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四、重新認識中國

與西方相比，中華文明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傳統。西方沒有這種傳統，而更多的是“三人行，我必為師”的傳統，但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談論重新認識中國、甚至向中國學習的觀點開始多了起來。 2009年1月18日，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芬蘭前總統馬爾蒂·阿赫蒂薩里（Martti Ahtisaari）在布魯塞爾主持了一場非洲危機治理的研討會，提出幫助非洲要有新思維。他的機構邀請我去講解中國發展模式。我講完後，阿赫蒂薩里說我講的內容給這個會議帶來了一些“震動”。當天晚上，芬蘭駐歐盟大使為與會者舉行了一場小型的工作晚宴。阿赫蒂薩里作了個單刀直入的發言，他說：“非洲很多問題的解決，需要新思路。我想了一下張教授今天下午講話的內容。我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也許可以這樣來概括：中共的政治局就像一個董事會，總書記就像是董事長，總理就像CEO,中國治理國家的方法很像治理一個公司的方法。”他隨即讓我作個回應。我說：“我們確實思考過這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沒有一個公司通過一人一票選CEO,因為這樣做的話，公司就要破產。所以政治體制的設計一定要考慮國家的治理。民主的核心是體現人民的意志，實現國家的良好政治治理，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為選舉而選舉。”

坐在我邊上的英國資深戰略學者羅伯特·庫珀（Robert G.Cooper）有點不以為然，問我：“難道中國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則嗎？”我說：“我們很重視這些原則，但我們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傳承，這種傳承的一個核心是'民心'的理念，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另一個核心是'選賢任能'的理念，即治理國家必須靠人才。”阿赫蒂薩里接著說：“我多次訪問過中國，而且也告訴我見到的朋友：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度，中國與蘇聯是不一樣的國家。中國人做起事情來有自己的思路和方法，我們要善於汲取中國人的智慧。”在場的埃及前駐美大使哈加格說：“我年輕的時候曾在開羅見到過來訪的周恩來總理。他當時對埃及領導人提出的忠告，我今天都記憶猶新。”來自中非共和國的資深學者薩瓦納說：“我也認為治理國家關鍵是要有優秀的領導人，而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優秀的領導人。我們國家有個笑話說：中非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引來了所有鄰國的妒忌。他們就去問上帝：為什麼您創造世界的時候把最好的東西都給了中非？沒想到上帝是這樣回答的：你們不用擔心，我雖然給了他們資源，但沒有給他們好的領導人。”大家都笑了。一場晚宴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成了一場探討重新認識中國的朋友聚會。

隨著中國的崛起，海外關於如何認識中國的文章也越來越多。 2009年11月13日的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談美國向中國學習的文章。文章說“擁有五千年曆史的古老中國在經濟危機中仍然保持活力，而'年輕'的美國卻顯得年邁虛弱，經濟陷入不景氣的泥淖中”，並提到了今天的中國有五個方面值得美國學習。這五個方面是： 1.明確大的發展目標，以舉國之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文章指出“美國政府財政方面已接近破產，今年的預算赤字超過一萬億美元”。美國“顯得缺乏遠見，沒有向未來投資的長远战略……而且即使美國想搞基礎設施建設，也會遭到反對”。文章引用美國駐華商會前會長麥健陸（James McGregor）的話：“我們可以從中國學到的重要一點就是確定目標、制訂計劃並動員全部力量來推動國家發展。”

2.投資教育,注重人才的戰略性培養。雖然中國應試教育問題嚴重，產生領軍人才和創新人才的機制不暢，但這篇文章註意到中國整體勞動力基礎教育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數學和科學教育的重視。文章稱：“我們也需要這樣做。中國的小孩已經走在我們子女的前面。” 3.尊老養老的文化使得中國社會有很強的凝聚力。中國文化中“父母培養子女，子女反過來照顧年邁父母的模式千百年來一直在持續，已經變成一個文化傳統”。文章提到，這種傳統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好處：老年人幫忙帶孩子，孩子長大了也照顧父母，使中國的家庭和社會更有凝聚力和親和力。文章指出：美國是個人主義社會，老人很孤獨，美國療養院系統現在不堪重負。 4.健康的儲蓄習慣。文章提出美國人應學習中國人的儲蓄習慣。金融危機其實已經開始改變美國居民的儲蓄習慣。美國家庭儲蓄率已從0提高到了4%左右，而中國的相應比率則超過20%。文章認為個人財務穩健使中國國家銀行體系擁有更雄厚的財力，可以確保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而資金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5.民眾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命運。文章感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改變了無數普通人的命運，從農家孩子到軟件工程師，從一貧如洗到千萬富翁的例子比比皆是。 細看這五個方面，其實都是中國“文明型國家”的特徵：舉國之力實現大目標的背後是我們強勢政府的傳統；注重教育是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尊老愛幼是中國孝敬文化的延續；儲蓄習慣反映了中國人勤儉持家的生活方式；努力改變自己命運更是中國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也涵蓋了中國舉賢才不分高低貴賤的儒家傳統。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傑·科恩（Roger Cohen）也於2010年1月2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一黨民主制度”的文章，談到他不再嘲笑“一黨民主制度”。他認為這有幾個原因：一是中國人有很強的家庭觀念。在中國，“你能看到祖父母和孩子們之間那種最自然的關係；你能聽到在沿海城市工廠裡的年輕女工在談論把她們一半的薪水寄回家裡，也許在四川農村的父母正等著這些錢給蓋第二層樓呢”。他承認自己受到了震動：“我的錢也是我家裡的錢，這個概念對我很新鮮。在目睹了美國社會原子般的分化之後，我感覺中國人是凝聚在一起的，因為在美國老人通常會被子女'遺棄'而不得不自己照顧自己。”二是中國今天能專心致志地做事，能不分心地做大事。三是中國的經濟前景燦爛。中國的城市化才開始不久，“中國計劃在未來5年新建97座機場和83個地鐵系統”。四是“一黨民主制度”看似很矛盾，但看到中國今天的成績，“我不會再嘲笑這個理念了，'和而不同'畢竟是中國的一個古老思想，無數個中國家庭每天都在實踐這個思想”。他還說其實美國兩黨競選在初選階段也是一種“一黨民主制度”。

2009年1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來華訪問，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評論，標題是“低調的超級大國”，文章說： 美國總統行程安排有一個巧合之處，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3個小時的會面結束後，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被安排參觀北京故宮，在其參觀北京故宮的同時，捷克居民正在慶祝開啟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學生抗議二十週年。如果說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與東歐共產黨統治的瓦解，迎來了一個無與倫比的美國主宰時代的話，那麼二十年後奧巴馬的首次訪華，可以說標誌著又一場一代人的全球強權政治革命。此時此刻，一切都變得毋庸置疑：全球正轉向一個真正的多極世界。十年後，讓歷史學家感興趣的，將是此次行程的實質內容，而非基調。奧巴馬實際上邀請中國政府成立一個兩國委員會，藉此推動雙方在應對全球最重大問題方面形成共同立場。沒有其他任何國家接到這種邀請，也不太可能得到這種待遇。上週在北京，奧巴馬正式承認，在當今世界，沒有中國的幫助，美國能辦到的事情相當有限。

為什麼沒有中國的幫助，美國能辦到的事情相當有限？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和綜合實力的迅速增長及其產生的全球影響。今天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都是中國；日本和韓國走出經濟衰退主要靠中國市場的拉動；中國還迅速取代了美國成為拉美主要國家（巴西、智利等）的最大貿易夥伴，進而也帶動了拉美經濟的發展。 2008—2009年拉美與其他地區的貿易量紛紛下跌，惟有與中國的貿易額迅速增長。中國在非洲的貿易和投資都在飆升。 2010年外向型經濟的德國開始成為帶領歐洲復甦的火車頭，但這期間，中國成了德國產品的最大進口國，促進了德國經濟的率先復甦。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影響力將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外交、文化、軍事等無所不包。西方正在重新認知中國，但這個過程才剛剛開始。我們也希望這種新認知越多越好，越客觀越好，我們也鼓勵西方的這種努力，但我們亦了解西方的局限，所以也不抱太多的幻想。西方能理解中國固然好，若還是秉持偏見，那也沒辦法。中國還會繼續走自己的路，走向更大的輝煌，一個“文明型國家”可以有這份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