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第二十九章1972年：最後的冰期
1972年5月，意大利共產黨人、歐洲最著名的電影導演之一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受北京的邀請，前來拍攝一部紀錄片。在進入中國之前，他的想像是這樣的：中國的沙漠是藍色的，河流是黃色的，農民們都穿著童話裡的衣裳。
香港是安東尼奧尼當年到達中國的前站。在羅湖口岸，他驚奇地看著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橋連接兩岸，一邊是英國人，另一邊是中國士兵，手持鋼槍，整齊排列。隨行的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里後來回憶說：“這種對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滿神秘光環的中國。”他裝上膠片正要拍攝，安東尼奧尼上來阻止了他。 “他告訴我說，我們需要先理解，然後再拍。”隨後，攝製小組從廣州飛赴北京。當安東尼奧尼和同事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北京的停機坪時，舷窗外正在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孩子們手拿鮮花和彩帶，跳著舞蹈，喊著歡迎口號。中國朋友的熱情令攝製組一行很開心，不過很快，他們發現人群不是在歡迎他們，那一天，人們歡迎的是非洲索馬里的主席西亞德。
在安東尼奧尼看來，中國“是一個巨大的，不為人知的國家”，這樣的認知差不多能夠代表當時整個的西方世界。他在中國工作了一個多月，拍攝了北京、上海、河南紅旗渠和蘇州等地，最終剪輯完成的影片就定名為——《中國》。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意外的狀況時常出現。
紅旗渠是河南省林縣在60年代興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從1960年2月動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萬農民在極其艱難的施工條件下，逢山鑿洞，遇溝架橋，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其蜿蜒70公里，宛若一條“人工天河”。這個人力創造的奇蹟讓意大利人驚嘆不已，在一座石頭壘成的村莊北小莊，安東尼奧尼告訴陪同的中方人員，這裡是我明天的拍攝地。第二天當他帶著劇組去時，他發現村里的灰土牆被石灰粉刷一新。安東尼奧尼非常吃驚，他拒絕拍攝，對他來說，眼前發生的一切是一場鬧劇，盧奇亞諾說，“可憐他們工作一個晚上，讓村莊煥然一新。但是我們不想改變什麼，我們只想成為1972年中國的見證人。”
還是在拍攝紅旗渠的那幾天，攝製組發現有一群農民急匆匆地走在路上，行動舉止異常，於是他們舉著機器跟了過去，結果來到一個自發的集貿市場，人們帶著自產的糧食、家禽和自製的食品，在那裡做起了買賣，這在當時屬於投機倒把，顯然是違法的。這個小小的市場非常紊亂和骯髒，貨物參差不齊，人們臉上流露著明顯的不安，盧奇亞諾還回憶了另外一個細節：“當時我們在無論在哪裡，總是時不時地聽到一個聲音在唱，大喇叭裡總是傳來這些歌曲。我們拍攝下來，但我們不知道那些講的是什麼？他們帶我們拍攝了養殖場的豬圈，我拍了。拍攝的同時，大喇叭裡播著響亮的歌曲，影片就是這樣剪輯完成的。我們後來才知道那首歌說的是'中國人民昂起頭'，我們應該刪掉它，可是我們並不知道。這種對立衝突由此產生了非常大的危害。彷彿我們在藐視中國人民。”
當《中國》在西方公映後，安東尼奧尼馬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親華的觀眾看後，指責他“醜化中國”；排華的觀眾看後，則說他在“美化中國”。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刊文《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將《中國》被定為反華影片，作者指責說，“凡是好的、新的、進步的場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時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後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後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到6月份，人民文學出版社結輯出版《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一直到三十年後的2004年，這部紀錄片才第一次在中國公開放映。
儘管結果讓人很不愉快，不過，意大利人受到邀請這件事情，還是表明一些新的變化正在發生中。
就在安東尼奧尼來拍片的半年多前，1971年9月13日，替代劉少奇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國境內，他的一批黨羽相繼被捕。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意味著中國在時隔22之後重新回到了國際大家庭。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訪問，當天下午毛澤東會見了他，一周後，《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長期尖銳敵對的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 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中日關係隨之冰解。
經過了五、六年的大折騰，國民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的狀態，商品供應極度貧乏，極左的江青、張春橋及王洪文等人只會搞政治運動，實在不懂經濟，於是，被打倒的技術領導和中央幹部們又被召了回來。
在吉林鄉村當木匠的陳祖濤是在路邊被“撿”回來的。 1971年的11月，他帶著村里的大車去城裡的一家標準件廠拉廢料，路上偶遇一位老同事，這才被重新“發現”。幾個月後，陳祖濤重新回到了二汽，他回憶說，“我不是發誓不再搞汽車工業了嗎？但是回到二汽一看，都是熟人呀，熟悉的環境呀，我的心又軟了，就接著幹上了。”
陳祖濤看到的是一個讓人傷心的汽車廠，自文革爆發以後，二汽就被武漢軍區接管，這裡日日在上演勞民傷財的荒唐劇。
為了響應“工業學大慶”的號召，軍管小組提出要發揚“乾打壘精神”。 （“乾打壘”是東北農村地區的一種簡易造房技術，用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和泥土混合，木模板中夯打結實做成牆體。1959年，大慶油田大會戰時，被油田工人用於建造簡易住房。“工業學大慶”期間，“乾打壘精神”被極端化。）原本用紅磚建成的廠房被認為是“資本家的工廠”，於是全部扒掉，換成“乾打壘”的牆體，這一建就是60萬平方米。這種廠房用材粗糙，質量低下，根本不適合當製造汽車的車間，可是誰也不敢提出異議，這種“乾打壘”做法還被當成經驗在全國進行了推廣交流。
1973年，陳祖濤代表二汽去北京開質量問題座談會，談及“乾打壘”車間，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問，“祖濤，你看該怎麼辦？”陳祖濤脫口而出，“惟一的辦法就是推倒重來。”在場的人均大驚失色，陳祖濤心想，我反正是劫後餘生，大不了再回去當木匠。李先念沉吟良久，然後說，“有的可以留作倉庫，有的可以推倒重建。”這件事很快被已經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知道，他在一次會議上說，“二汽有人把'乾打壘'拆了，重新搞了一套廠房，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陳祖濤頓時又大難臨頭，好在李先念暗中力保，他才沒有被上綱上線地批鬥。
軍管人員除了用“乾打壘”建汽車車間之外，在生產經營上更是蠻幹瞎幹。搞產品設計的時候，他們提出要依靠工人階級製造“政治車”，實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師、不要大學生、不要個人簽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設計者簽名是為了個人樹碑立傳。在製訂生產任務的時候，更是不講流程，一味的強調速度和產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車啃出來，這是死命令。”
就這樣，一輛輛沒有工程師參與設計、“用牙硬啃出來”的汽車被生產了出來，其質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見的。二汽的車幾乎出廠沒多久就發生毛病，而且屢修屢壞，群眾編出順口溜嘲笑說：“遠看搖頭擺尾，近看齜牙咧嘴，停下來漏油漏水”。陳祖濤回廠後，才逐漸恢復了產品試驗、檢驗等規章制度。
1973年2月，在江西鷹潭下放勞動的鄧小平接到了回京的通知，3月，他被恢復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四個月後，陳雲也從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被調回北京。他們協助重病在身的周恩來重振國綱。
鄧、陳復出後，最重要的一個經濟決策是，重啟“吃穿用計劃”，主持了新中國的第二次大規模設備引進。
在“備戰備荒”的經濟戰略走到了盡頭之後，如何讓老百姓吃飽飯、穿暖衣，成了很迫切的問題。
作家張賢亮很苦澀地回憶說：“那時侯，每兩個月才分配給我們每人一市兩食油，請讀者設想一下如果你是單身一人，用什麼器皿來盛這比一口口水還少的食油，還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點出來？我保證你想像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竅門：用眼藥水瓶子！這樣，每頓飯我都能滴出一滴。”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為能夠穿上一件新衣服而愁白了頭，當時有很多流行語描述這種景象，譬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舊的，老三穿補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憶：“在種種票證中，情有獨鍾的是布票，每年發一次，一發下來一大張一大張的，花花綠綠的，像郵票一樣有小孔，能撕開。有10尺一張的，5尺一張的，還有1寸的。數這些布票時，眼睛、手、心都是在享受。那時我也算是正在妙齡，可經常穿著爸爸穿舊的、肥大的、四個兜的藍布製服。弟弟從出生總是穿姐姐、哥哥穿小的衣服，衣服上總是這一個窟窿，那一個三角口。媽媽曾用我和姐姐小時的兩件舊紅格子外套，改做了四件棉坎肩，四個兒女一人一件，最小的那件是用28塊布角拼成的。”
當時，中國紡織工業的原料是以棉花為原料的天然纖維，而棉花產量長期徘徊在年產4000萬擔的水平上，1971年的棉花產量為4300萬擔，比上一年還減產了7.6％。紡織部曾經主持開發化學纖維，但是合成纖維的技術問題始終解決不了，用滌綸布製成的衣褲被稱為“的確良”，儘管這種面料很不透氣，但是看上去挺刮滑爽，耐穿易乾，在當時幾乎一衣難求。
1972年1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遞交《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其中擬從法國日本進口四套化纖裝置，約需2.7億美元，具體後每年可生產合成纖維24萬噸，可織布40億尺。報告特別拿“的確良”來做計算，“其中的確良（滌綸）的產量總數將達到19億尺，城鄉人民對'的確良'的需要，將進一步得到更好的供應。”這個報告很快被批復同意，四套化纖設備被選定在上海市的金山衛、遼寧省的遼陽、天津的北大港和四川的長壽縣。這是繼50年代初的蘇援“156工程”後，中國又一次向國外採購巨額的技術設備，西方國家聞風而動，法國總統篷皮杜為了價格問題還親自出面與中國方面溝通。
到1973年1月，國家計委再遞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提出動用外匯43億美元，集中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和單機設備。這個方案的用匯總額（包括利息）後來增加到51.8億美元，折合人民幣214億元。在1972年，全國的基本建設總投資不過412億元，引進計劃就佔去了一半多，可見當時的決心之大。
這個報告在後來的四年內得到了落實，共引進26個成套設備項目，其中化纖4套，石化3套，大化肥13套，烷基苯1套，大型電站3套，鋼鐵2套。在鄧小平的親自督辦下，所有項目的平均建設工期為3年8個月——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受政治運動的干擾，大型項目的平均建設工期為11年，北方曾流傳一個順口溜，描述的是天津拖拉機廠的建設：“天拖天拖天天拖，大姑娘拖成了老太婆，八年打敗了小日本，十年建不成個天拖。”
這一次大規模的設備引進對於國民經濟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它改變了“備戰優先”、“三線優先”的戰略，重新把投資的重點放在民生產業——與“吃穿用”相關的化纖、化肥和烷基苯項目就佔了18個，佔全部投資總額的63.8％，而且大半佈局於東部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帶。新建成的天津石化廠、遼陽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北京石化總廠、滄州化肥廠、廣州化肥廠、南京烷基苯廠、天津大港電廠、唐山陡河電廠以及武漢鋼鐵廠、南京鋼鐵廠的擴建工程等等，都成為重要的工業基地，為日後的經濟復興打下了不可忽視的基礎。
在某種意義上，70年代初期的這次引進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對外開放的一個前奏——儘管它被打斷了幾年。甚而言之，它是新中國經濟第一次無意識地呼應了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在世界性的產業梯級轉移運動中，中國即將成為東亞四小龍之後的又一個被轉移地區。據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分析，1972年的這次進口工程在日後發展為一種進口替代戰略，它一直延續到1990年代的中期。不過，楊也進一步指出，這種戰略是以公有製計劃經濟的製度來模仿私有製和自由市場創造的新工業化模式，成套的新設備及新技術被大量引進，但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財產權結構、市場製度和相應的激勵機制卻仍然被視為洪水猛獸。對後者的吸收將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開始於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有兩個非常幸運的地方，其一，當國門打開的時候，剛剛趕上全球製造業的新一輪梯級轉移，其二，當經濟發展到第十五個年頭的時候，互聯網經濟勃然興起，中國趕上了“信息革命”的頭班車。）
在大膽引進設備的同時，國務院還對無比渙散和無序的企業管理進行了整頓，國家計委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明確要求企業恢復和健全崗位責任制、考勤制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制度，廠長要抓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和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
復出後的陳雲此時主抓他熟悉的外貿工作。他提出“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他們。”國門關閉太久，幾乎所有的人對外面的世界都是兩眼一抹黑，陳雲特地出了十道題目，讓銀行部門拿出數據來，這些題目包括：“西方各國從1969年到1973年的貨幣發行量多少？外匯儲備多少？其中黃金儲備多少？現在世界黃金年產量多少？800億歐洲美元都分佈在哪些國家和地區？作為經濟繁榮、衰退、危機的標誌，工業除了鋼鐵之外，還有哪些行業？西方各國度過危機的辦法是什麼？每次危機間隔時間多少？美國1973年對外赤字多少？對外國銀行給我們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計，等等。”從這些題目的開列可見，剛剛勞動改造歸來的中國領導人的確是從ABC開始，重新了解世界。
就是在1973年，親手把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掉的陳雲在資本主義的交易所裡試著遊了一回泳。
這年四月，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佈置香港華潤公司所屬的五豐行，盡快購買原糖47萬噸。當時國際市場的原糖求大於供，貨源緊張，中國一旦求購，必將刺激價格上漲。陳雲指令五豐行透過香港民間商人，先在倫敦和紐約的原糖交易所購買期貨26萬噸，平均每噸82英鎊。然後，立即向巴西、澳大利亞等國買進現貨41萬噸，平均每噸89英鎊。中國的求購信息傳出後，交易所的期貨價格果然大幅上揚，漲至每噸105英鎊。陳雲再指令將所持期貨盡數拋出。經過這番交易，五豐行和香港商人共賺進300萬英鎊。
事後，陳雲專門就此事報告國務院，他寫道，“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迴避。”
發生在1973年的這些經濟事件，充滿了多年未見的清新氣息，這一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糧食和棉花收成分別增長了10.2％和30.8％，財政收入也增長了4.6％，各項經濟數據都是讓人振奮的。可是轉眼到1974年，政治空氣突然又變得嚴峻起來。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稱“在政治思想戰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從此，一場名為“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拉開了序幕，江青稱之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它以批孔子和林彪為主題，延伸為批“周公”和“宰相儒”，矛頭實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重病纏身的周恩來。過去一年裡的經濟投資及對外合作活動，都被指責為“洋奴主義”。
當時被拿來大做文章的是“蝸牛事件”、“更新輪事件”和“風慶輪事件”。
1973年11月，為了引進一條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第四機械部的十二個專家，組團到美國康寧（KANNIG）公司考察。就在即將返國的機場上，一位康寧公司的僱員扛來一個箱子，取出一個個包裝得很好看的硬盒子，分送給中國的客人。打開一看，是每人一個玻璃蝸牛，根據盒內的說明，售價每個55美元。
到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有人便寫信告狀，說代表團在美考察時，康寧公司為了諷刺挖苦中國的“爬行主義”，送給代表團每人一個蝸牛。江青大喜，以為抓住了一個好典型，她親自趕到四機部發難，說“那個蝸牛在哪裡？拿來給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覽”。她還指示外交部向美國駐華聯絡處發照會提抗議，把蝸牛送回去，“對美帝國主義的挑釁堅決回擊。”
四機部趕緊向美方去電質詢，得到的回復是：“康寧公司沒有任何諷刺挖苦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討好中國人，希望中國買他們的技術，蝸牛隻是聖誕節的一種傳統禮品，沒有爬行的概念，蝸牛代表吉祥，美國還有歌頌蝸牛的詩歌。”這樣的解釋當然不被接受，彩管生產線的引進被勒令中止，一直到五年後的1979年才得以恢復。
在緊張的氛圍中，各部委紛紛清查所收到的各種外國禮物，其中又查出日本人送的烏龜和黃牛，前者被認定是一種“赤裸裸的污辱”，後者則是在暗諷中國“老牛拉破車”。
所謂的“遊覽艇事件”和“風慶輪事件”互相關聯，而且同樣的荒唐。
我國造船能力長期嚴重不足，自造船舶只能滿足十分之一的需要，周恩來主張造船和買船並舉，並在1973年動用外匯購買了一批外輪。
“更新輪”是上海海運局向西方國家購進的萬噸輪，原本是一艘可載客270人、裝貨8000噸的“郵船”。張春橋等人把它定為“崇洋媚外、投降賣國的典型”，在報章上大肆批判，說它的“每一塊鐵板上都散發著資產階級的臭氣。”這艘郵船被停泊在黃浦江上，當作“展品”供人們參觀和控訴批鬥。
為了與引進的“更新輪”形成對比效應，張春橋等人又挖出了“風慶輪”典型。
風慶輪是上海江南造船廠於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萬噸輪。交通部所屬的中國遠洋運輸公司買下該輪後認為，它的主機性能不適於遠洋航行，只適合在近海航行。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江南造船廠的造反工人和風慶輪海員貼出大字報《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指責交通部的鑑定崇洋媚外，看不起中國工人，強烈要求風慶輪遠航。交通部被迫同意風慶輪遠航羅馬尼亞。
張春橋等人抓住這個事情大做文章。
風慶輪在遠航途中，主機不斷發生故障，險情頻出，相關實情被刻意隱瞞。 1974年的9月底，風慶輪終於“勝利”歸來，上海的《解放日報》馬上刊文《乘風破浪勝利前進——從風慶輪首航遠洋歸來贊自力更生方針的偉大勝利》，將造船與買船對立起來，認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是一種“洋奴哲學”，是一條賣國主義路線，“風慶輪不是一條船的問題。風慶輪的遠航是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造船的鬥爭和整個路線鬥爭是緊密聯繫的”。江青更是公開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分激烈地認為：“看了有關風慶輪的報導後，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卻有少數人崇洋媚外，讓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
從10月到11月間，圍繞“風慶輪事件”，江青等人舉辦了上百場報告會，發動20多萬人上風慶輪參觀，還組織《歌唱風慶輪》的專場歌詠大會。在10月17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借“風慶輪事件”向周恩來、鄧小平等發難，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員當場表態。鄧小平忍無可忍，憤然離開會場，張春橋在他身後嘲笑說：“早就知道你要跳出來，果然跳出來了！”
為了鼓動基層再次“造反”，江青等人還提出“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栽資本主義的苗”等等。這些口號呈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反智”傾向。在這期間，最極端的事情是，他們還推出了一個“白卷英雄”的典型人物。
在1973年前後，經周恩來等人的提議，多年停止招生的大學開始以政治推薦和書面考試的方式重新招收學生，其中最積極的就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他們被統稱為“工農兵學員”。這一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報導《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講述了這麼一個新鮮事：這一年6月底，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下鄉知識青年張鐵生參加大學招生考試，在物理化學的考卷上，他沒有做出一道題目，交了白卷，同時，他卻在試卷的背面寫了一篇600多字的“致領導信”，他寫道，“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裡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譴責。”
張鐵生被認為是反對教育戰線“資產階級腐朽路線”的時代典範，是一個具有路線鬥爭覺悟的反潮流英雄，各地紛紛提出“不做分數的奴隸”、“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不能重演”、“智育第一害死人”，這股反知識、反理性的政治思潮讓剛剛有點恢復的教育秩序再次大亂。
在極左路線的種種干擾下，虛弱不堪的宏觀經濟再受衝擊，1974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僅比上一年增長1.4％，大部分工業產品產量沒有完成計劃，財政收入再度出現赤字。
極左集團在城市裡反對國際合作，在農村，則再次掀起了“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
自從文革開始後，中央三令五申嚴厲禁止任何私人的自由買賣活動，人民公社定期檢查農民的自留地和私人餵養的家禽，看看是否偷偷擴大了面積或超過了公家規定的頭數。把自養的家禽偷偷拿到市場上出售是一種投機倒把的行為，將受到嚴厲的懲治。可是，正如安東尼奧尼在河南林縣偶爾發現的，到1970年代中期，發生在農村的自由集貿活動已經呈半公開化的狀態，而在極左的人看來，這些正是應該堅決割掉的資本主義的“小尾巴”。
1974年，已經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的原大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到福建省晉江市視察，在一個叫石獅的小漁鎮裡，他看到了讓他大吃一驚的景象：光天化日之下，在當地的農貿市場，一群彷彿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小商小販亂糟糟地擠作一團，人們在各種各樣的攤點前興奮地交談著，彼此討價還價。據當地干部統計，當時在石獅鎮有上千名個體商販在街頭擺攤設點，其中絕大多數是無照經營。
由於道路狹窄，來來往往的小商販們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於陳永貴的專車竟無法順利通行。陳永貴觸景生情，說出了一句後來在全國廣為流傳的話：“這是資本主義擋住了社會主義的路，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
很快，石獅成了全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反面典型，據當時的排查記錄顯示，在所有的投機倒把分子中，非法獲利萬元以上的就有11人，非法獲利5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這些人都受到了懲罰，有的被關押判刑，有的被抄沒家產。北京的電影製片廠專門來這裡蹲點拍攝，製成了一部長達28分鐘的、名為《鐵證如山》的新聞紀錄片。從留存至今的鏡頭中，可以看到，混亂而骯髒的自由市場交易畫面，一個個看起來驚恐如鼠的小商小販，影片的畫外音以泰山壓頂般的口氣怒斥道：“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小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萬元！這里烏七八糟、臭氣沖天！自由買賣是資本主義，你們自由買賣了，你們是資本主義；燒香拜佛是封建主義，你們燒了拜了，你們是封建主義。瞧，鐵證如山！”
後來的史家當然給予了石獅完全不同的定論。在1978年之後，正是福建的晉江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以及浙江的溫州和台州地區，成為私人經濟率先活躍起來的發源地。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顧准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了。在過去的幾年裡，他經常咳血，並有低燒，但是醫生一直把這些症狀當做氣管炎來治療，當最終確診為肺癌以後，已是無藥可治的晚期。
從文革開始之後，顧準與中科院經濟所的同事們被集體下放到干校勞改。那些日子，無論是夏天還是秋天，他頭戴寬邊草帽，腳上穿著破綠軍鞋，整天奔忙在貧瘠堅硬的田地上，做著毫無效率可言的農活，據吳敬璉的回憶，在當時，顧準“痰中帶血”，身體已經出現了惡化徵兆。他瘦弱的身影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顯得那麼的無力和可笑，沒有人知道，在這具已經被拋棄的軀體內正流淌著一股倔強而清醒的血液。
一個比他小10多歲的研究員吳敬璉，與顧準成了莫逆之交。吳敬璉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產生了懷疑，而顧準顯然看得更加的深遠，吳敬璉日後回憶說，“顧準總是說，這不只是那幾個人的問題，對於中國為什麼在20世紀都已過去了一半的時候還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怪事，需要放到整個歷史發展的背景下去觀察。”
這時候的顧準，早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顧準了，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的純淨，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這位早年的會計學教授、上海市財稅局長不再滿足於所謂的“專業”，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會計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舊業，也不想再操了。”顧准開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進而上溯到希臘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制度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這種富有穿透力和強大時空坐標感的鑽研，讓他的思考力變得愈加的尖利，他對諸多尋常事件的看法已信之拈來，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購得一本《天演論》，視為寶物，顧準拿來“粗讀一過，頗多感觸”，他的感觸是，“（此書）歸根到底，無非強調人定勝天一語，而於政治則為捨己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說，持其論，可以破民主個人主義，而歸於集體英雄主義，此集體英雄主義鋒芒所向。並非人事，特為自然。循是推論，則凡違此義者，都與人類本身之目的不合，而為人類之異己分子，階級鬥爭不可廢，且永不可廢，根據悉在此。”自從《天演論》被翻譯到中國後，從沒有人以這樣的角度來解構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顧準卻從中尖銳地看出了植根於國民精神深處的對專制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葉的手術刀，準確而乾淨，舉手一試，萬物頹然。
1971年8月，顧準以《十年來的蘇聯經濟》為題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制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極其笨拙的、悉索敝賦的以供軍備的那種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進而說，“本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經濟體製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製度，用在軍費與基本工業擴展上的比例很大，用於增加消費基金的數額，永遠跟不上工資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見的將來，這個看來都難受的體制還是會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會有一種力量來推翻這個令人窒息的製度。”
顧準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經在四年前自殺，而子女們與他斷絕了父子關係。他如一隻喪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間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裡，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為一本名叫《希臘城邦制度》的書做準備。
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準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於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在全面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他的書中寫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這位早年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終於在歷經劫波之後脫胎換骨，回歸為一個理性、中庸、信奉漸進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的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憤怒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漢字。顧準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anos Kornai）正在創作《反均衡論》（1971年）和《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他將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徹底清算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顧準晚年一直對自殺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駱耕漠曾回憶一個細節，“1973年前後，記得我剛補發了工資，我請顧準到莫斯科餐廳吃飯，回來時太陽落山了，他說，我們走條近路回去吧。其實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樓前，他眼睛望著樓上一個窗戶，默默地停了好長時間。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過的地方憑弔，汪璧是在這裡自殺的。”
1974年11月，醫生在顧準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準自知末日降臨。當時，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準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他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神武景氣”：神武天皇被奉為日本的開國之王，傳說他在2600多年前由神變為人，受上天的旨意來統治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高速成長，人們將1955－1957年的經濟增長稱為“神武景氣”。）顧准在遺囑中把自己的遺稿分為兩部分，其中“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家對另外一個思想家的衣缽傳承。十多天后，顧準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顧準最終成了那個沒有到達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後，他被認為是一個“卸下肋骨點燃光明的烈士”，他用自己的苦難講述了生命的堅硬、豐富和寬廣，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後，他就被那個時代所拋棄了，隨後的22年裡，他的生活凌亂而慘淡，他的身份卑賤而可鄙，他的聲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誌所厭惡而顯得多餘。但是最終，他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後一抹尊嚴。
1973年10月，中東地區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爆發戰爭，後者為了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集體提高原油價格並威脅停止對美國供油，從而直接引爆了全球性石油危機，這也是人類經濟史上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猛漲到12美元，僅提價一項使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億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億美元。
石油價格暴漲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日後持續三年的石油危機對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物價攀升，經濟蕭條，失業率大幅提升，美國的工業生產因此下降了14%，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所有的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在西方經濟史上，這場危機意味著戰後統治了政商界長達30年之久的凱恩斯主義的階段性終結，因為，事實與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理論發生了矛盾：通貨膨脹不可能與大規模失業同時發生。各國政府意識到，財政限制及控制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性。這一共識的逐漸形成，直接導致了幾年後信奉自由市場的“裡根－撒切爾”主義的誕生。
在這場危機中，還伴生出了另外一個景象：石油資源豐富的社會主義蘇聯成了意外的獲益者。據霍布斯鮑姆在中記述，從70年代初期到1980年，蘇聯向西方國家大量出口石油，其比例從占出口總額的18％猛增到32％。 “黑色黃金”所帶來的滾滾財富讓早已陷入困境、被顧準診斷為“不治之症”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然找到了一個碩大的“救生圈”。如霍氏所分析，“從此，蘇聯政府根本放棄了任何認真的嘗試，以挽回顯然正在走下坡的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小麥餵飽百姓，比在自家努力下解決農業生產問題容易多了。”也就是從此開始，腰包滿滿的蘇聯與美國展開了長達15年之久的軍備競賽，直至1990年蘇聯解體。日後來看，當改革被放棄的時候，石油變成了一個“詛咒”。
對中國而言，這場石油危機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在能源價格上揚的壓迫下，發達國家開始產業升級，並謀求更大規模的全球化貿易，經濟的實際利益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分歧。一直被排斥和“遺忘”的中國顯然成了一塊最誘人的處女市場。這種勢能的出現，為正在艱難地打開國門的中國，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發展空間。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1973年啟動的大規模設備引進工程事實上正契合了這一潮流。
在決定性的時刻到來之前，中國還將經歷一段難熬的歲月。
進入1975年之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與江青等人的鬥爭日趨白熱化。鄧小平多次表達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他說，“老幹部要橫下一條心，拼老命，'敢'字當頭，不怕，無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緊，也是個貢獻。”在後來的1982年，他回顧說，“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從數據上看，儘管受到很大的干擾，不過在鄧小平等人的整頓政策下，國民經濟又出現了反彈，197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11.9％，是十年來增長最快的一年。
1975年12月，江青、張春橋等人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把鄧小平打倒。
這時，國事飄搖，局勢動盪，中國走到了一個無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