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後，姜偉在反思他的失誤時認為，飛龍的敗落應該歸咎於國內保健品市場的一片混亂和新殺入品牌的“亂砍濫伐”。在1995年初，全國一下子冒出了2.8萬種保健品，氾濫成災。鱉精熱、魚油熱、細菌熱，此起彼伏，而廠家的廣告吹牛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什麼“聯合國批准”、“總理感謝信”等等都敢假冒亂吹。姜偉抱怨說：“我們是開發保健品的先驅者，一下不會玩了，什麼都成了保健品，保健品成了糧食，搞保健品的成了種糧的老農，還競爭個什麼勁！”
然而一個被他忽略了的事實卻是，正是他這位“先驅者”的種種示範動作和暴利神話讓保健品市場走到這種人神共怒境地的。在飛龍鼎盛的時候，在延生護寶液滿天亂飛的廣告中隨處可見種種不實之詞、誇大之舉、違規之行，姜偉今日所痛恨抱怨的恰恰是昨日的自己。
一位叫徐徐的作者曾經寫過一篇題為《飛龍之死》的文章，他用不無偏激的語言寫道：
“用整版整版的報紙篇幅，連篇累牘地宣傳一個保健品，實行轟炸式廣告灌輸的是誰？瀋陽飛龍。
“把一個保健品吹成包醫百病的治療藥的是誰？瀋陽飛龍。
“把一種酒吹成有病治病、無病防病、男女老少、四季皆宜的靈丹妙藥的是誰？瀋陽飛龍。
“把充滿不實之詞的印刷品廣告撒得到處都是的是誰？瀋陽飛龍。
“把八字沒一撇的出口貿易胡吹成延生護寶液出口韓國80億元的是誰？瀋陽飛龍。
“在迅速地樹立起一個品牌的同時又迅速毀掉一個品牌。飛龍如此，後來的一些成功者也將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飛龍不死，市場不容，天理難容！”（摘自《康恩貝月刊》1997年）
由於飛龍的主打產品延生護寶液並沒有多少高的科技含量和技術難度，其旺銷完全靠高頻率的硬性廣告來加以支撐。在3年到4年的寶貴時間裡，飛龍集團的利潤報表確乎是高歌猛進，賺得盆滿缽滿，可是其產品卻始終沒有尋找到一個穩定的消費人群，到晚期只有靠“禮品”概念來進行推介了。因此說，飛龍的知名度很高，美譽度卻十分一般，忠誠度則要打不及格了。
在日後的面壁思過中，姜偉對自己的解剖可謂無情。然而，在這些反省之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卻獨獨被輕易地遺漏了過去，那就是，飛龍對過去的那種掠奪性的市場營銷模式沒有進行任何的反思。
在姜偉的檢討中，他始終認為飛龍初期的廣告策略是成功的，他的錯誤只是在於“進入市場成功之後，其模式被作為一個萬能的標準模式，錯誤地將後期研製的新產品用同一模式在全國大面積推廣”，以及“忽視了對零售商、醫院、藥房做重點的攻擊，片面強調在全國、在大城市立體廣告攻擊的作用”。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飛龍之後的三株等企業的確吸取了姜偉的教訓，它們創造出了更為多變、系統化的營銷方法，在對零售商、醫院和藥房的“重點攻擊”方面，更是不遺餘力，可是，最終等待它們的命運竟也跟飛龍毫無二致。
本質的本質其實只在於，這些營銷智慧全部是在一種缺乏道德認同和尊重市場秩序的前提下誕生的。
飛龍發明的種種掠奪性的經營方式被後來者一一襲用、放大，並無所不用其極，而此時，先前的飛龍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開始期望出現一種公平的競爭氛圍。然而，打開了的潘多拉的盒子又豈是那麼容易就可以被關上的！
在飛龍、巨人等企業一一落敗之後，曾有不少人驚呼“中國企業的營銷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這樣的判斷，既片面又過於樂觀了。說片面，是因為人們通過飛龍等企業的失敗，無非才剛剛意識到粗糙的、急功近利的、缺乏起碼的市場道德的營銷方法已經散發出毒素，並讓那些從中獲利的人們付出了成倍的代價，而一個真正成熟的營銷時代才剛剛露出萌芽；說樂觀，是因為飛龍式的營銷方法還沒有被完全地摒棄，因為在日後的白酒大戰、VCD大戰、彩電大戰中，我們還是一再地目睹了它的身影。甚至直到現在，它仍徘徊在中國企業的上空，隨時準備俯衝而下，引爆新的市場狂熱和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