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一、危機帶來的思考

中國崛起的背後是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東亞國家和地區都曾受到了中華文明，特別是儒家文明的輻射（我們甚至可以用“儒家文明圈”或“筷子文化圈”來形容東亞的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國發展模式自然與“東亞模式”在很多方面一脈相承，也可以說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所謂“東亞模式”主要指的是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採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乾預，實行赶超戰略，儘管也存有不少問題，但這些社會大致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 2008年起源於美國的金融海嘯又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重新審視“東亞模式”、“中國模式”及其相關的一些問題。與“四小龍”相比，中國也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起飛，同時還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刻轉變。中國是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所以中國崛起的模式自然具有“四小龍”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也將更為深廣和久遠。

“東亞模式”曾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而備受爭議，這種爭議也包含了對“中國模式”的批評，因為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遭受重創。在分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時，不少人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即政府過多地主導經濟引起了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錢權交易和泡沫經濟。但我認為有必要作一個區分：上述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他國家都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東亞模式”。他們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沒有實現質的飛躍，其政府乾預的前瞻性、連貫性和科學性等方面遠遜於“四小龍”，後來又茫然跟進美國金融自由化的主張，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使這些國家最後深受危機之害。但當時很多東亞的學者也指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並非“權貴資本主義”，而是“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即缺乏監管的國際金融市場使美國和西方的金融炒家可以興風作浪，大發橫財。現在回頭一看，如果當時美國金融監管部門能聽取這些忠告，今天美國的金融海嘯也許可以避免。

“四小龍”中受1997危機影響最大的是韓國。韓國的政府乾預型發展模式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的“明言”或“暗示”貸款給和政府關係密切的大公司，但韓國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隨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抬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1990年代初又實行了資本市場自由化，政客們忙於黨爭，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了危機的重災區。 但即使這樣，韓國在1997年危機之前已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上的質的飛躍，韓國和坦桑尼亞的發展軌跡可以說明這一點：五十年前，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還略高於韓國，但現在兩個國家有天壤之別。韓國可以算是一個中等程度的發達國家，而坦桑尼亞還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換言之，“東亞模式”雖然有其弱點，也遇到過挑戰和危機，但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方面，戰後其他發展模式與其還無法相比，“東亞模式”的歷史地位也因此而得以確立。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和西方一些主流學者試圖全面否定“東亞模式”，進而也否定“中國模式”。美國主流觀點當時替亞洲國家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推動全面市場化，反對政府乾預拯救經濟（與美國現在自己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動全面民主化，以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甚至說：這場危機“是對不實行民主國家的一系列懲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起源於美國這麼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而且美國這麼“優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對危機的爆發毫無察覺，對危機處理不當之處也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瑪蒂亞·森先生現在該怎麼解釋這一切。依我之見，美式民主體制中資本力量影響過大就是這次危機的主因之一。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瑪蒂亞·森的句式這樣說：這場危機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實際上，市場與民主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所有國家都可以結合自己的國情加以採用，但一旦某些人把某種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場製度推向了惟一和極端，這就與宗教原教旨主義無異，其信徒會失去理性，結局自然不好。今天世界上很多問題，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小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慘敗，其深層原因都在於此。

有意思的是，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在採用“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起飛之後，轉而採用美式民主模式，結果卻令人跌破眼鏡。 2009年的亞洲政經風險顧問公司的報告認為台灣地區的腐敗程度高於大陸，雖然台灣地區有人不服這個排名，但台灣地區“民主化”之後，黑道和金錢大規模介入政治，民主制度迅速市場化是不爭的事實。馬英九現在力求通過與大陸的經貿合作來扭轉台灣地區經濟下滑的頹勢，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否則台灣地區經濟無路可走。韓國“民主化”之後的許多問題也與台灣地區類似，還不幸地成為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重災區。韓國今天主要是靠中國經濟的帶動才走出危機的。 “權貴經濟”問題不容忽視，需要我們認真解決，特別要注意從制度上來解決。但這次金融危機也使我們看到美式金融腐敗對美國本身和整個世界造成的禍害。美式金融腐敗可被看作是“第二代腐敗”的典型。如果說第一代腐敗指的是那種“回扣”、“走私”、“紅包”之類的“不文明”的腐敗現象，那麼第二代腐敗則比較隱蔽、比較“文明”、比較道貌岸然。它與第一代腐敗的關係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係：“不文明”的腐敗，像傳統武器，用大刀砍人，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野蠻，而“文明”的腐敗，很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現代兵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和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現代武器對生命的摧殘力其實超過了傳統武器。

“第二代腐敗”有幾個特點。一是高欺詐性。華爾街投資銀行竭盡想像力，操縱金融槓桿包裝各種衍生金融產品，推出各種奇異的“創新組合”的“金融魔術”產品，只要產品可以上市並能騙來超額分紅就好。二是美式的政商勾結，錢權交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兩房這樣的大公司可以砸重金“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以獲得“遊戲規則”上的好處，而議員則可以打著推動“居者有其屋”的旗號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其他好處。三是大規模的監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監管系統和信用評估系統都成了可以發金融財的地方，許多金融機構的舞弊行為被“選擇性忽略”，無數的劣質金融產品被評為了3A級金融產品，再推銷給各國投資者，結果禍害全世界。四是鑽法律上的一切空子，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法律灰色領域來牟取暴利，損害公眾的利益。光是那些逃避法律責任的詭詐營銷手段就使多少受害者傾家蕩產，卻又欲哭無淚，因為他們都在自己也看不懂的“金融魔術”合同上簽過字（這也說明，我們千萬不要低估法條主義可能造成的危害）。五是支撐這一切的“利潤歸自己，代價歸社會”的貪婪理念。

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學者丹尼爾·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對這一類腐敗作了研究，當他把政治獻金、金錢遊說等因素也包括進去，對世界102個國家的腐敗情況重新進行排名，結果發現美國不是“低腐敗”國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較嚴重的腐敗國家。如果從金融腐敗本身及其給全世界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來看，美國金融腐敗可以穩拿“金牌”。美國家庭中位淨資產也因此而縮水了25%，跌到了2004年的9.3萬美元的水平，這已經低於中國發達板塊的多數家庭的淨資產。正是這種有諸多缺陷的體制使美國公眾對美國的體制產生了信心危機。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最新的“普遍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國人中對體制“很有信心”者原來就不高，現在則一路走低：

（資料來源：2009年3月28日《經濟學人》）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紐約時報》上也撰文指出:“1999年的時候，美國決策層幾乎都認為美國有誠實的公司會計，這使得投資者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並迫使管理人員採取負責任的行為，結果形成一個穩定的、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所有這一切有多少是真實的呢？真實佔多大的百分比呢？結果是零。”克魯格曼感嘆這種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國過去十年的“就業增長為零，百姓收入增長為零，股市增長為零”。 國內一些學者喜歡談論經濟和政治的“轉軌”，而其中一些人心中“轉軌”的參照係就是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但美國的金融海嘯以及美國公眾對自己體制的信心危機說明：美國體製本身的改革任重道遠。有些人把美國的製度吹得天花亂墜，還要中國去效仿這種公眾信任度如此之低的體制，這何以服人？中國體制有自己的缺點，但一直在進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也找不到一個十年內就業增長、百姓收入增長、股市增長均為零的地方。但有些所謂精英就是中了那個邪，怎麼也自信不起來，眼睛裡只有美國模式。中國有句古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標準就是美國這個有諸多缺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那你最後得到的恐怕連他的一半都沒有，還會把自己的優勢全部丟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就是取百家之長，超越美國模式，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動符合中國民情國情的製度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