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企業史人物英東“走私”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國對中國沿海實施嚴密封鎖。在它的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內地物資空前短缺。香港作為比鄰大陸的惟一自由港，儘管受到英國政府的嚴厲監控，但是仍然是一條最可能的管道。餘繩武、劉蜀永在《二十世紀的香港》一書中記錄道，“朝鮮戰爭給予香港人一個機會，就是暗中供應中國內地急需的物資，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躋身於上流社會之中。”這些人中，最出名的是霍英東。 （早在朝戰之前，美國就對中國實施了經濟封鎖，1949年12月，美國國務院警告美國船主如果駛往中國港口，將會喪失其航行許可證的效力。1950年2月，美國要求英國禁運戰略物資至中國。3月，美國商務部宣布“戰略物資管制辦法”，公開要求所有接受美援的國家禁運物資到中國，這是美國對華全面禁運的正式開始。）

跟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華商一樣，霍英東出身貧寒。在1920年代，香港還是一個偏冷的小漁港，霍英東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漁船上，父母終日捕撈為生。他幸運的是，13歲的時候被送進了當時香港英倫政府開辦的第一間官立學校，在那裡，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語言與文化的熏陶，使他成為第一批與西方思想對接的華人少年。他的創業史也是從最底層開始的，他當過鏟煤工、機場苦力、地下機車司機，稍稍有了一點積蓄以後，辦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雜貨店。他賺到的第一桶金便與倒賣有關，抗戰勝利後，政府拍賣戰時剩餘物資，霍英東借了100元參加投標，拍中一套1.8萬元的機器，一轉手就賺了2.2萬元。從此，他的人生就與貿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東嶄露頭角正是在朝鮮戰爭時期。為了打破美國人的封鎖，中國政府在香港和澳門分別設立了貿易機構“香港華潤公司”和“澳門南光公司”，它們採購到了鐵皮、橡膠、藥品等物資，然後由香港的民間商人轉運到內地。早在戰事初起的1950年底，霍英東即以一艘風帆船，從香港運輸柴油至澳門，賣給“南光公司”。一年之後，霍英東已經擁有總噸位約1000噸的十幾艘機帆船，據他的回憶，“當時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這麼多船，還有一批伙計，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況和水情。所以他們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資運到內地……我們幾乎晚晚開工，沒有一天停止過。白天要聯絡、落貨，晚上開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為了避開緝查人員的騷擾，每次裝船都必須在一個小時內完成，就像打仗一樣。”

當時，黑鐵皮是主要的禁運物資之一。正因為中國沒有裝載汽油的黑鐵皮油桶，大批汽油積壓在中蘇邊境，無法運往前線。霍英東的船隊加班搶運，6000噸黑鐵皮，只用了兩個星期就全部運到蛇口，“一天都沒有耽誤過。”霍英東回憶說。 在接下來的近3年時間裡，霍英東不僅承擔了在港澳和內地間運輸軍用物資的主要任務，他還組織了精密的偵察隊伍，監控港英當局的緝私艇的動向；他的船隊每天半夜都從英國海軍的軍艦旁悄悄繞過，駛向公海；而為了擺脫當局的監視，他甚至一天之內換了三個不同的地點，作為整個運輸系統的“指揮部”。每運一船貨，霍英東大約可以得到相當於貨值20％的運費。 那段歷史一直籠罩在迷霧之中，當過中國僑辦主任的廖承誌曾說，“數十萬志願軍，要盤尼西林、止血藥棉、汽油、輪胎……哪裡來？還不是靠上中下、三教九流、八方神聖幫的手？”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當年有眾多東南亞華商，或因為愛國或出於牟利，都積極地從事過向中國大陸偷運物資的活動。印尼的林紹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販運商，而香港的包玉剛和霍英東則因此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也許正是因為這一段戰火情義，這些商人與中國政府結下了深厚感情，為日後的商業往來奠下了基石。

霍英東的這段經歷在很長時間裡都是秘密，港英當局對此進行過長期的調查，霍本人則守口如瓶，一直到1995年，他才對自己的傳記作者冷夏第一次親口委婉承認，不過他始終認為，“我沒有偷運軍火”。 50年代後期，香港步入繁榮期，人口急劇膨脹，商業超級發達，房市、股市“花繁葉茂”，老一輩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與兩市有關。新鴻基的創始人郭得勝在當年就有“工業樓宇之王”的稱號，恆基的李兆基人稱“百搭地王”，李嘉誠靠造樓神奇發達的故事更是廣為人知。霍英東是最早入樓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個編印“售樓說明書”的地產商，也是“賣樓花”——分期付款的發明者，正是有了這種銷售方式，房地產才變成了一個普羅大眾都可以參與的投資行業。在這個迅猛成長起來的大市場裡，霍英東縱橫跌蕩，出入從容，成為盛極一時的“樓市大王”，據稱極盛之時，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設與霍家有關。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大小港商如過江之鯽湧入大陸，成為經濟復興中最為耀眼和活躍的一支，其初戰之功，不可抹忘，其中又可見霍英東的身影。他在廣州蓋了建國後的第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此外，他大力投資於慈善和體育事業。據計算，他先後投入了40億元用於各類慈善事業。為了激勵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奪金，他專門設立基金會，宣布向每名金牌選手饋贈一枚重達一公斤的純金金牌，單是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就頒出獎金3259萬港元。 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年事已高的霍英東竟激動得夜不能寐，深夜索性跳進游泳池裡去“降溫”。 霍英東一代人的財富斂聚，大多歷經驚險，為時代左右，受時間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進退往往慎獨有序，眼光毒辣而在於長遠，其一生所染指的行業，往往只有一兩項而已。及到晚年，桑梓情結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筆金錢投注於家鄉的建設。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霍英東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禹最南端的一個叫南沙的小島開發上。

這是一個面積為21平方公里的小島，若非霍英東，至今仍可能沉睡於荒蕪之中。從1988年開始，霍英東就發誓要將之建成一個“小廣州”。這位以地產成就霸業的“一代大佬”顯然想把自己最後的商業夢想，開放在列祖列宗目力可及的土地上。這也許是老一輩華人最值得驕傲的功德。據稱，在十多年裡，只要身體狀況許可，每逢週三他必坐船到南沙，親自參與各個項目的討論，資料顯示，從1988年到2004年8月，霍英東參加的南沙工作例會就多達508次。他修輪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後投入40多億元，以霍家一己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個濱海花園小城市。 霍英東的南沙項目在商業上曾被認為是一個“烏托邦”，十餘年中，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在一些年份，甚至還有“霍英東折戟南沙”的報導出現。他與當地政府的合作也頗為彆扭，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曾記錄一事：某次，討論挖沙造地項目，南沙方提出挖沙費用需每立方20元，霍英東一楞說，“你們有沒有搞錯？”他知道，如果請東莞人來挖，是8元一方，請中山人來挖，是10元一方，政府的人嘻笑著說，“是呀，我們是漫天價。”何銘思記錄說，“霍先生咬緊牙根，似乎內心一陣憤懣，兀自顫動不止。我跟霍先生40年，從未見他對人發脾氣，當日見他氣成那樣，可見受傷之重。”霍也曾對人坦言，“自己一生經歷艱難困苦無數，卻以開發南沙最為嘔心瀝血。”但是，儘管如此，這位號稱“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卻始終不願放棄。在2003年前後，霍英東更是大膽提出以南沙為依托，打造粵、贛、湘“紅三角”經濟圈的概念。其視野、格局之大，已非尋常商人所為。

這些龐大的設想，到霍英東去世都未成型。 “南沙情結”可能是這一代商人最後的傳統。事實上，千百年間，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際遇，而所謂“江上千帆爭流，熙熙攘攘，皆為名利往來”。名利場從來是一座諾大的鍛煉地，人生百味陳雜，世態涼熱無常，待到金錢如流水從指縫間川川淌過之後，即便是再鐵石的人都不會無所感悟。霍氏晚年執著於南沙，卻可能已超出了牟利的意義，而更多的帶有濟世的情懷了。 在香港的巨商中，據稱只有霍英東出行是不帶保鏢的。他對冷夏說，“我從來沒有負過任何人。” 2006年11月，83的霍英東在北京去世，遺下289億港元的資產，他的官方職務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例屬“黨和國家領導人”。他是所有香港商人中獲得了最高政治地位的人，也可能是中國大陸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並非因為財富之巨，而是他對國家的熱愛與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