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飛龍人的記憶中，1994年的秋天是最後一個豐饒的秋天。此時，延生護寶液在全國市場上一片旺銷，放眼望去都是飛龍的廣告“新生活的開始”，各種桂冠也頻頻地飛到保健品王國的新任霸主姜偉的頭上。這時又傳來消息，說飛龍在香港上市有望。
姜偉興沖衝飛赴香港。當時飛龍的賬面利潤有2億元，儘管貨款大量被中間商拖欠，但在財務人員的“調度”下，飛龍的賬表放到中國的金融市場上去肯定不會比任何一家遜色。
可是，就在香港，正春風得意的薑偉平生第一次遭遇質疑。
香港的律師告訴姜偉：“賬面上的利潤沒有意義，在香港，8個月的拖欠即為壞賬。”
他們問：你每年的技術開發投入是多少？
姜偉咬咬牙說：2000萬元。
對方又問：你們這麼點投入，如何在未來5年支撐起20個億的銷售額？
姜偉一時無以作答。
在上市包裝期間，香港律師行一共提出2870個問題，姜偉一多半答不上來。此刻，自我感覺一向良好的薑偉才隱約意識到：“人家有一條沒有直說，就是總裁不懂、集團也沒有人懂國際金融運作。”“當聽說飛龍集團在香港上市有希望，我差點上了天，可在香港待了一段時間，備受煎熬，再也興奮不起來了。”
姜偉終於發現，拿著國內一套唬人的辦法到了國際金融大都會的香港竟寸步難行。 “我們在做利潤審計時，以為利潤做得越大就越容易融資，結果人家說，上市後，利潤就由不得你們定了，你報了這麼多利潤就要多分紅，你利潤掉下來了就全砸鍋了，香港股市很規範，做不得一點假。”
最後，香港人給飛龍下了診斷書，看出四大隱患：沒有可信的長遠發展規劃；沒有硬碰硬的高科技產品；資產不實且資產過低；財務管理漏洞太大。
儘管香港方面的診斷書下得很重，可是上市的運作還在繼續。到1995年3月23日，飛龍集團終於拿到了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的獲准文書。但是，在4月18日，當飛龍上市進入倒計時的時候，姜偉突然做出了一個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的決定：飛龍放棄上市。歷經6個月的折磨，耗資1800萬元，姜偉帶著一套規範的財務報表和評估報告，飛回了瀋陽。
沒有第二個中國的企業家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姜偉的天真和詩人氣質在這件事上暴露無遺。
很顯然，姜偉的決定背後有他難以啟齒的猶豫。這是一個讓他找不到一點感覺的上市，這是一個讓他看不到結果的上市。在此之前，“中國十大傑出青年”的薑偉、“中國改革風雲人物”的薑偉一直被視為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家之一，他也理所當然地將自己歸入到了這樣的序列中。瀋陽飛龍也被認為是國內最具活力、與國際接軌最快的新興企業之一。可是，與香港金融界的短暫接觸，使他的所有感覺煙消雲散。 “雖然我們獲得了走向國際市場的入門證，但我們發現了諸多的不足與弊病，飛龍集團雖然是國內優秀的民營企業，但離真正成為符合國際資本標準的合格企業，還不只差一星半點。我們非常渴望走向國際市場，但機會來了，又發現準備遠遠不足。”
放棄香港上市，在姜偉的經營生涯中是一個巨大的創傷。兩年後，有記者讓他填寫一份“姜偉性格透視”的問答表，在“最大遺憾”一欄中，他寫上了“失去香港上市機會”（《中華第三產業報》1999年4月2日）。
表面上看，姜偉的遺憾是因為上市受挫使飛龍喪失了一次融資的機會，然而更深層次地分析卻可以發現，這次受挫的打擊似乎要更大、更致命。在與香港實業界及跨國公司代表的接觸中，姜偉突然發現了飛龍公司的粗糙和“原始”。
飛龍集團是他一手哺育出來的企業，他為此傾注了所有的熱情和智慧，然而面對那2870個問題，他突然產生了一種難以言表的自卑感，也突然失去了以往的自信和經營的激情。
於是，過度的自卑與過度的自信相交織，必然會生髮出種種過激的行為。過度自卑，是因為他發現了中國民營企業的不規範；過度自信，是因為他認為這次放棄決不意味著永遠放棄，遲早一天他姜偉還是要回到香港聯合交易所的。
跟那些草莽出身、知識層次不高的企業家不同，姜偉是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非常善於反思和思考的企業家，我們可以將這次香港上市的受挫經歷看成是他日後不斷反省和自曝失誤的誘發源頭。
其實，姜偉在香港的所有感覺並非都是真實的。在當年的所有中國民營企業家中，面對香港律師的那2870個問題，肯定沒有一個可以從從容容全數答得上來的，姜偉也肯定不是答得最糟糕的一個。跟飛龍一樣，整個中國民營企業界正處在一個迅速膨脹和躁動的青春期，其種種的不規範和粗糙並沒有什麼可驚奇的。相反，像飛龍這樣的企業其實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開始了向成年期的轉型，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迷茫、反复甚至混亂均在所難免。而走出這一轉型期的唯一出路是一往無前地發展，在前行中重建秩序和重構格局，而決不是理智的退縮。飛龍之敗，在姜偉放棄上市的那一刻便埋下了重重的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