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二十七章1964年：秘密的三線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71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的小宴會廳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用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他親自圈定了客人的名單，連哪個客人坐在哪個座位上，都是他自己列定的。當晚的頭桌上，坐在他身邊的有幾個很特殊的客人，一個是“鐵人”王進喜，一個是纏著白羊肚頭巾的陳永貴。 “王鐵人”是大慶油田推出的先進工人代表，陳永貴則是新湧現的農民典型，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產大隊，原本是貧窮的小山村，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從而成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在1964年的2月，毛澤東先後提出“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樹起了經濟領域的兩面旗幟。

還有一個解放軍戰士，如果他活著的話，也很可能會出現在頭席上，他的名字叫雷鋒。他已在1962年8月因公殉職，1963年3月5日，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向雷鋒同志學習”，這三個十分著名的政治口號都出現在1964年前後。王進喜、陳永貴和雷鋒正是三個相對應的“工農兵”代表人物。他們具有驚人相似的時代特質：出身貧民，在最最基層的崗位上無私而勤奮地工作，節儉而樂於助人，以奉獻為樂，從不考慮自己的利益。這種聖徒式的形象符合人們的某種大同理想。 （還有一位基層官員的典型是焦裕祿，他是河南蘭考縣的縣委書記，1964年5月患肝癌去世，兩年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和社論《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

在那一晚的生日宴席上，毛澤東的心情十分複雜。此時的全球，新的格局和變化正在劇烈地衍生中。 國內方面，經過兩年多的休養生息，中國經濟終於走出絕境，出現了恢復性的反彈。 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中，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5.7％，已基本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 1965年底的數據顯示，糧食產量3891億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記錄，工業總產值1394億元，比1962年增長51.5％，鋼產量為1223萬噸，大慶油田的發現更是讓石油產量突破1000萬噸，實現了國內需求全部自給。當時正下放到東北的顧准在日記中寫道，“工業恢復速度極快，我在吉林目睹煤炭運入吉林速度超過原定計劃，工廠開工率也大大高出原定計劃。”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這條新聞引起了全球性的轟動。美國和蘇聯的核壟斷被打破了，中國的軍事科技力量讓世界側目。 就在中國進行原子彈爆炸試驗的前兩天，10月14日，蘇聯高層發生“宮廷政變”，蘇共中央主席團乘赫魯曉夫前往黑海別墅度假的機會，召開秘密會議，宣布撤去他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一職，並進行隔離審查。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經濟體制改革”，在統一的國家計劃範圍內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開始較多地運用經濟槓桿，重視利潤、需求和經濟效益。從此，蘇式計劃經濟體制開始了漫長的瓦解歷程。 1964年，是日本經濟的起飛之年。 8月21日，日本東京舉辦奧運會，這是亞洲國家首次承辦這個體育賽事，日本的金牌總數竟進入前三名。 10月1日，第一列新幹線“光號”開通。同年，日本獲准加入了經濟合作組織。從此，日本經濟拉開了長達26年之久的高速增長的序幕。日本GDP在1967年超過英國和法國，1968年又超過西德，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1964年的美國，卻被拖進了繼朝鮮戰爭之後的第二個泥潭。這年8月2日，美國驅逐艦“馬多克斯”號在東京灣遭到北越砲艇的攻擊，華盛頓通過決議案，決定對北越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誰也沒有料到，這竟然將是一場持續12年的殘酷戰爭，美國直接投入的總兵力高達55萬人，耗費1650多億美元，士兵死亡5.8萬人，最終卻以慘敗收兵告終。 稍稍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都知道，在兩年後的1966年，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陷入長達十年之間的大浩劫。在這個章節中，我們將回顧，在浩劫發生的前兩年，中國經濟界的風雲波瀾。 在國民經濟稍稍有點復甦的時候，國家開始規劃第三個五年計劃（1963年－1967年），一個“吃穿用計劃”被提了出來。

當時，消費品市場的短缺已經非常嚴重，從1957年到1963年，全國人口平均的主要生活資料的年消費量持續大幅下降，其中糧食由406斤減至329斤，食用植物油由4.8斤減至2.2斤，豬肉由10.2斤減至4.4斤，棉布由19.5尺減至10.6尺，商店裡的日用品少得可憐，連生活必需的鍋碗瓢盆都常常斷貨。 根據當時的規劃，“三五”計劃要改變執行了十多年的重工業優先戰略，重點要解決“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糧食，穿的是紡織品，用的是桌椅板凳、鍋碗瓢盆和暖水瓶等日用工業品。歸納起來，吃穿用第一，基礎工業第二，國防第三。 這個計劃如果被執行，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格局，將可能發生十分微妙的變化。然而，就當“吃穿用計劃”正在擬定之時，受國際局勢影響，決策層的思路突然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中國的工業經濟佈局再次進行戰略性的大調整，而它的前提是——“要時刻準備打戰。”

進入1964年的夏季之後，烏云密布的亞洲局勢讓中央領導人憂心忡忡，夜不能寐。鄧小平回憶說：“六十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一百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據韓泰華在《中國共產黨若干歷史問題寫真》一書的披露，從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間，中蘇邊界大大小小的衝突事件達4189起之多。）美國向越南發兵之後，又在中國的南方陡然增加了戰爭的風險。當時的判斷是，“戰爭不可避免，要立足於大打、早打、打核戰爭。”據毛澤東的分析：我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短程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打擊範圍之內，北京、上海以及沿海所有的工業城市則處在美軍和台灣航空兵力打擊範圍之內。因此，必須把工業佈局進行戰略性調整。另據軍委總參謀部提交的一份報告分析，在全國14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約60％的大型民用機械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極易遭到集中式攻擊。

經濟戰略的轉折調整點，發生在1964年的5月。這個月的中旬，國家計委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初步設想》，其核心內容有三條：“第一，大力發展農業，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第二，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尖端技術；第三，與上述兩項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品種和產量。”這個設想得到了中央工作會議的認可。 可是，到月底，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做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其基本方針為：“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毛澤東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因此，他提出要加強戰備，實施工業轉移。為了表達建設的迫切性和決心，他說，“三線建設搞不好，我睡不著覺。建設三線，沒有路，騎毛驢去，經費不足，拿我的稿費去。”

自此，“吃穿用計劃”被全面擱置，一個全國備戰的大運動開始了。 三線建設，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業企業向西部和西北地區搬遷。 （有關資料顯示，從1958年開始，中國就將東北的一些軍工廠陸續往四川省內遷，而大規模的轉移則是從1964年開始的。）一線，主要是指沿海和沿邊地區。三線，就是長城以南、韶關以北，京廣鐵路以西、甘肅烏鞘嶺以東的廣闊內地，涉及十三個內陸省份。介乎兩者之間地帶就是二線。根據規劃，三線建設的目標，是要採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系，並且分三步實施：第一步是用三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把重慶地區，包括從綦江到鄂西的長江上游地區，以重鋼為原料基地，建設成能夠製造常規武器和某些重要機械設備的基地；第二步是建設西北；第三步是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同時，把重慶基地、攀枝花基地和成昆鐵路的建設，作為三線建設在四川的建設重點，這就是所謂的“兩基一線”。

三線工廠的選址以“山、散、洞”為原則，就是工廠要建在深山溝裡，佈局要分散——當時的說法是，要像“羊拉屎”一樣，再則，就是要建防空洞，做到“平戰結合”，平時搞生產，戰時能打仗。 在中國工業史上，規模宏大而秘密的三線建設有多重的標誌性意義，它是繼1937年的戰時大內遷之後，第二次“工業西進”，而且是一次主動的、具有強烈計劃性的大行動。同時，它也是建國以來，繼蘇援“156工程”之後，最集中、最重大的工業投資運動。從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間，中央政府把計劃內50％的工業投資和40％的設計、施工力量投入到三線建設中，累積投入資金2052億元，建成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業交通企業、國防科技工業企業、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電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鋼鐵等生產部門相互配套的體系，並且與地方中小企業連成了一個生產系統，同時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產指揮系統。

在三線建設中，出現了很多口號，展現了當時的急迫和勢在必行的氣魄與景象，譬如“備戰備荒為人民”、“好馬好人上三線”。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300萬技術工人、工程師和大學畢業生被徵調到三線，在後來的二十多年裡，他們奉獻了全部的青春和生命。 以四川省為例，從沿海省份遷入工廠163個，另新建工廠91個、研究院所29個，最終形成大中型企業248個，佔全省大中型企業的42％，形成的工業固定資產原值佔全省的60％，從而決定性地改變和提升了四川的產業經濟格局。 據當時擔任華東局經委副主任的錢敏回憶，按照計劃，華東地區要搬遷250多個工廠，10多萬人，實際搬遷了120多個工廠，5000多台設備，將近4萬人，主要是機械、棉紡和製藥工廠。錢敏舉例說，重慶的浦陵機械廠就是上海浦江機械廠搬去的，一半人留在上海，一半去了重慶，從廠長、副廠長到科室幹部，從技術人員到工人，都是如此。搬去的設備有400多台。新建的廠房完全按上海工廠的佈局，在什麼地方擺什麼機器，全都依葫蘆畫瓢。 1965年開春，時年37歲的陳祖濤受命內赴三線，籌建第二汽車廠。在過去的十年裡，他已經成長為一個頂級的汽車專家。在他的主持下，長春一汽先後獨立設計製造出了紅旗牌轎車、民用越野車和軍用大型載重越野車，他還被秘密派到古巴——在1959年，共產黨人菲德爾·卡斯特羅通過武裝起義奪取了政權，幫助這個新誕生的社會主義兄弟建成了一個汽車配件工廠。 規劃中的第二汽車廠設計年產能力是10萬輛，其生產規模在當時名列世界第三位。陳祖濤日後回憶了選址的經過—— 當時中央對三線工廠的佈局要求是“靠山、分散、隱蔽”六字方針。根據這一原則，陳祖濤圈定了湖北、湖南、陝西、貴州、四川等5個省。他們先是在湖南湘西武陵山區的宸溪、蘆溪、沅陵踏勘，那里山高洞多，盛產土匪，解放之初那裡是解放軍剿匪最艱難的地方。陳祖濤專門到那些洞裡去看，那個地方用做土匪藏身可以，但建設現代化的汽車廠就不具備條件了。他在四川綦江齒輪廠看到，從國外進口的精密設備在“山、散、洞”的要求下，被放在大山洞裡。結果因為空氣濕度太大，設備生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第一輪勘察結束後，陳祖濤反對工廠進洞。汽車廠是機械加工型企業，設備成千上萬，再大的洞也放不了，況且潮濕問題也解決不了。 陳祖濤一行又從成都到重慶，再到貴陽，盡在大山里轉圈子。這期間，他們得知國家將修建從湖北襄樊到四川重慶的襄渝鐵路，於是，就確定在湖北西北部的山區選址，大致從湖北的襄樊沿漢水向西一直進入巍峨的武當山，再向西進入秦嶺地區。這一路踏勘，陳祖濤看中了湖北鄖陽一帶。它背靠大山，緊鄰即將修建的襄渝鐵路；滾滾漢水從身邊流過，可以提供豐富的水源，足以保證生產和生活；襄鄖公路從襄樊大平原往西，一直通向鄖陽的大山深處，交通方便。於是，初步意向就在這裡了。 緊接著，陳祖濤在鄂西北和陝西南兩地踏勘了20多個縣，訪問了80多個部門和單位，蒐集了道路、地形地質、氣象災異、水電、工農業等多方面的大量資料，經過綜合分析，將廠址初步定在鄖陽山區一個有近百戶居民叫十堰的小鎮。 晚年的陳祖濤反思說，在大山區建設現代化的汽車企業究竟是否科學，建在山里，敵人是否就打不著，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現代化的特大型企業，對水、電、交通有很大的依賴，人是社會動物，幾十萬人要生活，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購物、娛樂、上學、看病等最基本的需求必須滿足，但在一窮二白的大山區這些都沒有。過去強調“先生產、後生活”，但在人的最低生活需求都不能滿足的情況下，他生產的熱情又能持續多久呢？等我們認識到必須滿足人的生活需求才能使其保持工作熱情時，除建工廠外，我們又花大力氣來建社會——建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建商場、建醫院、建公園、修馬路，甚至火葬場，結果我們還是違背了當年進山的初衷——遠離城市，我們建了一座城市。 當然，陳祖濤的這些思考，已是事後之議。 廠址確定後，就是人員的內遷。長春第一汽車廠將三級以上的工人和全部技術幹部分成三份，由二汽來挑一份。陳祖濤一口氣就挑出了2000多人。 1966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決定成立二汽臨時黨委，對外稱是“國營東風機械廠”。 11月，二汽的設備修造廠率先開始動工。 二汽首先要生產的是2.5噸的軍用越野車，這是拖大砲的車，要保證打仗的需要。二汽的建設目標是十萬輛，其中軍用車就有4.5萬輛，2.5噸的越野車2.5萬輛，3.5噸的越野車2萬輛——這個軍車生產規模，在全世界的汽車廠中都是沒有先例的。其餘的5.5萬輛是5噸的民用車。 陳祖濤說，這種建設目標在今天看，絕對是錯誤的，姑且不談國內能否消化得了這麼多軍車，就是從經濟效益上看，也是非常不合算的。按當時的價格，一輛2.5噸的車就要一二十萬，要知道，軍車的設計、建造和選材都和民用車不同，成本很高，是不賺錢的。我們能年年掏大把的銀子去補這個大窟窿嗎？我們的財政本來就是吃飯財政啊。二汽建成後，首先投產的是2.5噸的生產線，結果軍隊沒有錢買，每年只能買1500—2000輛，這種產能閒置的代價就是浪費國家大量的錢…… 陳祖濤繼而總結說：要知道，我們建在三線的很多軍工廠都陷入了這個怪圈。當時是一切為了戰備，一切服從戰備，一切讓位於戰備，再多的錢也花，再難的事也乾，再大的苦也吃，但就是不講科學。飛機廠搞三套，坦克廠搞三套，潛艇廠搞三套，深山老林裡，到處挖洞。我去看過很多廠，崇山峻嶺的大山洞裡，新建的廠房，嶄新的機器設備，就是產品沒人要，最後陷入絕境。這不是一兩個企業，而是成百上千，國家投資幾千億，其結果最終還是國家損失，工人兄弟們吃苦啊。一家兩代甚至三代都窩在山溝裡，真是貢獻了青春獻子孫。所以，我認為，當時提出的“軍民結合以軍為主”的方針是建立在對形勢的錯誤判斷的基礎上的，是錯誤的，已經成為歷史的教訓。 話說1978年，中國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討論合作發展重型車，陳祖濤陪同美方代表來到此前從未對外國人開放的十堰市。在參觀了漂亮的車城後，美國人稱讚十堰是“中國的底特律”。但美方代表愛德華茲最後提了一個問題：“陳先生，我不理解，你們為什麼要在這麼一個大山溝裡建一個世界級的大廠呢？” 陳祖濤日後回憶他當時的心情：“技術上的問題難不倒我，但這個問題我有點猶豫……其實，我們在二汽的建設上是走了大彎路，交了大學費的，這是他們美國人所無法理解的。” 二汽的建設經過，展現了三線項目的基本特徵。對這一重大工業大轉移的歷史評價，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命題，或許它永遠不會有共識。 三線的建設成果是十分顯著的。 在鐵路建設方面——從1964年8月到1980年，共建成了成昆鐵路、湘黔鐵路、焦柳鐵路、襄渝鐵路、川黔鐵路、貴昆鐵路，它們把整個西北、西南地區連成了一片，還使西南地區與華中地區、西北地區和華北華中華南地區的交通網絡連為一體。同時還配合鐵路建設，建成許多公路網絡，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西部地區交通運輸落後的狀況，為西部地區的礦產開發、產品流轉、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創造了交通條件。 在國防工業方面——在重慶地區建成了常規兵器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貴州建成了電子工業生產基地，在四川和陝西建成了戰略武器科研、生產基地，在貴州和陝西、鄂西地區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業生產基地，在長江上、中游地區建成了船舶工業科研、生產基地，在西昌建成了衛星試驗、發射中心。通過三線建設，將東北、華北地區老軍事工業企業的一部分搬遷到西部地區建新廠，基本上達到了將重要軍工企業“一分為二”的目的。較高水平的核工業科研生產系統幾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區。 原材料、能源工業方面——在西部地區形成了大中小相結合的原材料工業體系，建成了攀枝花鋼鐵基地、重慶鋼鐵基地、成都地區鋼鐵工廠、貴州水城鋼鐵廠等大型企業，新建了西北銅加工廠、蘭州連城鋁廠、蘭州鋁廠、冥河鋁鎂冶煉加工廠、西北鋁加工廠和重慶西南鋁加工廠。為了與國防工業配套，還建設了重水、炸藥、樹脂、橡膠、醫藥企業。建成了西南煉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頂山、焦作、鶴壁等礦區；新建10萬千瓦以上電站68座。 機械工業方面——共有241個機械工業工廠、研究所、設計院搬遷到西部地區，後來又新建、擴建大中型項目124個，累計投資94.72億元，佔全國機械工業同期投資的53%。新建了12個重型機械工業製造廠，使西部地區形成了很強的重型機械製造能力。電機電器工業也發展起來，建成了四川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東風電機廠，形成了年產80萬千瓦成套發電機組的能力。 汽車工業方面——新建了第二汽車製造廠、陝西汽車製造廠、四川汽車製造廠，同時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廠，使西部地區形成了軍民結合的輕、重型汽車批量生產的能力。 輕紡工業方面——造紙、製糖、製鹽、自行車、縫紉機、手錶、合成洗滌劑、塑料製品、皮革製品、棉紡織、毛紡織、絲綢、印染、針織、化纖、紡織機械等生產企業在西部地區全面鋪開。其中，新建5萬錠以上的棉紡織廠有7個，大中型維尼綸廠有5個。 此外，還在西部地區建成了100多個部屬儲備性倉庫，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到1970年代中期，三線企業的許多工業產品的產量達到了全國產量的三分之一。在三線建設，平地新建了三十多座工業城市，著名的有攀枝花、十堰、德陽、六盤水等等。 與上述顯赫成就同在的是，三線建設的問題和遺憾也是巨大的。 在佈局上，三線建設以“立即要打仗”為假設前提，實施了“靠山、分散、隱蔽、鑽洞”等方針，把每個工廠、甚至每個車間都規劃建設得極為分散，有的甚至採取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佈局。貴州的飛機部件裝配廠，分散佈置在9平方公里的龐大範圍內，僅鍋爐房就有10個。這種用游擊戰、備戰化的方法進行工廠建設，低效率、高投資是可以想見的。 由於三線建設是計劃經濟下的產物，上馬十分匆忙，規模非常龐大，加上政治動盪、管理混亂等原因，浪費和損失很驚人。據測算，在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中，三線項目的損失、浪費及不能發揮效益的資金高達300億元，占同期國家用於三線資金的18％以上。 日後，很多領導三線建設的高級官員都從不同角度進行過反思。 薄一波認為教訓有四條，一，對戰爭的威脅估計過分；二，“散、山、洞”方針有嚴重的片面性；三，小三線也有很大的浪費——所謂小三線，指的是沿海一些省份也把重要工廠一分為二，往山溝溝裡搬，造成生產經營的低效和浪費；四，積累率偏高，工業基建規模過大，使得積累和消費失調的矛盾進一步突出。 三線建設期間擔任物資管理部部長的袁寶華在談及工廠選址和佈局時說：一些工廠的廠址選擇不當，廠子的佈局不當，把車間給分散了，都跑到山溝裡邊去了，造成生產上很大的困難。另外，工廠一進山，就得自己養活自己，自己為自己服務，一個廠子就是一個小社會，什麼都得管，廠子的負擔相當重，成本很高。改革開放以後，這些三線企業根本留不住人了，因為這些地方學校的質量不好，工程技術人員們講，我無非獻終身了，他不能再獻子孫，無論如何得離開這個地方給孩子的教育找個出路，最後這些工廠大部分都從山里邊又搬了出來。袁寶華還以二汽的選址為例說，“最典型的就是第二汽車廠的建設，把這個汽車廠的車間分散到幾條山溝裡，腦袋上又頂了一個水庫（指丹江口水庫），造成生產上的困難，這些流程都不那麼很順當，可是就當時來說，這是備戰的需要。” 正如袁寶華所描述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國家戰略調整，大量的三線工廠被廢棄，所有員工及家屬全搬到離工廠近二百公里外的省會城市的生活區生活。 2008年，一個曾經參加過三線建設的攝影師陳家剛出版了一本《永遠的三線》攝影集，他用鏡頭攝下了一幢幢被廢棄了的、塵霧纏繞中的三線廠房，他寫道，“這些三線工廠地處大西南的深山溝裡，當年國家投資幾十億元建設而成，有成千上萬人在那工作和生活。所有的三線工廠都一樣，有派出所、學校、醫院、郵局，完全是一個完整的小社會。可後來，那裡如同一座座鬼城，只有極少數老弱病殘的職工在守著那破舊而廢棄的廠房。那成排的生活區家屬樓空無一人，樓前雜草從生，那些以前三線人栽種的蘋果、梨樹全無人管，任由它自生自滅。” 時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的谷牧在《谷牧回憶錄》中，記敘了這樣一件事情：到1965年底，主管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們已經意識到三線建設的某些弊病，鄧小平、李富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計委主任）率隊對幾處重要建設基地進行了考察，12月4日在昆明召開討論會，谷牧準備了詳細的發言提綱，提出了幾個供研討的命題，包括，“一二線有什麼工廠，三線也要有”這個要求如何具體落實？建設在三線的工廠要搞到多大規模？ “靠山”靠到什麼程度，“分散”分到什麼程度？哪些項目要“進洞”？三線建設中的輕重工業比例如何掌握？職工家屬如何安排，隊伍如何保持穩定？等等。 谷牧回憶說，“我滿心期望，這些問題經過討論後，能得到明確指示，以便具體辦理。哪裡想到，會議只開了半天，下午就停開了。”停開的原因是，鄧、李被緊急電召到杭州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國務院副總理、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突然被“打倒”了，政治空氣變得緊張起來。回到北京後，谷牧去見李富春，說：“昆明那個會什麼時候再接著開，有許多問題等待著解決呢！”李沉默片刻，慢慢的說：“這樁事可能一時顧不上了。” 後來的事實是，“這樁事”從此再也沒有被顧上過。 在對三線建設進行歷史性審視時，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對比現象值得關注。 自1964年以後，國家把大量資金投入於三線地區，從而基本放棄了對東南沿海諸省的投資。據谷牧的回憶，在1964年5月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決定，“沿海能搬的項目都搬遷，兩年內不能見效的續建項目一律縮小建設規模；對沿海增加建設投資的要求一律頂住。”從此以後，浙江、廣東及福建作為“台海戰爭的前線地區”，再沒有重大的工業建設項目。到1978年之前，這三個省份得到的中央工業投資總共不到100億元，相比較，僅甘肅一省，在三線建設時期就得到了155.53億元的投資。這造成的結果是，東南諸省的國有工業經濟長期徘徊不前，國營管制能力薄弱，民間經濟比例略重。 以浙江省為例，從1964年到1978年的十多年中，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率僅為1.8%，工業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只上升了2.7個百分點，在工業總產值中，中央企業和大中型企業所佔比重僅為2.6%和16%，比全國分別低了4.2和27.4個百分點，其產業結構呈現出“輕、小、集、加”（輕工業、小企業、集體工業和加工業）的特徵，到1978年初，浙江的非國有工業已占到全部工業總產值的38.7%，居全國之首。 1961年被趕回蕭山老家的魯冠球就是草根創業的典型案例。他後來回憶了自己在那段時期的經歷： 修自行車的生意很清淡，他看到家家吃大麥、小麥都要剝外面的殼，就聯合幾個人搞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雖然他們是農村加工服務社的社員，但個體經濟那時很不好搞，工廠要用電，但沒人給接。這裡剛接上，那裡又被拔掉。六年裡，他的工廠換了七個地方。糧食加工做不好，他又去修自行車，修車做不下去，他去給農民做爆米花用的設備。 再後來，不允許搞個人工商業，魯冠球把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塊錢。盤點好，連同賬本、印章全部交給大隊，然後領回來一塊公社大隊農機修配廠的牌子，這樣算是搞集體工業了。資產歸公後，他做的東西比以前多了起來，開始為錢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務，生產鐵路上小軌道的零部件。這樣一干又是三年。 1969年的一天，一位在縣城當乾部的鄰居告訴他，中央發了一份文件，說每個大隊可以搞一個人民公社農機修配廠。魯冠球馬上打了報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廠改名成寧圍公社農機修理廠。這時他已經有了4000多塊錢。很多年後，魯冠球就把自己的創業之年定在了1969年。 在江浙一帶，象魯冠球這樣的工廠小作坊並不少見，它們如野草般地的自生自滅，在當時微不足道。誰會料到，在改革開放到來的時候，它們竟意外地地成了體制優勢者。為了發展地方經濟，“手中無米”的沿海各省政府被迫依賴民間力量，而國有資本的贏弱，反倒為民營企業預留了成長的縫隙。相反，大型國營企業集中的東北、華北乃至三線各省，則首先要化解體制上的困擾，昔日的“投資重點”竟成了改革的“包袱”。此消彼長，星轉鬥移，這種極富戲劇性的優劣勢轉化，十分耐人尋味。 如果說，從“吃穿用計劃”到三線建設的戰略轉變，讓中國工業經濟的格局再次發生變數，那麼，就是在1964年，理論界也出現過一股重新認識價值規律的思潮。這似乎意味著，儘管包產到戶的試驗在1961年底被打壓了下去，但是，對計劃經濟的反思卻從來沒有停止。 開頭炮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最高領導人之一張聞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曾在1930年代當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國之後，他曾出任駐蘇聯大使，後被罷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特約研究員”。 1964年2月，時年64歲的張聞天寫出《試論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係和價值規律的新內容》一文，鮮明地提出了新價值規律——積極倡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搞自由競爭。 張聞天的文章顯然鼓勵了其他的思考者。 5月，時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寫了三篇關於價格問題的論文，提出糧食價格的購銷倒掛問題，建議提高農村中返銷糧的銷售價格，提高到購銷拉平，以此為突破口，理順已呈僵化態勢的物價體系。他日後回憶說，“我一直認為，在物價的計劃管理體制下，價格往往背離價值，不利於調節各類產品的按比例發展，達到供求平衡。我主張必須對物價進行調整。”6月，薛暮橋的論文在經濟所進行了討論，會上，孫冶方和顧準都讚同他的觀點，顧準還專門寫作了《糧價問題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糧價和煤價，降低人民幣對外匯率。此外，楊堅白、張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紛紛發表論文，主張以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社會主義經濟活動的標準，以生產價格為基礎訂價。這些思想都聚焦於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計劃性弊端，市場和價格的自由化成為焦點。 進入秋天，這股市場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極左理論家陳伯達、康生（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組織了多場座談會，對這些觀點進行清剿。在這一過程中，孫冶方被鎖定為最主要的批判對象，他是經濟所的所長，而自由化言論大多出自該所。在過去的幾年裡，孫冶方不但保護了顧準、張聞天等人，還先後寫作了20多篇論文，論述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的關係，如《要用歷史觀點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論價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等等。 1962年，孫冶方與陳伯達就一些經濟概念發生了書面爭執，孫認為，不應該在計劃供應與憑證供應之間劃等號，不要把集貿市場叫做“自由市場”。 1963年底，孫冶方還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專門做了一次關於利潤問題的演講。據經濟學家劉國光的回憶，在演講前，有年輕學者勸孫冶方別講了，提醒他說，“你講利潤，人家會說是修正主義。現在還是不講為好，風聲已經這麼緊了。”孫淡淡地答，“風聲是什麼？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 雙方矛盾在《紅旗》雜誌社組織的一場座談會上全面激化。 在這次會議上，楊堅白、張卓元撰寫的《生產價格論》等兩篇論文遭到點名批判，發言者的調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氣氛十分緊張。孫冶方被點名務必參會，但沒有安排發言，這時，坐在一角的他實在按捺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要再批他們了，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我應戰，我喜歡赤膊上陣。” 接著，孫冶方操著一口濃烈的蘇南口音論述自己的觀點，“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從蘇聯承襲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這種觀點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規範模式，嚴重束縛了人們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探索……” 有人當即質問：“請問，你宣揚的規律是什麼？” 孫答：“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是第一條！” 會後，楊堅白與孫冶方一起出門，楊悄聲說，“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來報名呢？”孫說，“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 10月，陳伯達和康生派出70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經濟所，以“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的罪名對孫冶方進行批鬥。孫冶方被批判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統一管理經濟，主張企業獨立自治，二是反對按社會需要調節生產，主張以利潤調節生產。因此，孫冶方的經濟觀點的實質就是“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理論”，他被判定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刷洗痰盂，在其後的一年內被批判39場。 孫冶方因此成為建國後第一個被公開點名批鬥的著名經濟學家。這個倔強的蘇南人卻不肯低頭認罪。他寫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檢查材料，進一步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工作組對他的評價是“抗拒黨和群眾對他的原則批評，態度十分驕橫”。 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縣周口店公社大韓集大隊進行勞動改造。 孫冶方的朋友們也紛紛遭殃，楊卓元、桂世鏞等人被認定是“張、孫反黨聯盟”的“八大金剛”，一直受到他庇護的老右派顧準這次自然也是在劫難逃，他被隔離審查，掛牌批鬥，然後同樣送到周口店勞動改造。在日記中他很內疚地寫道，“我更進一步猜測，孫冶方的問題是任用我這個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這個人，到那裡都要害人，這回又害了這個老朋友，覺得很對不起他。”顧準的愛妻汪璧為了替五個子女著想，提出與他離婚，在給顧準弟弟陳敏之的信中，她說，“只要顧準有一天脫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復婚。”可惜，她與顧準都沒有等到那一天。 發生在1964年的這場關於價值規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後一次“反光返照”，它很輕易地被擊潰了。而隨後展開的批鬥，事實上也成為即將拉開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戰。 1965年11月10日，正在周口店公社的菜地裡一起澆糞抬土的孫冶方和顧準從上海《文匯報》上讀到了一篇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長篇評論，作者為姚文元。它十分罕見地點名批評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晗。這是一篇充滿了不容辯駁的“革命”口吻的討伐性雄文，而批判海瑞的首要事實就是一個經濟話題——退田。 吳晗在《海瑞罷官》一劇中，主要講述了明代清官海瑞在出任應天巡撫期間，針對當時豪強地主大肆兼併土地，佃農深受剝削的現狀，採取了退田分耕的政策，此舉受到豪強抵制，海瑞以“罷官”來推動改革。姚文元寫到：戲劇衝突圍繞著“退田”展開。雖然吳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稱劇本“改以除霸為主題”，但實際上冤獄是從占田開始，“除霸”、“平冤獄”的行動也是圍繞著“退田”進行。 “退田”被寫成是“幫助窮農民辦法的一種”，作為戲劇衝突最高潮的“罷官”，就是罷在“退田”這件事上……海瑞一道號令，“發出榜文，限令各家鄉官，十日內把一應霸占良民田產，如數歸還”。退田以後，尖銳的階級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眾鄉民”向海瑞叩頭道：“大老爺為民作主，江南貧民今後有好日子過了！” 姚文元用大量的“史實”證明，吳晗對“退田”的描寫是虛假的，海瑞的改革政策只對小地主和富農有益，是“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緊接著，他的筆觸很快銜接到了幾年前的包產到戶：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 ……《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麼明確請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麼東西呢？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在這篇當時十分轟動、日後非常著名的文章中，姚文元創造了一種判斷方式：任何對計劃經濟的反思或推敲，都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是反革命的行為。這樣的霸道邏輯，讓崇尚理性的孫冶方和顧準不寒而栗，直覺告訴他們，此文來頭不小，絕非偶然。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正在劇烈而可怕的醞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