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二十二章1950年：改造的浪潮

1950年8月10日，北京。四川船王盧作孚與交通部部長章伯鈞簽署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公私合營企業。毛澤東說，公私合營“要學習民生公司的榜樣”。 有關資料顯示，民生的“公私合營”是盧作孚主動提出來的。早在1949年，盧作孚一度避居香港觀望，他帶走了價值達5000萬美元的18只輪船，他的留去成為一個很微妙的焦點。在那段時間，民生公司的經營陷入了困境，公司虧空達170億元，舉步維艱，連發職工工資都極為困難。總公司主任秘書鄭璧成被拘押，原因是“因不得已之原因，保存戰犯楊森（曾任國民政府四川省省長）衣物”。盧作孚思量再三，決意回到大陸，3月24日，他通過公司駐北京代表何乃仁向周恩來第一次提出了“公私合營”的議題。

6月10日，他離港赴京，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在京期間，周恩來總理和陳雲多次約見他，就經濟建設問題、交通和航運問題進行長談。有一次，凌晨兩點鐘，週總理給他打來電話，要立即約見，接著便派車來接，一直談到東方既曉。盧作孚還兩次參加毛澤東主席舉行的便宴。宴上，他都與毛主席同席，並且緊挨其邊。 盧作孚主動提出“公私合營”，與當時的形勢和他一貫的理念有關。一方面，他希望以合營的方式讓民生走出困境，在協議書中，政府投資作為公股，幫助民生公司渡過難關，公股代表只參加董事會，並不直接參加公司具體運作。另一方面，他一向有為社會辦企業的思想，從投身實業到經略北碚，他始終抱持著烏托邦式的實業理念，而這與公有製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協議書籤署後，週總理曾兩次力邀盧作孚留在北京擔任交通部的負責工作，他則執意回川。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他從來只是一個本色而寡言的企業家。 盧作孚的歸國與民生的“公私合營”，在當時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我們接下來要講述的正是，新政權對民族工商業的基本判斷與做法，這需要從三個方面來觀察，一是政治上的定義。二是接收的辦法，三是政策的設想。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表述，在階級屬性上，企業家是有產階級——更多的時候被稱為資產階級，它與無產階級是對立的，是需要被革命和改造的對象。早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份《黨綱》中就明確寫道，“消滅資本家私有製，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不過，如何進行革命和改造，則有不同的路徑。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採取的是堅決消滅資本家的做法。 （對比蘇聯與中國的經濟改革，可以發現，前者比後者要激進得多，在建立計劃經濟體制時，是一步到位式的“徹底革命”，對資產階級從企業組織到肉體進行徹底的消滅在向市場經濟轉型時（1990年前後），也是一步到位的“休克式療法”。中國的經濟改革則有鮮明的漸進特徵。）中國的做法與之不同。

早在1934年，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撰文認為，“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他認為根據地的國民經濟應該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三方面組成。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方針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經濟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中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

1948年9月，在即將取得全國政權之際，毛澤東的觀點依然與上述的闡述保持一致，他指出，在革命勝利之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隨後他認為，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將成為新中國的五種經濟成份之一，但這種經濟成份並不是可以無限制發展的。資產階級遲早會被“消滅”掉，不過在他看來，這個過程需要五年左右的時間，在1948年12月的一次會議上，中共領導層達成共識，認為，“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觀點，要犯左傾的錯誤。”毛澤東說，“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後還要十五年。” 建國前夕的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地表述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1950年4月，他更指出了新中國當前的“三大敵人”：“今天的鬥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餘，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在同年6月的七屆三中全會上，他說，“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這一系列講話表明，在1950年前後，民族資本主義被看成是一個需要團結和利用的階層。後來我們將看到，隨著形勢的衍變，他一步步地改變了這樣的觀點。

正是基於清醒的政治判斷，共產黨在奪取了政權之後，對民族資本的接收採取了相對溫和的辦法。據建國初期與陳雲一起負責全國財經工作的薄一波回憶，在攻克北平和天津之後，毛澤東專門同他進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談話，他囑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資本，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樣，原封不動，”讓他們開工，恢復生產，以後再慢慢來。毛澤東主要警惕的有兩點，一是不能變成三百年前的李自成，因狂歡貪腐而自我毀滅，二是不能變成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把接收變成“劫收”，得了天下的同時就失了民心。 當時軍隊進了大城市，的確出現了一些混亂的景象，如哄搶物資、破壞設施，任意處置有產者等等，毛澤東在一份報告中嚴厲地批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中財委據此規定了“十六字”接收辦法：“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對於民族工商業的基本做法是，“當我們還沒有能夠定出一套更合理更有效的製度來代替舊制度中某些不合理或過時了的東西時，寧肯不輕舉妄動，以免影響生產組織，發生無政府狀態。”這顯然是一種務實的工作策略，因此，與四年前的“接收大戰”相比，新中國的進城接收要有序和有成效得多。

再說進城接收之後的政策設想。其基本的邏輯是，迅速確立國有化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治理模式，同時兼顧民族資本集團的利益訴求。 以所有製區分的方式來治理產業經濟，這種獨特的模式從一開始就被確定了下來。 1949年5月，在中共中央《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的文件中，就對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建制進行了規劃，其中要求，在中財委內分別設立中央計劃局、私營企業中央事務局、合作事業中央管理局、外資企業中央事務局，這些機構的職責便是對不同所有製的企業給予不同的政策管制，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政策安排。 1950年初頒布的《全國稅收實施要則》，充分體現了不同所有製的政策區別，譬如，國營工商業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貨物不需納稅；委託私營企業加工只就工繳收益按工業稅率納稅，私商為國營企業代購代銷產品，按實際所得的手續費徵稅；新成立的供銷合作社免納一年所得稅，營業稅按2％的稅率徵收，並打八折；新成立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免納營業稅和所得稅三年，等等。在今後的六十年裡，這一模式雖經數次微調，機構設置及治理權限多有變化，但是國營優先的總體邏輯一直延續未改。

在這樣的宏觀政策環境中，私有化資本已經處在一種被邊緣化的、很尷尬的境地，如何安撫民族資本家，以及讓激進的工人階級認同這種過渡，是一個很艱鉅的工作。這方面，早年就與李立三、張國燾等人從事工人運動、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劉少奇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在1948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分析認為，在當時的工業體系中，國營經濟的成份比重僅佔34.7％，私營工商業還有很大的權重，因此，恢復和發展生產，不容忽視後者的能量。為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對於那些不危害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還要允許其發展。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我們與民族資產階級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過早消滅了，“消滅了以後你還要把他請來的”。

1949年，天津解放後，一些工人和店員象農民發土地一樣地開始分商店、分工廠，在短短一個月裡發生了53次清算鬥爭，私營業主大為驚恐，企業開工不足30％，全城因此有上百萬人失業。天津是僅次於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此城一亂，波動整個北方地區。於是，劉少奇親赴天津做思想工作，他例舉當時的不正常景象時說，“進城了，敵人看不見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的工商業家，把子彈朝他們打來，象農村分田地一樣，要分工廠、汽車、洋房、機器；或向他們提出過高的工資要求；或強令資本家不准辭退工人；或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的壞，不說他們的好；幹部、工人不敢接觸資本家，否則就是立場不穩。總之，只強調鬥爭的一面，不強調聯合和利用，以利於發展生產的一面。這是一種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的行為。”劉少奇明確表示，“中國不採取蘇聯、東歐推翻資產階級的流血方式，而採取民族資本家與我們一起走入社會主義的方式。”

5月2日。劉少奇邀請天津的128位民族資本家座談，發表了日後很出名、也引起巨大爭議的“天津講活”，在這次講話中，他提出“剝削有功”。他說，“從發展生產力看，資本家階級剝削是有其歷史功績的，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抹殺這個事實。罵是罵，而資產階級這個功績還是有的。從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說，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國資本主義還在年輕時期，還可以發揮它的歷史作用，尤其是當前我們要求工商界發揮積極性來發展生產力，建設新中國，這正是你們為國建功的機會，你們應該努力，不要錯過機會。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之後，資本主義剝削是進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工人受剝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和人民有利，恢復和發展生產，除國家之外，還有私人的；國營與私營之間，可能有競爭，但政府的方針是使國營和私營合作配合。既要發展國營生產，也要發展私營生產，要採取限制政策，以避免舊資本主義前途。公私兼顧是限制，勞資兩利也是限制。”

他還指著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宋斐卿說，“你現在只辦了兩三個廠子，將來你辦8個、16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國家下命令，你就把廠子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工廠，國家一時沒有錢，發行公債也行。然後，國家把這16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總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總經理，因為你有功，國家再交8個廠子給你辦，—共24個，薪水不減你的，還要給你增加，還要相應地給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辦好呵！你幹不干呢？”宋斐卿應聲回答說，“那當然幹”。 劉少奇在天津的這番講話，確乎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企業關閉急劇下降，開工率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開張的廠店達1160戶，而停業的只有27戶，該月的財政收入比前一個月增加1.5倍，到9月，天津的進出口總值達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劉少奇在天津初步形成了“合營過渡，和平贖買”的觀點，也成為1956年之前的一個政策方向。 建國初期，民族資本集團受到了比較溫和的待遇。在國家治理團隊中，共產黨外的民主人士也擁有相當的比例，在第一屆政務院（即後來的國務院）的34個部長級名單中，黨外人士佔了14人，其中，涉及經濟的部門首長有一大半來自黨外，譬如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郵電部部長朱學範、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農業部部長李書城、林墾部部長梁希、水利部部長傅作義等，1952年新建糧食部，部長是章乃器。 儘管沒有被徹底“消滅”，但是，隨著證券交易市場的取締、商品流通領域的國營化管制、稅收上的所有製傾斜，再加上意識形態上的矮化，使得民營資本集團早在1950年就已經非常的虛弱了。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講述了一個細節，1950年2月，也就是上海的糧食大戰平息之後，中財委曾擔心民間商人會展開一輪新的攻擊，便召開全國財政會議商議對策，擬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緊徵收稅款和公債款，督促企業主發放工人工資而且不准關廠，公營企業現金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准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薄一波回憶說，當時“估計可能會遇到資產階級的抵抗，要打幾個回合。實際上，他們已無力再較量，三四月份，我們看到勢頭不對（市場過緊），收兵回營，已經來不及了。”來不及的後果是，因供應和需求的同時銳減而出現了全國性的市場蕭條，上海市長陳毅向中央報告，上海人心浮動，匪特乘機活動，市面上發生了吃白食、分廠、分店、搶糕餅、打警察、聚眾請願和搗亂會場等一類的事件。 5月，華北局對石家莊、大同和張家口等14個城市的企業情況進行調查，在專門報告中概括了八個方面的問題，從中可以看到當時公私企業的實際狀況。 其一是，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經營的商品範圍過寬，數量過大，有壟斷一切的現象。在糧食、棉花、紗布、煤炭、煤油、食鹽等幾種主要商品上，國營的營業額高達80％左右。有的商品在某些城市甚至達到100％，其他日用品，國營商店和合作社也廣泛經營，搶奪私商的陣地； 其二是，在價格政策上打擊私營工商業，表現在批發價格與零售價不分，私營零售商無利可圖；地區差價小，私人長途販賣賠錢；代銷手續費低，代銷商不滿意；原料與成品的差價小，工業利潤低，造成一些私營工廠倒閉； 其三，稅收重，稅目多，手續繁，加上認購公債的人物也重，私營工商業難以承受；（各地私營企業稅負有不同，不過，偏高偏重是一個存在的事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檔案顯示，1951年對天津10家大私營工廠的調查表明，所得稅佔贏餘總額的39.4％。在江蘇常州，染織業的所得稅佔其總收入的60％。上海市1951年對18家典型戶的調查發現，其實際贏餘為2006億元，繳納的所得稅為1127.29億元，佔實際盈餘的56％。） 其四，在金融政策上，公營貸款一般佔80－90％，私營貸款則比重過低小，而且還款事件限得過短，資金周轉不過來； 其五，在原料採購、分配上，對私商的限制多。天津私營紗廠採購原棉，花紗佈公私只准它買次品的棉花，並限制採購數量。太原私營鐵廠需要的鋼筋，不允許在市場上自由選購，必須以高價從國營單位進貨； 其他的問題還包括，不允許遇到困難的私營工廠降低工資，在商品已經滯銷的情況下，國營貿易只吐不吞，放棄調節市場的責任，在加工、訂貨和成品收購上條件苛刻，私商得到的利潤低，有時公方還不守信用。 薄一波在回憶錄中說，“華北如此，其他地區也同樣存在這類問題。我們工作中發生的這些缺點、錯誤，使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疑惑和不安，一些從香港回到上海的資本家，這時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湘鄂贛和武漢市的工商業者說，你們的貿易公司、合作社一起擠我們，我們還有什麼前途！” 就在5月20日，劉少奇再度重申了他的寬容政策，他說，“在今天及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合作社和國家商業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業的。私人商業在相當廣大的範圍內還會長期存在，大量的商品還要經過商人的手送給消費者和生產者。因此，這些直接間接經過了商人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的獲得者，就還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而在目前，企圖用國家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去全部代替私人商業的思想，那就是一種錯誤的'左'的思想，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的。” 時間到1950年的秋天，隨著朝鮮戰事的展開，全國民眾一致對外，國內矛盾緩解。這場冒險的戰爭共消耗各種物質560多萬噸，開支戰費60萬億元，在經濟領域產生了刺激生產的強大效應。 （1951年末的物價水平：1斤豆油的零售價格為3500元，1斤大米為1270元。） 12月，政務院頒發了《私營企業管理條例》，這從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營工商業者，提高他們投資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作用。據統計，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漢、北京、天津等10個大城市私營工商業達3.2萬家，是該年第二季度開業戶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又增加了11.9％以上，生產總值增加39％，零售總額增加36.6％。私營工業發展也較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營工業的職工增加了8％，總產值增加25％，資金增加10％，利潤的增加更是驚人，同比增長達到146％。 全國民眾以無比的熱情支援朝戰，據1952年2月《進步日報》報導，截至1951年底，全國捐款5.02萬億元，折合戰鬥機3349架。海外華僑的捐助總額超過一億美元。 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土地改革全面展開。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決定從1950年冬季開始，用兩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時間，在全國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土改的基本內容，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製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各地政府派出土改工作團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建立農會，組織農民向地主階級開展鬥爭。到1952年底，全國大約有3億多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大約7億畝土地和其它一些生產資料。 日後的事實表明，這一次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是一個過渡性事件，四年後，隨著人民公社運動的興起，土地從農民手中轉回為國有化，中國的土地所有製經歷了“地主－農民－國家”的演變軌跡。經濟學家楊小凱認為，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 從1951年12月開始，一場席捲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這是建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它的起因有兩個，一是中央對黨內腐敗的警惕，二是為了增加稅收。 “三反五反”是兩個領域的鬥爭，三反運動是在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開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五反則是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始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它們前後跟進，互為鉤聯。 率先展開的是三反運動，它以打擊黨內腐敗分子為主題，也稱“打老虎”，貪污一億元以上的被叫做“大老虎”，一億元以下到1千萬元的叫做“小老虎”，在一年多時間裡，查出大小“老虎”10萬多人，貪污總金額6萬億元，其中，判處有期徒刑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死緩和死刑者分別為67人、9人和42人。其中最為轟動的是，在1952年2月，公審槍斃了中共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時年35歲）和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時年37歲）。劉、張兩人都是30年代初就入黨的老黨員，戰爭期間功勳卓著，建國之後迅速蛻變，據調查，兩人共盜用公款171億元，勾結奸商倒賣鋼材，使國家財產損失21億元，剋扣建塘民工的口糧獲利22億元，此外還貪污揮霍了3.7億元，總計217.7億元。他們在保定市召開的兩萬人大會上被公開審判，然後執行槍決。曾有人為“劉張”向毛澤東主席求情，毛答，“是要他倆，還是要中國？” 就在黨內展開“三反”運動後不久，中央又決定在大、中城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開始“五反”運動。 “五反”的目的，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有明確的表述，他說：“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捱過一板子，但並不痛，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氣凌人，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 如果說，1949年底發生在上海的三次“經濟戰役”，是新政權對民間資本的一次戰略性反擊的話，那麼，兩年多後的這次“五反”運動則是全面的主動出擊。毛澤東在3月指出了運動必須達到的一些具體目的：“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清除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爭取中間分子；控制同業工會與工商聯合會；解散資本家秘密結社；建立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經營的製度；追回國家的大部分經濟損失；在大中型企業建立黨組織。”這充分錶明，五反並不是一場單純的經濟運動，更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鬥爭，是對私人資本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一次“刨根”。 當時的報紙對資本家的“五毒”有鋪天蓋地的報導。據京、津、滬等9大城市被審查的45萬多戶私營工商業統計，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為的佔總戶數的76%，其中上海為85%，北京90%。另據抽樣調查，天津1807家納稅戶中，偷漏稅者佔82%，上海351家納稅戶中，偷漏稅者佔99%，其偷漏稅額一般占應付稅款的50%，有的高達80%。一些被披露出來的事實很是讓普通公眾氣憤，如天津40多家私營鐵工廠用廢料、次料為志願軍製造的17萬多把鎬、鍬，運到前線後，一用就壞，影響了工事修築。武漢福華藥棉廠奸商李寅廷承製志願軍急救包時，把從國家領來的好棉花換成爛棉花，使受傷的志願軍戰士致殘致死。 在運動中，各地紛紛採取了清算大會、批斗大會等形式，普遍出現給資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體罰的現象。薄一波記錄說，“有些工廠商店的工人、店員在訴苦中大聲痛哭，檢查隊女同志亦跟著流淚，群情激憤，和日本投降後華東農民訴苦復仇運動的情形有些相像。經過訴苦後，一個工廠一個商店的統一戰線即可形成，即可迅即轉入五反。”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檔案中有一份上海市的總結報告顯示，當時投入運動的上海職工達72萬人，佔私營企業職工總數的96％，它還較詳細地記錄了五反運動的具體做法。一是從訴苦運動著手，充分發動群眾，這種激發階級對立的做法在農村的土地改革中屢試屢驗；二是爭取高級職員是取得勝利的重要關鍵，“這些人平時媚上欺下，手面亦不干淨，是突破重點與取勝關鍵”；三是“對資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實行分化。上海的資本家雖頗狡猾，但因損人利己的天性，往往矛盾重重，同行之間，股東之間，幫派之間，當權與不當權之間，甚至夫妻、父子、兄弟之間，均有不少矛盾。只要高度運用機動靈活的策略，實行分化，則往往容易攻破”。四是利用資本家的子女，他們不少是黨員、團員，可充分利用，進行勸說檢舉等工作，4月12日這一天，復旦大學就有1146名學生被動員回家進行勸說工作。為了鼓勵檢舉，上海市政府還專門公佈規定，“只要店員、職員、工人們積極檢舉不法資本巨大非法行為，政府保證這些已歸店員、職員、工人的利益，一律仍歸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究與處分。” 這些辦法的成效是明顯的，在很多資本家留存下來的回憶殘片中，強大的群眾運動所造成的震撼和恐懼心理是他們最終屈服的重要原因。從中國社科院的《全國五反運動中對違法工商戶判刑統計表》可見，參加五反的工商戶總數為99萬戶，被判刑的1526人，只佔總戶數的0.15％，其中死刑犯32人，無期徒刑20人。也就是說，真正被處以刑罰的人數非常之少，但這並不妨礙運動的巨大成功。 勝利者與失敗者的名譽都取決於勝利者如何書寫，這句羅馬諺語在本輪運動中得到了驗證。在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怒吼下，資本家成為被鄙視、被徹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連他們都對自己產生了厭惡，這種心理反應是前所未見的。經濟學博士桂勇在《私有產權的社會基礎》一書中引用了一位資本家的口述，稱“五反時工人開始看不起老闆了，我們自己也覺得做老闆不好。做老闆有什麼意思呢？冒著這麼大的風險，要坐牢的。有人被抓，有人被槍斃，這對我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儘管我周圍的老闆沒有直接坐牢的，但我聽到過很多人的事，這使我很害怕。今天錢沒了，明天老婆跑了，後天自殺了，那老闆還有什麼心來搞好這個企業？”正是在這樣的恐懼下，大多數人心理崩潰了。 在開展揭發批鬥運動的同時，稅務部門開展大規模的清查“五毒帳”，要求私營業主補納罰繳。上海、天津許多違法資本家被認定的盜竊國家財產，已經接近或超過企業資產總值。有資本家對桂勇回憶說，“工人檢舉了些什麼，我們一直不知道，只好拼命地坦白。不過，我們坦白的與工人所揭發的差距很大，所以關總是過不去。到最後過了關，人的精神狀態已經崩潰了。你講的所有東西都是不對的，如果再爭論下去是要坐牢的，因為你抗拒了。關鍵在於對待運動和坦白的態度，只要承認了，簽了字，就可以過關了。這樣，過關時他們說多少就是多少，我簽了字，不過自己也不知道五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五毒帳”中，最普遍的一條是資本家擅自購買原材料和倒賣物資。上海興中造船廠是滬上最大的私人造船企業，老闆就是當年不肯與日本人合作的穆易，在五反運動中他遭到清算，一份揭發材料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拖輪上應用銅料，原規定全部由國營航運處供應，但當時因政府手中存料不多，一時供應不上。本廠資方即在市場上乘機收購，當時以每噸150美元左右購得50、60噸墊用於工程上，一面仍繼續向航運處要求供給。航運處因存貨不多，收購困難，致延遲甚久，尚無法全部供給，價格意扶搖直上。至1951年1月，本廠資方趁此時機以每噸市價600美元，結售於航運處，計墊用鋼板64噸，獲得非法利潤2.88億元，嚴重地危害了國家利益。”由這份揭發材料可見，在當時的政策環境下，私營業主已經失去了自主購買原材料的權力，而利用價格變動來獲取利潤的市場交易行為更被認定為可恥的違法。 在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大量私營工廠歇業、停工，私人工商戶停業、半停業，經濟活動出現嚴重的堵塞現象，基本建設項目紛紛推遲，軍事訂貨減少，商品貨幣流通遇到了障礙。在華北地區，1952年2月份的稅收比1月份減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業的私營工商戶有4000家，影響到40萬人的生計。西南地區，據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報告，問題也相當嚴重：一季度的稅收減少了一半，重慶一個區有兩萬人失業，佔該區總人口的1/3。不少農村地區還是出現了因不准私商做買賣、合作社無法包攬城鄉之間的物資交流、農產品賣不出去、農民砸合作社牌子等嚴重問題。 1952年6月，主管全國經濟工作的陳雲就處理公私關係發表講話，他說：“現在我們算資本家的'五毒'賬，是不是算多了一點，是否有點像在農村曾經有過的那種苛刻的算法：一隻老母雞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雞，雞裡面又有多少公雞多少母雞，母雞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雞……我看是有的。”他舉例說：蚌埠有150家工商戶，資本只有1.5萬億元，要退補的稅收就達3萬億元。浙江省有幾個工廠，“五毒賬”超過了加工訂貨的全部收入。 陳雲的擔憂成為事實，“五毒帳”查補了很多，可是正常的稅收卻減少得更多。在運動進行得最火熱的1952年第一季度，稅收比上年同期少收了5萬億。陳云因此算帳說，“退補大概能收到4萬億元，稅收要收到70萬億元。只要把小的放鬆一下，把大的收起來，等市場活了以後，那4萬億元也就可能收起來了。如果先補後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1952年10月，中央宣布“三反”和“五反”運動勝利結束。據計算，五反運動中查補的“五毒帳”達30多萬億元，為援朝戰費的一半有餘。 私營經濟的整體下降非常顯著，據汪海波在《中國經濟年鑑》中的統計，在工業產值方面，全國私營工業佔總產值的比重從1951年的38.4％下降為1952年的30.6％，從商業方面來看，上海私營商店的零售總額和批發總額在1951年到1952年間，分別下降了24.3％和34.6％。另據對北京、武漢等18個大城市的統計，1952年的私營工商戶開業總戶數減少64.7％，而歇業總戶數則增加19.2％。從利潤上看，對上海市123家較大規模私營企業的調查表明，1951年盈餘戶為119家，虧損戶4家，總體淨盈1.006萬億元，到1952年，虧損戶增為76家，總體淨虧228億元。相對應的，國有經濟得到了強化和擴大，據《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記載，到1952年底，70％到80％的重工業和40％的輕工業為國家所有，國營貿易機構和合作社的營業額佔總營業額的50％以上。 五反運動在企業史上具有轉折性的意義，對民營資本來說，這是一個“失去的年代”的開始。一方面，它徹底摧毀了私有經濟在中國的產業基礎和產權基礎，為四年後的全面國有化掃除了障礙。事實上，在此次運動之後，民間資本集團已全面分崩瓦解，其消亡已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另一方面，它以群眾運動的方式，從公眾道德層面將資本家塑造成一個不勞而獲、“五毒俱全”的反進步階層，甚至讓資本家也對自身的存在價值產生自卑和羞恥感。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塑造影響深遠，以至於在後來的數十年中，為自己謀求財產以及從事商業活動成為一種不道德的、無恥的行為。對這種畸形的社會共識的修正，要到1978年才悄悄開始，而其真正瓦解則是1992年前後。此外，需要記存一筆的是，在這場不容置疑的運動中，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有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發出過一聲辯護。 從1952年冬天起，在劉少奇、陳雲等人主持下，政策有適度的放鬆，工商業又開始漸漸復蘇。 1952年2月，就在“三反五反”運動進入到最高潮的時候，在四川和上海發生了兩件事情，一是盧作孚自盡，一是顧準被撤職，他們看上去毫不相干，卻是這場大運動中的共同的悲劇。 2月8日，盧作孚在重慶民國路20號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物自盡。在過去的一年多里，民生公司在長江的航運已全部恢復正常，由上海到華北和東北的沿海航線陸續恢復，留在香港的18艘輪船也全部回到了國內。十多天前的1月28日，他還飛往北京，商討任務。當時，儘管經營已上正軌，但是財務上還是極其困難，政府對私營企業停止了一切貸款，民生的工資發放都成了問題。據盧作孚之子盧國綸的回憶，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中央曾決定給民生公司特殊對待，破例出貸一千億元，並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將這一決定轉告民生公司。讓人不解的是，盧作孚至死沒有獲悉這個消息。屋漏偏逢連夜雨，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發生事故觸礁沉沒，盧作孚親赴現場善後，有傳言說這個事故是潛伏特務在搞破壞，公司里人心惶惶。 就在這樣的混亂時刻，公司內的五反運動也正如火如荼。民生公司的很多高級幹部都被揪出來鬥爭了。每次開批鬥會，組織者都在最前排、最中間的地方給盧作孚放一把藤椅，與其他職員隔開一兩米，看起來是給他享受特殊待遇，實際上的感覺就像審犯人。盧作孚就這麼坐著，看自己的老部下在台上被批鬥，鬥完了，有人判刑，有人槍斃。 2月8目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會議主題是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問題。從豐都匆匆趕回的盧作孚又被特別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間，會場上有大幅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 會上，公股代表張祥麟帶頭做檢查，內容是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他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張祥麟檢查後，盧作孚的貼身秘書關懷突然跳上台去，揭發說張祥麟在北京時，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砲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他並嚴厲追問張祥麟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其間會場多次高呼口號，氣氛十分緊張。關懷是盧作孚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曾讓他住在自己家裡，親自教他文化。可是現在，盧作孚不再是一個慈父式的人物，他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在道義和階級屬性上，是應該深感恥辱和懺悔的。甚至在某些激進者看來，這樣的罪惡是無法洗刷和贖清的。 動員大會上，盧一言未發，當晚服藥自盡，終年59歲。他留給妻子的遺書只有簡單的四條：“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來去兩空空。 他被葬在川江南岸民生村附近的一個小山坡上，墓碑上刻的名字是“盧魁先”，這是他祖譜上的曾用名。民生公司董事會決議：“盧作孚總經理身後蕭條，由行政致送喪葬費人民幣一千萬元。至撫卹辦法，另案辦理。”一千萬元在當年可買大米7874斤或豆油2857斤。 2月13日，重慶《新華日報》頭版醒目位置發表消息《盧作孚自殺》。新華社《內部參考》刊登報導，題為《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畏罪自殺》。據稱，毛澤東得知盧自殺事，說，“真可惜啊。”2005年，盧國綸在《南方周末》發表《盧作孚之死》一文曰，“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說他有弱點，那就是自尊心太強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強，不會發生1952年那件事。” 世上再無盧作孚。 （在“五反”運動期間去世的還有全國最大的資本家榮德生，他於7月在無錫病逝，終年77歲，他去世前做的最後一件工作是，為自己修訂了一本《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他的隨葬品是一套線裝的地輿學書和一隻隨身多年的鍍金殼鋼機芯打簧懷錶。榮家事業交到了四子、34歲的榮毅仁手上。） 在上海，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顧準被撤職，事前毫無預兆。當時，過於激烈的運動氣氛已經影響到了工商業的正常運作，華北地區2月份的稅收比1月份減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營工商戶歇業，影響到40萬人生計，西南地區的月稅收也減少了一半，百貨商店的營業額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很多私營工廠停業觀望，而震動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市委共收到檢舉材料24萬件，200多名企業主被抓，發生48起自殺事件，死亡34人。 2月中旬，中央緊急部署，決定在上海暫停發動五反運動，縣以下的五反則推遲到春耕以後。 2月25日，主管全國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導工作，28日，顧准在電台裡做廣播講話。 29日，上海市委召開黨員幹部大會，宣布對八個乾部的處分決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顧準。對他的處理決定是，“一貫地存在著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屢經教育，毫無改進，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 顧準對自己被突然撤職“感覺十分突然”，日後來看，他被免職的原因有兩條，一是他的“依法徵稅”政策不被採納，二是“不服用”。 在當財稅局長期間，會計師出身的顧準一直試圖建立依法徵稅的體制，他主張依照稅法所規定的稅率查賬徵收，強調“依率計徵，控制計算”，不同意用運動的方式來徵稅，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稅務通訊》中連續發表論文，對此進行論證和闡述。他的這些想法和做法，被認為是保守的。 43年後，經濟學家戴園晨在一篇關於顧準的紀念文章中說，“這種依法還是不依法的爭論，當時以顧準去職告終，而今，稅收負擔的隨意性仍是經濟工作的陋習。”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不服用”，顧準的辦事能力和學養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識分子氣質卻讓人討厭，據他的弟弟陳敏之回憶，有一位大區負責人曾說，“像顧準這樣的干部，我們這個大區內一個也找不到”，同時他則又說，“如果顧準再不聽說，飯也不給他吃。”1959年，陳敏之在一次會議上遇到陳雲，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介紹說，“這是顧準的兄弟”，接著他說，“顧準就是不服用。” 顧準被撤職後，連降數級，先是到籌建中的華東建築工程部當了辦公室主任，接著調至新成立的建築工業部當財務司司長，隨即再下放到洛陽工程局當副局長，1955年，又被送進中央黨校的普通班學習一年。正是在這樣的顛簸斥流中，一個精神獨立的偉大思想家誕生了。在共和國歷史上，顧準成為嚴肅反思計劃經濟的第一人。 如果說顧准在上海的被排擠是發生在地方的一次理念分歧，那麼，到1952年秋，在中央層面終於發生也出現了第一次風波。 9月，就在“三反五反”運動接近尾聲的時候，中財委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修正稅制的問題，他召集各大區財政部長開會，還聽取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見，經過三個月的醞釀，12月31日，《人民日報》頒發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並配發社論，決定於1953年1月1日起實行新的稅制。新稅制的兩個目的一是保稅，一是簡化稅制。在實施辦法上取消了對國營企業的部分優惠，譬如，規定工業企業從生產、批發到零售要繳納三道營業稅，改變過去“相互撥貸不視為營業行為，不課徵稅”的做法，取消了對合作社徵收營業稅打八折的優待，取消成立第一年免納所得稅的規定。在批發環節的徵稅上，也改變了過去“只徵私商，不徵國營”的做法。 在這次新稅制改革中，最引起社會關注的是《人民日報》社論中出現的一句話：“公私一律平等納稅”。正是這八個字掀起了驚天的波瀾。薄一波回憶說，社論原稿中寫的是“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都要按照修改的稅制納稅。”他在修改時，簡化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就在《通告》頒發的十天后，1月9日，山東省有乾部聯名上書中央，反映執行新稅制引起了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情況，兩天后，北京市委也寫信反映類似情況，接著各大區、省市財委也紛紛開始寫信打電報。 1月15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指出，“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率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2月10日，毛的批評口吻更為嚴厲，他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薄一波回憶說，“當時聽起來，不免感到震驚。” 新稅制改革被強行中止，薄一波受到處分。不過，半年後財政部卻堅持認為“新稅制確實起到了保稅、增稅的作用”，根據它提供的數據，1953年前四個月的工商各稅完成全年計劃的29.64％，比過去三年的情況都要好，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在檢討中說，“我們認為確是多收了稅。犯了錯誤，不管受什麼處分，我說，還是多收了稅。” 事實上，此次新稅制的觸礁是經濟治理者在計劃經濟與市場公平之間的一次掙扎，它所隱含著的悖論將長久地困擾著人們。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結束。社會主義中國居然能夠與全球最強大的國家打成平手，這是1840年以來的第一次，它大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在全民中的威信，並讓人堅信新制度的優越性。朝鮮的南北雙方以“三八線”為界，各據一國。在過去兩年多的驚濤駭浪中，東亞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格局裡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首先，中美交戰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經濟的複蘇。日本自投降之後，全民陷入絕望，一度被認為無法重新站起來。 1945年的《芝加哥論壇報》曾經刊登一則軼事，該年8月30日，駐日盟軍最高司令、美國名將麥克阿瑟將軍叼著玉米棒芯煙斗抵達東京，幕僚建議他去拜見裕仁天皇，將軍說，“過幾天，天皇會親自來見的。”果然十天后，天皇親自到美國大使館拜會麥克阿瑟。後世留下一張兩人合影照片——“麥克阿瑟選擇了土黃色軍服，開著領口，沒有表示軍銜的裝飾或徽章。他直盯著鏡頭，臉上毫無表情；一隻手隨意地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只有將軍的肩膀那麼高，他穿著燕尾服，筆直而僵硬地站著。”在天皇轉身離去之時，麥克阿瑟看著他的背影，對《芝加哥論壇報》記者說，“日本已淪為第四流的國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為世界強國了”。 （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1970年3月，日本首次承攬舉辦世界博覽會，它史無前例地拿出二十億美元舉辦這場空前的商業盛會，全球77個國家蜂擁而至，這成為日本複興的象徵性事件。同樣是在刊登過“麥克阿瑟預言”的《芝加哥論壇報》上，未來學派創始人之一赫爾曼·康教授首次預言，“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二十一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 誰也沒有想到，麥克阿瑟的這句預言在日後竟然成為一個讓人笑出眼淚來的笑話。在戰後的前四年裡，日本經濟曾經陷入物資短缺和通貨膨脹的惡性週期之中，全國船舶的80％被炸沉，工業機械損失34％，戰後前兩年的生產率只有戰時的三分之一，1946年到1949年期間甚至爆發了三位數的通貨膨脹。朝戰爆發後，美軍以日本為戰略錨地，對其進行了巨額的援助，大野健一在《從江戶到平成：解密日本經濟發展之路》一書中寫道，“這場戰爭對日本經濟來說是極大的強心劑，美軍將日本作為補給基地，籌備大批的軍需和非軍需物資，在日本產業界看來，這次機遇可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經經歷過的國外需求激增相媲美。經濟蕭條一掃而光，日本經濟再次呈現出發展的趨勢。到戰爭結束時，通貨膨脹幾乎為零。”時任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百年史》中也透露，美國最初並不支持日本經濟復興。幸運的是，朝鮮戰爭刺激了日本軍需出口，經濟復甦突然間獲得契機。 1951年美國與日本媾和，允許日本重整軍備，構築美日共同防禦體系，無形中又推動了日本經濟持續發展。換句話說，日本戰後經濟起飛緣起於美國地緣政治的博弈。 到1953年，日本國民的生活已超過了戰前水平，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開始進入普通人的家庭，被稱為家庭的“三種神器”，這標誌著日本成為第一個進入了消費革命時代的亞洲國家。與此相伴的是，大量以生產日用電器為主業的日本公司的集體崛起，松下、三洋、豐田、索尼等公司以及他們的領導者松下幸之助、井植熏、豐田喜一郎和盛田昭夫，將成為亞洲商業界最響亮的名字。 另外一個從戰爭中得益的地區是台灣。蔣介石逃遁台灣後，吸取教訓，推動了以“農民獲地，地主得利”為方針的土地改革，它使得台灣的糧食產量從1953到1968年，保持了令人吃驚的、長達16年之久的持續增長。朝戰爆發後，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大陸，重新對蔣介石政權進行援助和扶持，與日本相似，台灣的機械製造業、紡織和麵粉業獲得了發展的機遇。 從1953年開春之後，北方戰事已趨明朗，國內的“三反五反”運動也告結束，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開始專注於經濟建設。這時候。 “老大哥”的手伸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