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九章1919年：廣場背後的人
（胡適創作的《嘗試集》是中國第一本白話詩歌集，1919年8月編成，第二年3月由亞東圖書館出版。面世後，遭到老舊人士的嘲笑討伐，卻大受青年的歡迎，是為“詩體的革命”。）
1918年春夏，袁世凱死後兩年，軍閥勢力一度氣餒。在梁啟超等人推動下，控制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決定進行國會議員選舉。這是百年近現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帶有普選性質的全國性政治選舉。倡導暴力革命、缺乏兼容性的國民黨此時被趕到廣東，徹底排斥在外。有趣的是，三個參與角逐的派系分別代表了三種力量，一是軍閥，一是公共知識分子，一是企業家。
代表軍閥的是安福系，頭面人物自然是段祺瑞，自袁世凱稱帝未遂而身亡後，他成了北洋軍閥的“大哥大”。跟袁一樣，段是一個善於謀劃的行政長才，他曾留學德國學習砲兵，信奉威權主義，卻對現代政治理念一無所知。所謂安福系的名稱來源，是段的謀士和下屬們經常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個大宅子裡打牌下棋，互通氣息，因此得名。這個派系握有槍桿子，是以勢大力沉，無比霸道。
在三大派系中，研究系的政治理念最為清晰，其魁首是早已名揚天下的梁啟超。後世史家定論，梁啟超的議會政治論大大超越當時所有人。他早在1910年就著有《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對議會的組織、選舉、投票、政黨等均進行了論述，認定“議院為今世最良之製度”，他先後寫過《論立法權》、《各國憲法異同論》、《立憲法議》等文章，它們後來都被收在《飲冰室文集》中。他倡導政黨政治，謂議會的成功運作有兩大條件，一是“大多數人有批判政治得失之常識”，一是“有發達之政黨。”在他的心目中，最好的仿效對像是英國政體。
交通系的領袖是梁士詒（1869-1933）。他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因此圍繞在他周圍的人便被稱為是“交通系”。梁也是廣東人（他的家鄉是廣東三水，百年後這裡又出了一個叫李經緯的企業家，創辦曾是國產飲料之冠的健力寶），曾與梁啟超在佛山書院當過同學，1903年參加科舉，在殿試中赫然名列一等第一，也就是中了狀元，當卷子和名單送至慈禧御批時，老太太正恨康梁黨，見梁士詒是粵人，又姓梁，懷疑他是梁啟超的弟弟，一筆把他劃成了第三名榜眼。袁世凱看中他能辦實務，便將之攏入掌內，後世流傳的《袁世凱兵書》多出其手，他被任命為鐵路總文案，參與締結中日的東三省條約，以後又設置督辦五路總公所。自此，開始涉足交通部門。 1906年春，朝廷設郵傳部，以盛宣懷為大臣，梁士詒任提調，統管全國鐵路。在他任內，先後督辦京漢、瀘寧、道清、正太、汴洛、京奉、廣九以及津浦、吉長、株萍等鐵路，為乾線建設立下大功。同時，他於1908年創辦交通銀行，屬官商合辦、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的商業銀行，總資本1000萬兩，其中官股四成，商股六成，有發鈔權。在清末民初，交通銀行的規模超過了盛宣懷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地位僅次於中央銀行大清銀行。以鐵路實務和銀行金融為核心，梁士詒日漸形成了一個勢力龐大的交通系，他本人有“梁財神”之稱。細數交通系中的主力，大多均為梁士詒的同鄉、北方企業家以及與前朝有絲縷干係的“官商”，滬浙一帶的民間企業家少有參與。
本次國會選舉，棋局微妙，宛若當年三國。安福係好比曹魏，兵力最強且居於中樞，研究系和交通系則如劉漢和孫吳，合則可分庭抗禮，分則被各個擊破。其中，交通系的角色最為微妙，因其理念模糊，可左可右，而財力雄厚，不可小窺。它若與研究系結合，就能組合為一個很有聲勢的政黨力量，兩黨對峙格局或可形成，反之，則天平大傾。
令人無比感慨的事實是，交通係幾乎是沒有猶豫地選擇了與安福系結盟。其原因大抵有三，一是企業家階層所固有的投機心態，在筆桿子與槍桿子之中，官商情結深重的他們十分輕易地選中了後者。二是現實利益的交錯，在1918年前後，交通係與安福系的很多重要人物有糾纏不清的利益關聯，其中，交通系的曹汝霖、吳鼎昌與段祺瑞都是天津裕元紗廠的股東，而另一個大實業家週學熙跟段的政治盟友徐世昌是天津華新紗廠的股東。第三則是兩大派系領袖梁士詒與梁啟超的私人關係，二梁既有同省之情、同學之誼，卻也有莫名“奪魁”之幽恨，其心結糾纏，不足與外人道。
台灣學者張朋園在《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一書曾詳細記述了當時選舉的景象。據他記述，安福係為了拉攏梁士詒，許之以參議院議長，交通系則暗中捐錢為安福系助選，其中，梁士詒捐200萬元，曹汝霖和葉恭焯分別捐70萬元。段祺瑞還挪用國庫資金及鹽稅為選舉之用。相對比，研究系的選舉資金則十分有限，僅有與段祺瑞不和的直系軍閥馮國璋給了梁啟超40萬元，其他一些地方督軍出了數十萬元。安福系捧著錢派人到各地賄選，據當時《申報》報導，很多屬於研究系的人經過運作之後，都一起投到安福系旗下。一些軍閥更是端著槍桿子搞選舉，《盛京時報》記載，東北軍閥張作霖把初當選人集中起來，宣布推薦名單，“不准選舉限外人員”。而《順天時報》報導，河南一個趙姓督軍索性宣布，某五人為中央指派必須選出，“若不在指派之列者，即使當選亦屬無效。”除了安福系的軍閥明目張膽地賄選之外，商人賄選的“事蹟”也見諸報端，《申報》刊文《蘇州：眾議員初選舉之怪狀》稱，蘇州一商人買動四百餘人，投票前以酒席招待，席開五十餘桌，投票人衣衫襤褸，類似乞丐者約居十之六七。
安福系鴨霸，交通系投機，研究系清高，棋局至此已無懸念。
6月20日全國投票。結果，安福系大勝，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中佔335席，研究係得21席，交通係為5席，派係不明者111席。
企業家階層在此次選舉中的表演令人失望。從當選數據來看，如果交通係與研究系結合，加上被安福系用錢挖去的選票，再算上那些派係不明者，其力量足可與軍閥一搏。中國世局或有別樣天地。當然，百年後進行這樣的“复盤”，徒餘一地嘆息而已。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六十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梁濟試圖以死喚醒人們繼續變革的決心。半年後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兒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學爆發了一場驚天的學生抗議活動，史稱“五四運動”。
抗議的導火索還是跟四年前的《二十一條》有關。這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在對德合約上，和會竟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中國作為戰勝國受此凌辱，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同意在合約上簽字，一時舉國嘩然。 5月4日，北京大學等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雲集天安門廣場，打出“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學生遊行到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時，火燒曹宅，還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軍警給予鎮壓，逮捕學生32人。北洋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激起進一步的抗議，到5月下旬，全國主要城市先後宣告罷課。 6月11日，曹、章等人被免職，總統徐世昌辭職，月底，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後來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五月四日被定義為“青年節”。
一部二十四史讀下來，有一個現像很耐人尋味：當一個中央集權強勢出現的時候，往往會帶來經濟的高度繁榮，而在集權喪失的亂世，卻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躍期。中國思想史上的三個高峰時間，分別是發生在春秋戰國——誕生了老子、孔子等諸子百家，奠定了中國哲學的基石、魏晉南北朝——出現了最絢爛的書法、雕塑和詩歌藝術、以及我們正在講述的民國初期——爆發了五四運動以及出現了燦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學家。
民國初年是思想至為活躍和自由的時期，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很像青春期的日子，明亮、騷動而充滿了無邊的憂傷。各種思潮在中國交錯激盪，新刊物新思想層出不窮。當年跟吳樾搶著要去暗殺“五大臣”的陳獨秀此時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編的《新青年》（創辦於1915年）舉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面旗幟，號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擊舊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適為代表的青年留洋學者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在國之青年中，他們很快成為新的思想領袖，當時正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日後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在飽受欺辱的黑暗年代裡，這個古老東方國家的年輕人最終決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壇壇罐罐。美國史學家威爾·杜蘭——他與胡適同為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的門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闢地論及：“今天中國人最強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國人，同樣的，今天中國最有力的行動是崇拜外國人，中國知道西方不值得這樣崇拜，但是中國人卻被逼得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事實擺在眼前，工業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選擇。”這種矛盾的國民情緒在五四運動中呈現得非常清晰。
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當時便被人敏感地預測到了。就在學生運動爆發的那幾天，大哲學家約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訪問，他在寫於6月1日的信中說，“我們正目睹一個國家的新生，而出生總是艱難的。”
不過，從來沒有人從企業史的角度審視五四運動。
它的引爆點在北京大學，它的發生地在天安門廣場，日後為人們所記憶的先驅者都是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我們可以輕易地報出他們的名字：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傅斯年、段錫明、羅家倫、許德珩、周恩來等等。然而，正如後世的日本紀實攝影家小川紳介（1936年－1991年）所說的，在一起重大歷史事件爆發的時候，“那些生動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廣場的背後。”事實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間，如果沒有商業團體及工人的支持，五四運動僅僅是一場激動人心的學生抗議而已。在青春激蕩的天安門廣場的背後，以工人和企業家為主體的商業力量便就是那些起著重要的作用、卻不被人注意到“廣場背後”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動了起來，他們以同鄉會的名義致電北京和巴黎，反對將德國權益轉讓給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業聯合會為組織，集合滬上53個會館公所，協調工廠的抗議活動。 5月4日，傳來北京學生遊行並遭鎮壓的消息後，商業聯合會當即與復旦大學和江蘇教育總會聯繫，一起籌劃抗議大會，5月7日，大會在老西門體育場舉行，主題是聲援學生，抵制日貨。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其後三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參與工廠43家，工人總數約6萬，他們顯然得到了工廠主們的支持、默許或容忍，這是開埠以來，上海發生的最大規模的罷工活動。
在上海的示範下，抗議很快席捲全國，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罷市，京漢鐵路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廣州的工人相繼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罷工浪潮涉及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記錄這段歷史時認為，“工人發動罷工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象徵中國的歷史發展邁向新的轉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洶湧援助下，五四運動才演變成了一場全民參與、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企業家階層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為，並不僅限於聲援學生。
就在抗議活動如火如荼的6月初，張謇接受《北華捷報》採訪，對企業家在學生運動中的角色進行了闡述：“吾輩之主務，乃為開創國人使用國貨之風氣，以此促進吾國工商業之發展。現階段之情形，無疑於此十分有利，因國人愛國情緒十分高漲。”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企業家發動了一場比1915年聲勢更為浩大的日貨抵制運動，甚至還在產業經濟的重建中排擠日本勢力。
在五四運動爆發不久，日本報紙就已經預言，中國即將開展一場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它以諷刺的口吻寫道，“這場示威將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燒事件不會超過五分鐘。”但是，幾個星期後，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就認定，這五分鐘的示威可能會延續下去，並嚴重威脅日本的在華利益。
在各地的抗議活動中，抵制日貨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 5月17日，上海八家主要的報紙同一天發佈公告，發誓不再接受日貨廣告或者發布日本商業新聞。 6月5日，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決定全埠罷業，榮宗敬——他在上一年的國會選舉中當選江蘇省議員——便在討論會上提議“一致戒用日本貨。”近年以來一直十分活躍的中華國貨維持會等非政府組織印製了數以十萬計的宣傳國貨小冊子，各種標語充斥大街小巷，在一份現存於日本外交檔案中的小冊子裡，編輯者寫道，“凡是愛國者都必須購買國貨。當到處聽到這樣的呼聲：偉大的中華民族和人民所創造的工業社會萬歲，偉大的中華民族成員萬歲，偉大的中華民族萬歲，那就打倒了這個長遠計劃和這種永恆組織的目的，因為抵制運動正是為了抵制某些國家的商品而發動的。”某些國家所指為何，讀者無不心知肚明。
在很多城市，經營日貨和為日方服務的商人紛紛收到匿名恐嚇信，警告他們與日本斷絕關係，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鋪也被搗毀。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報導中稱，學生們成為“運動中的警察”，監督商店和小販、破壞日本廣告牌等。學生們的公告欄上，堆滿了草帽、雨傘、熱水瓶以及從行人那裡收繳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體將此形像地稱為“草帽戰”。一個叫瑪加瑞特·莫尼格的美國傳教士對西方記者說，她的女傭拒絕購買英國霍利克公司出產的麥芽奶粉，因為它是在日本商人開的商店裡才有出售。很多地方的商店被要求貼上這樣的標語——“自今天起，本店鋪絕不出售日貨。”10月的《新聞報》還刊登了一則報導，江蘇省一個縣的學生調查隊發現，一家商店裡的火柴有問題，它的外包裝上印有“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而實際上卻是日本火柴，學生們當場銷毀了這批商品。
在沿海城市和湖廣地區還出現了一種叫“愛國十人團”的組織形式，它以十人構成一個小組，十個小組再構成一個更高級別的組織，參加者發誓只消費中國貨，並確保和監督同組成員也這樣做，他們還挨家挨戶地發送傳單和做鼓動工作，據報導，僅天津一地就有數百個“十人團”。
五四運動在7月份達到高潮，日本對華出口幾乎斷絕。抵制效果從後面兩年的貿易數據中清晰地呈現出來，1920年，日本對華進口額比1919年下降7.2%，損失達2915萬美元，而其它國家的對華出口卻增長33.3%。 1921年日本對華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萬美元，同期，其它國家的進口則增長30%以上。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說明從1919年開始的抵制日貨運動，無論中國付出了什麼代價，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貿易、航運和工業方面的重大損失。據當時觀察家的記錄，抵制運動在華東地區推動了民族棉紗業的發展，在華南則為煙草和針織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市場環境。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保羅·雷恩斯在寫給國會的信中就認為，“它給中國工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並且給製造商和政府一個提示，即什麼是一場刺激國內工業發展的運動應該做到的。”（據研究資料顯示，從1918年到1930年，上海工廠罷工次數最多的是兩家日本棉紡工廠，內外棉株式會社和日華紡織株式會社，分別為45次和38次。與眾多的本土紡織企業相比，日本工廠的工人待遇和生產條件尚略勝一籌，工人罷工顯然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傾向。另外一個有說服力的對比是，在這期間，英美煙草公司發生了31次罷工，而同城的南洋菸草只發生了5次。）
與此同時的一個十分有趣的觀察是，在震耳欲聾的愛國呼聲中，天性反對動蕩的商人們還十分注意抵制運動的邊界，不使之滑向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的境地。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企業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盡量把運動的邊界局限在非暴力的範圍內，他們多次撰文呼籲，“惟予竊欲警告國民，萬不可任令群眾再有激烈行動。”
6月份，就當紗廠聯合會決議聯合罷業的時候，榮宗敬曾經為此專門設宴招待歐美商人及外交人士，他解釋說，“（敝國）歷受諸貴國文明感化，雖罷課、罷市、罷工達十天有餘，而仍安靜如常，絕無一毫暴動，當可邀世界諸大國共諒。”接著，他講了一番很有技巧性的話，“敝國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貨，而歐美諸大國之貨暢銷敝國，至好時機也。歐戰四年餘，諸貴國銷行東亞之貨，被日本國爭攫殆盡，今公理戰勝，諸貴國正可廣造物品暢行東亞，今為在席諸公賀，而彼此聯絡友誼更加密切。”言下之意，中國抵制日貨，大大有利於歐美商品回歸中國市場，道理所及，當然很是引得歐美人的歡喜認同。
除了推動消費市場上的抵制運動之外，企業家們更利用這股愛國熱潮，奪取到了產業經濟的某些主導權。麵粉和棉紗“兩料大王”榮宗敬就做成了兩件很有利於民族產業的大事。
從1919年的夏天開始，榮宗敬就四處奔走，聯絡麵粉業內人士，自行組織麵粉交易所。當時在上海，日本商人開設了麵粉取引所（交易所），經營面、麥的期貨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場的原料和成品的價格，華人企業多年仰其鼻息而無可奈何。榮宗敬乘群情激憤之際，提出自辦交易所，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此議得到同業的一致響應。 1920年1月11日，中國機制麵粉上海貿易所（後改名為上海麵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籌集股本50萬元，榮宗敬、王一亭等滬上面業大亨均為理事。
同時，榮宗敬積極籌建紗布交易所。作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盈利最強的民族產業，棉紗的原料期貨交易也被日商開辦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紗布交易量非常巨大，各棉紗廠雖有心掙脫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擔心操作不當，重蹈當年胡雪巖的複轍。所以榮宗敬提出，必須協同一心，斷流開源。在他的召集下，華商紗廠聯合會的所有會員齊聚一堂，通過了兩條跟日商決裂的原則，一是各廠不往日商的取引所採購棉花，必堅持到底，二是凡在取引所買賣棉花和紗布的行號或掮客，各廠與之斷絕往來，並登報宣布此旨。與會廠商被要求一一舉手，以示慎重通過。 1921年7月1日，紗布交易所正式開幕，籌集股本200萬元，榮宗敬、穆藕初等人為發起股東。
麵粉和紗布兩個交易所的建立，意味著這兩大民族產業的期貨價格主導權回歸華商。這是企業家階層借五四運動的東風打贏的兩場漂亮的商戰，特別是紗布交易所的建立，也算是給亂墳堆裡的胡雪巖一個遲到了三十多年的告慰。
如果說，五四運動決定性地改變了中國的文化生態，那麼，它對商業生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就如同胡適等年輕的留洋博士一躍而成為文化領袖一樣，一些有現代商業背景的年輕企業家也迅速地攀上了舞台。這個景像很快在1920年上海總商會的換選風波中呈現了出來。
風波仍與五四有關。 1919年5月9日，就當學生遊行被鎮壓的時刻，上海總商會內一些與段祺瑞政府關係密切的老派商人發出一份電報，主張先在巴黎合約上簽字，然後再與日本交涉歸還青島。此電引起公憤。隨著抗議風潮漸成主流，總商會內部傳出“改良總商會”的呼聲，認定現在的總商會“一味與官僚派接洽，暮氣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所以必須重選明哲之才。
1920年8月，總商會進行換屆選舉，原有的33名會董中竟有31人落選，新當選的會董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還不到40歲。 41歲的聶雲台（1880－1953）被選為總商會會長，而他的前任是73歲的老買辦朱葆三。
這是個意氣風發的新派企業家，他13歲就中了秀才，後來竟自絕科舉，跟外國人學英語、電氣、化學工程等新學科，再後來赴美國留學深造，回國後當上了一家紡織工廠的經理。他的身份中最為顯赫的是，有一個國人皆知的外祖父——曾國藩，其家傳血脈自有別一份的抱負。在1917年，聶雲台與黃炎培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任臨時干事，這是中國第一個職業教育團體。他還寫了一本薄得只有10頁紙的小冊子，書名叫《大糞主義》。書中說，在民間，人中了毒可以用大糞灌解，而國家民族的毛病中的毒也一樣可以用大糞來解。按聶的說法，當世之人有四種毒，一是驕慢，二是體面，三為驕懶，四為奢費，這四毒，澆上一勺濃冽的大糞主義，一切就化為烏有了。澆大糞的方法很簡單，從教育和政治入手，但是要密切聯繫公廁和大糞。教壇上，學校的老師帶頭，跟學生一起挑大糞、洗廁所，澆糞種菜。讓學生認識到，大街上挑糞的人，才是最可寶貴的人。而政壇上，則要求從國家元首到各縣的長官，每天早上必須到指定的地點親自刷洗廁所，而且必須刷洗乾淨，如果擔心長官的安全，可以派衛兵四周警衛，長官一邊刷洗，還配一個演講員在旁演講其意義。其理論雖是荒誕，卻有著最樸素的民本思想。
聶雲台上任後，迅速展開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業家力量，組成了財政、陳列、交通、公證等八個專門委員會，充實和健全了商會的職能，從1921年起，總商會連續三年舉辦了三次規模宏大的國貨展覽會，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他還興辦工商業圖書館和商業補習學校，出版《上海總商會月報》，培養商戰人才和發布商人聲音。
與煥然一新的總商會很類似的，在上海商界另外一個被年輕人把持的商會還有上海銀行公會。
這家創辦於1918年7月的行業公會由12個銀行家發起，他們大多出身於1880年代，此時年齡不到40歲，而且全數受的是現代金融教育，發起人宋漢章和張公權分別畢業於上海中西學院和日本東京慶應大學，其他還有畢業於日本山口高等商業學校（李銘）、英國伯明翰大學（徐陳冕）以及法國巴黎大學（徐新六）的。這些人不屑於陳舊的錢莊模式，渴望擺脫國家的干預，以國際金融法規來管理自己的銀行。他們集資創辦《銀行週報》，在發刊詞中很自信且明確地宣告，“溯自吾國與外人通商以來，國內商業進而為國際商業，經營之範圍日擴，其方法亦日異。為之樞紐機關者，如舊日之錢莊票號，已不能應今日之潮流，所謂銀行者乃應運而生。銀行者，所以供一國財政工商以及社會經濟之運用也。”朝氣浩蕩的一行字衝過來，就把錢莊票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1920年，在31歲的張公權的倡議下，由上海銀行公會牽頭，各地公會聯合組成了全國銀行總會，在後來的7年裡，它成為一個可以與中央政府公開博弈、直接影響金融政策的銀行家集團。
在偉大的五四運動中，企業家階層的作用與表現長期不被提及。正如我們已經描述的，在時代的重大衍變時刻，“廣場背後”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演出了同樣精彩的一幕大戲。
法國學者白吉爾在評論五四時期的企業家時說，“那些企業家，都是擯棄舊觀念、倡導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對中國社會現代化所作的貢獻，與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的傑出作用相比，可謂是一珠雙璧——儘管他們沒有像後者那樣的慷慨激昂。”她還說，“民族企業家與激進的知識分子相比，顯得較為實際，與保守的官僚相比，又顯得較為開放。”
環視1919年前後的世界，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全球政治格局十分動盪，在中國的北方，俄羅斯人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而在西南方，另外一個古老的亞洲大國印度則正十分巧合地進行著一場非暴力的民眾運動。
在近代史上，印度所遭受的恥辱並不比中國輕，從十七世紀開始，印度就受到英國的經濟和軍事入侵，到1857年——也就是歐洲列強對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前後，印度被大英帝國正式吞併，屈辱性地改稱為“東印度公司領地”。此後數十年，印度人民為了自治和獨立不斷起義、流血成河。
到1919年11月，一個出生於土邦首領家庭、在英國倫敦大學受過西方教育的律師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發起了“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他宣布了一系列與英國政府“不合作”的內容，包括退還英王所授爵位、勳章，辭去在地方機構中所任公職，不參加殖民政府的一切集會，抵制英國殖民教育等等，在經濟上，則抵制外國產的商品，特別是英國產品，他號召所有印度人應該穿土布，而放棄英制織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成為印度人民反對異族統治的主要手段，它十分曲折而反复地進行，一直到1947年，印度終於宣告獨立，甘地因此被視為“聖雄甘地”和“印度國父”。 （當時的中國思想界更為熟悉的印度思想家是詩人、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他跟甘地有很近似的東方哲學思想，他在詩歌中吟唱道，“當我們極謙卑時，則幾近於偉大。”1919年，他支持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張，第一個拒絕了英國國王授予的騎士頭銜。1924年4月，他應梁啟超、蔡元培之邀訪問中國，引起很大的轟動。）
後世學者常常將1917年的蘇聯十月革命與五四運動聯繫在一起探究，卻很少有人觀察到幾乎同時發生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事實上，1919年的中國思想界受到了來自南北兩大社會思潮的夾擊式影響，至少在經濟領域，保守的企業家階層的選擇與甘地的非暴力主張很可參照。
回望1919年的中國，真可謂轟轟烈烈，就像燈火輝煌的列車在暗夜中一閃而過，給人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暈眩感。在此後的四、五年裡，文化界群星璀璨，思想空前活躍，各種政治力量和主張自由萌生，其中對歷史影響最大的事件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陳獨秀、李大釗和毛澤東等人在上海（後轉到嘉興南湖）組建了中國共產黨，它不久將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力量。而在企業界，雄心勃勃的新興企業家們開始試驗他們的政治理想。
自袁世凱之後，北洋政府因軍閥割據和財政拮据，一直顯得很弱勢，這客觀上讓企業家有了博弈的空間。 1920年秋，中央政府決定發行政府債券，12月，張公權領導的銀行公會在上海舉行會議，以舊債券清償不力為理由，拒絕認購所有債券。在北京掌權的段祺瑞十分惱火卻也無可奈何，只好派代表與銀行家們談判，最後同意建立統一的國債基金會，將關稅餘額作為償債基金，再由英國人掌控的海關總稅務司作為第三方管理。這種跟中央政府叫板的事情在當時並非僅見，早在兩年前，上海總商會還拒絕派人北上參加農商部組織的經濟發展研討會，理由是“鑑於困擾國家的動亂局面，經濟和商業陷入混亂，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參加此類會議。”
在對中央政權失望的情形下，企業家們接受了空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潮，嘗試重建中國的社會秩序。其努力的方向主要有兩個，一是建設模範城市或實驗公社，一是創立城市自治機制。
中國人向來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對企業家來說，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這方面，張謇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典範，從1903年開始，他就致力於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將近二十年下來，南通已成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縣城。 1920年，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們就已感受到她的現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麵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奔馳，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著煙，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迴響——一個歡快勞動的日子又宣布開始了。在江岸邊建有現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通過現代化的公路和運河，運輸線四通八達。登上狼山山頂，一幅動人的壯麗圖畫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南面奔騰著雄偉的長江，它的水上運輸繁忙。在西面靜臥著南通城，屋頂、煙囪、城門樓依稀可見。到處都顯示著滿足、快樂和繁華。我們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種，並由田間小路分割成幾何形狀。在居住區內有大量精心種植的樹木，這也是這裡的一個特徵，在中國其它地區沒有類似的情況。”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主筆J·B·鮑威爾也是在這一年到訪南通，他稱之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他在報導中寫道：“張謇以及他的兄長張詧、他的兒子簡直可以用'君臨天下'一詞來形容，除了童話故事中對待臣民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慈善君王外，可能無人可與之匹敵，而在南通州這卻是事實。”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通舉行年會，梁啟超到會，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文學家魯迅的朋友、日本人內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同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這一年正好是他70歲大壽。讓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這一輝煌的時刻，張謇的企業突然冒出了危機的苗頭，他將很快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
不過在1922年，南通模式還是如此的迷人和讓人感奮，在很長時間裡它成為企業家的夢想。也是在這一年，老買辦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置1000畝地，設想建立一個類似南通的實驗城。而榮家兄弟則嘗試著在自己的工廠裡搞了一個“勞工自治區”，“自治區”設在家鄉無錫，建有男、女職工單身宿舍和職工家屬宿舍，宿舍分區、村、室三級，由工人自己推選各級負責人員進行管理。還興辦了食堂、儲蓄所、合作社、醫院、工人夜校、子弟學校、圖書館、電影場，乃至公墓、功德祠、尊賢堂，工人從生活、教育、文化娛樂、勞動保險到生老病死諸多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可謂社會功能一應俱全，宛若一個獨立的“公社”。到後來，為了處理各種糾紛事宜，“自治區”內還設了一個工人自治法庭。 “自治區”的建立，一方面實踐了榮家兄弟的社會理念，另一方面也直接帶來了生產效率的提高，榮德生經常在周末集體訓話時宣傳自己的“自治主張”：“廠方的利益，就是各工友的利益，勞資應該充分合作，團結一致，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如果說，張、榮等人的實驗著眼於家鄉的重建，那麼，另外一些人則有更大的抱負，他們試圖在某些城市建立自治型政府。
企業家的政治熱情一方面是被逼出來的，另一方面也是不清晰和幼稚的。 1921年10月，在商會聯合會的年會上，很多年輕的會員提出了參與政治的呼籲，一個叫唐富福的人在發言中大喊，“我們用不著仰賴某個個人，世上從來沒有救世主……現在該是商人面對現實，擺脫陳舊的不參與傳統，投身政治的時候了。我們拒絕將我們所主張的開明政治與那黑暗的政治混為一談。如果政治是黑暗的，而我們卻接受其的統治，豈不成了奴才和背叛者了嗎？我起誓，我決不！中國商人要拯救這個國家。商會總是以不參與政權為自己的榮譽，但在今天，這種節制卻是我們的恥辱。”這番演講刊登在了當時的《北華捷報》上。唐富福的論點在年會上引起共鳴，穆藕初等人也認為，“實業界人士務實不聞政治的陳舊觀點，是不值得讚賞的。應團結起來，採取適當的方式，推動政府改善國內局勢。”
企業家階層的參政和自治理念得到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呼應，胡適、丁文江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就是由“好人”來管理政府，依靠專家解決專門問題，所謂“好人”，就是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階層，“即以現身從事農工商業及勞動者執政，而除去現在貴族軍閥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
為了實踐商人主政和“好人政府”的主張，各地商會先後都提出過千奇百怪的設想。 1923年3月，漢口總商會向國內各主要城市的商會發出了一份《保護商埠安全議案》，在議案中提出，以中世紀歐洲的漢薩同盟為仿效，建立一個“真正的城市聯盟”。漢薩同盟是14世紀出現在德意志北部的城市聯盟群，它由富商和貴族發起，擁有軍隊和金庫，極盛時加盟城市多達160個，漢口的議案認為，“如全國各商埠能實行團結，聲氣靈通，勢力雄厚，舉國內外，誰敢予侮？”此案“看上去很美”，卻一點也沒有操作的可能。
漢口議案提出後不久，上海的企業家更有過十分大膽的、鬧劇式的行動。
年初，北京政壇出現動盪，直系軍閥曹琨打敗皖系的段祺瑞，控制了中央政權，在總統選舉中，曹琨用錢收買國會議員投票，每人5000元，受賄的議員共有480人，曹琨因此“選”上了大總統。 6月，他把現任總統黎元洪趕出北京城。一時間，賄選丑聞臭遍全國，各地抗議聲四起。 6月23日，上海總商會召開了一次會員大會，一方面通電譴責北京，另一方面宣布上海獨立。他們組成了一個由70人組成的民治委員會，宣布將以執政者的角色來管理城市。他們發佈公開宣言，擬訂行政章程，與曹琨政權電報交涉，一時忙得不亦樂乎。
但是，它顯然缺乏合法性和實際的行政能力，只忙乎了兩個月，民治委員會就無疾而終了。企業家們的嘗試遭到了輿論的嘲笑，《東方雜誌》的一篇評論便諷刺說，“最可笑的是，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自認為民治委員會基本會員，一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無人民者，更若除上海總商會之商人外無人民者，即此一端，其無知妄作已可悲矣。我們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熱情，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其言刻薄，卻也點出了商人主政的三個缺陷，一是愛搞“小圈子”，二是缺乏民眾基礎，三是沒有明確的執政主張。令人好奇的是，惟一對總商會行動持鼓勵態度的是已經成為共產黨員的毛澤東，他在《響導週報》上發文《北京政變與商人》，認為，“上海商人業已改變從前的態度，丟掉和平主義，採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早年的毛澤東是地方自治和模範鄉村建設的積極倡導者。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十二期上發表《學生之工作》一文，提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場、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岳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40年後的1958年，他的這一理想終於以“人民公社”的方式得以實踐。）
企業家階層的自治努力在今後數年內還將持續下去，每一次它都因為缺乏民眾基礎和憲政理論支持，而顯得幼稚和缺乏持續性。在一個現代國家，自治政府及議會制度的真正確立，需要一個自由或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那樣的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以公平協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1920年代的中國，內亂遠未停止，暴力隨時可能打斷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爾把這一時期的失敗，稱為是“一個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她評論說，“資產階級的作為，通常顯得模凌兩可，缺乏條理和毫無效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它所處的政治地位的性質不那麼明確的緣故。”
1920年7月，虞洽卿四方運籌，獲准建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票券、棉花、布匹、糧油等均可在此交易。當時的上海，竟有140個各種各樣的交易所，是全世界交易所最多、也是規則最不規範、投機色彩最為濃烈的城市。虞洽卿的這個交易所是中國第一家正規、綜合性的證券物品交易市場。據記載，該所的首倡者是孫中山，他於1916年在北京約見虞洽卿，提出在上海籌建交易所，他對虞說，“交易所既成，亦可為革命聚積資金，誠乃大事矣。”——靠辦交易所為革命籌錢，孫氏邏輯很能代表當時革命家的經濟思想。虞依計而行，數年乃成。虞出任理事長，籍此成為上海風雲一時的期貨大亨。 （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於1916年在北京創立，不久，上海也設所交易。）
也是在這段時間前後，陳其美（他已於1916年5月遇刺身亡）的結拜兄弟蔣介石落魄滬上，也來投奔虞洽卿，他慨然收留，安排在交易所當上了一名經紀人，另一位浙江老鄉、革命黨人張靜江則出資4000元，讓蔣在交易所中佔了股份。不料蔣某人“革命有方”，卻經營無術，先是在買空賣空中賺了不少錢，緊接者又全數賠光還欠下一屁股債。百般無奈下，蔣介石躲到虞洽卿家中避債多日，然後決心南下投奔孫中山。為了躲避債主追尾跟討，虞出主意讓他投帖拜青幫老大黃金榮為“老頭子”。
黃金榮門徒黃振世日後記錄當時的場景：虞洽卿到八仙橋鈞培裡黃公館後，向黃金榮說明情由，要求錄收蔣介石為門生，黃金榮因為虞洽卿在當時商界地位高，勢力大，亦很想結交，所以對他提出的要求都無條件答應下來。又因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頭子的手續，第二天陪同蔣介石到黃金榮處時，只投遞了一張寫著“黃老夫子台前，受業門生蔣志清”的大紅帖子，既沒有拜師應有的蠟燭、香，更沒有致送壓帖的贄敬。還因為黃金榮事先從虞洽卿處知道蔣介石的困難環境和拜師目的，同時也為了討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計較壓帖贄敬，還有心“慷慨”地贈送蔣介石旅費大洋200元，並且鼓勵他去廣州。分別以後，互不通訊，日久以後也就事過境遷，淡然若忘了。
誰也沒有料到的是，僅僅6年後，乾坤倒轉，這番江湖交情又孽生出一段影響中國走向的歷史公案。
不過在講述這段公案之前，我們先要來到1924年的中國，經濟蕭條在天災人禍的夾擊下突然降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