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企業家，首先應該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善於進行政治思考的社會精英。
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牟其中是一個講政治的企業家，牟其中本人對此也從不諱言。在他自撰的一篇題為《企業也要講政治》的文章中，他寫道：“這是非常危險的。中國是一個政治與經濟不能分離的國家，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不過，我即使感覺到危險，我還要幹。”以經濟——具體到南德公司就是資本經營和智慧經濟——的手段，與政治資源相嫁接，通過改造現實的方式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最終實現其早年就有的所謂改造中國的抱負，這大抵是牟其中心目中的最高的經營境界。
客觀地說，企業家牟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這條大道上行走的。那位最終把牟其中推向“墳墓”的《大陸首騙牟其中》的作者吳戈先生也承認：“我想到牟其中這個人，心裡會有種感動，甚至很想哭。作為一個人，牟其中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可能有人憤恨牟其中的流氓行為；但作為一個人，他又是一個大寫的人，他很有才華，但最終他被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毀滅了。他的政治自卑感很強，同時又有很大的政治夢想，他喜歡以搞經濟的名義操練政治，這是他們那一代企業家的通病。”
事實上，在那些與牟其中同時代的企業家中，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情結的人。甚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商而優則仕”還是無數傳統的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最理想的歸宿。有媒體在1997年對10年前榮獲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稱號的20位企業家進行了追踪，結果發現，除4個人尚在原崗位上苦苦堅持外，其餘皆已離去，而其中歸宿最好的是轉而從政的3位。自民營企業崛起之後，這一現狀其實已得到了悄然轉變，包括牟其中在內的一代民營企業家已很少有人放棄已有的事業，他們更願意以另一種間接的方式來參與政治、表達自己的政治願望，這無疑是一個進步。然而，也就在這樣的進步中，“企業家應該離政治有多遠”成了一個很敏感而迫切的課題。
從牟其中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種種的迷茫和錯位。對這些迷茫和錯位的思考，才使牟其中在中國企業成長史上不僅僅是一個“笑料”，而且也是一個可以汲取的“養料”了。
牟其中曾經對自己有一段評價：“自己有很多缺點，但是有一個優點，就是中國企業家中沒有一個人像我經歷過這麼多當代中國的風波，並且是最尖銳的矛盾。因為我所想的和所做的遠遠超出了一個企業家應該想的和做的。”這段話或許不無標榜，可是卻道出了一點真實，那就是，牟其中的思想的翅膀常常會飛進政治家的花園而流連忘返。
1998年3月，筆者曾專程赴北京採訪這位已在人人喊打聲中惶惶然的中國首富，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始而精彩，繼而混沌，終而不知所云。最後給我的一個錯覺竟是，坐在我對面的似乎不是一家經濟集團的總裁而是“國務院總理”。過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超越其身份和能力的政治謀劃熱情，已經讓晚期的牟其中沉浸在一種虛幻的政治執政角色之中而不能自拔。
事實上，這種搞不清自己是企業家還是政治家的角色錯位，一直貫穿了牟其中的經商生涯。
比如，他曾提出過兩個讓人嘆為奇聞的投資大設想：一是把喜馬拉雅山炸個缺口，讓印度洋暖濕的季風吹進青藏高原，讓冰天雪地變成萬里良田沃土；二是把雅魯藏布江的水引進黃河，解決中原地區缺水的問題。且不說可操作性到底如何，其設想本身就與正常的商業經營無關，而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課題，牟其中一本正經地召開新聞發布會作為一個商業投資項目提出來，與會者除了目瞪口呆實在沒有別的感想了。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開始了對國有企業的大面積改造。牟其中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而他一出手便又是一派大包大攬的架勢，他在南德集團的大廳里赫然立起一條金字標語，“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以此為南德經營戰略的目標。一位經濟學家走訪南德，見此標語後莞爾一笑道，它實在應立在國家某部委的大廳裡。他還提出了一個搞活30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765工程”，即為每家國有企業注入7.65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以達到迅速完成企業體制轉型、資產轉活的目的。牟其中還具體地談到執行的時間表：“第一年搞它300家，計劃引資18億美元，4年完成整個中國的工業化。”
他的滿洲里項目也如出一轍。 1993年，牟其中抓住世界多極化的時機， 炮製出了一個“中俄美大三角”理論，宣稱將在地處中俄邊界的滿洲里投入巨資開發一個邊貿口岸，建立一個保稅倉庫，並促成中俄雙方公路的對接。在牟其中的鼓動下，當地政府還真批給了南德一塊10平方公里的土地讓其開發，牟其中信誓旦旦要在這塊歐亞大陸的起點上，吸引西方的資金，拓寬俄羅斯資源與中國北方相接緣的大市場，進一步再造一個“香港”，即北方香港。在這個項目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神情激動的中外記者，牟其中又宣布了另一個驚人的投資：他將出資31億美元給中國海軍購買一艘航空母艦。
1999年底，就在他被關進武漢看守所的日子裡，他仍然給中央寫信提出一個宏偉的“遠大規劃”：由他毛遂自薦牽頭，再造3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在10億美元以上。他還順帶提出自費建一所“南德世界大學”，“在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智慧並有效地管理智慧”，“將南德積累、試驗了20年之久的已經成熟的、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和生產方式向社會展示出來，通過示範效應，推廣這一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以期我國國民經濟以一個今天無法理解的速度增長”。
這真是一個讓人讀不懂的牟其中。也許在內心深處，牟其中堅信他的每一個狂想都能成真，也許他從來就沒有存心要欺騙誰。這個在30多年前就開始認真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曾經的愛國者，卻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作為企業家的牟其中，他自己究竟該往何處去。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竟染上了“舍我其誰”的救世情結，一種遠遠大於他的認知水平和商業能力的抱負和責任感，把他浸釀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自大狂。於是，在這個日益現實的商業時代中單槍匹馬闖出了一位堂吉訶德式的騎士。於是，牟先生的四面楚歌的末日，便成了他的必然的歸宿。
應該說，在這個激蕩的歲月，一代中國人在逼近現代文明時的種種狂想和瘋狂，甚至他們的浮躁及幼稚，都是不應該受到嘲笑和輕視的。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正是他們的狂想和瘋狂構成了中國社會得以一寸一寸地向前移進的精神元素之一。然而，對於一位職業企業家來說，牟其中的種種作為無疑表明他實在是一個沒有掌握方法論、認不清時勢坐標或者說對現代遊戲規則置若罔聞的商人。激越的政治熱情與草率的政治表現使他陷入了一種自己毫不察覺而在旁人視之則十分荒唐的錯亂，他是一個很典型的集“思想啟蒙的'先知者'與商業運作的蒙昧自大者”於一體的企業家。
牟其中基本上是屬於在民間生長的企業家，他從來沒有獲得過哪怕一項來自正統官方機構的榮譽認同，如勞動模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或某省市優秀企業家等等，他也沒有被任何有政府背景的社團組織接納為理事或會員，這是很罕見的。與他同時代的那些比他知名度要小得多的廠長、總經理們多多少少都有各種各樣政治上的待遇，唯獨牟其中是顆粒無收。當時一些主流的新聞傳媒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等，也幾乎沒有對他有過任何正面的報導或經驗介紹。總之，他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拒絕納入視野範圍的另類企業家。他所獲得的一些“榮譽性稱呼”全部來自民間色彩濃厚的中小型雜誌，如他兩度被浙江省體改委主辦的《改革月報》雜誌評為“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他的“中國首富”和“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的花環也來自於另一份由商業文化人創辦的《財富》雜誌。
對此，在自以為“思想和實踐均對中國改革作出巨大貢獻”的牟其中的內心，是十分寂寞和不滿的。他渴望獲得政治上的認同，渴望成為政治主流視野中的典型。在南德舊部的回憶中，常常提及牟其中在這方面的言論。比如，“現在要設法讓某某到南德來支持我，樹我為商界典範”，“誰能把某某請到南德來，我給誰100萬元”。他固執地一再給高層領導寫信，還不時舉辦網球賽、橋牌賽等等，千方百計地找上層關係。
牟其中之所以始終無法獲得正統輿論的公開認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所進行的商業實踐，無法被當時的主流媒體所理解和接納，而他的理論更是玄妙高深，讓人不可捉摸，甚至不知道該歸入哪一個領域的改革範疇。更重要的是，牟其中所保持的一種異端的政治姿態讓那些官方的機構和傳媒不敢苟同。
在南德，牟其中攏集了一些在政治上持激進立場的專家作為他的員工或顧問，如溫元凱等人。另外，他還出版了一本向外界免費贈送的內部刊物《南德視界》。該刊具有相當高的採編水平，在經濟圈和企業界一度頗為風靡，與深圳的《万科周刊》一南一北，交相輝映。然而，與《万科周刊》專門關注企業體制和管理創新所不同的是，《南德視界》更熱衷於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政治體制改革指點說道、揮斥方遒，其中便不乏一些激烈的、值得商榷的言論和觀點。
從本質上來講，牟其中是一個企圖在政治資源與經濟領域的灰色地帶攫取利益的尋租者。可是，在“見不得陽光”的尋租過程中，他又渴望表達出自己的思想和理論，同時還顯示出一種十分醒目的異端姿態，以這種互為矛盾的目的與姿態而渴望成功，難度自然就十分之大了。
在一個轉型的現代社會中，企業家階層是社會進步的既得利益者，它往往以保守的而不是激進的姿態出現，應當是社會改良的穩定劑和潤滑劑，而不是興奮劑。企業家所持有的政治姿態及角色取決於企業生存所需要的合適的生態空間，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政治立場或姿態，都是需要理由的。對企業家來說，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如何讓企業獲取最大可能的資源和社會支持。在這一點上的錯位，表明牟其中始終沒有對自己的企業家社會角色進行過準確的設定，其結果是造成各方面的尷尬及企業支持力量的真空。
牟其中曾坦言：“做大生意，做國計民生的生意，哪一件不與政治有關？搞股份制，你說是經濟還是政治？”
S．亨廷頓在他的著名的《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表述過這樣一個觀點：一位企業家的政治意見的價值，並不表現為他的這些意見所能給他的企業帶來的經濟效益上，而是建立在意見所代表的階層與其他階層的利益相異的程度上。牟其中常常以“中國新興企業家階層的代言人”自詡，可是他所表達的政治意見或理論觀點，常常是他的經營行為的“改革註腳”，有時候甚至是為了某些商業動機而炮製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論來。
這種改革主張與現實利益的糾纏不清，直接導致了經營活動中的紊亂現象，並最終使人們對其理論提出的動機產生了疑問。
在這一點上，比牟其中年輕4歲、成名更早的浙江農民企業家魯冠球卻要成熟得多。魯冠球崛起於20世紀80年代初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年代，他一手創辦的杭州萬向節廠多年來穩步發展，日漸壯大，而他本人更是被譽為“中國企業界的常青樹”。
與牟其中類似，魯冠球也是一個政治參與熱情十分高昂的企業家，同時，他更算得上是中國政治色彩最濃重的企業家之一。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這位學歷僅為初中畢業的農民企業家先後發表過120多篇學術論文，早在1987年他就提出在鄉鎮企業內部建立“企業利益共同體”的機制；1988年提出“兩袋投入”論（既重視對職工口袋的投入，又不放鬆對腦袋的投入）；1989年，他提出通過兼併調整資產存量，使鄉鎮企業走上高效、規模經營之路；1991年，在搞好國有企業成為新一輪改革主方向的時候，他又提出“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樣跳”，為鄉鎮企業大打其氣；1992年，他提出“花錢買不管”，要求通過資產清晰的方式剪斷鄉鎮企業與當地鄉鎮政府模糊不清的產權關係；1993年，他提出“對按勞分配的再認識”和在企業內部實行多種飯碗並存的用工製度改革；1994年，他提出加快東西部企業的優勢嫁接；之後數年，他對鄉鎮企業的公司化改造、《鄉鎮企業法》的修正等等，都提出過許多富有建設性的觀點和意見。
魯冠球深諳一個道理：一位大企業家應該善於保護自己的政治羽毛，在政治話語上拒絕進行任何冒險。可以觀察到，魯冠球與政治始終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的社會觀察始終是以鄉鎮企業為圓心、以中國改革的現實階段為半徑、以自身的企業實踐為基礎而展開的，而他提出的諸多觀點基本上與他所經營的企業利益無關。這種思考的起點與方式便與牟其中有著本末之別。其觀點便在不同的改革階段發揮了不同的現實效應，魯冠球也因此成為各方均樂於接受的企業家代表人物，他幾乎獲得過所有跟企業家有關的數百個榮譽，並出任了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和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會長。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幾年裡，牟其中馬不停蹄地周遊全國，談過數万個項目，簽下上千個合同，而其結果，卻幾乎全都不了了之。他的這些“智慧型項目”往往有以下3個特徵：一、以改革和體制創新為名義；二、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三、以資本運作為基本手段。因此，其項目包含著相當大的政治色彩，甚至存在泛政治化的傾向。
牟其中曾經與牡丹江市達成過全面收購該市國有企業的意向，與陝西省洽談過投資50億元開發大陝北的計劃，與張家界市簽下過投資10億元建立保護區的協議，與滿洲里更是達成了建設“北方香港”特區的合同，與重慶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和北京大學等等也達成過各種各樣的合作項目，這些項目都一一地在社會上造成過轟動，也一一地成為環繞在牟其中身上的傳奇光環。牟其中很善於把他的每一個項目都提升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試驗”，可是對每一次“重大試驗”他又虎頭蛇尾，說過等於做過，做過等於成功。
在一個又一個的項目出籠過程中，牟其中養成了一種最後置他於死地的隨口承諾、風一吹就不作數的惡習。有細心人曾錄下1996年2月22日他接受美、法、日、澳等國新聞記者訪問時的對答，其信口開河之“風采”也可見一斑。
問：牟其中先生，你準備在華爾街投資？
答：我在華爾街投資，是要把我的企業擺在華爾街，只要可能，我可以無限地投資，無限地花錢，釣魚都還要一點蚯蚓（笑聲，掌聲），這點請大家放心。
問：你剛才說想改造大量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那麼多，你準備選擇哪些企業？你能否確保這些企業贏利？
答：重點是選擇國有大中型企業。我能從3000元人民幣起家到發射衛星，就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有理由確保這些企業贏利。
問：你覺得投資化學工業是否值得？
答：這位先生很聰明。我可以告訴你：值得。我所改造的企業中有10多家化學工廠，而且都是贏利很大的化學工廠。化學行業不僅因為本身有很大的贏利性質，而且由於環境的污染，很多西方化學工廠關閉了，把大量市場讓了出來，我們可以佔領這個市場，從中贏利。
問：以前我們和中國做生意很爽快，但是我們現在要等政府的批准，等啊，等啊，只等到賣身了（笑聲）。請問牟先生，您有什麼方法把速度加快？
答：……我投資國有企業不是一個一個地投，是一批一批地投。我去年先後與7個大城市的政府共同召開了7次大會，每一次都有上百個企業的上百人聽我這樣講兩個小時，講完以後就發表格，願意合作的馬上填表，馬上簽字，效率很高。
牟其中似乎從來沒有意識到，在這種嚴肅的“政治加商業”的活動中，他的“猴子掰玉米”式的惡作劇行為導致了他在政界、經濟界、傳媒界和社會公眾層面的多重失信。在這個意義上，他由一位廣受尊重、被視為可以點石成金的“天人”，淪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首騙”，算得上是報應使然、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