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企業史人物定縣實驗

1943年5月24日，是偉大的思想啟蒙者尼古拉·哥白尼逝世四百年的紀念日。當日晚間，全球180名傑出的政治家、科學家和教育家聚集在美國紐約市的卡立茲教堂，隆重紀念哥白尼，同時頒布“當今世界上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名單中包括科學家愛因斯坦、哲學家杜威、企業家亨利·福特等人，其中有一個中國人的名字，他叫晏陽初（1890－1990）。 對晏的表揚狀是這樣寫的：“傑出的發明者：將中國幾千文字簡化且容易讀，使書本上的知識開放給以前萬千不識字人的心智。又是他的偉大人民的領導者：應用科學辦法，肥沃他們的田土，增加他們辛勞的果實。”是年11月，當時全球發行量最大的雜誌《讀者文摘》刊登專文介紹晏陽初，內文引用晏的話說，“沒有任何一國能超越其民眾而強盛起來。只有這許多大眾——世界上最豐富的尚未開發資源，經過教育而發展，且受教育而參加他們自己的建設工作，否則將沒有和平可言。”

晏陽初是四川省巴中市人，早年在成都的美國教會中學讀書，23歲時以第一名成績考入香港聖保羅大學（香港大學的前身），按當時規定，他如加入英國國籍，就可獲1600元獎學金，晏婉拒，理由是“這對中國人說來，代價太高了”。三年後的1916年，晏陽初赴美國耶魯大學深造，攻讀政治學與經濟學，後又入普林斯頓大學，獲碩士學位。 就是這位喝了一肚子洋墨水的中國青年，卻在後來的70多年裡把全部生命都獻給了貧窮而苦難的祖國同胞。早在1918年6月，他就飛赴法國戰場，為那裡的華裔勞工服務，替他們寫家信和提供最起碼的醫療服務。他還創辦了一份《駐法華工週報》，在一篇社論中他認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練兵，不是開學，不是開礦，也不是再革命，我們全國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爛心革去，換一個公心。把那老心老腸革去，換一個新心。有新心而後有新人，有新人而後有新社會，有新社會而後有新國家。”

1920年，晏陽初歸國，開始試驗他的“革心”理想，而其下手之處，就是最艱難、最漫長而難出成效的平民教育。他以長沙、煙台、嘉興三地為試點，發起了“除文盲，做新民”的識字運動。 1923年秋，他在古都北平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簡稱“平教總會”），任總幹事。 1929年，晏陽初帶領數十位大學教授、博士舉家遷往貧困地區河北定縣的翟城村，開始了日後非常出名的“定縣實驗”。當時的一家報紙稱：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最宏大的一次知識分子遷往鄉村的運動。清朝時的科舉出身者、大學院長以及許多留洋的博、碩士們不畏艱苦，紛紛離開城裡的職位和舒適的家，來到偏僻農村，尋找中國人民古老落後生活方式的複興途徑。

在定縣，晏陽初等人摸索出一套以教育、生計、衛生、自治為主題的四步方案，提出了治“愚、貧、弱、私”的農村改革理論。晏身住農家，衣著粗布，在黑板上一個字一個字地教農民掃盲，他還親自擔當村保健員，為農民治療沙眼和皮膚病，布種牛痘及猩紅熱預防針。他很深情寫道，“中國的農民負擔向來最重，生活卻最苦：流汗生產是農民，流血抗戰是農民，繳租納糧的還是農民，有什麼'徵'，有什麼'派'也都加諸農民，一切的一切都由農民負擔！但是他們的汗有流完的一天，他們的血有流盡的一日。到了有一天他們負擔不了而倒下來的時候，試問：還有什麼國家？還有什麼民族？所以，今天更迫切的需要培養民力、充實民力的鄉村建設工作。”

晏陽初在定縣紮根十年，興辦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堪稱平民教育與社會改造壯舉的大實驗。平教總會在這裡組織掃盲、改良農作物與畜牧品種、興建劇場與廣播電台、興辦產銷合作社和實驗銀行，還創辦《農民報》、組織同學會與“公民服務團”。 平教總會在定縣實施的衛生保健項目，為中國農村建立公共衛生體系進行了極具開創意義的嘗試。據晏陽初的記錄，他初到定縣時調研發現，全縣無一家合格醫院，220村無任何醫藥，250村只有當地中醫自製自售的土產藥材，每家每年醫藥費平均一元五角，一村所能負擔的衛生基本組織費用一年不過五十元。從這樣的基礎條件出發，平教總會確定了推行農村衛生計劃的三項基本原則，以最經濟的組織，推行最簡單的事業，但須注意透徹實行。先是組織學員到各村展覽、演講、放電影，作預防與診療示範，通過衛生宣傳引起農民的注意與興趣。實行“預防重於治療”的方針，比如針對當地腸胃病與傳染病流行的主因，指導居民改善飲用水質，增加井蓋與圍圈，適時消毒滅菌，以減少病源。從平民學校畢業生中選出男女各一人經過訓練後分別擔任各村診所的護士與公共衛生護士。訓練公立師範學生與平民學校學生，為同學與村民種痘。訓練助產士代替舊式產婆，訓練舊式產婆洗潔手、剪短指甲，改善婦嬰衛生。建立各區保健所，培訓合格醫生。尤為難得的是，平教總會還在鄉村推廣節制生育運動，走訪家庭勸告節育。日後的研究者認定，晏陽初實際上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覆蓋全國城鄉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辦法，這些經驗甚至適用於很多後發展中國家。

晏陽初的試驗，鼓勵了一代知識分子，受其啟迪，北大教授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縣也展開了平教試驗。自晚清、民國以降，中國的知識界和實業界對農村的現代化改造有幾套思路，其中最值得紀念的是晏陽初和費孝通兩位先哲。晏的平教運動以“革心”為主軸，試圖通過國民素質的整體提升以實現消滅貧困的目標，費孝通則在對家鄉蘇南的觀察中得出靈感，認為發展鄉村工業才是擺脫貧窮的捷徑。 “平民教育派”和“鄉村工業派”的理念或有不同，但溫和漸進、反對暴力革命的改良思想卻如出一轍。 抗日戰爭爆發後，華北淪陷，晏陽初輾轉到重慶，創辦鄉村建設學院。這時候，平教總會已發展為中國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NGO組織（非政府組織），全國近百個市縣有它的分會。 194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巴黎舉行首次會議，平教總會的骨幹瞿世英是中國代表之一。該組織在發展中國家推行基本教育的計劃，明顯地受到了晏陽初的啟發，晏本人則受邀擔任特別顧問。 1948年，美國國會在通過“援華法案”時特列“晏陽初條款”，指定以經援經費的十分之一，作平教總會的農村復興活動之用。

1950年，晏陽初移居美國，繼續在亞洲和南美洲地區推廣平民教育，他先後協助菲律賓、泰國、危地馬拉、哥倫比亞、加納等國建立了鄉村改造促進會。 60年代，他在菲律賓創辦國際鄉村改造學院，著重向來自第三世界50多個國家的學員推廣定縣經驗，促進大規模的群眾教育運動。學員把晏的思想同當地文化特點結合起來，回國從事鄉村建設運動，收到了良好效果。 1985年，95歲高齡的晏陽初受邀回國重訪河北定縣和重慶，他興致勃勃地與重慶社會科學院共同擬訂了建立“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 1989年，美國總統布什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辭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他的一生。 “三C”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說：“我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相結合的一個產兒。我確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觀；我是一個傳教士，傳的是平民教育，出發點是仁和愛。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惡習敗俗，去舊創新，卻不主張以暴易暴，殺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聖奧古斯丁說：'在每一個靈魂的深處，都有神聖之物'。人類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晏陽初還說：“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更好的世界，但其確切含義是什麼？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麼？是黃金還是鋼鐵？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談及一個更好的世界時，我們的確切含義是需要素質更好的人民。”

百年以來，中國精英階層對於農村改造的熱誠投入與遠見卓識，無人超過晏陽初。在亞洲地區，“定縣實驗”與孟加拉國“窮人銀行家”尤努斯（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鄉村銀行”是兩個最富創意和成效的實踐。 晏陽初在世之時，從來沒有被稱為“企業家”。不過，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有學者將他這一類的社會活動者定義為“社會企業家”。戴維·伯恩斯坦在《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提出了這個新概念，他認為，相對於“商業企業家”，“社會企業家”是那些為理想驅動、有創造力的個體，他們質疑現狀、開拓新機遇、拒絕放棄，最後要重建一個更好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既有遠大理想又有經營管理幹才的晏陽初無疑是“社會企業家”的典範。

晏陽初以百齡善終，應驗了“仁者壽”的格言。晚年，他的傳記作者吳相湘問他，“長者今已有志竟成，但六十多年中是否也有失敗的地方？”晏沉吟良久，答，“失則有之，敗則未也。” 晏陽初是虔誠的基督徒，他的回答其實應和了《聖經·雅歌》中的這句話：“愛如死之堅強，沉默里有超越一切的持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