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二十八章1966年：造反與浩劫
據氣象記錄顯示，1966年初夏的北京悶熱多雨，天空中好像整天壓著一層灰色的“棉被”，讓人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
在《五·一六通知》裡，有一段核心的話是毛澤東親筆加進去的：“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於是，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曉夫”成了運動的主要任務，而率先響應號召站出來的，是對革命充滿了飢渴感的學生。
5月25日，北京大學食堂的東山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 》，作者是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這是全國的第一張大字報。 （宋碩，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任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珮雲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他們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校領導。）6月18日，國務院宣布改革教育制度，實行了17年的高考制度被廢止——它要到整整11年後才得以恢復，大中學生被徹底“解放”，開始“停課鬧革命”。就如同1905年廢止科舉的後果一樣，青春的火焰迅速而瘋狂地燒出校園，頓成無序蔓延之勢。
8月2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接下來的三個多月裡，他八次登上天安門，接見了1300萬人次的紅衛兵。 （紅衛兵：原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學生造反組織，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造反學生時，佩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從此成為學生造反派的統稱。紅衛兵的典型著裝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用紅塑料做封皮的《毛主席語錄》）。）這些熱血沸騰的學生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把教室砸得稀巴爛，將自己的老師綁起來批鬥，用皮帶抽打他們，然後再衝進全中國的所有寺廟，將佛像、書籍等文物盡數砸毀焚燒，僅北京市，就有72％的古蹟被毀壞。據紅衛兵公佈的資料，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40天內，北京紅衛兵抄家33695戶，打死1772人。 8月24日，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盡，同日，全國人大常委、參加過第一次黨代會的李達被迫害致死。
紅衛兵們還把全中國的商店及馬路名稱都翻天覆地般的改了一遍。 1966年8月25日的《人民日報》報導，敢闖、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紅衛兵闖進了全聚德烤鴨店，把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砸了個稀巴爛，換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鴨店”。記性好讀者可以把這一時刻，與十年前公私合營後，全聚德烤鴨變得不好吃了的往事聯繫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隻烤鴨是怎樣被體制徹底扭曲的。紅衛兵還到新華書店給烤鴨店訂購了一百幅毛主席畫像。報導描述：“一夜之間，從櫥窗到餐廳，從廚房到宿舍，通通掛上了毛主席畫像和數以百計的毛主席語錄。”外國餐廳的樓梯口上，原來掛的是一幅畫著北京鴨的大畫，現在是一條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麼，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外國朋友來北京烤鴨店進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燈塔。”
自全聚德被改名後，成都麻婆豆腐店被改成文勝飯店，蘇州采芝齋糖果店改成紅旗商店，南昌黃慶仁藥棧改成滅資藥店，武漢盛錫福帽廠改成人民製帽廠，合肥胡開文墨店改成工農兵文具店，法國梧桐樹改名為反帝樹。全中國幾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公園都被改成人民公園，所有電影院都被改成了東方紅劇場，所有的居民區被改成向陽院。作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上海的改名運動更是徹底，上海第一商業局下屬的3700多家商店，被改名的多達3000家，豫園被改成紅園，南京路、淮海路改成五洲大街和反脩大街，和平飯店改成人民戰爭飯店，甚至連靜安區和長寧區也被改成了延安區和戰鬥區。紅衛兵要造反的事情還很多，他們搗毀了園林裡的一切匾額、對聯、盆景和古樁；他們“不怕遠、不怕熱、不怕難”，到每一個鄉村角落，把祠堂、家廟等等全部砸掉；他們衝進服裝廠，把所有認定為奇裝異服的式樣全部剪破燒毀；他們還禁止理髮店理怪髮型，包括“西瓜皮、飛機頭、包菜頭和燙髮。”
到12月，“中國的赫魯曉夫”終於被揪了出來，他是國家主席、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與他一起被並稱為“最大走資派”的還有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副總理鄧小平，一大批建國元勳被打倒。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黨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二是對中國政治國情的基本判斷。 1980年，復出後的鄧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訪問時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闢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這場運動本來準備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收尾，誰料，它竟一直持續了十年，成為一場空前的大浩劫。
如果說，以青年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是內亂的點火者，那麼，真正讓國民經濟陷入大混亂的，則是繼而蜂起的工人造反派，這是一群同樣激進、卻更具爆炸力的破壞性力量。
1966年6月12日上午，就在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半個月後，上海最大的棉紡織工廠之一——上棉十七廠的醫務室旁，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這是上海工業界第一張炮轟黨組織的大字報。它的最下端也有七人署名，第一個名字是王洪文。
時年31歲的王洪文是吉林長春人，長相俊俏，卻有著極大的政治爆發力。他出身農民，16歲參軍，曾赴朝鮮參戰，復員後到上棉十七廠，先是當了一名保全工，後調進保衛科，是一個“種過田、做過工、當過兵”的“工農兵”苗子。北京風雲陡生，王洪文在南方應聲而起，他組織“上棉十七廠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造反生涯。
到11月6日，上海的十七個工廠串連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公然提出“我們要奪權”，王洪文被推舉為造反司令。 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稱：“'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變成不許革命，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當日凌晨，王洪文率一批造反隊員衝進上海北站，強行登車，宣稱要到北京“告狀”。火車開到城郊的安亭時，上海市委命令暫停。中午，造反工人在車站臥軌攔截第十四次特快列車，導致滬寧線中斷31小時34分，製造了轟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就當王洪文的“工總司”揭竿而起的同時，上海還有另外一群工人則組成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與“工總司”對峙而立。上海市委成了雙方爭奪攻擊的對象。
12月11日，“工總司”在人民廣場組織了一場“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大會”，號稱有60萬人與會，在口號震天的大會上，市長曹荻秋被迫簽字，同意支持“工總司”的革命行動。 12月23日，“赤衛隊”也在人民廣場組織了一場有十多萬人參與的“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曹荻秋被迫簽字，接受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承認它也是一個革命群眾組織。誰料兩天后的25日，“工總司”又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大會，曹荻秋在大會上不得不又撤銷了對“赤衛隊”的支持。
就這樣，上海市委被夾在兩支工人造反組織之間，焦頭爛額，左右為難。曹荻秋的“出爾反爾”當然引起了“赤衛隊”的極大憤慨。 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稱“現在，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國工礦企業中興起。”當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祝展開全面內戰。”
28日，“赤衛隊”上萬人到市委所在的康平路遊行，要求曹荻秋承認擁有80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否則就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電和停交通，他們佔據了行政大院。 29日，王洪文調來十多萬造反隊員，包圍康平路。 30日凌晨兩點，“工總司”對“赤衛隊”發動衝擊，雙方大打出手，場面十分血腥，到清晨7點，2萬名赤衛隊員“投降”，他們被押解到四條馬路上，繳下來的袖章有六大堆，91人受重傷，240多個“赤衛隊”的領頭人被關押。
“康平路事件”是上海乃至全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武鬥。 30日下午，部分赤衛隊隊員去北京“告狀”。王洪文率人追擊到江蘇崑山界內，又挑起一場打鬥，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
通過這一番“武裝鬥爭”，“工總司”取得了勝利。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1月5日，“工總司”等11個造反組織在《文匯報》上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宣布全面奪權。第二天，造反派在人民廣場召開十萬人大會，批鬥了市委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全市幾百個高級幹部被揪到會場陪鬥。這場造反運動被讚許為上海“一月革命”。作家胡月偉在《瘋狂的節日》中描寫了當時的景象：24層的國際飯店樓頂上撒下雪片似的傳單。曹荻秋被弄到高高的消防車雲梯上游街示眾，潮水般的人們仰著興奮而扭曲的面孔，隨著緩緩行駛的消防車奔跑，指點頭上反剪雙臂、頸懸木牌的舊市長，“當權派！呵，大官兒。打倒在地嘍！”……
王洪文的行動顯然一再地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鼓勵。 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對上海的奪權行動表示支持和歡呼。 1月22日，該報再發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社論用十分熱烈的口吻呼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奪權！奪權！奪權！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鬥爭……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這篇社論震動了全國和全世界。
2月5日，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一月革命”後，上海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它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1871年的“巴黎公社”。 “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擔任第一領導，因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出名的“紅色理論家”姚文元為第二領導，工人造反領袖王洪文名列第三號人物。他在大會上高聲宣讀《公社通令》：“宣判舊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剝奪它的一切職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於1966年5月，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該小組名義上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實際上它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為合法的黨政機構。僅僅半年前還是上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的王洪文出任革委會副主任。 1969年，王洪文當選中共中央委員，1973年，一躍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就當王洪文在上海當上“工總司”造反司令的兩天后，1966年11月8日，北京工人造反派組成“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他們的口號是“造現行合同工、臨時工製度的反，徹底剷除這一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12月1日，“全紅總”300多人到全國總工會造反，佔領禮堂。總工會請示中央後，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無故解僱合同工、臨時工。 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接見造反派，把攻擊矛頭直接對準了國家主席劉少奇，她說，“現在的合同工製度是劉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劉少奇搞的，我們不知道。有人說是主席要搞的，那隻能說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她進一步說，“他們（指全國總工會）不為工人服務，乾脆讓工人進到樓裡去住，讓他們滾出去，造他們的反。我們對於壞分子還給他飯吃，讓他勞動，而合同工一解僱就沒飯吃了，這樣搞培養奴隸主義。”
經江青這麼一煽動，“全紅總”當即佔領了總工會大樓和勞動部。 12月26日，江青、康生等人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造反領袖，總工會的兩位負責人被臨時叫到現場站著，唯唯諾諾。江青說，“合同工製度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保留一定數量的僱傭工來減少資本的支付，封建主義也不能比這個制度殘酷！什麼勞動部長，勞動部長不勞動，讓他們當科長去吧，當合同工去，你們去僱他們！”
1967年1月2日，“全紅總”與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簽發了一個《聯合通告》，內容是：“經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提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商，聯合作出以下緊急決定：1，為了保證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等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參加生產的權利，一律不得解僱；2，1966年6月1日以後被解僱的，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僱期間的工資；3，凡遭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必須當眾恢復名譽，賠償損失，妥善安排，認真處理。以上決定，通報全國。”
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由一家群眾組織牽頭向全國進行政策通告。
發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工人造反奪權運動，是1966年的一個最生動的縮影。從此，中國的眾多工業城市天下大亂。從秋天開始，大江南北爆發了無數起奪權行動，各省市的黨政機關幾乎全部癱瘓，造反派衝進黨政大院，把各級官員拖將出來，要么戴上紙糊的高帽現場批鬥，要么關押起來進行拷打審訊。在“奪權”中，一些高級幹部遭遇不測。 1967年1月22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在被工人造反派關押四十多天后，毒打致死，遺體上有32處傷痕，頸部被打出幾處血洞，慘不忍睹。 1月29日，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縱隊”關押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恆，不堪受辱自殺身亡。商務部部長姚依林被造反派發“全國通緝令”追捕，若不是周恩來將他緊急送進中南海，很可能也遭遇厄運。古往今來，無政府主義的確有一種特別的魅力，它以顛覆現有秩序的方式，讓沒有權力的民眾階層在瞬間迸發強大的報復性快感，它的“酵母體”常常是民族主義、反權威主義和反等級制度，而其手段則是暴力和血腥的。對這種情緒的利用往往是產生“革命”的最佳辦法，可是當它被激發出來之後，連發動者都很難對之進行持續的控制。
從1967年1月開始，各地發生血腥的武鬥，其中工人造反派為最強悍的主力。
1月17日，新疆石河子市的七個工人、學生“造反團”衝擊新疆建設兵團，通訊總機被造反派控制。 25日，毛紡廠的工人造反派約4000人衝進建設兵團的汽二團搶奪槍支，前來增援的獨立團戰士與之發生衝突，雙方開火，打死5人重傷6人。次日凌晨，再發生武裝衝突，又打死24人重傷74人。
2月，四川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提出“砸爛成都軍區黑司令部”的口號，在軍區營門外搭棚圍困軍區機關，軍隊抓了上萬人。 5月，造反派抓走西南局書記曾希聖，宣稱要“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血洗川大，頭斷四川，血灑西南。”重慶發生大規模武鬥，造反派動用了各種常規武器，甚至用高射砲平射朝天門碼頭。全川大批工廠停產。
最混亂的景象發生在1967年的7月、8月，日後連毛澤東在接見美國記者、《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斯諾時也說，“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
武漢因重型工業企業聚集，成為武鬥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當地的造反派分成“鋼工總”和“百萬雄師”，後者號稱有120萬人。從6月4日到30日，雙方武鬥就打死了108人，打傷2774人。 7月20日，“百萬雄師”成員武裝衝擊武漢軍區和東湖賓館，揪鬥前來調停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隨後，造反派出動數万人和400多輛卡車，頭戴安全帽，手持長矛和槍支，在全市武裝遊行示威，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七·二零事件”。據湖北省委後來的統計，在“七·二零事件”後，武鬥風潮席捲湖北各地，被打傷打殘和打死的干部、軍人和群眾多達18.4萬人，僅武漢市就打死600多人，打傷打殘6.6萬人。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發布《公告》，對當時的武鬥和社會混亂景象進行了描述，“一，搶劫國家銀行、倉庫、商店；二，燒毀和炸毀國家倉庫、公共建築和人民房屋；三，搶劫車船，中斷鐵路、交通、郵電，私設電台；四，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
8月4日，王洪文指揮造反派攻打上海柴油廠的“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打傷、關押650人。 8月7日，公安部長謝富治提出“砸爛公、檢、法”，各地的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遭到衝擊，全國性的武鬥再度急劇升級。北京的造反派甚至還砸爛了外交部政治部，衝擊緬甸、印尼和印度駐華大使館和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隨著黨政機關被打倒砸爛和武鬥事件的不斷升級，全國各大廠礦企業自然也陷入一片混亂。
李華忠主編的《鞍鋼四十年》記載了這家中國最大鋼鐵企業的文革之亂：1966年6月6日到16日的十天間，鞍鋼貼出大字報25萬張，公開被點名的干部職工有3127人，其中廠處級以上的有160人，運動來勢之猛烈，觸動面之廣，為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所罕見。
進入1967年1月，對立的兩派工人造反組織開始武鬥，研究所大樓、運輸部大樓等都被搶占，正常管理工作全數停止，22座平爐停產18個，12個軋鋼廠停產10個，鋼和鋼材產量下降90％，當年8月僅煉鋼2.7萬噸，相當於1966年兩天的產量。在隨後兩年多里，鞍鋼進行“軍管”，黨委及生產指揮機構被砸爛，全公司33174名幹部中，有20220名被列為審查對象，他們分別被認定為“叛徒”、“特務”、“走資派”、“三反分子”、“變色龍”、“小爬蟲”、“國民黨殘渣餘孽”、“地主階級孝子賢孫”、“反動技術權威”，被揪鬥毒打的有4752人，215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殺，214人被打致殘，還有2618名領導幹部和500多名技術人員連同萬名職工家屬，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中又有22人在勞改過程中非正常死亡。
生產管理部門被打倒後，“鞍山鋼鐵公司”的名稱也被取消了，代之以“鞍鋼指揮部”，實行“政治建廠”，宣告要“砸爛舊體制，徹底鬧革命，建設沒有規章制度的工廠”。各廠礦撤銷了生產車間、工段和班組，按軍隊建制，改為營、連、排、班，在生產過程中大搞“三忠於”、“四無限”，數千條規章制度被全數廢止，實行無規章作業和自由操作。 （“三忠於”、“四無限”是文革中的政治術語。“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
鞍鋼鋼鐵研究所和鞍鋼設計院分別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鋼鐵研究機構和企業設計院，擁有科技人員2300多人，它們被限令一周內解體，除了幾十個留守人員，其餘都被送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數噸圖紙被搬到廣場上當廢紙燒掉，270台精密儀器因無人管理被破壞洗劫一空。鞍鋼還有6所專業院校及技術業餘學校，也被一律解散停辦。
生產指揮系統癱瘓，生產秩序被打亂，企業管理一片混亂，當然造成產量下降，質量倒退和事故連連。 1967年，鞍鋼的生鐵、鋼和鋼材產量分別比上一年下降了32.4％、42.6％和41.5％，產量倒退十年。海軍用鞍鋼的鋼材建造魚雷快艇，剛一出海便沉入海底。鐵路鋼軌斷裂事故也時有發生。 1969年2月，鞍鋼以“群眾大會戰”的方式開建齊大山露天採礦場，因缺乏科學管理，“大會戰”成了“大混戰”，炸藥混雜堆放導致大爆炸，當場死亡22人，重傷30人。
全國各廠礦企業的廠長及技術領導幾乎全部受到衝擊，當時正在十堰的山溝溝里為籌建第二汽車廠而忙碌的陳祖濤就是一個受難典型。他在《我的汽車生涯》中有一段十分細緻而辛酸的回憶——
1966年10月，身為二汽總工程師的陳祖濤帶了500多人在一個叫老營的小鎮上選址籌劃，他的籌建指揮部設在一個道教玉虛宮裡。一天，一隊紅衛兵突然衝進玉虛宮來“破四舊”，他們揮起手中的工具，將宮內的漢白玉欄杆、香爐、神像砸了個稀巴爛，然後敲鑼打鼓得勝離去。陳祖濤們看著這些稚氣未脫的孩子們認認真真地砸“四舊”的神態，心情異常複雜，他們很不理解，但誰也沒有說話，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破四舊”是文革中的政治術語，指的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這僅僅是很難理解的開始。半年後的1967年4月，陳祖濤突然收到一封電報，上面寫著，“勒令陳祖濤回長春汽車工廠設計處參加文化大革命。”落款是“紅二”造反派。在返回長春的途中，他在北京留了幾天，看望父親陳昌浩。 7月30日，陳昌浩“畏罪服安眠藥自殺”，時年61歲。
陳祖濤一到長春火車站，就被造反派關了起來，每天接受批鬥，先是在設計處戴高帽子和掛黑牌子，後來就拉到長春的大馬路上去遊街，戴在他頭上的黑帽子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蘇修特務”。他的家被抄了五次，“在多次抄家後，我也變麻木了，我的家似乎不是我的，他們想來就來。所有的照片、書記、信件、心愛的唱片和家具都被收走，我的家裡已經是徒有四壁了。”
陳祖濤記敘了他挨整的景象：“最先是讓我雙手舉包裝汽車零件的木箱，一站一夜。人的兩手怎麼可能長時間地舉東西呢？我舉不動了，木箱掉下來，砸在我頭上，他們就強迫我再舉，舉不動了就用腳踢我。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們罵我裝死，強令我再站起來，我站不起來，他們就用鋼絲鉗子夾我的手。那時真是支持不住啊！”陳祖濤沒有料到的是，更殘酷的磨難還在後頭。為了讓他交代“蘇修特務”的材料，造反派開始對他毒打，“每天晚上十點鐘開始提審我，把我帶到一個空房間裡，幾個人按住我的手腳，一個傢伙揮起木棍沒頭沒腦地打。木棍子打裂了，就換三角皮帶。三角皮帶裡面是鋼絲，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口子，就像刀割一樣，昏死過去就被他們用水噴醒，醒了就再打，直至天亮……我每天不能吃不能睡，小腹腫得像水桶，天天尿血，走路時腰彎得像蝦米，兩腿伸不直，走不動，動一動都疼得渾身打顫，實在要走只得兩手扶牆，一步一步地挪。”打陳祖濤的那些人，有的是他原來的部下，有的是剛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人。
儘管遭遇如此厄運，但是，陳祖濤卻算是一個幸運者。從1967年到1969年，長春一汽共有3500人被審查、隔離或抄家，被打死或被迫自殺89人，其中包括常務副廠長王少林等人。陳祖濤的留蘇同學劉允斌（劉少奇的長子）被整死，張芝明（早年共產黨工運領袖張太雷的兒子）被整瘋，他的母親張琴秋（曾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姐姐張瑪婭被迫害致死，可謂家破人亡，朋輩死散。
在被關押和折磨了兩年多後，陳祖濤被押送到吉林樺甸縣的農村勞改，“此時的我剛剛40歲出頭，但由於兩年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又瘦又乾，面色灰黑，頭髮蓬亂，鬍子拉碴，走路蝦米似的彎著腰，身穿一件破舊的中山裝，腰間扎著一根草繩，手上拄著一根棍子，看起來起碼有60來歲了。”
陳祖濤當上了一個鄉村木匠，這個共和國最好的汽車工程師弄了個木頭箱子，買了一套做木匠的工具，整天慢吞吞地蓋房子、修門窗和打板凳。他學會了用紙自己卷“關東煙”抽，在辛辣濃烈的煙味熏陶下，瞇著眼，享受鄉間勞作的快樂和自由。他甚至還幫助村民造了一輛土製汽車。他帶著農民們趕著一輛大板車，去早已無人看管的一汽廢料場，從廢料堆裡撿出發動機、大樑、變速箱、駕駛室和破舊輪胎，回村後，居然拼裝出一輛能發動的汽車，“車的鋼板彈簧沒有著落，我用木材來代替，鋼闆卡子是村里的鐵匠自己鍛打的，這輛車在今天肯定是可笑的，破破爛爛，噪聲很大，屁股後面黑煙滾滾，駕駛室沒有玻璃沒有門，但它能工作，比傳統的大板車運得多，跑得快。”
有兩年多的時間，陳祖濤在中國企業界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躲在哪裡。
他這樣描寫當時的心境：“我的思想極度痛苦，怎麼也想不通，經常徹夜難眠。文化大革命使我認識了太多的不義、背叛和邪惡，讓我感受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常常想，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要這樣整我？為什麼他們要整那麼多無辜的人？為什麼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社會就听任這些人胡作非為？為什麼我們這個有幾千年文明的古國，就會讓那麼多的人一下子喪失理性變得如此瘋狂？在沒有答案的情況下，我決心不再回汽車工業，我不願意再見到那些有著蛇蠍心腸的人。”
在狂暴的洪流中，那些原本就是異己階層的人自然更是難逃大劫。
1966年9月14日，國務院決定公私合營企業全部改為國營企業，向資本家發放的定息一律取消。那些資本家成了紅衛兵批鬥的重要對象。在1956年積極配合政府改造政策的“北樂南榮”都下場悲慘。同仁堂的樂鬆生整天被掛牌批鬥，他的妻子在一次遊街後憤而自殺，樂本人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時年僅60歲。
當時在紡織部任職的陳錦華回憶了榮毅仁的遭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後，北京的紅衛兵運動就如火如荼。 8月20日，北師大女附中的女紅衛兵們衝到位於北太平莊的榮毅仁家裡，大肆打砸。他們批鬥榮毅仁，把他和妻子楊鑑清的頭髮剃成了“陰陽頭”（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做法，把頭髮剃一半、留一半，以示羞辱）。榮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斷，楊鑑清被毆打成腦震盪。紅衛兵還用他家裡的攝像機把經過錄下來，要寄到他在海外的親戚那裡。在批鬥空隙，榮毅仁偷偷給紡織部的一個秘書打電話，用上海話說，“你趕快向部裡反映，我實在吃不消了。”
當時擔任紡織部機關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陳錦華得悉這一情況後，馬上向部黨組書記錢之光做了報告。紡織部一開始想把榮毅仁送到北京醫院躲起來，不料醫院院長回复說，“不行哪，我們這裡已樓上樓下鬥開了，都鬥了好幾批了。送到我們這個地方，不一樣挨鬥嗎？”錢之光只好給總理辦公室送了“特急件”。第二天凌晨1點多鐘，錢之光被周恩來總理緊急召到人民大會堂，總理交代說：“現在我們只能管兩個人了，一個是宋慶齡，一個是郭沫若。其他人你們自己想辦法。榮毅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他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一定要保護好。”
錢之光回到紡織部，就跟陳錦華等人商量對策。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興起“紅對紅”，就是以機關的紅衛兵對付外面的紅衛兵。他們把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找來，要他帶人連夜開趕到榮毅仁家裡去，以開批鬥會的名義把榮救出來。此計甚靈，居然真的把女紅衛兵們連哄帶騙地攆走了。
這些人一撤，榮毅仁提出趕緊把妻子楊鑑清送到醫院治療。可是送到哪個醫院都不收，都不肯給她治病。部機關的紅衛兵頭頭很機靈，就把她送到積水潭醫院，先是高呼了一番革命口號，然後說這個人是重要的人證，需要她來錄口供，不能讓她死掉，你們一定要想辦法給她治療。醫院一聽是重要的人證，這才答應趕緊醫治，楊鑑清的命總算保下。
對於榮毅仁一家來說，這僅僅是厄運的開始。不久後，保護他的錢之光、陳錦華等人也被打倒了。榮毅仁一次次被批鬥，他的左眼因延誤治療而致失明。 1968年之後，他被送到全國工商聯機關勞動改造，先是在鍋爐房裡運煤，後來專職打掃廁所。與他一起幹活的是上海灘時期的老相識、工商聯副秘書長經叔平，計泓賡在《榮毅仁傳》中記載說，“榮毅仁幹得很認真，馬桶有尿鹼，他就自己掏錢買來鹽酸，把馬桶刷得乾乾淨淨。”他的獨子榮智健被下放到十分偏遠的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干就是八年，榮智健日後回憶說，“我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滾打在一起，抬石頭，挖土方，搬機器設備，背氧氣瓶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設高壓電纜，什麼粗活重活都乾過。”
在城市以外的農村地區，對農業生產和市場流通的限制變得越來越嚴格。
文革爆發後，很多地方減少甚至完全取消了農民的自留地，要求農民獻出自留地、宅旁地和自有果樹，當時稱為“三獻”，嚴格控制農民發展飼養業，每個農戶只能養一頭豬，每人只能養一隻雞，此外還限制農民外出從事手工活動，木匠、鐵匠和小商販都被當成是“野馬副業”、“單幹副業”受到禁止。 9月24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和國家經濟委員會頒布《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強調小商小販“必須接受國家的管理和群眾的監督，不許搞投機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販應當為國營商店代購代銷。”
到了1968年，政策更加趨於收緊，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提要“堅決取締無證商販和無證個體手工業戶。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和社員，一律不准經營商業。”、“國家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學校、團體，非經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農村社隊自行採購物品。”這兩條規定基本上把農村的商品自由流通確定為非法活動。同年10月，江西省採取極端措施，將全省的合作商店和有整小商小販全部解散，在5.3萬名商店職員中，有三分之二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或勸退回家，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認可，不久便在其他省份效仿推廣。
1970年初，中共中央再發《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重申“除了國營商業、合作商業和有徵商販之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一律不准從事商業活動”、“除了經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之外，任何單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農村社隊自行採購物品。”據統計，1970年2月到11月，全國逮捕了“反革命分子”28.48萬人，其中不少是因為從事了當時政策禁止的經濟活動。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從1966年到1970年的五年中，全國個體商販人數從156萬人減少為96萬人，而且經營規模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
全面排斥私人生產和市場流通的政策嚴重打擊了農村經濟和個體經濟，在1967年到1969年的三年中，農業總產值增長率分別為1.6％、－2.5％、1.1％，三年總增長幾乎為零。 1969年與1966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主要農產品產量，糧食下降了8.9％，棉花下降了18.8％。 1971年1月，輕工業部在《關於當前手工業幾個問題的意見》中披露，在全國的手工業中，全民所有製企業約佔10％，集體所有製的合作工廠約佔30％，合作社約佔60％，個體手工業的份額已經可以忽略不計。
京滬亂象、全國武鬥、鞍鋼被搞亂、陳祖濤和榮毅仁被打倒、全面限制市場流通，林林種種這一切，都是國民經濟徹底紊亂的標誌性景觀。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過去十多年裡主管全國經濟的中央及部委領導，除了總理周恩來之外，幾乎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其中，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11月12日冤死於開封，鄧小平和陳雲被下放江西勞動，薄一波和谷牧成了“叛徒”、“三反分子”，賈拓夫（經委副主任、輕工業部部長）被迫害致死。 1968年2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群眾代表時無奈地披露，國務院系統的42個單位中，還能開展工作的部長級幹部只有90人，佔總數280人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長、主任）只剩下3個人。胡鞍鋼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中引用相關資料稱，到1968年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黨政主要負責人有60多人被定性為“敵我矛盾”，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190餘人中，有88人被指認為“叛徒”、“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佔總數的46％。因被鬥倒的人實在太多，以至於按照《黨章》的規定，已無法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全會。
由於造反派的全面奪權，讓那套從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指揮體系徹底癱瘓，大量幹部“靠邊站”，經濟管理和統計部門被砸爛，各地的年報遲遲不能報齊。在局面最混亂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無法制訂全年度的全國經濟計劃，1968年也成為建國以來惟一沒有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年。
宏觀經濟持續惡化的軌跡非常明顯。 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近10％，1968年又下降4.2％。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產量，除了糧棉大體持平外，其餘都是連續兩年減產。國家的財政總收入，1967年同比減少25％，1968年又少了13.9％。如果以1953年到1965年十三年工農業總產值的平均實際增長速度7.9％計算，1967年和1968年的總產值應該達到5220億元，而實際上這兩年只有4119.8億元，也就是說，損失值約為1100億元。
更具悲劇性的是，在工農業持續滑坡的同時，中國還試圖把自己與世界經濟徹底隔絕開來。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毛主席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偉大方針的勝利——歡呼我國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論。文章說：“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為動員廣大群眾把暫時閒置的資金用於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自1950年至1958年，先後發行過6次國內公債，發行總額為38.4億元，加上應付利息9.8億元，還本付息總數計48.2億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還完。在國家建設初期，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期間，當時斯大林領導下的（前）蘇聯政府曾向中國提供過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億新盧布。此項外債，中國一直堅持按期歸還，並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還清。”
“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提法，一度讓很多國人引為驕傲。 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發射自行研製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是“舉國戰略”的又一次成功。
到1968年，隨著劉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黨內政治鬥爭告一段落，各地該造的反都造完了，武鬥也得到了初步的製止。這時候，出現了兩個“人口”問題，一是數以百萬計的“靠邊”幹部該怎麼處置，總不能每天都開批鬥會，讓他們交代莫須有的罪行；二是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學生該怎麼處置，由於國民經濟空前蕭條，停產或半停產的工廠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無書可讀的青年學生在城市裡成了一股到處氾濫的“失業洪水”，他們隨時準備去沖毀任何社會秩序，他們對後果的考慮就是“不計後果”。
於是，“五七幹校”和“上山下鄉”被發明了出來。
1968年5月，黑龍江省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農村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了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提出“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這被稱為“五七指示”。）它迅速被認定是一條疏散人口的經驗，10月《人民日報》刊登《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並發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乾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隨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幹校”，大批人員被下放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僅中央所屬各部委就先後創辦了106所“五七幹校”，遣送了10多萬名下放乾部和3.5萬名家屬，各省市地縣開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萬計。這一“幹校制度”前後延續了十一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
上山下鄉運動則“解決”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業問題。據胡鞍鋼的研究，自文革爆發後，各校“停課鬧革命”、高考制度又被取消，因而積累了大量的初、高中畢業生，僅66屆、67屆和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就超過1000萬人，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各行各業停產、半停產，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業人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全面展開。 1966、1967、1968年三屆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他們後來被通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這些被稱為“知識青年”的學生被送到雲南、貴州、內蒙古和黑龍江等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農村。 （據《中國知青史》作者劉小萌和定宜莊的考據，毛澤東在1956年的農村合作社運動中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原本是針對那些家在農村的中小學生畢業生說的，到上山下鄉運動時，被廣泛用於全國的知識青年。劉小萌等人認為，上山下鄉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
在此後的將近10年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700多萬人，約佔全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這是繼1961年之後，第二次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前者是“大躍進”的後果，這次則是“大造反”的後果。
上山下鄉運動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四十年後的2009年，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和下鄉青年鄧賢在《南方周末》上寫道，“我們這代人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個社會秩序顛覆，我們做許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際上危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機；第二件事就是我們被迫完成了自我歷練和自我教育的殘酷過程，最後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紅衛兵運動相比，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挽救了我們這一代人，它讓我們體驗苦難，也認識苦難。”
從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四點08分，北京火車站都有一趟“知青專列”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和鑼鼓聲中鳴笛啟程，駛往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各個偏遠村莊。一位時年20歲的人大附中畢業生郭路生（他後來的筆名是“食指”）坐在開往山西汾陽農村的列車上，寫下了激情蕩漾的詩句：“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任何極端的社會運動都是有後遺症的，當“革命”失去了具體對象的時候，它要么“反擊”於自身，要么消彌於悲觀，無論如何，這都是與“革命”有同樣能量的代價。一年後，貧瘠、枯燥而苦悶的農村生活終於露出了它嚴酷的一面。一首首悲觀哀怨的知青詩歌開始在地下流傳，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世上人，譏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沒/有誰同情我。”在9月的一個幽昧深夜，郭路生寫下了讓他名垂詩史的《相信未來》——“當珠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我頑固地舖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放眼1960年代中後期的世界，你會發現一個十分奇異的現象：在那幾年，陷入狂飆的不僅僅只有中國，那似乎是一個“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戰後“嬰兒潮”的一代正集體地進入青春期，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偉大敘事漸漸讓位於平庸的商業生活時，這一代青年人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不安，他們在尋找宣洩的出口。哈佛大學的美籍日裔學者入江昭（Akira Iryie）日後評論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對他們的領袖。
在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都在發生學生遊行，他們反對越戰，要求性自由，自稱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和伯克利大學一度被學生“佔領”。 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館陽台上被刺殺，憤怒的黑人在100多個城市發動了抗議示威。
在日本，學生運動也是風起雲湧，東京大學的安田講堂大樓成了一個像徵性的城堡，在這裡經常發生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事件。
到了5月，法國首都巴黎爆發了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巴黎大學的學生們集體罷課並佔領了大學校舍，警察封閉了校園，學生們在街頭築起街壘同警察對峙。接著，工人舉行總罷工，20多萬人湧上街頭，高呼反政府的口號。學生佔領學校，工人佔領工廠，水陸空交通停頓，整個法國陷於癱瘓，戴高樂總統被迫改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歐美學生中，最讓他們醉心的偶像是兩個社會主義的領袖。一個是毛澤東，很多人把他的頭像刺在手臂上，據1967年2月17日的《紐約日報》報導，《毛主席語錄》正風靡全球，它出現在紐約曼哈頓的每一個書店和書報攤上，在日本東京售出了15萬冊，而在法國巴黎，甚至成了暢銷書排行榜上的第一名。 （有關數據顯示，在十年文革時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種文字、500多種版本的《毛主席語錄》，總印數達50餘億冊，以當時全世界30多億人口計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擁有一本半還有餘。以至於它被認為是“20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另一個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隨卡斯特羅取得古巴革命勝利後，又跑進南美叢林中繼續打游擊戰，1967年10月，39歲的格瓦拉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殺死，誰料這竟讓他成了左翼學生運動的“聖徒”，在後來的四十多年裡，他的一張頭戴金五星貝蕾帽的頭像被印在無數的T卹、咖啡杯、海報和鑰匙串上。
1968年的歐美學生風潮沒有演變成一場顛覆性的社會革命，如法國政治評論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終成了一場發洩情緒的“心理劇”。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中給出了解釋：其一，日漸富足起來的中產階級沒有成為學生的同盟軍，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會土壤；其二，知識分子表現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西方產業工人的結構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1965年開始，以出賣體力為主的製造業工人數量開始大幅度的下降，服務業迅速繁榮，“知識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國和聯邦德國，煤炭和紡織工人的數量在十年間減少了一半，在美國，鋼鐵工人的人數甚至少於麥當勞快餐連鎖店的員工。新型資本主義的產業特徵和商業進步軌跡，最終改變了成型於19世紀末期的階級鬥爭理論。
在美國的學生運動中，一個叫艾倫·金斯堡的大鬍子詩人是青年們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詩歌是《嚎叫》，它的頭一句是——“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
很多年後，不同的人讀到這句詩歌，會有不同的感慨。
就當中國沉浸於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並為“既無內債又無外債”而歡呼的時候，全球產業正發生著一場空前的變革，在亞洲，“四條小龍”順勢崛起了。
正是在60年代中後期，一種“國際分工”的新秩序悄然出現了，發達工業國家開始為世界性市場生產，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被剝離出來，向非發達地區整體轉移。而一些後進國家和地區順應了這樣的變化，其中表現最突出的便是亞洲地區的四個經濟體：韓國、香港、新加坡和台灣。
在1969年，韓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其平均國民生產總額僅與非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相同，可是到80年代後期，韓國的農業生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已下降到十分之一，其工業經濟總量躍居全球前十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