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四、GDP悖論
中國人有GDP情結，但又老是被GDP困擾，所以我們需要花點篇幅再談談這個問題。中國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說中國崛起了，就說中國經濟的總量和綜合實力已達世界第二；說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就用按官方匯率折算出來的人均GDP,那麼中國還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低於阿爾巴尼亞云云。不過我五年前去過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和港口城市杜拉斯，其繁華程度不如中國沿海地區的任何一個地級市。中國已經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們在人均GDP問題上應該給國人一個實事求是的解釋。
讓我先回憶一段與GDP有關的經歷。 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亞最大城市拉各斯講學。在拉各斯的旅館裡碰到一位剛訪問了赤道幾內亞的中國商人，我們聊了起來。我問他赤道幾內亞和尼日利亞比較，哪個國家更好一些？ “那當然是尼日利亞。”他很肯定地告訴我。我說：“怎麼可能呢？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可是2萬美元，而尼日利亞才2千美元。”他告訴我，“拉各斯不管多麼破破爛爛，但至少有自來水，可赤道幾內亞首都大部分地區沒有自來水，沒有污水排水系統。最可怕的是瘧疾，在赤道幾內亞常駐的中國人，包括歷任中國大使在內，沒有不得瘧疾的。”他接著跟我描述患非洲瘧疾的恐怖：“高燒，渾身痛，腦袋像要爆炸，人都恍惚了，真想撞牆尋死。”以我自己的觀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至少落後三十年。如果這位中國商人所述屬實，我可以想像赤道幾內亞的落後程度，但北京2009年的人均GDP才1萬美元，赤道幾內亞的人均GDP已是北京的兩倍。
如何解釋這種有悖常理的現象？其實原因並不復雜：1970年代中期，赤道幾內亞突然發現了石油，但這些資源都控制在總統及其幾個親屬的手中，接著外國公司來那裡投資開發石油，所以這個貧窮的小國就突然有了人均GDP 2萬美元的虛名。靠資源“一夜暴富”，但這種“富裕”沒有給人民帶來自來水，沒有帶來污水排水系統，沒有帶來就業和中產階級，其國家的財富完全控制在極少數人手中，所以人均GDP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我可以打個比方：假設北京市現在人均GDP最高的區是朝陽區，最低的是延慶縣，但某日延慶縣突然發現了大金礦，之後又有大公司來投資，而延慶縣的人口又比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超過北京的朝陽區。所以當我們考察一個地方的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時，一定要考慮多種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水平、醫療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壽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點的是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因為它包括了一些社會指數，但這個指數也有自己的問題，例如，其中的人均GDP比重過高；未考慮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國人最大的資產所在，所以用它來衡量中國也欠準確。
2009年夏天，我曾在日內瓦參加過一次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辦公室（HDRO）召開的研討會。許多與會者都對人類發展指數的編撰方法提出了批評。俄羅斯代表認為報告使用的數據必須更加公正，編寫報告的過程應該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認為現在的國家排名方法不科學。他認為應該按照可比程度把國家進行分類後，再來進行比較，比方說，資源稀少的窮國和資源富裕的富國放在一起比較說明不了什麼問題。伊朗代表認為應該設計出一種指標，把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機、糧食危機、燃料危機等，對一個國家造成的損害也融入發展指標體系。中國代表則認為應該“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爭議的指數和計算方法，重視吸收借用廣大發展中國家日益豐富的發展知識和成功經驗，更好地反映人類面臨的各種發展挑戰”。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的負責人最後也承認，這個指數係統確實存有爭議，只能通過大家的努力不斷地加以修正和完善。換言之，即使對於國際組織的指標體系，我們也要用實事求是的眼光來加以檢驗，並慎重地使用。在指標體系上，中國學者應該作出自己原創性的貢獻。
此外，我們還要了解一下計算GDP的兩種主要方法，一種是按照官方匯率來計算，另外一種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我們現在的統計還是沿用第一種方法，而我個人一直認為購買力平價法才能相對準確一些，因為國際上普遍認為官方匯率低估了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用購買力平價法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的實際狀況。我前面已經舉了在日本餐館吃飯比中國貴10倍的例子。我還可以拿歐洲的理髮價格來作一個比較。歐洲一個男孩子簡單理個發需花20歐元，在中國一線大城市，這樣理個發大約20元。 2009年初歐元對人民幣的官方匯率是1歐元等於10元人民幣，那麼歐洲男孩子理髮需人民幣200元，按照當時的官方匯率來計算，歐洲男孩子理髮這一項活動所創造的GDP就是中國的10倍，所以官方匯率計算的GDP容易造成對各國實際經濟規模的嚴重誤讀。
鑑於這個情況，國際上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採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GDP，也就是通過對不同國家一攬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來計算出一個國家貨幣在本國的實際購買力，然後在實際購買力的基礎上進行跨國比較，以糾正匯率計算方法可能帶來的扭曲。當然即使採用購買力平價，也不一定能保證準確地比較，比方說，所選的一攬子商品的質量差異就不容易比較。但總體上，購買力平價相對於官方匯率，似乎更為準確。也許中國以後可以同時公佈用官方匯率和購買力平價兩種方法計算出來的GDP，這樣有利於國人和外界更加客觀地了解中國。
我個人並不介意在某些場合繼續使用官方匯率計算法，它也許有助於我們保持那份謙虛向上的精神。中國人習慣了以靜制動，以退為進，所以中國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時我也認為，我們對於自己的真實實力一定要有個比較準確的把握，既不誇張，也不縮小，從而給國人和外界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介紹。況且採用購買力平價有利於糾正現在統計中的一些偏差，從而避免中國自己的決策失誤。比方說，按照官方匯率的計算，中國的外貿佔GDP的比重達60%—70%。這個數據顯然誇大了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中國外向型經濟加大了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這是事實，但我個人認為不可能達到這個程度。在外貿依存度的統計中，對外貿易額是根據官方匯率和美元計算的，而中國的GDP是根據人民幣計算的，這樣一來，外貿的比例自然被放大了許多。
採用購買力平價也有利於防止外國勢力誤判中國，有利於避免地緣政治危機。安格斯·麥迪森就談過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當年誤判了中國的實力，這可能導致了他後來與中國在香港政治改革問題上的衝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經濟學人》雜誌上撰文，稱“英國的GDP幾乎是中國的兩倍，中國的GDP大致等於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的合計”，而根據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價法的計算，當時英國的GDP大約為中國的三分之一。中國的GDP是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總和的6.5倍。
我個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採用更為實事求是的購買力平價法將是國際統計界的大勢所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有勇氣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標體系，超越西方指標體系影響下產生的許多國際機構的各種指數。我們要真正地以實事求是的精神，獨立地開發更為客觀準確的指標體系，並從標准上來影響世界範圍內的國際比較。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如果要衡量中國人的財富，融入兩個因素，現在的許多評估和排名都會發生重大變化：一是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二是房產。中國人房產一般佔家庭淨資產的60%左右，任何一種涉及生活水平的國際比較，如果不能反映這個事實，就無法反映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如果我們比較瑞士和上海，瑞士的住房自有率才36%，上海為75%，相當多市民擁有的房產還不止一套。儘管瑞士名義GDP比上海高5倍，但吃飯和理髮比上海貴10倍，住房自有率只有上海的一半，所以許多上海市民擁有的財富和生活水平明顯高於瑞士的平均水平。
還有一項硬指標，那就是人均預期壽命，中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預期壽命都達到了80歲，超過紐約。根據我的觀察，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0歲的，一定是發達國家水準，全世界沒有例外。所以我們要努力建立一套實事求是的指標體系，更為準確地反映中國和世界的實際狀況，這將是中國軟實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可以大有作為。
如果說GDP更多地反映了量的變化，那麼我們還要注意到中國出現的許多質的變化。韓國《中央日報》2010年2月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華為'現象”，對中國發展從量變到質變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去年年底，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傳出一條讓西方IT行業震驚的消息。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獲得瑞典的第四代通訊網建設項目。以擁有世界最高通信技術水平自居的愛立信公司便位於瑞典。在發達國家市場，中國公司擊敗全球技術水平第一的公司？業界自然會對此感到驚訝。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值得驚訝的事情。華為具備了不遜於競爭對手的技術水平，這一切才成為可能。中國還由此產生“華為現象”一詞。不僅僅是IT，電動汽車業的比亞迪、去年在紐約上市的中國臍帶血庫企業集團、太陽能產業的領頭羊無錫尚德等正成長為世界級技術企業。去年開通的武廣高速鐵路中也出現“華為現象”。武廣高鐵平均時速達350公里，超過德、日、法等發達國家。透過高鐵，我們似乎看到中國的技術開發速度。 “不過十年時間，怎麼能……”業界既感嘆又稱讚。
中國的超級躍升是有秘訣的。中國並不是單純地追趕發達國家的技術，而是一下跨過技術開發過程的三四個階段，一躍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實現飛躍。以市場換技術，再把尖端技術移植到中國企業。專家認為，中國在汽車、造船、鋼鐵、航空等大型產業實現了飛躍。這一切成為可能的根本原因是國家領導力。過去十多年，研發投資年增長率達20%左右。此外政府還直接參與海外優秀人才的引進工作。企業也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正是國家和企業共同努力進行技術研發，才製造出“瑞典衝擊”。在中國各個行業，都活躍著一個又一個“華為”。儘管如此，韓國對中國的認識仍停留在“假冒偽劣國家”。只有改變對中國的認識，才能懂得真實的中國。
應該說這種量和質的共同進步才是中國震撼世界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