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

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存在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 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近40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四倍。財政收入達8萬億元，外匯儲備達到3.2萬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30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僅3 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 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復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暫時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 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以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做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發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於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將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較少。在印度，在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裡，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同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做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麼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亞人質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 “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和“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20年還完成不了。近年採取的一系列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很快就導致整個沿海地區農民工的短缺。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70％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爭”，每年約4萬人死於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製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確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今人難於想像。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裡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的父親：“你為什麼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的父親衝上去要與侯爵拼命，路邊小酒店的老闆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著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著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雨果的、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塞的，就知道處在各自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有些人喜歡談論北歐模式，但像丹麥這樣的北歐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輕而易舉地“消化”各種社會矛盾，以英國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無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英國還可以自行製定世界政治和經濟的各種“遊戲規則”，大英帝國內的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不算什麼問題，因為連慘無人道的奴隸制在當時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國則要在自己的疆域內“消化”所有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 18世紀工業革命時，英國本土的人口僅1 000多萬人，少於中國今天的任何一個大城市。 19世紀工業革命時，法國的人口也只有2 000來萬，而中國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不但沒有像西方那樣向外轉嫁矛盾，而是給廣大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蹟。現在的國際競爭的條件是多麼苛刻：遊戲規則大都是人家製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製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標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標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闢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大家如果能從這麼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態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決，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也不可能成為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中國今天面對的所有問題，歷史上崛起的大國都遇到過。我們今天處理得不比他們當時差，今後還可以做得更好，因為我們有自己的製度優勢，比如我們已經較快地實現了全民基本醫保，而3億人的美國至今還有近5千萬人沒有醫保。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於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人非常認命，認為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產生不滿、牢騷甚至抗爭。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洩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於中產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於中產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產才算。過去30多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錶、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電腦、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國都屬於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產的人2006年才達到總人口的36％，法國高些，約60％，都大大低於中國，但從國內媒體的報導來看，滿意度最差的似乎是中國。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國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輕人結婚絕大多數都住在租來的房子裡。一輩子沒有買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中一些人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想買房子，如不願意背上債務、崇尚自由遷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確實是資金不夠，置業對很多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中國住房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級消費，在推動廉租房建設的同時，盡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國際社會在這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經驗，我們可以藉鑑。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後，再買房，這是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做法。

總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解決貧富差距有難處，也有易處，但總體上還是易處多於難處，所以我們可以樹立信心，把這個問題逐步解決好。我們應該在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盡快建成更加完整的國民社保體系，使得全體國民消除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建設一個機會公平的法治社會，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體制創新來遏制腐敗，使所有人盡可能獲得比較平等的發展空間。我們要通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種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來看待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並形成一種同舟共濟、健康向上的國民心態。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培養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習慣，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不只是指億萬富翁和平民百姓之間，而是指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這是一個人權的概念，只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就要互相尊重，並從互相尊重中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裡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

我們還要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環境暫時還不甚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提倡這種精神。外國人對海外華人有褒有貶，但幾乎都同意這一點：華人具有罕見的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不公正，華人一般都能通過發憤圖強，站穩腳跟，最終成為社會上比較成功的階層。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印尼的華人蒙受過多少歧視、欺辱甚至殺戮，如果連1965年大規模排華騷亂也算進去的話，因各種排華騷亂而致死的華人估計至少有幾十萬（也有估計超過百萬），但不屈不撓的華人還是通過自己的頑強奮鬥，乾了出來。華人雖然只佔整個印尼人口的2％左右，卻掌控著印尼經濟的半壁江山。我認識一些印尼華僑，聽過他們抱怨，看過他們流淚，但他們都有一股永不服輸的韌勁，制度越不公平，他們越要幹出個樣子讓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包括社會不公的種種現象，但總體的大環境在不斷地改善，自我實現的機會遠遠多於其他國家，中產階級的陣容也在迅速壯大，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中國整體的發展環境比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不知好多少倍。我們必鬚髮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其消極等待外部條件的改善，不如先改變自己的心態，奮鬥進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輕言放棄，不斷追求自己的夢想，中國人的希望在此，我們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在此。對個人來說，只要你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打敗你。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礙我們民族的複興。

考慮到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國情，在尋求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之時，我們也須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防止極端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捲土重來。在幫助老弱病殘和弱勢群體、建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也要記住鄧小平多次的提醒：我們的政策要注意“不養懶漢”。歐洲高福利國家有這方面的教訓，工人情願待在家領失業金，也不願意工作，結果整個經濟喪失了競爭力。今天席捲歐洲的這場金融和經濟危機表明這些國家的高福利政策已難以為繼。我們應該繼續鼓勵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改善自己的命運。勤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能丟掉。 第二，我們在努力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以免做出不切合實際的承諾，因為那最終只會引起人們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們一定要走出窮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導致大家一般總是喜歡公，而不是私。大公無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號，響應的人就很多。但是走遍了世界這麼多地方之後，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凡是發展不起來的地方都是平均主義盛行、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嚴重的就是非洲。一位與我相交比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訴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里蓋了一棟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燒了，所以社會財富始終積累不起來。不要說建房子，就是你工資剛發下來，大家都要來和你一起花，你也必須和大家一起花，花完才好。非洲社會儲蓄極少，與此有關。 俄羅斯也有個經典笑話：農民伊万大叔看到自己鄰居亞歷山大家裡多了一隻山羊，心裡很不是滋味。一個仙女問他：“我現在可以幫你實現一個你最想實現的夢想。”伊万大叔說：“那就請你盡快讓亞歷山大家的那頭山羊死去。” 實際上，仇富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東南亞，很多馬來人、印尼人恨華人。在俄羅斯和歐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猶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歐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觀察一下，打聽一下，為什麼恨？理由與中國也是一樣的：富人有錢、富人招搖、富人投機倒把、富人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樂，一有社會動亂、危機、革命，富人總是洩憤的對象，富人總是少數，於是倉皇出逃，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窮人出了口氣，但生活還是艱難困苦。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引起動亂和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然而革命之後的建設談何容易。中國也經歷了貧富差距過大等原因導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後平均主義的道路，效果並不好，導致了普遍貧困，所以才有30年前選擇的這條鼓勵競爭、改革開放的道路，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使我們今天有實力來更多地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記得1981年的時候，胡耀邦看到一份報告介紹哈爾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不要國家投資，建成了生產沙發的一條“沙發街”，胡在報告上批示：“這種不要國家投資的事有的是，只要我們的同志高抬貴手就行了。當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費不多，問題是要到群眾中調查和商量。”看到報告中說每個待業青年當年每月實際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揮筆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紅呵！”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破除平均主義，調動各種積極性開始一路走來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都為此做出了貢獻，甚至犧牲。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評論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作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要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很多弱勢群體，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全體國人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心靈震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似乎久違的人間真情。面對罕見的災難，國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職業、不分貧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從億萬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為受難者祈福，都儘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短短幾週內，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中國的社會真正向前進了一步，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為本”從此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成為我們民族一切現代化努力的最終歸宿。只要有這種精神，中國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