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一章1927年：悲劇之月

1927年2月初，早春寒意料峭。 60歲的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坐小客輪逆水西行，長江兩岸列兵森嚴，一派大戰將臨前的肅殺氣象。虞洽卿是去南昌拜訪昔日小老鄉、當今的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的是，在當代中國的百年商業歷史上，此行竟直接導致了中國企業家年代的徹底終結和一個黃金商業周期的嘎然中止。 自1917年之後，國民黨被趕出權力中心的北京，偏據廣東一隅，十年磨劍終成大器。 1926年9月7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先是在惠州西湖一帶大敗北洋軍閥吳佩孚，繼而於十月擊潰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 12月，北伐大軍抵達南昌，設總司令行轅，箭鋒洶洶直指上海。而北伐軍總司令就是6年前靠虞洽卿接濟、曾拜黃金榮為“老頭子”的蔣介石。

新年春節剛過，虞洽卿受上海商人團體的委託，坐船西行去南昌拜見小老鄉。此時的上海局勢一派混沌。惶惶不可終日的孫傳芳軍仍盤踞市區，市井已是驚恐蕭條。這時候，擺在上海企業家階層面前有三條道路可以選擇。 其一，上海當時的實際控制人孫傳芳提出了一個“大上海計劃”，建議由軍人、文人和商人組成一個治理集團，他還提議由自由派人士丁文江出任總協調人，然而，虞洽卿們對此議沒有興趣，在過去的十多年裡，從袁世凱、段祺瑞到曹琨、張作霖，軍閥輪番執政北京城，這些人除了把槍桿子握得緊緊的之外，沒有一個具有現代民主理想和治國方略，每一次都因無能和暴烈而失去民心。企業家們已經對舊式軍閥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其二，由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組織也在積極活動，上年10月，共產黨人周恩來組織發動工人進行武裝暴動，起事失利，然而他仍在積極籌劃第二次行動。與共產黨和工人組織結盟，也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政治方案。然而對此，虞洽卿們也沒有信心，在一年多前的五卅事件中，上海總商會與總工會在精神理念和行事原則上已南轅北轍。對於無產者來說，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而從商者卻可能在可怕的革命中被剝奪掉所有，他們是既有秩序的維護者或維修者，從來沒有革命的勇氣、衝動和利益需求。

作為既得利益階層，上海商人理想中的出路是實現上海自治，自1924年提出“廢使、撤兵、移廠”三項主張後，這一直是他們堅定不渝的理想，它也得到了一些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認可。於是，就在北伐軍大兵壓境之際，虞洽卿們天真地期望與同鄉蔣介石結盟，幫助實現這個目標。早在1924年底，中國銀行的張公權就以上海銀行公會領導者的身份與廣州方面取得了聯繫，他借給大元帥府50萬元，這是近十年來，江浙財團與國民黨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當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蔣介石電令，“我軍到達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1926年8月，北伐軍攻進江西，當地商民拒絕使用北伐軍的臨時軍用兌換券，張公權又先後秘密匯去30萬元和100萬元以救急用，這些款項約等於北伐最初階段所需費用的四分之一。很顯然，試探性的合作一直沒有停斷過。

虞洽卿與蔣介石在南昌相晤甚歡。沒有確鑿的史料顯示，他們具體達成了怎樣的默契，不過，日後事態的演變可對此進行清晰的推測。 虞回滬後，先是以“調人”身份函告英法租界當局，宣稱“已承雙方（指北伐軍和上海總工會）切實聲明，對於上海治安完全負責，竭力維持，並保證無軌外行動之虞。深望貴當局在此世局紛擾之際，處之鎮靜，協力合作。” 2月18日，上海總工會宣布總罷工，轉而進行武裝起義，遭到孫傳芳部隊的彈壓。 3月21日，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暴動工人分別向警署、兵營發動猛攻，經過三十小時激戰，終於佔領上海。在兩次暴動過程中，上海總商會一直作冷冷壁上觀。 23日，暴動者組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19人成為臨時政府委員，虞洽卿等商人代表名列其中。對此任命，他們不置是否。

3月26日，蔣介石以高傲的勝利者姿態騎馬進城，一周後的美國《時代》周刊將他選為封面人物，稱之為“征服了半個中國的偉大征服者”，這是蔣第一次受到這個待遇。當晚，虞洽卿即趕到楓林橋公署拜見蔣介石。其後數日，他接連安排上海各界行業公會的大商人與蔣一一晤面，他向諸人鑿鑿宣告，“蔣對本會宗旨極為贊同，表示他本人亦抱維持資本家之主張。”眾商人承諾向蔣認捐500萬元，“用於維持上海安定”。蔣則承諾“勞資關係不久將要納入正軌。” 當時與虞洽卿一起，積極為蔣介石籌款的還有上海的銀行家們。蔣介石進入上海後，上海銀行的陳光甫多次與之會晤，並欣然出任蔣委任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主任一職，虞洽卿出任財政委員，交通銀行協理錢永銘則被委任為財政部次長，他們的職責就是藉助自己在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的影響力籌措軍餉，所籌資金以年利率2.5％的國庫券發行，由海關餘額作為擔保。 33年後，陳光甫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口述歷史專家朱莉·豪說，“我當時主要的想法是要推翻軍閥的統治。我相信國民黨能夠帶來和平和國家的繁榮。我的觀點反映了當時上海實業界的看法。”

據時任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鮑威爾在回憶錄中記述，蔣介石的事變計劃還得到了租界方面的支持，後來充當了事變“急先鋒”的上海青幫領袖杜月笙要求法國租界當局“至少要支援他5000枝槍，以及充足的彈藥”，他還要求公共租界允許他的人通過，因為把人和彈藥從中國地界運到另一個目的地，無法不經過公共租界。他的請求都得到了滿足。 後來的事實證明，上海企業家階層與新的軍事強人蔣介石達成的政治合約是：企業家向蔣提供足夠的資金，後者則以武力消滅“暴亂”的工人組織。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決定。自晚清以來，從洋務派、維新派到立憲派和自由主義學者，從李鴻章、盛宣懷到張謇，從梁啟超到胡適，幾乎整整兩代人試圖以漸進變革的方式把中國帶入富強的軌道，甚至到北洋軍閥政權的袁世凱、曹琨之輩，雖然搞出了稱帝和賄選的大鬧劇，但也始終沒有越出議會制度的體系底線。但是，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上海的企業家階層卻最終放棄了和平的道路。

在幕後交易達成之後，接下來發生的悲劇就無比血腥和不堪回首。 3月31日，虞洽卿向上海各報投遞一份公然反共的公告，內稱，“名曰共產，實則破產，甚至假借名義，隱圖侵占……所舉我蔣總司令燭照陰謀，立施乾斷，妖霧既消，澄清可待。”4月2日，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上，與會者提議“取消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籍”，吳稚暉發表“彈劾”共產黨文告。至此，國民黨開始“清黨”。 4月9日，蔣介石成立上海戒嚴司令部，禁止罷工、集會和遊行。 4月11日深夜，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被青幫杜月笙、張嘯林誘至杜宅，進門就用麻袋罩住，活埋於城郊楓橋。第二天凌晨，杜、張門徒臂纏白布黑“工”字徽章，向工人糾察隊駐地攻擊，國民黨部隊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工人武器槍支1700餘條，死傷300餘人，是為震驚天下的“四·一二”事件。

當日，虞洽卿以及陳光甫、鈕永新等四個名列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委員的知名商人宣布辭職，國共破裂與工商決裂同時昭示天下。在其後的兩週內，白色恐怖籠罩上海，超過5000人被槍殺或失踪，這是自剿滅太平天國以來，60多年中最大規模的的城市屠殺。中國共產黨和總工會被宣佈為非法，從此，黨的主要活動向農村轉移。 （自“四·一二”事變後，國共徹底決裂，該年8月1日，朱德、周恩來等人在江西武昌發動“八·一”武裝起義，9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發動秋收起義，兩支隊伍會師於江西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武裝割據的農村根據地。） “四·一二”事變之後，虞洽卿、陳光甫等人持續籌款資助蔣介石。在初進上海的那段時間，國民政府每月軍政費開支達1100萬元，而收入不足300萬元，缺口全數由企業界填補，僅4月底前就分三筆輸送1600萬元，五月，通過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的方式送上3000萬元，10月，再送2400萬元，1928年1月，又送1600萬元，張公權在晚年撰寫的《年譜初稿》中說，“自民國16年（1927年）4月至17年（1928年）6月，此14個月之內，國民政府共合發行國庫券與公債1.36億元，均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墊款，陸續發售，其中以中國銀行所佔成分最大。”蔣介石得如此巨款襄助，自然如虎添翼。很顯見，在這次影響了現代中國進程的重大歷史性事件中，虞洽卿、張公權、陳光甫等人在金援、拉攏商界以及慰撫租界當局等方面，為蔣介石政權出了大力。這些中國商業界的領袖人士，最終選擇用一種暴力血腥的方式來“解決”商人階層與勞工階層之間的矛盾，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切齒黯然的諷刺。他們藉蔣氏的槍砲爽快地達到了清除的目的。

然而，他們不會想到的是，這竟是另外一出更大的悲劇的開幕。 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一次接一次爆發的革命，有著必然的合理性，也伴隨著與生俱來的悲劇性。它混合了各種動機的訴求與慾望，如同沒有河床的洪流，衝決一切羈絆的同時也帶有嚴重的自毀傾向。 1927年，發生的景象就是如此，蔣介石集團在奪取政權後，革命迅速轉成為自身的敵人，被許諾的自由轉變成父權式的專制。企業家在這期間所經歷的震驚和痛苦可想而知，他們與政治力量的崛起息息相關，但又與其隨後的鐵血統治格格不入。 蔣介石進上海，海內外曾寄予厚望。 《時代》周刊在對他的報導中寫到，“儘管他衣著簡便，不事張揚，但仍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他謹慎運用各種方式來實現其目標，只要它適合於'中國是中國人'的口號”。在急需支持的那些日子，蔣介石對商人表現出了無比謙遜的低姿態，1927年7月，張公權的母親去世，蔣介石突然不請自到，出現在張家的靈堂裡，進門之後納頭就拜，讓張公權及在場的商界人士好生感動。 1927年12月，他在大華飯店與宋美齡舉辦了盛大的婚禮，結婚儀式分為中、西兩次，先是在宋家舉行了西式婚禮，在基督教青年會中國總幹事餘日章的見證下，蔣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隨後在大華飯店舉辦了傳統的、由教育部長蔡元培主持的中式婚禮，一切都依禮而行，這讓虞洽卿們以及傳統文化人、歐美派知識分子都頗為欣喜，他們彷彿看到了一個開明而現代、完全迥異於封建帝王或傳統軍閥的領導者。然而，這是一個錯覺。

在歷史上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局面，一位富有人格魅力、信念堅定的領袖人物，常常會由於一種自我崇高化的偏執個性，從而將自己的朋友、團隊乃至整個國家帶入一個充滿了傷害的世界。蔣介石就是這樣的一個政治家。他比之前的任何一個軍閥更加強化了政權對一切的控制，其中當然包括商業經濟。尤其可怕的是，他這麼做，不僅僅是出於個人私利，而是有著強烈的黨國意識、堅定的製度理念和治國理想。美國學者小科布爾在《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一書中提供了一個十分與眾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在中國大陸執政時期的國民黨，始終並沒有系統地代表企業家或城市社會階級的利益，它基本上是一個主要依靠其軍事力量而獨立存在的力量。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圖謀取政府及其官員的利益，至於除它之外的任何社會階級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小科布爾的這一觀察，至少在蔣介石政權與企業家階層、知識分子階層的關係上是成立的。那種將一黨利益置於國民利益之上、為政權穩定而可為所欲為的理念，事實上成為了一種政權統治的方法論，它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範疇——具有深刻諷刺的是，它常常會成為政權確立其正當性的最常用的工具和藉口。

從洋務運動開始的那一天起，國家及國營資本應該在商業經濟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就一直存在著兩種迥然不同的思潮，鄭觀應、張謇、梁啟超及其後的自由主義學者強調市場及民間的力量，而李鴻章、盛宣懷以及後來的周學熙等人，則是堅定的國家商業主義者。蔣介石顯然屬於後者的陣營，而其思考的起點恰恰正是政權的穩定。 剛剛在上海立穩腳跟的國民政府，其財政之窘迫，與幾年前在廣東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估算，扣除負債外，政府歲入約為3億元，而軍費開支就需要3.6億元，顯然入不敷出。要想增加稅源，卻困難重重，對一個正常的中央政府來說，最大的稅種是所得稅，可是當時國民政府實際僅僅控制江蘇、浙江、安徽和江西四省，全國性徵稅幾乎無可能——之前的段祺瑞北洋政府曾經在1921年嘗試徵收所得稅，一年下來僅得1.0311萬元，成了一個國際笑話。對外國公司的徵稅更是因種種不平等條約的存在而十分渺茫。 於是，出現的情況只能是非正常的，在其後的將近兩年時間裡，蔣介石增加財政收入的辦法主要跟下面幾個關鍵詞有關：勒索、重稅、發公債和賣鴉片。 而在蔣介石身邊，為他操盤斂財的是一個33歲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宋子文（1894－1971）。 宋子文出身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這是一個受過美式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訓練的新式企業家，他早年畢業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去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獲碩士學位，繼入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眾所周知，哈佛和哥大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最重要的學術重鎮。宋子文的家族十分獨特，他的父親宋查理早年經商，是孫中山最親密的支持者之一，他讓自己的大女兒宋藹齡和二女兒宋慶齡先後去當孫中山的秘書，最終，宋慶齡成了孫夫人，宋藹齡則嫁給了山西人孔祥熙，此人後來與宋子文一起成為蔣介石最重要的財政大管家。三女兒宋美齡的丈夫就是蔣介石。宋氏一門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顯赫地位可以想見。 1927年6月14日，宋子文與18歲的張樂怡在上海舉辦了盛大的婚禮。對宋來說，這是一場百味雜陳的婚事，在過去的幾年裡，他一直與盛宣懷的女兒盛七小姐盛謹如熱戀，然而，因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官宦世家子弟，竟遭到驕傲的盛家拒絕，理由是“太保的女兒嫁給吹鼓手的兒子，才叫人笑話呢”。絕望之餘，宋子文到廬山排譴心情，經介紹與江西九江的木材商人張謀之的女兒相識，於是閃電結婚。也就在他考慮這樁戀愛取捨的同時，他面臨一個比婚姻更為重大的抉擇。 在蔣介石進城前後，上海企業家已承諾與之“金錢結盟”，不過，這些錢以貸款和發行公債的方式支付，需要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人居中擔保。這時候，宋子文成了惟一的選擇。宋家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的淵源天下皆知，而宋子文在商界的聲望頗高，他本人的理念與商人相同，況且宋家在上海的麵粉業和紡織業中均有大筆投資。 精於謀略與善於妥協的個性，在宋子文身上展現得十分淋漓。他受正統美式自由主義教育出身，英語比漢語講得還流利，在政治理念上，他與二姐宋慶齡十分接近，信奉民本思想，對蔣介石的威權主義頗有微辭。自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分裂成兩派，蔣介石與汪精衛分居南京、武漢，均以正統自居，宋慶齡當時站在汪精衛一邊，宋子文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身份長期留居上海，就是為了替汪精衛募集資金。不過，他對勞工運動卻有天生的厭惡，宋慶齡的朋友、與他也相熟的美國記者文森特·希安曾記錄說：“他對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感到神經質的恐懼，人群使他害怕，勞工宣傳和罷工使他不安，想到富人可能遭到剝奪，他感到驚恐。他極端厭惡群眾運動，這種厭惡支配了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並且最終將他投入了蔣的陣營，儘管他真誠地抱有理想主義。” 就在他舉辦婚禮前的4月份，蔣介石與宋子文見面，邀請他出任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並與武漢的汪精衛、宋慶齡斷絕政治關係。兩天后，宋明白告訴蔣介石，他不願意在委任書上簽字。很快，蔣封閉了宋子文在上海的辦事機構，同時，命令廣州的駐軍沒收了他在南京政府銀行中的所有財產。那些日子裡，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宋家花園裡，大姐宋藹齡和大姐夫孔祥熙日日對他洗腦規勸，他則躲到宋慶齡的空房子裡徬徨不已。拉開窗簾，他可以看到杜月笙的青幫子弟在遊走監視，這一切都讓他心神不寧。對群眾運動的恐懼以及蔣介石的無賴般的脅迫，讓宋子文最終決定與蔣同路。他請文森特·希安告訴武漢的宋慶齡，他將留在上海幫助蔣介石，希安記錄了當時的景象：“我用一輛轎車送他回家，像是坐在出殯的柩車裡一樣，我們兩人都沒有說一句話。我純粹是被事情的變幻不定搞得疲憊不堪，他則是非常陰鬱沮喪。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那天夜裡的事情給我留下了我對宋子文的最終印象。這一印象既是對他個人的，也是對這一類人的，即在兩岸之間不知所措的正直的自由派人物。” 跟蔣介石的合作，使得宋子文成為民國史上最有權勢的經濟人物之一，他甚至因此還成為過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他個人的財富也因此變得無比龐大，成為當時中國的“首富”，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在這部企業史上，他成了繼盛宣懷、週學熙之後的“官僚企業家”的首選典範。 不過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這是一個喪失了理想和立場的人，他顯然背叛了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所灌輸給他的自由經濟理想，所以，他顯得非常的不快樂，總是做著言不由衷的工作。他還是一個不“自由”的人，他的多年保鏢和司機是一個叫“湯米”的人，他本名董海文，是半公開的軍統特務，每當出國，他總是不離左右，“親自照管著宋子文的行李”。 在有些時候，他甚至還會受到生命威脅，1931年7月23日的《紐約時報》便刊出過一則新聞《槍彈未擊中宋子文》，報紙引用了宋本人的自述說，“我從車站上走出來，離出口處大約15英尺遠的地方，突然有人從兩側同時向我開槍……煙霧消散後，人們發現一直走在我身旁的秘書的腹部、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槍彈。子彈從兩側打進他的體內，他的帽子和公文包滿是窟隆，奇怪的是，我比他高許多，竟未傷毫毛。” 很顯然，這是一起明擺著的恐嚇事件。事後得知，暗殺的主事者是杜月笙，在不久前，杜與財政部有一場交易，他為此支付了600萬元，後來他突然想要中止這件事情並討回那筆預付金，宋子文還給他600萬元公債券，杜月笙當然不滿意，於是就有了槍擊的一幕。宋子文在弄清事件的狀況後，迅速做出了“正確”的決定：把公債券通通換成了現金。 在收服了財技高超的宋子文之後，蔣介石對企業家階層的壓榨就開始了。 先是勒索成風。為了維持華東地區的統治以及繼續北上攻伐，蔣介石每月需要數千萬元的軍費，這好像一頭已經張開血盆大口的嗜血猛獸，僅靠企業家們的主動募集顯然不夠。於是，強制性的“認捐”成了最有效的手段。蔣介石將上海的幫會組織完全地拉攏過去，原本與虞洽卿等氣味相投的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人紛紛效忠於更有權勢的蔣介石，他們組成了所謂的“上海鋤奸熱血團”、“鐵血團”等秘密團體，專門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對付不聽話的商人。那些不順從的商人，要么其本人被認定為賣國的“買辦型商人”，受到打擊或者清理，要么他的子女因“反革命分子”或“共黨分子”的罪名被捕，需捐獻數万到數十萬的金錢後才會被保釋出來。為了恐嚇住在公共租界的商人，他們還在租界的邊沿放置了一些囚籠，標明“專為洋奴租用。”《紐約時報》在當時的一篇報導中說，“在上海及其周圍的中國商人的處境很慘。在蔣介石將軍的獨裁控制下，商人們不知明日命運如何，財產充公，強迫借款，流放他鄉，也可能橫遭處死。”《字林西報》的美國記者約翰·索克思也在報導中記錄：“以捕捉共產黨人為藉口，進行了各種形式的迫害，人們被綁架，被迫付出巨額軍事捐款。” 蔣介石第一個拿來開刀的，是時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他在不久前接替虞洽卿成為新任會長）、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傅宗耀。 1927年4月28日，蔣親自約見傅宗耀，提出由他出面籌集1000萬元的軍需貸款，傅當場予以婉拒。為了殺雞儆猴，蔣介石第二天就發出通緝令，理由很簡單，“上海總商會非法會長傅宗耀助逆擾亂，挾會營私……本軍到滬之後，膽敢陽示歸順，陰謀反動。不獨投機，實屬反動。不亟嚴緝懲治，無以昭垂炯戒。”通篇通緝令讀下來，大義凜然卻無一則實據，是一個地道的“莫須有”罪。傅宗耀的家產被盡數沒收，被迫惶惶然出走大連。 榮家兄弟在這期間的遭遇也如出一轍。 5月間，蔣介石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攤到華商紗廠頭上的有60萬元，榮宗敬當時擔任紗廠聯合會會長，近年來，紗業陷入蕭條，各廠均度日維艱，榮以“各廠營業不振，經濟困難，實無力擔負”為由，只肯勉強認攤十多萬元。蔣介石大怒，當即將榮宗敬扣上了“甘心依附孫傳芳”的罪名，通令各軍偵緝。但是，榮宗敬的幾家工廠都在租界內，他本人也住在租界，由工部局派警員保護，蔣介石一時竟奈何不了他。於是，就下令查封榮宗敬在無錫的家產。 5月15日，軍隊手持軍令來到無錫，縣政府向委派來的大員申辯，榮家兄弟已經分家，即便老大有罪，也與老二榮德生沒有關係。這個意見當然不被採納，榮家住宅及各麵粉廠、棉紡廠都被貼上封條，榮家二十多人只好在廚房和汽車房裡渡過了一個驚恐不安的夜晚。到這個時候，榮宗敬才知道闖下大禍，他只好托無錫同鄉、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向蔣介石求情，然而又以聯合會的名義發出“解釋誤會”的電報，同意承購50萬元的庫券。至此蔣介石才“龍顏大悅”，榮家經過這番曲折，總算過關。 在當時的《字林西報》上，可查閱到的其他被綁架勒索的企業家還有：5月14日，上海最著名的買辦世家席寶順的兒子以“反革命罪”被捕，五天后，以認捐20萬元的國家事業費才被釋放；5月16日，上海最大的酒業商人趙繼鏞被以同樣罪名逮捕，交20萬元後釋放；棉紡織廠主許寶箴的兒子以共產黨罪名被捕，以67萬元交保釋放；貿易商虞洪英以販賣日貨的罪名被警備司令部關押一周，以15萬元獻金釋放；糖商黃震東以同樣罪名被捕，也是交了15萬元才放回。商人郭輔庭因拒絕認購公債而以反革命罪被捕，後來也交出了一筆巨款才保住姓名。遠東公共運動場董事長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綁架，交贖金得釋。最誇張的事件是，先施百貨的經理歐炳光的三歲兒子被綁架，後來以捐贈50萬元國家事業費才被交回。陳光甫在日記中曾記錄了他與蔣介石的一次交談，他抱怨說，不久前政府沒收了中興煤礦，“甚失人心”，蔣徑直告訴他說，“中興煤礦之事，緣該公司先已答應藉墊政府款，嗣後不肯照付，故特將沒收以示懲罰。”陳光甫哭笑不得。 蔣介石嚴禁媒體對這些勒索行動進行報導，1927年5月底，《新聞報》因刊登了一份國民黨當局勒索的貸款數字，被勒令禁止發行。日後，人們對這一時期的勒索成績的了解，大多是從國際人士的信函書籍以及英國人用英文出版的《字林西報》和《密勒氏評論報》上查閱到的。駐上海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溫·李普曼在1928年出版的《中國的革命：1926－1927》一書中說，“蔣介石憑藉這種恐怖手段搜刮的錢財，估計達到5000萬美元，在現代以前的政權從未在上海有過如此恐怖的統治。” 勒索之外的第二個辦法是重稅。國民政府的統治半徑在上海和江浙兩省，於是這一帶的居民和企業大大遭殃。 1927年6月，政府宣布了一個特別稅稅則，要求居住在租界內的房主立即向政府繳納相當於他們房產的兩個月房租的房產稅，稅則一出，數十萬家庭平白多了一筆支出。不久後，政府宣布提高進出口稅，公佈了新的奢侈品稅則，還相繼對棉紡織、水泥、麵粉和火柴等行業開徵“通稅”，這是一個類似於已經取消的釐金的額外稅種，其中煙草稅的增徵比例最高，由先前的12.5％猛加到50％，不受蔣介石管制的英美煙草公司抵制了這一稅項，其結果是導致了競爭力喪失的中國菸廠大量倒閉。一些消費場所被要求增收特別的印花稅。上海的83家錢莊，則被要求每月繳納3萬元的定額稅。政府的這種重稅政策讓工廠苦不堪言。 發公債是第三個辦法。 1927年5月，政府發行月息0.7％的3000萬元短期公債，商人們認為它缺乏切實的信用擔保而予以抵制，蔣介石遂派人逐個商店、逐個工廠去攤派收取，如果不從，就扣以各種罪名，其中，上海錢業公會成員認購165萬元，閘北水電供應公司認購25萬元，華商保險公會認購50萬元，永安、新新、先施三家百貨公司共認購75萬元。半年多後，政府又先後發行4000萬元、1600萬元兩筆公債。認購這兩筆公債相當於要求上海的企業主支付全體員工一個月的全部薪水。 一個很有戲劇性的細節是，在1927年的8月，蔣介石曾經因為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鬥爭而被迫辭職下野，接替他的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後者上任後，居然無法徵收到足夠的軍費，蔣介石每月可收2000萬元，孫科只能籌到800萬元，他試圖發行4000萬元的公債，結果也只推銷出去了500萬元，之前靠恐怖政策而得逞的地產稅也沒有辦法徵收上來，政府運轉很快出現了財政危機，10月中旬，孫科命令國民革命軍第26軍北上打仗，因為沒錢發餉，官兵拒絕受命出發。於是，僅僅過了5個月，更懂得恐怖藝術的蔣介石便又被請了回來。 除了以上三項，另外一個更為隱秘的、增加稅源的辦法就是，從事暴利的鴉片生意。 鴉片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符號化的商品”，在19世紀初期，英國商人就是靠它敲開了封閉著的帝國大門，並造成了白銀的大量外流，最終在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到19世紀末期，英國政府基本上退出了鴉片生意，而生意猶在，它成了各地軍閥最重要的稅收來源，在雲南、貴州等地，鴉片一度還成為貨物交換的官方標準。孫中山在廣州時也曾經開徵煙館稅，以和緩拮据的財政。蔣介石進上海後，很快成立了全國禁煙局（後來更名為全國禁煙委員會），名為禁煙，實則專營，根據當時的規定，鴉片煙癮富有者每年要繳納30元的註冊費，一般公民是12元，然後就可以在禁煙局買到鴉片煙並可免被拘留，那些臨時吸食的人則每袋徵收0.3元。這一“禁煙政策”使得吸食和銷售鴉片在華東一帶再次成為了合法而公開的生意。僅1929年，國民政府從上海、江蘇和浙江三地就徵得1600萬元禁菸稅。據上海警察局的檔案顯示，1930年，宋子文親自安排在軍隊的保護下，從波斯向上海販運鴉片700箱，以補充國內銷售的緊張。 《時代》周刊因此在1931年4月的報導中很諷刺地評論說，“如果精明的宋部長真的把鴉片裝在他的財政部的戰車上，他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就能找到一種平衡中國預算的方法。” 政府販毒，當然需要一個商業上的合作者，被選中的人就是活埋了工人領袖汪壽華的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 這是一個很多年後仍然難以準確評價的人，他是中國最大的黑社會領袖、政府的忠誠合作者、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眾多企業的所有者和一個慷慨的慈善家。在1928年，他的名下就有這些顯赫的頭銜：法租界公董局華人董事、上海總商會監委委員、上海中匯銀行和東匯銀行董事長、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華豐造紙公司董事長、江浙銀行、中國紗布交易所、商會商船航運等公司的董事，以及上海急救醫院董事長、寧波仁濟醫院董事長、上海正始中學創建人等等。惟一當面採訪過杜月笙的外國記者伊洛娜·拉爾夫·蘇絲在《魚翅與小米》一書中記錄了第一次見到此人時的印象：“面容憔悴，溜肩，長長的雙臂毫無目的地來回擺動。他身穿一件斑斑點點的藍色長袍，平板腳上是一雙邋遢的舊拖鞋。鴨蛋形的頭顯得很長，頭髮卻剪得很短，前額好像向後去了一大塊，沒有下巴顎，兩隻大耳朵象蝙蝠，冷酷的嘴唇包不住那一口黃牙，一副十足的令人作嘔的煙鬼形象。他向我伸出一隻軟弱無力的冷冰冰的手。”因為在“悲劇之月”中的賣力表現，杜月笙被蔣介石授予少將軍銜。全國禁煙局成立後，他被任命為領導者。曾有英國顧問反對這項任命，孔祥熙說服他的理由是：“在上海有上萬人對他惟命是從，他隨時都可以製造動亂。” 杜月笙的膽大妄為，在後世人看來十分的戲劇性。除了曾經做出槍擊威脅宋子文的“創意”之外，他對孔祥熙也有過一次如法炮製式的交手。曾經是蔣介石重要經濟顧問的英國人弗雷德里克·李滋·羅斯爵士記錄了這個故事：1928年，孔祥熙的夫人宋藹齡在跟杜月笙的交談中透露，政府將在外匯交易中採取某種應急措施。杜心領神會，回去後當即進行投機操作。誰料，政策突變，杜月笙虧本損失了5萬英鎊。杜要求賠償，孔祥熙斷然拒絕，“那天晚上，一口頭號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門口，周圍有五六個穿著黑衣服的送殯的人。”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銀行董事會緊急會議，一致同意補償最近在外匯市場上蒙受損失的“愛國公民”。 1931年，杜月笙在浦東的家鄉高橋建成杜氏祠堂，這在當時是一件轟動一時的盛事，幾乎所有的政要、企業家和社會名流都到場祝賀，據稱有8萬人參加了落成慶典。蔣介石親送匾額“孝思不匱”祝賀。席盡人散後，這個豪華的祠堂就成了遠東最大的地下嗎啡和海洛因加工廠。 除了在國內販售，杜月笙的鴉片生意還融入到了全球市場，在這方面，他得到了上海的法租界當局的暗中支持。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這條通暢的“全球銷售網絡”：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法國大城市的，由於上海法租界由河內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這就構成了一個從上海到河內、西貢、進而直到馬賽黑社會的陰暗交通網，這個網由科西嘉人強大的“科西嘉聯合會”所控制。這個聯合會有一個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黨”。伊洛娜·拉爾夫·蘇絲認為，“杜月笙是強大的國際販毒集團的中方夥伴，這個集團的活動範圍已擴展到太平洋沿岸加拿大、美國和拉美各國。”美國警方曾經收繳到來自中國的毒品，“五盎司一聽的海洛因盒子上，都打著全國禁煙局的各種官方印記。”據西格雷夫的記錄，有人甚至計算認為，當時全球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 靠蔣介石慷慨的毒品專營，杜月笙賺到了最多的錢，他以同樣的慷慨方式回報前者。在1935年，他出資向美國柯蒂斯·賴特公司訂購了120架軍用飛機，全數捐贈給國民政府。 1936年，為了慶祝蔣介石50大壽，杜月笙送飛機一架，並將之命名為“上海禁煙號”。 天下世事，皆有因果。虞洽卿及中國商人階層的商運沉浮，都可從1927年春季的那次“交易”探出端倪。 後世很多史家往往把上海商人與蔣介石的結盟，看成是一種害怕和膽怯的心理——與其面臨革命的威脅，莫如求助於獨裁者的庇護。不過，事實未必有這樣的簡單，正如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描述過的，在“四·一二”事件發生前幾年，企業家階層出於對軍閥統治的失望，已經對強權政治採取了一種明顯遷就的態度，並對專制產生了一種懷念之情，他們並不是單純地由於害怕或走投無路，而投靠蔣介石集團並聽從他的任意擺佈，而是因為他們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充滿了希望。與此同時，新崛起的勞工階層又讓他們感到陌生和恐懼，這更加增強了他們尋求國家強權保護的願望。 上海企業家在“悲劇之月”的集體抉擇再次證明，喪失商業力量的自主權，對政治權力的投靠是危險的，與權力結盟的結局將導向一條必然的奴役之路。虞洽卿、張公權等人自以為與時俱進，其實是在大踏步的倒退，先是退到出發的地方，最後退止懸崖的邊緣。白吉爾評論說，“這些人是資產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在1927年，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是對無產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由於他們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復的。”斯言悠悠，可謂泣血之論。 “理想落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終於成為笑談。”民國詩人穆旦的這句詩歌大概可以概括那一代有公共理想的、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們的共同心境。 1927年的中國企業家，很像杭州詩人戴望舒在今年夏天寫的《雨巷》中的那個結著愁怨的女子：“她默默地遠了，遠了/到了頹圮的籬牆/走盡這雨巷/在雨的哀曲裡/消了她的顏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悵。” 自清帝國覆滅之後的自由時光，對企業家階層來說，宛若一場被暴風雨驚醒的春夢。他們不會料到的是，歷史僅僅給了他們這一次機會。僅僅16年，“中央”又騎著高頭大馬回來了。他是被呼喚回來的，他被歡呼、鮮花和金錢所簇擁，這一切都是自願的，儘管這些人中的一大半不久後就開始後悔了。 在被徹底“征服”之前，他們也曾經試圖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