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可能是此刻玫瑰園最渴望的結局，她終於可以安靜一會兒，那些喧囂吵鬧的債主和封條都暫時地消失了，她總算可以期待下一位主人了。
作為對玫瑰園感情最深的人，鄧智仁當然不會甘心失敗。就在玫瑰園破產的1週後，他便又出現在北京街頭。他的身份是香港一家置業公司的中國代表。他很快承接到了幾家樓盤的代理權，並以其富有想像力的營銷手法再一次引起關注。當然，人們尤為關注的是，他對即將被拍賣的玫瑰園到底是否會再度出手。
而跟鄧智仁這時的局外人身份相比，北京城裡倒還剩下最後一位跟玫瑰園因緣難斷的男人，那就是玫瑰園的建造者、44歲的山東樂陵人梁希森。
就在劉常明、鄧智仁、梁振山、陸蒼等人走馬燈般地為了玫瑰園風頭出盡而又落魄失魂的那些年裡，真正在土地上勤勤懇懇、一磚一瓦地建造著玫瑰園的，便是這個滿口純正德州口音的梁希森。
跟那些誇誇其談、自命不凡的風流人物們不同，梁希森的出身可謂卑微至極：他只上過一年小學，曾經食不果腹，浪跡四方。他認不得街道門牌，連自己的名字也不太寫得好，簽訂合同更是難上加難。可是，就是這位近乎文盲的乞丐，從創辦麵粉廠、手工作坊起步，先後辦起了毛巾、五金加工、建築裝飾、鋼結構等企業，並組建了一個資產過億元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希森集團。據稱此人“性格堅毅，直覺奇佳，講義氣，善用人”。
1996年，梁希森到大北京尋求商機，他幾乎是一眼就看上了玫瑰園，很快他與鄧智仁掛上了鉤，成為玫瑰園的施工商。其間風吹雨打，世事飄搖，江湖人物頻繁出入玫瑰園，日日身在園中的梁希森卻冷眼旁觀、默然處之，只是埋頭蓋自己的房子。鄧智仁沒錢付他施工費，梁希森也不硬討，就一筆一筆地從山東老家調來資金往下墊。幾年下來，鄧智仁欠下的施工費竟超過億元，梁希森不知不覺間成了玫瑰園最大的債主。有人戲稱梁希森是玫瑰園裡最大的冤大頭，這位山東農民漢呵呵笑笑，不置可否。
當第一批40套別墅建成以後，實在拿不出錢的鄧智仁只好與梁希森重新簽訂合同，梁希森由建築商變成了承包商，由他出資興建配套設施，並負責辦理房屋產權。鄧智仁信誓旦旦地向梁希森保證：“玫瑰園肯定能賺兩個億，我們倆一人一半。”梁希森還是呵呵笑笑，他又從山東調來上億元資金和1800名民工，繼續一磚一瓦地蓋房子。
1997年初，鄧智仁在與陸蒼交易前找到梁希森，希望他以零成本收購玫瑰園。此時，鄧智仁欠梁希森的錢已多達2.38億元，玫瑰園的總負債超過6個億，梁希森猶豫再三終於拒絕。
後面進來的陸蒼還得靠梁希森蓋房子，為了沖抵債權，他不得不把手頭的部分別墅產權陸續地給了希森集團。就這樣，玫瑰園絕大多數已建別墅的產權證一張張地落到了梁希森的手中。當糾紛四起，八方法院紛紛衝進玫瑰園到處貼封條的時候，梁希森成了玫瑰園最後的守護人，他緊急從山東調來500萬元現金交給法院，希望能夠啟封銷售。然而，暴風雨來得實在太迅猛了，當法院把玫瑰園的每一寸土地都貼上了封條，梁希森的努力終告失敗。他遂以最大債權人的身份向法院起訴，希望通過破產來保住最後的利益。
梁希森在整個玫瑰園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耐人尋味。他走進這個園子的時候只是一個希望賺點施工建設費的“包工頭”，可是一個又一個的冒險投機家硬是逼得他一步步地往更遠的地方跑，他是被迫地往前走的。可在艱難行進中的每一步，這位沒有文化的山東農民卻保持著一種十分樸素的警惕和天生的狡黠。當別人把圈套一個個地套在他身上的時候，他卻成了最後一個還站立著的人。在某種意義上，他在玩著一個遠比劉常明、鄧智仁們要驚險、刺激得多的冒險遊戲，他的意誌之堅韌、目光之犀利更是遠在他人之上。
1999年6月，玫瑰園拍賣公告正式發出，起拍價3.88億元人民幣，比1年前的評估價整整縮水了2億多元。但就是這樣，玫瑰園依然以“中國房地產最大破產案”而再度引起關注。就在拍賣公告發出後，拍賣行的電話幾乎被打爆，而百分之一百的電話都是要求採訪拍賣會的新聞記者打來的，報名參加競拍的買家一個也沒有。
這幾乎是一個沒有任何懸念的拍賣：除了梁希森，誰還願意染指那座名聲已經狼藉的大園子？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目睹玫瑰園花開花落的人們不禁有萬千感慨：最後有資格和能力呵護玫瑰園這位薄命紅顏的竟是一位訥言無學的農民，這倒很像一出很經典的中國古裝戲文。果然，1個月後在北京中國大飯店進行的拍賣會僅僅持續了4分鐘，希森集團以高出基價1000萬元的價格拍得玫瑰園，這起拍賣也被媒體戲稱為“中國效率最高”、“最為默契”的拍賣。
鄧智仁也在不遠處以令人莫測的心情關注著玫瑰園。據說梁希森在拍賣的前一夜與他通了長達5個小時的電話，希望他重回玫瑰園，鄧智仁徘徊不已，終而撒手。 2000年8月8日，鄧智仁發起創辦北京環宇信達行房地產顧問有限公司，他稱，信達行以開發商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全程顧問服務，但是，“有機會還將做做開發商”。這位年屆知天命的戰敗者依然希望能夠重新證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