行所謂多黨制、言論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結果卻是內戰全面爆發，國家迅速崩潰，二十多萬人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釀成了二次大戰以來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必然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大多數南斯拉夫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中國這種“文明型國家”，如果採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踪，最後整個國家就會走向崩潰。當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台獨勢力、西方的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將會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西方文明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而最大的短處大概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缺少一點中國人“和諧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為人類歷史將終止於西方模式，西方將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麼可能會終於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歷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我由此而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總體上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並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其失敗的結局自然是預料之中的。隨著伊拉克戰爭和“顏色革命”陷入困境，隨著金融海嘯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們可以說“西方話語”現在處境非常不妙。 “後西方話語”時代已經開始。 中國崛起觸動了這個世界的許多敏感的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本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共同探索和建構“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和戰略，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