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二、中國模式可能勝出

1987年10月，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Janos Kadar）來華訪問，鄧小平與他會晤。當時東歐和蘇聯的動盪已經初現，鄧小平向他提出忠告：不要照搬西方的做法；不要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不要丟掉自己制度的優越性。我想卡達爾本人是讚成鄧小平觀點的，但他黨內的同事與他意見迥異，主張在匈牙利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使匈牙利變成“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室”。結果就有了後來的政治和經濟的“兩個激進”療法，即政治上激進轉型，由原來的共產黨體制迅速轉變為西方式的多黨制；經濟上採用激進的“休克療法”，由原來的計劃經濟迅速地轉向私有化、市場化。 二十年過去了，匈牙利的情況怎麼樣呢？ 2008年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做了民調，結果是：62%的匈牙利人認為現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達爾時期；只有14%的人認為現在是“最幸福的時期”，而60%的人認為卡達爾時期是“最幸福的時期”。我1989年訪問過匈牙利，二十年後又去了一次，我的所見所聞可以印證這個民調。關於匈牙利和東歐的情況，我在第七章中再詳談。

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對卡達爾講的三條意見，就是對中國模式總體思路的一個很好概括：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在這“三不”的基礎上大膽探索體制創新，大膽學習和借鑒別人的長處，同時也發揮自己的優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在應對席捲世界的金融海嘯中，中國又展現了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使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難怪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最近多次感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這場金融危機的最大受益者。為什麼中國能夠成為最大受益者？我認為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國通過自己的大膽探索和試驗，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這些特點也是我對過去三十多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而這些特點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特別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超級因素”。這些因素大致規範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規範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依賴，規範了中國模式的所有特點。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也有人嘗試著跳出這八個特點，但最後在實踐中又總是被拉回來，可謂“萬變不離其宗”，追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國家”的超強基因帶來了某種規範：一旦我們不照這個基因圖譜生長和發展，中國的發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敗。

中國模式的哲學觀主要是實踐理性，也就是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不斷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推動大膽而又慎重的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觀和中華文明擁有世界上最強的入世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注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今天的實踐理性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 實踐理性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 “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學者趙汀陽曾這樣概括中國哲學傳統的一個特點：哲學一般關心的問題是“to be”（即關心“存在”、“是什麼”的“存在論”）和“ought to be”（即關心“應然”、“應該是什麼”的“規範論”），而中國人有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它更關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麼因而是什麼”（to do thus to be），也就是以“做”、“幹”、“實踐”、“試驗”為基礎的“實踐論”。中國人不滿足於西方那種“存在論”和“規範論”的推演，而是把“實踐論”放在首位。中國改革實踐者也不滿足於西方話語中對“市場經濟是什麼”、“市場經濟應該怎樣”、“民主是什麼”、“現代性是什麼”等論述，而是力求通過自己的“做”和“實踐”來“格物”，來對現有的各種觀念作出自己獨立的評判。也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值真理”。

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製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實踐來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這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中國模式的這種政治文化邏輯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盪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偽“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全面崛起。

中國有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它有明確的現代化導向，能夠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戰略和政策。中國政府在發展經濟中的作用，從本質上看，也是人口、地域、傳統、文化這四個“文明型國家”的“超級因素”所決定的。自秦漢以來，在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裡實行的就是大一統體制，所謂“百代多行秦政治”，地方上搞的就是郡縣制，官員由中央通過考試考績來選拔任命，而不是像歐洲那樣的世襲貴族政治，應該說中國的文官制度領先了歐洲上千年。歐洲是到了啟蒙運動後才從中國借鑒了文官制度。 中國超大型的規模也意味著國家治理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古代的治水防災、戍邊征戰等需求使這種強勢有為政府的傳統延續至今。這個傳統與中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國情密不可分。以中國每年的“春運”為例，老百姓春節就要回家團圓，要探親訪友，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文化傳統。每年一個短短的春運就有超過20億的人次上路。 2010年春運的客運流達到25億人次。 25億是個什麼概念？這意味著把美洲、歐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個月內都挪動一下。除了像中國這樣一個比較高效運轉的政府體制外，沒有任何一種體制可以處理這種挑戰。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歷史中形成的政府權威，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政黨權威都被用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用來組織落實各種改革措施，用來對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進行協調。縱觀整個發展中世界，凡是採用了西方模式的國家，它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Karl Gunnar Myrdal）所說的“軟政府”問題。 “軟政府”的執行能力極弱，政府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政客們沒完沒了地扯皮，往往連修建一條公路的共識都難達成，更無法推動計劃生育政策，結果是國家的現代化事業舉步維艱，人民生活遲遲得不到改善，更不要說赶超發達國家了。 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但這個過程自然也是矛盾和衝突增加的過程，一個比較中性的、強勢的、有為的政府使我們成功地防止了不少國家變革中出現的那種社會失控和國家解體，減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矛盾與衝突。中國通過政府動員和勸導，大大降低了解決複雜矛盾的代價。中國今天具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行政組織能力，這從舉辦奧運會、世博會，應對金融海嘯的過程中可見一斑。這種能力對於中國最終成為一流的發達國家至關重要。

當然，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各級政府自身的改革任務也不輕。在如何進一步調整好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關係的問題上，在如何確保對政府工作的有效監督等問題上，我們還要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職能的轉化與弱化也要靠政府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大範圍地放權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較好地處理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有限的國家，這就容易引起圍繞資源的競爭，造成不穩定。另外，“百國之和”形成的巨大版圖使中國有著比一般國家複雜百倍的地域文化差異和民族文化差異，稍處理不當就容易引起各種矛盾甚至衝突。中國的穩定至今還受到內部分裂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的挑釁。多少西方勢力都在期盼著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台灣獨立、內蒙古獨立，期盼著中國會像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那樣解體。但中國強勢政府的傳統、中國人源遠流長的“大一統”情結以及正在形成的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等因素決定了西方這種企圖終會落空。

“文明型國家”的超大型規模也意味著其國內的不穩定因素一定多於一般國家。這種不穩定因素可能造成的破壞性也更大，所以“穩定壓倒一切”是改革開放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留給國人的偉大政治遺訓。他說過，“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還深有感觸地說過，“歷史給與中國發展的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亂了十幾年都恢復不過來”。這是鄧小平憑藉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經驗教訓總結後得出的深刻結論。 我自己也作過一個粗粗的計算，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最長的穩定時間沒有超過八到九年，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經濟停滯，百姓遭殃。最後，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以非常強勢的姿態來保持政治穩定，改善民生，我們終於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跨越式發展。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這是中國模式成功的關鍵。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文明型國家”裡，沒有穩定，什麼事都做不成。

但是，反過來看，“文明型國家”也展示了這樣一種文化傳承：只要國家保持政治穩定，並執行比較開明的政策，人民就會豐衣足食，社會就會繁榮富裕，因為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強的勤勞致富的傳統。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只要有了穩定，大多數中國人都能通過辛勤勞作，逐步富裕起來。中國文化中把“太平”和“盛世”聯繫在一起，就點出了這個道理。只要中國穩定了、發展了，很多存在的問題都可以在發展中逐步解決。當然我們有必要指出，穩定優先不是迴避或掩蓋矛盾，而是通過穩定來創造條件，從而更加有效地解決矛盾。 中國歷史上有數千年的民本經濟傳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也就是說人民是國家的基石，只有鞏固國家的基石，國家才能安寧，而民生問題解決得好壞，將決定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在過去漫長的自然經濟狀態下，“民以食為天”、“人人有飯吃”一直是中國歷代政府面臨的頭等大事。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壓力也是如何解決廣大人口的吃飯問題，後來提出的實現“溫飽”和“小康”目標，也是這種民本思想的延續。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定要以民生為大，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當作核心人權來推動，因為貧困，特別是赤貧，損害了人起碼的尊嚴和權利。從這樣的理念出發，中國大力推進民生的改善，特別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據聯合國統計，過去二十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佔世界脫貧人數的70%。世界上仍然有約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而西方模式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都被政客用於搞政治，搞互相爭權奪利的所謂“民主化”。結果是“大像打架，草地遭殃”，弄得民不聊生。 從“民生為大”的理念來看，即使一個國家推動政治改革，也應該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提升民生的品質，政治改革不應與改善民生脫節，改善民生本身也有利於創造政治改革所需要的條件，而政治改革最終一定要落實到政府能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能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西方推動“民主化”壓倒一切，結果造成了政治改革與民生改善完全脫節，造成了非西方國家無窮的動盪和戰亂。實踐證明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能凝聚社會共識於改善民生，而是把解決各種問題的希望寄託於激進的政治改革，畢其功於一役，其成功概率為零。激進的政治改革使人民產生過高的期望，導致政治參與爆炸，經濟社會陷入混亂和人民更大的失望。這種激進的做法在人口不足300萬的蒙古和人口不足600萬的吉爾吉斯斯坦都成功不了，更不要說中國這種13億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了。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情況復雜的國家，決策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信息不足，信息不足也意味著決策風險很大，所以中國決策者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傾向於減少風險，使政策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處在可控範圍之內。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比較注意發揮條條塊塊的積極性，比較鼓勵各種各樣的試驗，試驗成功了再推廣。中國的一些傳統智慧，如“摸著石頭過河”、“欲速則不達”等，也被用來引導中國的漸進改革。 另外，由於地大人多，即使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也沒有形成像蘇聯、東歐那樣一種非常完整嚴密的計劃經濟體系，這使得中國在改革的初始條件上比蘇聯、東歐更加領先一步。即使在當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仍然保持著許多自發、分散和無組織的活動，地區差異和部門差異都很大，隨著改革開放放鬆了控制，市場因素比較容易地自發成長起來。這些情況再通過中央政府的觀察和認可，逐步上升到改革開放的戰略層次，推向全國，這個過程也是漸進的。 漸進改革與“休克療法”為代表的激進改革不同。激進改革是以政治多元化為前提，結果造成了政治參與突然爆炸，完全破壞了原有的政治秩序；而漸進改革則是以維護政治秩序的穩定、確保政治體制的相對集中為前提的。我們拒絕了“休克療法”，推動了漸進改革。我們不是放棄現有不完善的製度，另起爐灶，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製本身，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續漸進，不斷糾錯，最後通過漸進改革的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這裡要補充的是，漸進不一定就是慢。恰恰相反，我們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是漸進的，但各項具體措施往往是立竿見影的。比如說，我們對外開放從建立四個沿海經濟特區開始，在總體戰略上，這是漸進，但就建立特區本身而言，我們很快作出了決定，很快開始了實施，效率非常之高，體現了漸進改革戰略指導下的中國速度與效率。 我們確立了比較正確的順序差異。改革不求一步到位，而是分輕重緩急。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形成了先易後難的清晰格局。我們總體上把改革看作是一個整體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先有後，一般的做法是先從成本較低的改革做起，形成增量，這樣阻力比較少而收益面比較大，這一步邁出後，再來處理存量改革。例如，我們的改革事業先從比較容易的農村改革開始，企業改革先從比較容易的擴權讓利入手，使受益方大大地超過受損方。這樣先走一步的改革為其他改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積累了經驗，減少了阻力，而且帶來了連鎖反應。農村改革的成功為城市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充足的勞動力和良好的示範效應，也推動了城市改革的開始。同樣，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增量，創造了競爭的市場環境，也推動了國有經濟存量的改革。 這種順序差異的背後是中國人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的傳統。在世界所有文明中，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和辯證思維能力大概是最強的。中國人認為解決任何一個問題都要有整體觀，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使我們做事情比較有戰略眼光，能分輕重緩急。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也因此而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順序格局：先農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絕大多數改革並不謀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現進兩步、退一步的情況，但總體上我們保證了改革的持續性，出現的問題得以逐步糾正，最後通過逐步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這種方法符合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的國情。 中國現在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經濟體製本質上也是一種混合經濟。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市場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 總體上看，我們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市場經濟支配資源的高效，也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比方說，有人認為土地要素需徹底地市場化，國家應該放棄對土地的控制權，這才是市場經濟。但中國人均耕地面積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土地私有化帶來的最大可能就是土地迅速向少數人集聚，造成廣大農民失地而陷入貧困。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革命者的理想都是“耕者有其田”。我們現在沒有效法西方的主流模式，而是把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開，把宏觀整合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結果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進程、最大的房地產市場、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和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網，實現了高於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率，絕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也大為改善。 隨著“溫飽”、“小康”目標實現，中國日益現代化，並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基本掌握了西方的“數目字管理”，有些方面比西方做得更好。與此同時，中國還發展了自己的“宏觀整合力”。這種“宏觀整合力”的基礎包括了國家對土地、金融、大型骨幹企業的控制權，包括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也包括了大力推動民營經濟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中央政府發揮著對這個超大型國家提供宏觀指導和保證穩定平衡的作用，而各級地方政府通過稅收、土地和政策等資源，吸引投資，推動了地方的就業收入和社會繁榮，最後促進了整個國家的迅速崛起，可以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這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也可以追溯到秦漢的“郡縣制”，追溯到王安石的垂直控制的“郡縣”思路和司馬光的地方與地方鄉紳互動，追溯到毛澤東提倡的“兩條腿走路”。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一個省的人口往往就等於歐洲十來個國家，所以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地方政府體系。正因如此，如何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保持整個國家的宏觀穩定，一直是中國“文明型國家”治理成功與否的關鍵。 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中國經濟奇蹟的最大秘密就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特別是“縣際競爭”，因為土地使用權的決策主要在縣一級的政府，“通過承包責任合約的擴張……政府機構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合約安排，佃農分成於層層承包的串聯”，產生了“令人敬畏的經濟力量”。經濟學家史正富也認為中國的“三元主體”（中央領袖、部門科層、地方政府）良性互動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所在。他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只有“二元主體”（中央領袖和部門科層），結果造成了部門科層出於既得利益總是抵制改革，最後改革事業全部半途夭折。相比之下，由於中國版圖如此之大，地方政府也成了經濟發展的利益主體，從而突破了“二元主體”帶來的僵局，實現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當然“三元主體”也有自己的缺點，特別是如何解決政府“尋租”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但不容否認，“三元主體”對中國整體進步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遠遠大於其缺陷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我們應該在肯定“三元主體”成就的前提下，對之進行完善。我們不要削足適履去迎合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教科書上的教條，而是要通過對中國模式的考察和研究來改寫西方的教科書並撰寫自己的教科書。實踐證明，中國各級政府的作用本質上是中國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但這種作用也應該有更為清晰的邊界，其存在的缺陷也應該在今後的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似乎總需要有某個東西，比市場經濟學站得高一點，比公司站得高一點，比個人站得高一點，才能把這麼個“文明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事務治理好，才能把方方面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才能實現中國經濟“讓人民滿意”這種中國特有的目標。這個東西大概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那種“踱踱方步”，那種中國人特有的整體考量和戰略思維能力，以及與之匹配的了解“民心向背”的比較中性和強勢的政府。如果“文明型國家”沒有這一切，如果中國模式失去了這一切，那麼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前途就不容樂觀，甚至在全球競爭中優勢喪盡、全盤皆輸。 從歷史傳統來看，中國自秦漢一直到明代鄭和下西洋都是相當開放的。開放、互動、交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也向世界傳播了中華文明。但是鄭和下西洋之後的明朝皇帝下令封海，從此中國走向了封閉。如果當時中國保持對外開放，中國至少不會錯過工業革命，那麼整個世界的歷史恐怕就要改寫了。 鄧小平推動的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獨具特色：先是沿海開放，後來是沿江開放、沿邊開放，然後是整個內地的開放，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東西南北中全方位開放的格局。冷戰時期，美國有意識地把前蘇聯陣營排除在世界市場之外，而斯大林推行的“兩個世界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正中了美國下懷。鄧小平的戰略不一樣，他認為中國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所以他大力推動中國全方位開放，融入國際市場，參加國際競爭，在國際競爭中改進自己，發展自己，並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經驗，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這種高度開放政策背後的自信心也來自中國的歷史傳承：中華文明只要對外開放，就可以煥發活力，推陳出新。歷史上是這樣的情況，今天還是這樣，今後還會是這樣。對外開放激活了中華文明的所有要素，使中國這個“文明型國家”通過國際互動、借鑒、碰撞、競爭而面貌煥然一新。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使我們更好了解了外部世界存在的種種問題，使我們確立了更多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覺，中國智慧可以為人類作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對外界的吸引力顯然已經越來越大。我們做到了既能順勢發展，又能逆勢前進。俄羅斯經濟學教授波波夫（Vladimir Popov）在2006年9月就這樣評論過中國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家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因為這種模式引發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輪增長，這種模式與美國開出的西方民主和新自由主義處方可謂背道而馳。”塞內加爾總統阿卜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也指出：“雖然西方國家抱怨中國在推進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緩慢，卻無法掩蓋中國人比批評者更具競爭力、更有效率、更能適應非洲商業環境的事實。不僅是非洲需要向中國學習，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美國前財長薩默斯也感嘆：再過兩三百年，歷史學家會發現，“9·11”事件、伊拉克戰爭都不重要，21世紀惟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國的崛起。 當然，在看到中國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因為中國模式本身還在發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乾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發育不足；我們某些領域的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一些行業的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許多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最終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發展的良機。中國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把所有的問題都當作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模式是一種最不壞的模式，也就是說，這個模式雖有缺點，有些還相當嚴重，但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發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別是你把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與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西方1980、1990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一個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結果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分別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 “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後來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二十年，美國今天也嚐到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給它自己帶來的災難。回想起來，如果中國沒有自己的主張，未能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是盲目地跟隨西方，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對中國可能是滅頂之災。 過去三十來年，中國已經大體上摸索出了一條自己走向現代化的路徑。在一個人口比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保持了穩定，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還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開始的金融浩劫。縱觀世界任何國家，能夠取得其中一項，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但我們幾乎全部實現了，這就是中國模式成功的證明。 中國模式是在大規模國際互動與競爭的過程中形成的，所以它充滿了生命力和競爭力。中國模式的具體做法在世界上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其背後的一些理念，如“實事求是”、“民生為大”、“和諧中道”、“整體思維”等對世界很多國家都會有啟迪，對解決許多世界性的問題都會有幫助。這一點我在下一章中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