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三十章1976年：轉折的前夜

1976年，從一開始就被證明是一個決不平凡的年份。 在這一年，中國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繼去世。 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時年55歲、當過毛的故鄉湖南省湘潭縣縣委書記的華國鋒被指定為接班人。 三月下旬至清明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民眾對極左路線的憤懣在這裡得到了極大的宣洩，一首匿名詩歌迅速風靡全國——“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淚祭英傑，揚眉劍出鞘。”詩句犀利，直指反週的江青、張春橋等人。 （後來調查得知，此詩作者為山西一家機械廠的青年工人王立山。）還有人在天安門觀禮台上掛了一條很有點幽默感的橫幅：“要深入批鄧：小平同志，你拿那麼高的工資，不出來工作不行咧！”這場群眾行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成“幕後主使”，他因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區發生里氏7.8級強烈地震，唐山城全毀，餘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計死亡24.2萬人，重傷16.4萬人，全球震驚。 10月6日，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軍隊老帥配合，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實行隔離審查，他們被稱為“四人幫”。對這個極左集團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國家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轉折的標誌。 受到自然災害及政治波動的影響，1976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只比上年增長了1.7％，遠遠低於計劃要求的7％－7.5％，國家財政收入也出現了29.6億元的赤字。在國家投資拉動為主要手段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治鬥爭是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從1965年到1976年，中國共出現四次經濟高峰，分別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現了四次低谷，分別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這一時期，由於價格受到嚴格控制，宏觀變動竟與通貨膨脹無關，這與1978年之後的情況大不相同。

從這一年的報章來看，輿論一直在不停地聲討鄧小平的經濟政策。 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有一篇《靠“責任制”還是靠覺悟？ 》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廠銅工彎管組”，文內寫到：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授意炮製的《條例》大肆鼓吹所謂“責任制”，胡說什麼“規章制度關鍵是一個責任制”。這種不講路線、不講共產主義風格的“責任制”，到底是個什麼貨色，我們廣大造船工人心裡最清楚。 文章說，“崗位責任制”對廣大群眾實行管、卡、壓，什麼車、鉗、刨、銑各有專職，電焊、漆工不許亂來，每人都要“安守本份”；部門、工種之間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軌”行為，就要扣工資，給處分。這種“責任制”死死地束縛了我們工人的手腳，扼殺了我們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其罪惡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誘騙工人埋頭生產，不問無產階級政治，聽任他們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復辟資本主義。

從8月13日到10月6日，僅《人民日報》就發表“批鄧”文章總計110篇。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編寫的三本“批鄧”小冊子發行了上千萬冊。鄧小平、陳雲等人在過去兩年多里推行的開放和整頓政策幾乎被全部推翻了。 鄧小平的再度復出是在1977年的7月。因葉劍英元帥等人的堅持，在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通過決議宣布，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 在1976、1977年間，計劃經濟的弊端已經完全地呈現出來，人們徹底厭倦於一場接一場的、永無盡頭卻沒有任何實惠的政治運動了。據胡鞍鋼的統計，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開展各種大、小政治運動多達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個運動尚未結束，下一個就連綿而至。在“四人幫”被清除之後，華國鋒仍然大搞政治運動和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這一方針的揚棄，將經歷一場著名的大討論，在1978年底才塵埃落定。

十年文革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二是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和體制空間。 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會傷害和經濟損失。在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當於美國的十分之一。正是在這十年中，日本成長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紛紛崛起。 胡鞍鋼對文革十年的經濟損失有過一個定量分析。據他的計算，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期間實際GDP增長率為9.2％，1978年到2003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9.3％，而1957年到1978年之間為5.4％，也就是低了4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同時遠遠低於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

十年文革中，因為教育制度的失誤，全國少培養了100萬大專畢業生和200萬中專畢業生，耽誤了一代人，中國的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進一步拉大，據蔡昉和都陽的研究，文革使潛在人力資本存量減少了14.3％。 對於十年浩劫的影響，國內外學者還提出了另外一些觀察的角度。哈佛大學的德懷特？帕金斯便認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性的後果，並不是紅衛兵年代的無秩序造成的，而是長期遵循一個獨特的發展戰略並由戰略而產生的計劃和管理的質量所致。因此，要解決這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戰略，但中國的計劃制訂者在10年之後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帕金斯所謂的“十年後”，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儘管文革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動亂，然而，在這期間，經濟治理的模式與邏輯與之前並沒有任何的改變。這些模式和邏輯包括：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和貿易關係的產品經濟模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投資戰略、完全依賴國家投資全面取締私人資本的經濟治理思想、限制按勞分配推行平均主義的原則、反對權威主義取消專業分工的準則、堅持自主封閉反對國際貿易的做法，等等。吳敬璉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寫道，“企圖以海量投資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我國經濟情況極度惡化以及巨大的財富乃至生命損失，然而，即使造成了這樣大的災禍，傳統的工業化戰略卻始終沒有得到糾正。經濟增長主要倚靠投資、特別是重化工業投資，成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開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

上述種種模式與邏輯從1950年代之後一以貫之，並無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於眾多精通經濟管理的高中層官員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計劃經濟制度的負面性得以更劇烈和更極端的方式呈現。在這個意義上，文革作為一個代價昂貴的“反面教材”，為日後的思想解放和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空間。 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再沒有受到列強的軍事侵略。到1976年，無論在人口、經濟還是軍事意義上，它都已經是一個不容欺辱和輕視的大國。 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從1.8％降低到0.73％，水澆地佔耕地面積從18.5％提高到45.3％，每畝使用化肥從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國的鋼產量增加了129倍、煤產量增加15倍、發電量增加47倍、石油產量增加726倍、化肥產量增加874倍、水泥產量增加71倍、糧食產量增加2.5倍、棉花產量增加4.6倍。中國的鐵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運和航空里程分別增加1.9倍和8.6倍。中國用不到三十年時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中國還是世界上少有的沒有通貨膨脹的國家之一，從1952年到1978年的通膨率平均每年只有1.7％。中國的中小學在校學生增加8.4倍、高等學校學生增加5.3倍。中國政府還在城市和農村分別建立了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體系。中國還是當時世界上四個核武器俱樂部成員之一——美國、蘇聯、法國和中國。 儘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國顯然不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甚至因為政治局勢的動盪，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讓經濟成長總是被打斷和處於停滯的狀況。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在1952年到1978年之間，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的出口額只增長了一倍。 （與之相對比的數據是，1978年到2003年，中國明顯加速，人均GDP增長率達到6.6％，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地區則依次為2.1％、6.3％、4.8％、3.9％和4.7％。從1978年到2003年，中國出口增長了28倍。出口占GDP的比例從4.6％上升到26.6％。）

1976年，隨著文革的結束，國家治理者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經濟攤子。 “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的這一評論，是經濟界的一個共識。 指令性計劃經濟體系的構築，讓產業經濟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實行著配給制，國有企業部門非常的龐大，普遍實行著對生產資料的價格管制，甚至火柴漲價一分錢，都要由國務院討論和批准。私人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民營經濟近乎於零。在國營企業領域，工廠沒有生產積極性，效率與效益的雙重滑坡十分驚人，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走到了盡頭。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工業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產業結構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使得產值增長的數字並不能反映實質性的經濟增長。

在全國投資總額中，重工業所佔比重在連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高達51.1%和49.6%，但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卻漸趨低下。雖然多年強調“以鋼為綱”，但1976年的鋼產量只有2040萬噸，僅相當於197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到1976年，出現了“六個驚人”的大倒退——一是消耗高得驚人，二是勞動生產率低得驚人，三是虧損大得驚人，四是設備破壞得驚人，五是“鬍子工程”（久拖不決、久建不成）長得驚人，六是投資效益低得驚人。 有一些數據可以生動地表明，投資效率的低下到了多麼可怕的地步。據國家統計局的計算，在1976年生產一千瓦電所需要的投資，竟比1966年要高三倍，生產一噸鋼所需投資則高將近兩倍，每噸運輸公里所需投資則超過40％。另據李安增、王立勝所著的《中國當代史》統計，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1955年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66年還是34.5元，1976年下降為19.3元；商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只剩下19萬人，僅為文革爆發時的12.2％，銳減了87.8％，其中個體工業減少了88.9％，個體建築業減少了60％，個體運輸業減少了88.9％，個體商業、飲食業和服務業減少了75％，其他個體經營者減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業品集體商業網點只有1283個，個體商販僅剩3085人，百業蕭條，已到絕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強調重工業優先的產業發展戰略，讓物資短缺的景象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各樣的票據所困擾，而收入則常年沒有增加，從1958年到1977年，二十年間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在當時，一個工廠學徒的月工資為18元，而最具資歷的“八級”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資為108元，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在1976年，一個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憑副食品供應證，購買半斤雞蛋，一斤半豬肉，半斤豆腐、二兩粉條和一兩芝麻醬。 在物價上，出現了日用食品價格較為低廉及家用工業品無比昂貴不堪的反差景象，1976年，一塊錢可以買12到13個雞蛋，一碗素面8分錢，肉麵1毛四分錢，一個成年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為30斤，一斤大米的價格不到3毛錢，一斤菜籽油不到6毛錢，肉是憑票供應，分為四等，最肥的一級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級肉為4毛多一斤。相比，工業品的價格就要貴得很多，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售156元，一台蝴蝶牌縫紉機售187元，一塊上海牌手錶售120元。人們為了得到上述的這“三大件”，不得不拼命地省衣節食。工業品的價格之所以那麼昂貴，除了供不應求的因素外，還是防止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現像比比皆是，一份對全國192個大城市的調查報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積在1949年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則下降到3.6平方米。從1976年起，北京、瀋陽等城市的居民開始大著膽子，違規“蓋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說：“大夥紛紛將（公家的）建築材料化為己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盡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往自家搬。漸漸地，有人肆無忌憚地打開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築材料就往家裡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去幹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麼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是屬於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氣沖雲霄！” 在農村，充滿了理想主義氣質的人民公社被證明是一個“虛假的天堂”，有很多民間諺語諷刺這一制度的低效和不公正，一則流傳於安徽一帶的順口溜這樣描述農民上工的景象：“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頭忘帶鋤，再去回家逛一逛。”到1977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是318公斤，僅比建國初期的1952年多了30公斤。 以安徽鳳陽縣為例，這個出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以鳳陽花鼓聞名的魚米之鄉從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間，糧食實際徵購量11.97億斤，同期農村回銷、城鎮公映15.68億斤，也就是說，購銷相抵後，鳳陽農民不僅對國家沒有貢獻一粒糧食，反而吃進了3.71億斤。每年到了春荒，鳳陽縣的一些生產隊由隊長帶領，拿著蓋上公章的介紹信，打起花鼓，唱著辛酸的歌謠，踏上乞討的道路。到了1978年的冬季，正是在這裡的小崗村，十多個被逼到了絕路上的農民冒死簽下了著名的“包產到戶”合約。 在1976年的中國農村，有10萬家小工廠特別值得關注，它們都很像在前面章節中描述過的魯冠球式的工廠。如果有一雙“先見之眼”的話，我們將看到，在未來的三十年裡，它們居然是啟動中國經濟的第一股力量。 這些由公社或生產大隊創辦的“社隊企業”主要從事的行業有：小水泥廠、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和小機修廠。它們要么是為了建造房屋和興修農田水利，要么是為了修理拖拉機等農業機械。因為城裡的國營工廠實在無法滿足農民的這些基本生活和勞動需求，所以，默許其存在，不過對之有嚴格的限制，它們只能在公社內部——最多在附近的地方進行生產和銷售，否則就算是投機倒把。 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顯示，這些社隊企業居然從來沒有消亡過，在1960年的時候，為了“大煉鋼鐵”，社隊企業的數量一度多達11.7萬個，到1963年就被砍剩下1.1萬個。從1966年起，它又開始復萌，1970年達到4.5萬個，到1976年為10.6萬個。 這些企業獨立於國家計劃體制之外，成為了一股很奇特的經濟力量。在資產關係上，它們屬於公社或生產大隊集體所有，不過，它們的經營活動卻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這些人甚至還是公社或大隊的領導。在1978年之後，隨著消費市場被激活，城裡的國營企業受體制約束始終無法展開手腳，這些天生地養的社隊企業竟“意外”地成為了活躍市場和衝擊計劃體制的主流力量。這就是中國崛起的“草根秘密”。 國家經濟要重振，還面臨一個投資來源的難題，自1949年以來，歷次重大的工業投資，分別靠的是蘇聯援助、“大躍進”式的舉國戰略以及“糧食剪刀差”所形成的資源聚集。而到1976年，這些辦法已全數失效。因為多年的鎖國政策，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額為零。 1973年的第二次設備引進計劃可以被看成是它們再度登陸中國的試水之旅，當大型設備被引進後，隨之而來的是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引進，繼而便是資本和商業理念的接踵而至。這將是一個曲折而富有戲劇性的進程，在後來的很多年裡，曾經“臭氣熏天”的外國資本享受到了超國民的待遇。 就這樣，我們可以從資本結構的角度，大致描述一下1978年之前的企業格局：國營企業佔據了近乎百分之百的資本和市場份額，民營資本主要存在於鄉村，身份卑微而力量贏弱，國際資本已經拍響了進入的門環。自中國開始發展近代工業的第一天起，這三股力量就一直並行而進，角斗而融合，這場發展模式在1949年被中止，將近三十年後，萬物輪迴，遊戲又開始了。 本書至此已近尾聲，接下來的中國企業史將呈現出一番全然不同的局面，我在一書中將予以詳盡的描述。 此刻，站在歷史的高地上，我們不妨一起回望1870年代到1970年代的跌蕩一百年。 在這一百多年裡的時間裡，苦難讓我們有機會凝神結想，學到不少東西。它使中國人得以細細體察所歷之事，對千年曆史以更嚴苛的觀察，若非受辱，我們對之也許根本不會留心，還沉浸在驕傲的大國幻境之中。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有一個詞彙覆蓋了所有的主題，它成為了無數熱血國人的畢生理想，這就是“強國”。 “強國”的急迫，讓這個國家變得無比的焦慮，有時候甚至顯得迫不及待，在一條道理還沒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時候，都不惜鋌而走險。在很多敏感關鍵的時刻，漸進式的思想往往被視為“反動”，顛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為了全民性的選擇，百年春秋，鬧劇、悲劇與喜劇交織上演。 在這是被“強國夢”激勵著的一百年裡，中國的複興開始於一個幽黯而絕望的夢醒時刻，商業的演進一直是國家進步和民族雪恥的重要方向，正是在這一進程中，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崛起為一個獨立的力量。而他們的曲折命運又與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和全民抉擇糾纏在一起，它們時而合一，時而決裂，卻在絕大多數的時間里處在不和諧的狀態中。百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問題，歸根到底可以歸結為三個利益關係的調整：一是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的調整，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的調整，三是富裕公眾與貧窮公眾的利益調整。作為富裕公眾的代表階層，企業家集團在與政府（分別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識分子和貧窮公眾的關係相處上，一直沒有達成原則性和建設性的共識，這也成為中國商業進步總是被各種事件打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自1929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經濟危機突襲中國民營銀行業——之後，信奉自由經濟的企業家階層就在中國逐漸煙散了，與之伴隨的是中產階級的日漸弱勢與瓦解，中國民族性中對威權——特別是中央集權的渴望以及領袖崇拜，在後來的歲月中愈演愈烈，最終釀成了一場不堪回首的浩劫。 到1976年，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偉大的經濟變革即將拉開帷幕。 這將是一場沒有“藍圖”的變革。幾乎所有的民眾都清晰或模糊地意識到，那種意識形態化的國家治理模式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必須把振興經濟成為新的、最主要的國家任務。可是，到底該走一條怎樣的振興之路？僵化而低效計劃經濟體制將以怎樣的方式被打破，而新的經濟體制又將呈現何種陌生的面貌？國營企業集團的改革出路何在，那些已經被壓抑和消滅了多年的民間商業細胞將如何復活？發展的資金從何處來，一直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國際資本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邊界在哪裡，理性的局限將如何克服？ 對這些問題的一一解答，構成了日後中國經濟成長的種種景象。沒有一個困惑的化解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甚至一直到我寫作此書的時候，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 德國有諺語曰：“只發生一次的事情等於沒有發生。”中國商業史的問題正好相反，事情總是在間隔一段時間後一再地重複發生，而人們卻對之視而不見。百年以來，歷史的內在邏輯並沒有被改朝換代所打斷，從李鴻章和盛宣懷，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後來的國家治理者，那麼多情節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電視劇般的一再上演，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百年不變的劇本，那劇本里的台詞竟像基因裡的遺傳信息一樣在一代一代人身上的複制和輪迴。 如果我們再放眼得遙遠一點，在過去二千年裡，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制的大國。對威權的迷戀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歷史性課題。全球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貪欲確實是人類的最大敵人，如果沒有製度性的約束，世上似乎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政權可以自覺地自我控制，而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尋租理論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中曾論述說：“在現代國家中，行業創造的特權導致的總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們追溯歷史，會發現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擁有龐大的特權行業，這也是那時進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國的近現代工業化之路，似乎是這段論述的最生動的註腳。 荒謬只有在人們不同意它的時候才有意義，人類正因善於反思而得以存在。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經歷，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歷史是我們親手編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卻再也脫不下來。正如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說的，“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了當時的錯誤。而這正是國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錯誤至少應該有三代人來共同地概括承受，如果這樣的勇氣和絕然，我們或許將永遠不可能進步。 1977年11月，復出不久的的鄧小平外出視察，他選擇的第一站是廣東。 當時，在東南沿海地區，不但出現了像石獅那樣的地下集貿市場，還發生了難以遏制的“外逃潮”。在廣東省，毗鄰香港的寶安縣每年都有數千農民冒險偷渡到對岸。偷渡者以氣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槳，有的甚至抱著一隻籃球就跳進伶仃洋，許多人被海浪所吞沒。農民外逃的理由很簡單：一岸之隔，貧富懸殊實在太扎眼，寶安縣一個農民的日收入為0.7到1.3元，而香港農民的日收入為60到70港元，這邊有一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邊也有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萬元。在1977年，寶安縣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員4.6萬人，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續到1979年的夏秋。 （廣東地區的“外逃潮”最早始於60年代初的大饑荒時期。經濟學家周其仁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實上醞釀了很長時間，有兩個事件比較值得關注，第一個是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的飢荒，使較大規模人口非正常死亡。第二個事件是1962年在廣東省寶安縣（深圳），積集了10萬人口意圖偷渡逃港的事件。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徵並不僅僅是高速增長，而是開放下的高速增長。”） 就在鄧小平前來視察的時候，大規模集體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邊防部隊已是防不勝防，它被視為惡性政治事件，廣東省領導在匯報工作時，自然不能避而不談。沒想到，鄧小平在聽了匯報後，突然插話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這樣的回答，讓在場的干部驚詫不已。鄧小平進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你們的問題相當集中，看來中心的問題還是政策問題。看起來現在以揭批'四人幫'為綱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轉，要結束，要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不能提'以階級鬥爭為綱'了。” 離開廣州後，鄧小平視察四川，在那裡又提起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在廣東聽說，養三隻鴨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我看荒唐得很！可見我們的農村政策要變，要改革。” 誰都聽得出，那聲音裡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鴻章在1880年所驚呼的那樣——“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蕩，風雨如晦，此時的中國，又到了更弦易張的變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