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30日，一條來自湖北省武漢市的新聞佔據了國內各大媒體的醒目版面：牟其中今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這條新聞稱，現年59歲的牟其中曾在中國商界創造過“罐頭換蘇聯飛機”、“放俄羅斯衛星”等“神話”。他於1999年1月7日因涉嫌信用證詐騙被武漢警方在北京抓獲，同年2月5日被批准逮捕。 11月1日，牟其中案在武漢公審。檢察機關指控牟其中於1995年7月至1996年7月間，採取虛構進口貨物事實的手法，從中國銀行湖北省分行騙開信用證總金額8000餘萬美元，承兌總金額7500餘萬美元，其行為已構成信用證詐騙罪。此案開庭時，吸引了境內外約百家媒體前來採訪。 （據中國新聞社5月30日報導）
“九人踏霧入山來，重登太白岩。一層斷瓦一層草，不似當年風光一般好。”幾十年前牟其中揖別故人出川闖蕩時揮就的半闋《虞美人》，竟在此刻為他的跌宕生涯作出了宿命般的註腳。
在開始動手寫下本章的時候，我常常問自己一個問題：牟其中算不算是一個企業家？
很多人說他不算。
曾任南德經濟集團“首席顧問”的顧健先生撰文說：如果把牟其中定義為一個企業家，則不但真正的企業家不願與他為伍，牟其中本人也不會同意，因為他志不在此。他並不是一個企業家，而是一個充滿野心的政治投機分子，他的素質與他巨大野心之間的落差以及他所處的環境，注定了他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所以，牟其中的失敗不是一個企業家的失敗，而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的失敗。 （摘自“中華網”相關報導）
曾多次採訪牟其中並因在新聞發布會上咄咄逼問而讓後者十分不快的《南方周末》記者方進玉同樣認為：牟其中根本就不是企業家，他對自己的人生定位是政治家，比如說他的南德集團也要搞南水北調工程，計劃炸開喜馬拉雅山，引雅魯藏布江的水入黃河。他還說將來可以請某位中央領導人退下來以後一起做，口氣之大一般人絕對達不到。 （摘自《南方周末》相關報導）
連海外及港台的媒體記者也以異樣的眼光描述牟其中，香港《ASIA INC》雜誌一篇題為《牟總裁奇怪的崛起》的文章寫道：牟其中真正的興趣不在於商業，他的終極目標是從政，而南德只是他進入政界的發射架。那個夢想可以解釋為什麼他會如此追求宣傳，為什麼他在外公開宣講其他人小心避開的政治問題。
在更多的人眼裡，牟其中是“狂人”、“瘋子”、“偽思想家”、“輕度精神病患者”，他被排斥在企業家的範疇之外，頂多只能算是一個“披著企業家外衣的騙子”。
連牟其中自己也對自己的定位很模糊，他說自己是一個“三不像”：半個經濟學家加半個社會活動家加半個企業家。
然而，牟其中確乎又是一個企業家。
他創辦的南德集團一度是中國最著名、發展最快的私營企業。他所從事和拓展的領域基本上在經營投資開發的範疇。他被美國《福布斯》評為中國個人資產最多的十大富豪之一，他還是第一個受邀參加在瑞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中國私營企業主。他的所謂“1度理論”（牟其中關於資本經營的一種形象化的描述，即社會存量資產猶如燒到99度的水，只要再加1度就可以沸騰了，而這“1度”就是南德的智慧經濟）、“平穩分蘗”（牟其中提出的一種經營方式：南德集團希望與國內外一切渴望建功立業的人士合作，願意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發展機會與條件，也即為他們提供最基礎的條件，創立新的項目公司，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將該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贈給其主要成員）、“第四產業”（牟其中認為南德公司所從事的事業既不是投資生產，也不是投資金融業，而是“組織和策劃智慧”的“第四產業”）等，也是資本經營方面的新觀點。即便那個最後讓他身敗名裂的刑事官司也是一起純粹意義上的經濟案件。
1800年，當法國經濟學家J． B．薩伊杜撰出“企業家”這個名詞時，他是這樣下的定義：“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和產出較低的領域轉移到較高的領域”。
如果按這樣的定義來理解，牟其中應該是一個最合適不過的企業家——他畢生的夢想和所有的理論都是為了“轉移”。與工業文明不同的是，牟其中認為他所進行的是“以知識、信息和智慧為第一要素、為主要資本的新型知識經濟形態”的轉移。
許多人常常用凱恩斯那句“沒有免費的午餐”來揶揄牟其中的空手套白狼。可是，的確還有很多傑出的經濟學家的理論與牟其中的觀點不謀而合。比如，世界上最早預言了亞洲金融風暴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就曾經提出過一個新的經濟學悖論——世界上存在著免費的午餐。他說：只要我們伸出手來，就有免費午餐，因為這時大量閒置的資源就有用武之地……真正短缺的不是資源，不是美德，而是對於現實的理解與把握。
牟其中顯然會對這段文字惺惺相惜。
具有諷刺和悲劇意義的只是：自以為智商之高無人能比的牟其中直到身陷囹圄也沒有完成一件他所渴望的“轉移”，自以為對中國現實有最深刻的理解與把握的牟其中恰恰成為對現實經濟和政治的最可笑的狂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