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章1924年：工商決裂

1924年4月12日上午十時，一艘輪船沿黃浦江緩緩駛進上海匯山碼頭。船上，一位戴著紅帽子、銀鬚白袍、宛若神仙的老者揮手向歡迎的人群致意，他就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文豪、印度詩人泰戈爾。在隨後的兩個月裡，泰戈爾刮起了一場充滿了甜蜜氣息的中印文化交流熱浪，一群年輕的、操著嫻熟英語的中國詩人圍繞在他的身邊，彷彿重新燃起了東方輕靈文化的篝火。其中，最狂熱的崇拜者是從劍橋大學留學歸來的詩人徐志摩，他每天陪著泰戈爾四處演講，還隨同去了日本，在那裡，他寫出一組溫婉嬌羞的新詩，在每一個段落的最後，他都以“沙揚娜拉”為結束。徐志摩的新詩顯然比幾年前胡適的口水詩要精緻得多，卻沒有了咄咄的時代氣味。 沙揚娜拉，日語“再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1924年並不像徐詩人所描述的那麼甜蜜，卻真是一個“再見”的年份。

短暫的和平在這一年被打破了，軍閥們再次開戰。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戰火居然燒到了商業繁榮、過去數十年裡一直沒有重大戰亂的江浙一帶，1924年9月3日，江蘇直系督軍齊燮元為奪取上海，向盤據上海和浙江的皖系督軍盧永祥、何豐林開戰，雙方相持於嘉定、太倉、瀏河一帶，江浙工商業頓時風聲鶴唳。緊接著，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以援助皖係為由，跟直系吳佩孚在山海關開戰，雙方投入30萬人，為近年來規模最大的戰事。吳佩孚因為馮玉祥部臨陣倒戈而戰敗，奉皖聯手，組成臨時執政府。張作霖入關後，粗暴對待知識界和持不同政見者，政局一直動盪不安。人們對北洋軍閥終於徹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據多年的國民黨再次成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事，不料，他的身體狀況突然惡化，在第二年的3月12日因肝癌病逝於北京，終年59歲。在遺言中，他告誡全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

那年的天災也是不斷，長江、漢水並漲，武漢三鎮江堤多處漫潰，京漢鐵路被大水沖毀，地方志記載，“各項商業無不停頓，蕭條情況實為從所未有”。中原和西北一帶，受氣候影響，農產品已經連續多年歉收，河南等省份還發生了飢荒。 在產業經濟方面，歐洲各國進入戰後復興，中國再成被爭奪的市場，日本勢力仍然強勁，再加上連年農產品歉收，各種原材料大漲，脆弱的民族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其中，景象最慘的是前些年發展最快的棉紡業，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爆發了紗廠危機，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紗廠停產歇業。在經濟寒流到來的時候，民族工業抵抗風險能力的贏弱逼現無遺，與同在上海的英資、日資企業相比，本土紗廠的管理水平明顯落後，生產效率低下，流動資金太少，金融體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可水漲船高，而危機到來時，則會率先出局。從數據來看，就在紗廠危機期間，英資怡和紗廠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紡織株式會社的年度利潤率也高達25％。華資的華豐、寶成等大廠相繼被日商兼併。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領袖、“狀元企業家”張謇的破產。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於政治事務和南通模範城的建設，他到底有多少時間化在生產經營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團在1919創下盈利380多萬兩的最高記錄，到1922年就因棉花漲價而出現了虧損，該年虧掉70萬兩，其後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萬兩的巨額債務，直奉戰爭爆發後，東北和華北市場已慘不可問，更糟糕的是齊燮元與盧永祥居然還在家門口開火，江浙市場一動搖，大生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資不抵債，光是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經高達906萬兩，張謇被迫把苦心經營將近30年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接辦，在陳光甫的安排下，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已年過72歲的張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難，他不由感嘆“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張謇商業王國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紗產業的危機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理想主義的沉重包袱，為了南通的公共事業，大生紗廠常年無償輸血，已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到1924年前後，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企業辦社會，最後拖累大生。二是多元化經營失控，張謇晚年反省失誤時承認“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其中失誤最大的投資是墾牧產業，墾牧業帶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投資大，週期長，而且受海潮、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張謇先後創辦了近20家墾牧企業，圍海400萬畝，累計投入資金達2119萬元之巨，十餘年中，所圍海堤三次被特大颱風襲毀，墾牧項目先後全數失敗，紗廠資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業管理混亂，大生雖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張謇的光環太大，晚期更是近乎於“神”，集團內各實業公司都沒有基層負責的規定，事無鉅細，表面上都要向他請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業之外，對於經營實情並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叢生，一旦發作，便無藥可救。

晚年的張謇從雲端上墜下，在最後的歲月裡竟飽受煎熬。自企業虧損之後，種種流言四起，每次開股東會他都不得不面對指責，好幾次會議不歡而散，在一份寫給股東的信中，張謇十分無奈地說，自己已七十多歲了，為人牛馬三十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他還給自己在狼山之畔選了一塊墓地，自擬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墓上不銘不志，只簡單地刻著“南通張先生之墓闕”，沒有頭銜，沒有裝飾。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還去視察江堤，為鹽墾事業做最後的努力，因勞累過度，他發起高燒，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髮。 （張謇下葬時頗為寂寥，並沒有關於他的陪葬品的記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24日，張墓被紅衛兵當作“四舊”砸毀，孫女張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春與人俱老，花隨夢已空。張謇的破產和去世，意味著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後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如他這樣具有重大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適為他的傳記做序言，稱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其實，張謇之應該被記憶，何止“輕工業”而已。 （毛澤東說的另外三個不能忘記的人分別是，“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化學工業不能忘了范旭東，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 在1924年前後的中國社會，社會矛盾的糾纏和復雜讓人不安。 1923年底，文學家魯迅在對北京學生的演講中，流露出了他的悲觀，“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造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是不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的問題，而且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在這段話中，讀得出部分知識分子因絕望而產生的對“血的革命”的渴望。在當時中國，正出現了一個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數日漸龐大的勞工階層與同樣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出現了利益和價值觀上的矛盾，這種矛盾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漸漸變得尖銳了起來。

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工人階層，隨著近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人數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國產業工人約60多萬，到1919年達200多萬，1924年前後人數已經超過500萬人。跟所有進入工業社會早期的國家一樣，中國工人的生存現狀是悲慘的，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描述道，“微薄的工資、超長的工時，罕見、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醫療救助或保險總是緩不濟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廠或礦區所提供、住房條件惡劣到令人作嘔的宿舍。工人均被以號碼而非名字來稱呼。工廠內，管理人員欺凌工人的惡狀司空見慣。工資總是會無故被扣減，要求回扣的現象時有所聞。女工的人數多過男工，有些紡織工廠，女工比例高達65％，然而她們的工資甚至遠低於同工廠男工。僱傭童工的現象非常常見，特別是紡織廠。年僅十二歲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騰的大水桶裡撿拾蠶絲，這類工作經常讓她們感染可怕的皮膚病和受到傷害。”

在當年的報章、文學作品中時時可見類似的描述。客觀的話，他們不是當時中國社會最悲慘的人——跟農民相比，他們有相對穩定的收入，不必驚恐於匪徒和戰亂，但是不人道的遭遇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反抗性的罷工事件屢見不鮮，可查的數據顯示，從1914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全國工人罷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後，罷工次數逐年增加。僅1919年1月至5月，罷工即達19次。特別是在過去十年的洋貨抵制運動中，居住於城市而最容易被集中發動的工人群體是最主要的一股抗議力量。 然而，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階層從來沒有被看成是一個完整而獨立的力量。一味沉醉於歐美或日本憲政經驗或文化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絕緣，他們所津津樂道的“好人政府”在工人們聽來虛無縹緲，不知所云，不但跟他們的生計毫無關係，而且顯得非常的虛偽。企業家階層對工人也非常的不重視，其最多也是利用或提高勞動效率的考慮，如虞洽卿與他的“短檔朋友”們，或榮德生之創辦“工人自治區”。自晚清允許商人結會以來，全國已經出現了數千個大大小小的商會，他們的勢力非常強大，上海、廣州及武漢等城市的商會甚至擁有自己的武裝團體，他們高高在上，根本不會彎下腰來跟衣衫襤褸的勞工們進行平等的對話。即便是孫中山的國民黨人，也主要活動於士紳、官吏、知識分子、軍人乃至華僑之中。

真正把工人當成一股獨立力量來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 1921年8月，就在組黨成立的一個月後，中共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曾經參與領導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領袖張國燾出任主任，書記部設立五個分部，其中湖南分部主任為毛澤東，在法國參加過工人運動的李立三成為張的得力助手。這個專門機關成立後，馬上創辦機關刊物《勞動周刊》，其宗旨“為勞動者說話，並鼓吹勞動組合主義”。每期發行最多時為5000份。同時還在上海紡織工人最集中的滬西小沙渡，開辦了第一個工人補習學校。通過刊物和工人學校喚醒工人的自主意識，張國燾在一篇題為《中國已脫離了國際侵略的威脅了嗎？ 》的文章中如此寫道：“我們只知道我們每年所繳納的租稅，一半是外國政府和銀行家強奪走了。因而我們的子弟受不到教育，我們當兵的兄弟拿不到軍餉，我們百餘萬勞苦兄弟在外國資本家的鞭策下做供，洋貨深入窮鄉僻壤，弄得做手藝的沒有生意了……上海市等處公園，是'禁止華人與犬入內'，這些痛苦和恥辱已使我們受夠了。”這樣的文章充滿了簡單而明快的邏輯，它像手術刀一樣，一下子把工人階層從眾多的社會集團中切割了出來。

接著，張國燾和李立三深入到了工人中間。他們選中的企業是安源路礦，它隸屬於著名的漢冶萍公司，由萍鄉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局組成。之所以選中這裡，主要是因為煤礦勞工集中，生產條件惡劣，反抗情緒容易激發，還有一個原因應該是，張國燾正是萍鄉人氏，而李立三的家在附近的湖南醴陵縣。張、李在安源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們創辦平民學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發展黨員，建立中共安源支部。 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創立，7月，成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於建嶸在《中國工人階級調查》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李立三動員工人與企業主對抗的情景：李立三當時對工人講，你們很苦啊，你們很窮啊。那些工人說，我們很好啊，比家裡好多了。李立三說，不對，你們苦得不得了，你們不應該這樣生活的。李立三說西方有個馬克思，這個人說你們創造的財富都叫資本家拿走了。工人說，我們在家裡得不到現在這麼多錢啊，這裡比家裡好啊。李立三說，我們可以把錢拿回來。那麼怎麼拿回來呢？李立三動員工人團結起來，如果你每天創造十塊錢卻只得到五毛錢，你通過鬥爭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錢。通過這樣的教育，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了第一次罷工活動。安源很快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搖籃”，到1924年，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為977人，其中安源路礦就有270多人，佔了將近三分之一。 除了在安源紮根之外，工人運動的全國性聯盟及行動綱領也漸漸形成了。 1922年5月，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173人，代表12個城市、110多個工會、34萬有組織的工人。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政治口號。代表們一致贊同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 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布《勞動法大綱》，提出勞動立法的4項原則：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經濟生活、參加勞動管理和勞動補習教育。文件中還提出承認勞動者有集會結社、同盟罷工、締結團體契約、國際聯合的權利，實行8小時工作制，保護女工、童工，保障勞動者的最低工資等具體要求。這些嚴密的組織與綱領的形成，讓中國的工人運動上升到了理性的層面，在張、李立三以及從莫斯科歸來的劉少奇等人的領導下，各地的礦場、棉紡廠、印刷廠及鐵路公司出現了數百個工會。 工商決裂的標誌性事件發生在1923年的京漢鐵路罷工事件。 1923年，在共產黨人的策動下，京漢鐵路工人決定成立工會，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會的共產黨員林祥謙被選為工會委員長。京漢鐵路的路權當時控制在軍閥吳佩孚手中，是他最重要的財源之一。 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吳佩孚派軍警到現場驅散集會的工人，三天后，總工會宣布全路總罷工，京漢鐵路線上火車一律停開。 5月7日，吳佩孚抓捕林祥謙，將他綁到漢口江岸車站的月台上，要求他下令工人復工，林祥謙決然拒絕，軍隊隨之將他當眾砍頭示眾，頭顱被懸掛在車站旁的電線桿上。在這場衝突中，35名工人被殺，傷者無計其數。 5月9日，工人被迫復工。 當林祥謙的頭顱被懸掛在電線桿上的時候，工商決裂的事實就無比血腥地生成了。 1924年2月7日，鐵路工人在北京秘密召開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全國鐵路總工會，並發表了《成立宣言》。 1925年5月，由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漢冶萍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共同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人階層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出現了。 面對工人階層的這種崛起，企業家階層的反應是不知所措。 1924年，上海的商人們還在熱衷於內部的權力鬥爭。這年初，上海總商會第五屆會長改選，之前沒有列入預選的虞洽卿竟“意外”當選。 初選之際，對壘雙方是現任會長、上海中國銀行總經理宋漢章和通商銀行行長、招商局總辦傅宗耀。宋氏為人仗義，根基頗深，得很多老派人士擁戴，傅氏是新晉翹楚，他是前朝商業鉅子盛宣懷的螟蛉義子，還跟當時控制上海政局的皖系軍閥何豐林打得火熱。雙方旗鼓相當，各不相讓，報章駁訐，相互揭短，律師出場，法庭相見，鬧得滿城風雨。 在沸揚局勢中，虞洽卿再展火中取栗的絕技。他先是找到76歲的同鄉前輩、也當過上海總商會會長的朱葆三，竭力挑撥他與宋漢章的關係。朱在報紙上發表函電，洋洋數千言，把宋漢章罵得狗血淋頭。後者聲望一落千丈。緊接者，虞洽卿又以“調人”身份，在寧波同鄉會禮堂召集總商會的甬籍會員“茶話”，充分放大傅宗耀與軍閥的密切關係，引起許多不願與軍界人物過從甚密的同行的不滿。甬籍會員占到總商會會員的四成，其臨陣倒戈讓傅宗耀元氣大傷。 宋倒傅臭，躲在幕後的虞洽卿竟水落石出，受眾人“擁戴”，他候補參選。 8月21日選舉當日，到會會董35人，虞洽卿獨得19票。矯情之極的是，虞洽卿故意在此前遠遊天津，得知當選後，還特意發回“辭職電”，稱“互選之前，曾一再聲明，凡為調人，概不應選，鄙人亦調人之一，更應踐守前言。”在會董們的再三苦勸懇請下，虞才勉為其難地答應下來。其做作氣派，與袁世凱“勸進”稱帝一幕十分類似。 上海總商會在當時中國商業界實力最強、會員最多、影響最大，舉國上百家商會唯其馬首是瞻。虞洽卿登頂，儼然已是全國性的商業領袖。 就在他當選會長的10多天后，9月3日，江浙爆發軍閥大戰，佔據上海的盧永祥、何豐林部被孫傳芳趕走，上海的行政體系全數癱瘓，幾萬殘兵敗將流竄在上海及周邊地區，打家劫舍，商民驚惶，局勢一時無比動盪。甫為商首的虞洽卿臨危行令，他以總商會會長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體商民向直系、皖系軍閥分別發出函電，敦請他們停止進攻，切勿闖入租界作亂。同時，他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募捐活動，用以接濟那些亂軍的軍需給養，市民生怕戰火燒身，積極響應，數日募得一百多萬元，那些願意離隊回鄉的遊兵都領到了遣散的盤纏，兵禍為之稍解。 由於戰火蔓延，各地通往上海的水陸運輸頻頻受阻，市區糧食即告緊缺，可怕的飢荒眼見將至。那幾天，虞洽卿因此急得眼睛紅腫，口舌生瘡，他得知有一大批經上海轉口外銷的大米正滯留上海，他當即領人將這批大米全數扣壓，並迅速分發到各個米店。他又召集米界的老闆們開會，稱“哪位敢在這時哄抬米價，可不要說我虞某不夠朋友，勿謂言之不預，切記，切記。”各米店均森然遵令。 兵禍、米荒化解後，虞洽卿提出建立上海非軍事區的新倡議，宣稱“上海乃全國商業中心，為保護上海商民利益，軍方不宜侵擾。”基此，他明確而大膽地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這三主張都可謂膽大包天，所謂“廢使”，是指當時有兩個軍事機構常設上海，一為護軍使，一為鎮守使，其勢同水火，為兵禍之源，虞洽卿提出“廢使”，便如同要一併砸掉兩個軍閥的“金飯碗”，“撤兵”和“移廠”則是要求所有軍隊和兵工廠都撤出上海，使之成為一個非軍事的中立地區。虞議一出，響應之聲四起，他還一本正經地給北京的段祺瑞政府發電，敦請“均座俯順民意。” 為了展現決心，虞洽卿甚至敢於利用軍閥矛盾，出手撩撥虎鬚。這一年底，他得悉直系孫傳芳部從漢陽兵工廠運送了一批軍械彈藥停泊上海港，他馬上報告上海稅務司，要求予以扣押，稅務司不敢得罪軍方，搪塞稱其有北京陸軍部的護照。虞洽卿以總商會會長身份帶領他的體操會會員親自登上軍火船，不許輪船駛離港口，雙方兵刃相向，險些走火。押運軍火的人把陸軍部護照拿出展示，虞洽卿機敏地發現，這張護照竟是已經推翻的曹錕政府所發。大喜之下的他當即直奔電報局呈報段祺瑞，後者為皖系領袖，很快回電同意所請。孫傳芳因此視虞洽卿為死敵，卻也無可奈何。 1925年元月，段祺瑞任命曾擔任國務總理的孫寶琦為淞滬商埠督辦，虞洽卿為會辦，孫長期留駐北京，虞洽卿一時成上海最高行政首腦，不久他又當選為全國商會聯合會候補會長，此時的他已經到達了商人所能到達的最高境界。在他的居中斡旋下，直系孫傳芳與奉系張宗昌簽署了江浙第二次和平條約，直軍退淞江，奉軍退崑山，上海永不駐兵，兵工廠交上海總商會接管。 如果說，上海商人在與軍閥的較量中暫時取得了勝利，那麼在南方的廣州，商人們在與國民黨政權的較量中則遭到重挫。 1923年1月，孫中山與廣東地方軍閥陳炯明鬧翻，他策動雲南和廣西的地方軍閥進粵，將陳擊敗並逐出廣東，一時間，桂軍、滇軍及其他“討賊軍”雲集廣東地區，形成了一股很難控制的“兵禍”。為了給這些軍隊發軍費，孫中山的大元帥府不得不向廣東商人不斷地攤派。 1923年4月，廣州市政廳要求各商會和慈善機構5天內分別籌集50萬元軍費；要求絲綢、當舖商人分別捐贈緊急軍費20萬元和10萬元；要求廣州電力公司上交20萬元軍費，並批准該公司向用戶加收2%的電費。 在後面的一年裡，為了想方設法增加稅源，大元帥府採取了下述迫不得已的政策，一是放開賭禁、煙禁，收取“鴉片專賣捐”；二是通過舉報，清理“不合格”企業，政府規定，凡未能交驗合格契約的產業一律充公拍賣，並獎勵舉報人。由於連年戰亂，並非每人都能提供“合格”契約。此辦法一出，社會上“有產業在市之業主，無不奔走駭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鏟在何時，陷入恐怖浪潮之中”。三是由商人承辦厘稅，就是把一些政府很難收上來的稅種“承包”給地方勢力，這是晚清劣政，此前已取消多年，承包者均為地方惡霸或“皇親國戚”，種種苛捐雜稅頓時叢生，普通商人苦不堪言。四是擴大徵收房屋租捐，如廣州為租價的15%，佛山為20%，比例之高為全國之最；五是強行徵收商業牌照稅，規定全省所有商業公司、店舖一律按其資本額一次性徵收1%的商業牌照稅，以濟軍餉。六是以“護商”為名，在水、陸兩路設立各種名目的“護商機關”，商旅一過必定徵收“保護費”。僅韶關到廣州，途中便有20餘處這類關卡。除了這些明令新增的稅種之外，大元帥府更是不時以“應軍事急需”為理由，發行沒有任何抵押、缺乏信用保證的“軍用手票”、“國庫券”、“地方短期抵納券”、“廣東省金庫券”等向企業商賈攤派款項，而且往往要在幾天內上繳，否則不是重罰就是查封關門。 苛政如此，當然引起民眾和商人的強烈不滿，政府失去信用，抗稅、罷市之風此起彼伏。 1923年6月，廣州米行商人集會，抗議政府在無抵押情況下向米商借軍糧。 9月，當大元帥府宣布實施“徵收廣東全省爆竹類印花稅暫行章程”時，很多煙花爆竹廠或停產或將工廠遷出廣東地區。 10月，廣州總商會許多會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紛紛避匿。僅1924年1月到6月的半年間，就爆發多起政商衝突事件，包括：魚販商行對當局加收鮮魚稅罷市、廣州火柴公會因當局開徵“火柴捐”近10家工廠停業、廣州各行商人抵制軍人強行使用軍用手票與軍人衝突、東莞萬頃沙漁民因漁稅承商徵稅苛例與軍警衝突、廣州製鞋商人因當局開徵“膠鞋捐”罷市、廣東銀業公會因當局開徵“銀市買賣捐”所屬各銀號罷市、東莞當押行商人因駐軍強行徵收商業牌照費罷市、廣州總商會因當局提高地方稅、釐金各20%和50%請願、廣州各藥行商人因當局開徵“藥品特種捐”罷市、小北江一帶商會因該地區軍人私設關卡請願、佛山商人因軍隊開徵20%軍費及40%印花稅附加捐罷市、廣東內河船商公會因當局開徵“加二軍費”總罷航、南雄紙業商人因滇軍在粵北開徵2.5%土產附加捐罷市、廣州和順德絲商因厘稅承商勾結軍人欺壓商人罷市、廣州菸酒商人因當局開徵20%附加稅罷市、佛山酒樓茶居商人因當局開徵“筵席捐”罷市、廣州糖面業商人當局開徵2.5%“銷場捐”罷市、粵北石礦商人因當局向每擔礦石徵收3.5元附加軍費罷業。上述此類事件多得無法一一而足，當地報紙紀載：“廣州的罷市風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廣東商人尋求自保。早在晚清，廣州就有商人自衛武裝組織“粵商維持公安會”，簡稱商團，性質類似上海的“華商體操會”。從1923年起，商團規模迅速擴大，僅佛山商團就由一年前的300多人擴充至1600多人，廣州商團人數則達到1.3萬人。廣東各地方商會競相仿效，到1924年6月，全省商團實行聯合，組織了廣東省商團，總人數將近5萬人，英籍華人、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被公推為商團總長。 6月21日，英文《密勒氏評論報》刊登了記者對他的採訪，陳說，“使我們深感惱火的是，商業面臨衰落，原料無法運到市場，我們的投資無故受損。廣東商團的目的是成為倚重實現地方自保、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的軍事力量。” 商團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準軍事力量，它公開抵制當局的公債發行及各種捐稅。孫中山曾委派廖仲愷與陳廉伯徹夜長談，希望他加入國民黨，陳以“不宜捲入黨爭、政爭”為由予以婉拒。 1924年8月15日，廣東政府成立“中央銀行”，宣布發行公債1000萬元，並“有發行貨幣的特權”。兩天后，廣東銀業公會召集同業大會，對多年來政府不僅不下力氣恢復停頓中的中國銀行廣東分行和廣東省銀行，令持有這兩個銀行的紙幣者大受損失，反而又開新銀行、發行新紙幣感到十分不滿，對“中央銀行”的1000萬元公債不予支持，一致拒絕“此項無兌現紙幣發出”。為了表示抗議，公會決定從第二天起全城銀業罷市。 由此，矛盾激化。就在8月中旬，廣東商團通過英國領事館和匯豐銀行等渠道，向國外訂購的一批價值約100萬元的槍械彈藥運到廣州。大元帥府軍政部以私運武器為理由予以扣押。在斡旋無效的情況下，商團議決發動省城及各屬商人罷市，以作“消極的抗拒”。 8月22日，佛山開始罷市，25日，廣州及附近縣鎮全面罷市，並拒絕上繳一切稅收。一時間，全粵境內商業悉數停擺。 9月1日，孫中山發表《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認定武器訂購及罷市事件是英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並進行嚴厲譴責。在蘇聯顧問的支持下，孫中山決心通過武力方式解決商團問題。當時在國民黨內意見分歧，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等均反對武力解決的主張，廖因此向孫中山面辭廣東省長職，堅持要鎮壓的是蘇聯顧問鮑羅廷及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 10月10日，廣東政府發動上千人舉行紀念辛亥革命大會，強烈要求打擊“反革命商團”。當遊行隊伍經過太平南路時，遊行者與正在起運槍支的商團發生激烈衝突，雙方開槍共打死6人，傷數十人。 10月12日，孫中山成立“革命委員會”，領導解決商團問題。 13日，廣州宣布戒嚴。 14日，革命委員會下令解散商團，蔣介石等指揮黃埔學生軍、警衛軍、工團軍、農團軍等同時出動，鎮壓商團，捉拿骨幹分子，收繳商團槍械。 15日，雙方在廣州城西的西關發生戰鬥，經數小時激戰，商團戰敗，陳廉伯逃往香港，西關的商人住宅區被洗劫一空。 17日，廣州全市商店一律開業。 在現代中國史的教科書上，這段歷史被稱為“商團叛亂事件”，其中的是非曲直頗有爭議。不過，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隨著暴力革命的思潮漸成主流，企業家階層與革命黨、以及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關係，變得十分的緊張與微妙，他們已經無法中立自保。在這次沖突中，工會組織與國民黨的軍政府結成同盟，站在了商團的對立面，商人階層的孤立顯得非常的可悲。 就在廣東商團叛亂事件平息後半年，在上海發生了一起更為驚人的大事件。在這次日後被定名為“五卅運動”的事件中，虞洽卿們終於意識到，階級決裂已經無可避免。 1925年5月30日，上海2千多名學生在租界的各馬路上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抗議半個月前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並號召收回租界，英國巡捕逮捕100餘人。下午，萬餘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開槍射擊，當場死11人，被捕者、受傷者無數，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6月1日，上海總工會成立，36歲的李立三出任委員長，比他大一歲的劉少奇為總務主任。總工會決定聯合學界、商界，發動全市規模的“罷工、罷課、罷市”。其後數日，萬人上街遊行，租界宣布戒嚴，租界內禁止三人以上結隊行走，裝甲車上架著機關槍日日巡街，恐怖籠罩上海灘。風暴迅速席捲全國，6月2日，廣州數万工人學生舉行示威大遊行，3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舉行集會遊行，4日，南京亦出現大罷工和示威遊行。民眾及知識階層對日本侵略主義和軍閥政府的不滿被徹底引爆。 慘案爆發時，虞洽卿正在北京與段祺瑞政府磋商事宜，6月3日他匆匆返滬，隨即召開總商會的對策會。前一日，總商會已被1萬多人包圍示威，各會董寒若驚蟬。唯虞洽卿看上去很是處之泰然，過去十多年裡，他一直在各種風波中滾打斡旋，此次不過是又一處險灘而已。他定下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縮小事態，平息風波”，並向同僚承諾，“憑我在上海灘的臉面，將盡力勸導各商號早日開市。” 第二天一大清晨，他就上街說勸。往南京路上一站，迎面衝來一隊接一隊激昂悲憤地喊著“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口號的抗議者。他看到一個工人模樣的人正指揮著一群人學唱歌曲，他們唱道，“工友和農友，並肩向前走，打倒土豪資本家，打倒列強和走狗”，不遠處的另一群人則在唱，“富人坐在家中吃魚肉，農工勞苦做工喝薄粥，富人哈哈笑，農工個個哭，不分東西和南北，我們要當家，我們要做主。”突然，虞洽卿有了一種巨大的陌生感和無力感。在一個商號前，虞洽卿被一群店員和學生圍住，當他自報名號後，不但沒有平息憤怒，而是引起了更大的騷動，“帝國主義的走狗”、“萬惡的大資本家”、“作威作福的闊佬”，一頂接一頂的“帽子”壓得他喘息不得，在部屬的掩護下，他好不容易才脫身，長衫在推搡中被撕破。當夜，虞宅再次被炸彈襲擊，後門的一角和一段院牆被轟然震塌。 驚魂甫定，虞洽卿環視局勢，終於發覺這一次的事態衍變已經超出了以往的“經驗值”，一股龐大的意識形態力量正在快速而清晰地“切割”著各個階層，他的那些“短檔朋友”現在已經完全地站到了對立面，這種對立，事涉“階級”分野，而與“交情”無關。這似乎已經不是用過去“掏漿糊”的方式能夠拂平的。更讓他感到驚心的是，這種殘酷的、不由分說的階級切割還擁有了理論上的支持，就在“五卅慘案”後的數日內，幾份由左翼文人和共產黨人主辦的報刊紛紛創辦，瞿秋白主編《熱血日報》，沈雁冰、鄭振鐸、葉聖陶等人辦起《公理日報》，上海學聯則創辦《血潮日刊》，這些報刊對事態的進一步激化顯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6月7日，由上海總工會、上海學聯和各馬路商界聯合會聯合發起，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宣布將統一領導這次群眾運動，以往顯赫無比的總商會被徹底排斥在外。聯合會明確提出17項交涉條件，其中包括：取消戒嚴令，永遠撤退駐滬之英日海陸軍，取消領事裁判權，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的絕對自由，制定工人保護法，懲兇，賠償等。四天后，聯合會召集了有20多萬人參加的、規模空前的市民大會。上海的抗議活動得到全國公眾的響應，6月19日，廣州、香港25萬工人在中國共產黨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舉行“省港大罷工”，6月23日，英法軍警對遊行工人開槍射擊，死亡五十二人，重傷一百七十餘人，製造了“沙基慘案”，中華全國總工會建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組成工人武裝糾察隊，封鎖香港和沙面租界。 6月30日，北京五百多個團體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國民大會”，邀請德國、朝鮮、印度、日本和土耳其代表參加，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扶病出席，南京、天津、濟南、武漢等大城市都舉行了類似活動，前後參與人數達1300萬。 身處暴風眼的虞洽卿此時已是尷尬無比，他當然不甘心自己所代表的商人階層在這次社會大風暴中被邊緣化，甚至被反動化。就在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提出“17條”之後，總商會迅速組建“五卅事件委員會”，提出13條，其中刪掉了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英日駐軍、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等項內容。 6月11日晚，虞洽卿邀李立三到總商會對話洽商，李表示無法接受條款修改，以“事前不知，不能代表本會”為由憤然退出。 總工會的“17條”與總商會的“13條”，成為中方內部爭論的焦點，左翼人士認定虞洽卿代表了資本家的投降立場，是可恥的背叛和反革命行動，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連續發表四篇社論，分別題為《上海總商會究竟要的是什麼？ 》、《全中國都要受外人屠殺了，上海總商會卻要反對民眾的團結》、《警告總商會》和《商閥的勾當》。虞洽卿在文中被點名指責為“走狗”和“商賊”，僅僅半年前，他還被看成是上海市民的“救星”，而翻轉之間卻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商賊”，善惡瞬息，數十年後仍讓人莫名唏噓。而另一些人士則表示認同，梁啟超在北京《晨報》撰文《我們該怎麼樣應付上海慘殺事件》，稱：“所提17條，有些漫天要價，不買拉倒的態度……與其賣不成，寧可吃虧賣。”溫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丁文江也撰文呼籲，“雙方應慎用感情，研究利害，放下理想，討論辦法，少談主義，專講問題，外交才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北京政府最終採納總商會方案，電令外交部次長曾宗鑑、江蘇省省長鄭謙和虞洽卿等五人組成中國方面的談判委員，與租界領事團談判。 6月19日，總商會與總工會繼續緊急磋商，李立三提出“繼續實行對美日經濟絕交、提倡國貨、抵制洋貨和抽款援助罷工工人”三個條件，虞洽卿一口答應。雙方議定於6月26日全面復市，持續近一個月的五卅風波告一段落。在善後活動中，總商會發出《勸商界資助工人通函》，虞洽卿帶頭捐3萬元，總募得款項300多萬元。在中方堅持下，租界工部局償付了死傷者的撫卹金，肇事的日本紗廠則同意，以上海總商會做擔保，給工人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資。 在激盪多變的五卅運動中，虞洽卿看上去再次扮演了“調人”的角色，不過，他顯然已經有些有點力所不逮了。在這場空前的民眾怒潮中，商會與工會的分歧與鬥爭具有分水嶺般的意義，在意識形態的強烈引導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國市民社會內部出現了分裂，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突然形成了對立的局面，在知識階層內部也出現了左派與右派的分野。這是中國商業史上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事件。虞洽卿以及他所代表的階層扮演了一個搖擺、尷尬而可疑的角色，階級裂痕赫然生成，並已難以彌合。 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虞洽卿們開始思考下述問題：企業家與革命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他們將怎樣與已經被組織和發動起來、並擁有明確的行動綱領的工人階層共處？是理性溝通，還是感性排斥，是和平妥協，還是暴力對立，他們的選擇，在兩年後改變了中國政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