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三、建立良性循環機制

貧富地區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的人均GDP早就超過了10 000美金，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你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我要把它縮小，甚至採取劫富濟貧的方法，這是不明智的。這里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係。以2006年為例，那一年浦東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將近300億是用於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係，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確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裡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個家庭裡，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裡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浦東現在的外資金融業佔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如果這裡的銀行業是在為全中國融資，我們就不用擔心。陸家嘴CBD每平方公里實現的增加值是235億美元，這是國際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資源匯聚多、增值效應強的表現。這種效應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對於中國來說，更是百年未遇，來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大家的貧困。浦東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浦東上交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浦東的金融業能服務全國，那我覺得浦東這個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浦東好、全國好。香港和內地的差別還要大，對內地是好還是壞？結果證明是好事，因為香港和內地也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中的多數時間裡，港資是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好，就說明了這種互動關係。

說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態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絕對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建立相對富裕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我們還要把中國當今的變革放在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背景中來看，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當一個國家經歷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其特點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每一個細胞都被調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這有積極的一面。可以說今天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沒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但利益驅使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在製度還不健全的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和歐洲的一些大國相比，他們在自己工業化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社會矛盾，而中國則要自己消化各種問題。比較中國過去3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過去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你會發現過去大英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恐怕要幾十倍於今天的中國，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過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許多殖民戰爭。 1987年4月，坦桑尼亞的前總統尼雷爾訪華，鄧小平宴請他，我是翻譯。尼雷爾對鄧小平說：“德國統治過我們，英國統治過我們，拿走我們多少資源？但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獨立的時候我問我的工業部長，我們現在有幾個工程師，他說：'兩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時大英帝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們主觀意願如何，我們今天的工業革命確實沒有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出現過的許多問題，但現在看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要小，而且我們還有可能把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進一步縮小，時間進一步縮短。中國沒有搞殖民主義、沒有去建立帝國，避免了其他大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大規模衝突和戰爭。相反，我們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使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獲得了實惠。我甚至想到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如果中國今天也像英國當年那樣，擁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領土，多100倍的資源，自己可以擬定所有的遊戲規則，並在這種情況下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的起飛將會比現在容易不知多少倍。當然，今天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中國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極其不公正的條件下，以自己獨特的勇氣和智慧，闖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各種要素準備，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我們感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我們倍加珍惜。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可以通過建立貧富地區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使改革開放的收益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並動態地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使全體國民普遍地富裕起來，並最終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新型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