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十八章1944年：此消彼長的中國

1944年12月18日，最新一期的美國《時代》周刊以宋子文為封面人物，他的照片下的文字是，“中國的宋子文：通往勝利的道路在峭壁之上。”宋子文的個人聲望在此時達到頂峰。 在兩週前，他剛剛被蔣介石任命為行政院代理院長，此外，他還同時兼任財政部長、外交部長，權力竟更大於他的下台大姐夫。傅斯年對此的評論是，“與其說是宋的人望，毋寧說是對孔的憎恨。” 傅斯年說的一點也不錯，人們將很快發現孔宋原來真是同路人。 自抗戰爆發之後，宋子文一直以蔣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爭取美國人的援助，與他並肩努力的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知識分子胡適和最傑出的銀行家——上海儲蓄銀行的陳光甫，胡適時任駐美大使，陳則被委任為國府貿易委員會中將銜主任委員。他們竭盡所能，奔走斡旋，為國家爭取了最寶貴的金援。胡適自比當時的自己是一個“過河的卒子”，唯有為國拼命往前，1938年10月，他將一張自己的照片送給陳光甫，背面後有自題詩，詩云：“偶有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陳光甫是1934年之後碩果僅存的大銀行家，他之所以“存活”下來，很大的緣因是他在美國政經界的親密人緣。他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私交甚好，被後者認為是惟一值得談判的中方專業人士。早在1936年5月，陳光甫就受國民政府委託，赴美簽署了《中美白銀協定》，確定了中美兩國在國際銀價上的價格同盟，這為控制白銀外流以及鞏固法幣的地位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1938年9月，他再赴華盛頓尋求支持，在半年後以中國桐油為交易物，獲得了2500萬美元的貸款，這筆錢全部換購為軍用車輛、汽油和無線電材料等戰備物資。當時美日還未斷交，所以，羅斯福總統對華援很是謹慎，“桐油計劃”名為商業貸款，實際上幾乎全部用於抗日，因此很多外交家將之視為“羅斯福當局轉變東亞政策，開始實施遏制日本的第一步。”日人果然向美方提出嚴厲的抗議，並封鎖桐油運輸幹線，陳光甫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1939年12月6日，他再訪摩根索苦懇長談，後者表示十分為難。這時，陳光甫告訴摩根索，今天是他59歲的生日，如果能夠得到些許的允諾，實在是最好的生日禮物，摩根索聽後大為感動。 1940年4月，美國終於答應再給2000萬美元貸款，中方以雲南錫礦為代價。陳光甫為了桐油和滇錫能按期運抵美國，還頂著日軍轟炸危險親自赴前線考察中緬公路。

弱國無外交，陳光甫以銀行家的身份為國周旋，其艱難辛酸可以想見，他曾在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心境：“餘在此接洽事宜，幾如賭徒場中擲注。日日揣度對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閒忙之情境，窺伺良久，揣度機會已到，乃擬就彼方所中聽之語詞，迅速進言，籍以維持好感。自1938年9月以來，無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蓋自知所擲之注，與國運有關。”胡適也在1939年的一篇日記中評價他的這位好友：“光甫辦銀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別人的臉孔，此次為國家的事，擺脫一切，天天仰面求人，事事總想不得罪美國財政部，這是他最大的忠誠，最苦的犧牲，我很佩服他這種忠心。” 跟胡適、陳光甫一樣，沖在最前面的宋子文自然也是使出了全部的解數。 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接洽援華事宜。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對他當時在美國的遊說活動這樣評述：“宋子文是他那個時代最不知難堪、不怕疲倦的遊說家。他運用了一切可以想像的接近羅斯福總統的渠道，這些人被他的令人難忘的說服力所打動，答應把他關於各種形勢無可挽救的信件轉交給羅斯福總統。”1940年10月，中美簽署2500萬美元的“鎢砂借款”，在1941年2月4日又簽署5000萬美元的“金屬借款”。在宋子文等人的奔走下，羅斯福正式發表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的聲明，同時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宋子文與美方達成軍事援華的三個重點：第一，由美國提供訓練與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第二，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第三，幫助中國建設滇緬鐵路和公路，並提供運輸車輛等。宋子文的外交努力還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英美列強把中國當成亞洲最重要的盟友和大國，1943年11月，蔣介石赴開羅出席美、英、中三國首腦會議，與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並坐論政，因此被國際輿論視為世界級領袖。

整個八年抗戰期間，中國獲得美國借款8次，共7.478億美元及大量物資援助——據《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的資料顯示，美國在戰時約向中國提供了價值35億美元的物資，這為抗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子文、胡適及陳光甫的遊說之功，實不可沒。因此，《時代》周刊在那期封面報導中讚許說，“亞洲人紛紛談論起宋子文，說他是亞洲的最有前途和最能幹的、也是脾氣最暴躁的政治家。”這家與宋子文私交甚密、影響巨大的刊物——《時代》的創辦人亨利·盧斯是宋子文最好的美國密友——甚至將他比做“中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它描述說，“作為財政的監管者和對賄賂的堅決反對者，宋子文對眾多衣著華貴的官員十分反感，氣惱地打翻過數不清的茶杯。他對託人說情和當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歡坦率交談，盡量減少繁文縟節。他具有美國人講究效率的理念。”

這一切，無疑為蔣介石“以宋替孔”創造了很好的輿論環境。 還有一個需要記錄的細節是，宋子文在人格上對蔣介石的“投降”。自1932年辭任行政院副院長之後，蔣宋的個人關係一直很冷淡，1943年底，宋子文的機要秘書鄧勉仁因為走私被判處死刑。宋向蔣說情當場遭拒，場面十分尷尬。宋問計於外交部次長吳國楨，吳推薦“才子”陳芷町代他寫悔過書，這篇“陳情表”很有一點功夫，其中一句話是“文與鈞座，情同骨肉，誼實君臣”，據說蔣介石讀信至此，頗為愉悅，雙方的齟齬一時煙消。 不過，《時代》周刊的讚嘆之詞，是正在發生的事實的陽光一面。宋子文還是過去十多年來我們所熟悉的那個大官商，在忙碌國事的同時，他一點也沒有耽誤自己的斂財事業，在這方面，他同樣具有超人的效率。

那些援華美金成了宋子文等人倒賣外彙的重要資源，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書中描述了倒賣的細節：“外匯進入中國是按20元法幣換一美元的官方匯率兌換的，而物價及服務費則是由黑市確定的。一美元在重慶黑市上可以換取法幣3225元。按官方匯聚，一包美國煙在重慶值5美元，但在黑市上，五美元可以買162包。因此，用於救濟中國的上千萬捐款，按官方匯價兌換後就幾乎沒有什麼價值了。按照匯價，在中國建一個公共廁所要花一萬美元，這就是重慶式的笑話。但中國的官員們把救濟金拿到黑市上去倒賣而大發橫財，就不是開玩笑的事了。” 除了在黑市大肆倒賣美金之外，美國援華的相當部分是以物資援助的方式展開的，這也成為宋氏賺錢的好渠道。宋子文和他的兩個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在美國成立了“環球貿易公司”和“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它們承擔了處理物品採購和起運的業務，宋氏兄弟在這中間上下其手，中飽私囊，手段之黑暗無以復加。很多物資到華後就由他們控制的貿易公司轉入黑市銷售，有不少甚至沒有離開美國就已經被倒賣了。西格雷夫描述說，“西南運輸公司擁有600輛卡車裝運租借物資，物資到達中國，有時不出兩小時就出現在黑市上出售，有時候，物資索性不再出現。”他還引用一位英國外交官的推測認為，“宋氏兄弟把幾十億美元轉入自己的腰包，許多錢根本沒有離開美國。”

宋氏兄弟另外一個重要的發財生意是，與孔祥熙一起控制了大後方通往境外的惟一運輸線。自戰事爆發後，香港成為中國南部僅存的海運港口，國民政府在這裡設立了兩個運輸機構，一個是軍事委員會轄下的西南物資運輸處（對外以西南運輸公司的名義運作），總經理是宋子良，另一個是中央信託局運輸處，負責人是孔祥熙的長子、時任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的孔令侃。這兩個機構控制了國內外各地通往大後方的所有運輸業務。太平洋戰爭之後，香港淪陷，孔宋轉而開闢了滇緬公路運輸線。抗戰八年，這兩個壟斷性的運輸公司承擔所有流通業務，無論是公私貿易還是非法走私，都是雁過拔毛，賺到手軟。孔宋甚至因為分贓不均而鬧到翻臉殺人，1942年，宋子良與蔣介石的表弟俞飛鵬聯起手來，宣布由西南運輸公司統一節制滇緬公路上的所有運輸業務，孔令侃當然不服，偷偷把一批價值3000萬元的走私物資運到了重慶。俞向蔣表哥哭訴，孔令侃手下的經理林世良被抓起來，判了死刑。孔宋一時撕破了臉。

宋氏兄弟鯨吞美援的手段極為隱蔽，但還是被外界察覺。早在1942年，美國財政部就開始秘密調查宋氏在美國的財務狀況，這年2月11日，宋以外交部公文的方式給胡適下了一個很奇怪的命令：“請求美國財政部通過國務院不要凍結我在下列銀行的帳目……”其中所列六家銀行，就是他洗錢的渠道，胡適對此大為光火，卻也無可奈何。 1943年1月，美國駐中國的觀察員傑克·謝偉思在給聯邦調查局的報告中指出：宋氏三兄弟“一直是釣魚狂，他們一切行動都是受其聚斂錢財的慾望所驅使……他們正在進行一個詐騙中國人民的巨大陰謀——騙取中國人通過《租借法案》所應正常收到的物資，並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錢財轉移給宋氏家族。” 在當上行政院院長之後，宋子文對振興大後方經濟的興趣一直提不起來，這位金融家對發展實業從來不放在眼裡。曾經當過國民政府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的戴銘禮在口述回憶錄中講了這麼一個細節：有一次，經濟部提出了一個投資興建電爐的項目，報到宋子文處後，他說，“中國要什麼東西，一個電報打到美國，一兩個月就可以運到，比什麼都方便。”這個計劃就此告吹。

在戰時的大後方，所有崇尚自由市場精神的企業家們都已奄奄一息，淪為了官商資本集團下的“小伙計”。此時，惟存一支“孤軍”還有一定的話語力量，他們就是孤懸海外、尚不為政府所控制的華僑富商們。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嘉庚率領的南僑回國慰問團一行五十人，乘飛機降落在重慶珊瑚壩機場。抗戰期間，華僑的無私捐獻是除了美援之外的、最重要的外援。當時，國民政府為支撐財政不斷發行救國公債，國內民眾雖出全力卻自救不暇，1940年的公債認購僅得800萬元，幾乎杯水車薪。在這樣的情形下，華僑成為被寄予厚望的一個群體，從1937年至1942年間，南洋華僑認購公債達11億元，可謂居功闕偉。而在南洋諸國日夜奔波、總其事者，就是67歲的陳嘉庚。此次，慰問團冒著被日機擊落的危險歸國，當然是大大激勵國民士氣，當日，200多個團體的上千人到機場熱烈迎接。

慰問團抵重慶後，自蔣介石以降所有的黨國政要紛紛宴請。誰料，正是這份熱情讓陳嘉庚的擔憂一日盛過一日，他在這裡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昇平，官貪將驕、民不聊生。 慰問團一行下榻的是當時重慶最豪華的飯店嘉陵賓館，有人告訴陳嘉庚，這是孔祥熙的私人財產，他十分驚訝不敢相信，在孔祥熙前來拜訪時，他當場問及真假，孔坦然承認，陳嘉庚在當晚日記中寫道，“餘至此深訝我國政治，與外國相差甚遠。英國政府公務員，不但不得私設營業，亦不得買賣公司股份，雖地皮業產，銀行及政府債券亦然，防弊甚嚴，違者立即開革科罰……”陳氏的這段感慨很耐人深思，自李鴻章、盛宣懷辦洋務以來，官商身份糾纏，國事私事不分，一直是眾所周知的積弊，這也是中國改革常常變型和倒退的重要根源之一，傅斯年等人“打孔”，大多在人格和道德上展開，卻很少有人從制度層面上進行反思並實施杜絕。唯有像陳嘉庚這種在英美製度下熏陶日久的人，才會深及於此。可惜的是，百年以來，這種狀況一直沒有得到堅決的杜絕。

陳嘉庚在重慶60多天，無日不被邀請赴宴，常常一天要趕兩場，因而有“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之感嘆。有一次，去參觀成都武侯祠，卻看到旁邊正在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劉湘建造碩大的墳墓。他很天真地問，“試問劉湘後人款自何來，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無人敢應。他還聽說，四川農民的錢糧稅竟已經徵收到了民國70年（1981年），不由大為咋舌。在參加全國經濟學社的年會上，陳嘉庚做演講，對國內政局表達了憂慮，“光復之後，軍閥劣紳，土豪盜匪，欺凌搶劫，甚於滿清，華僑幾於視家鄉為畏途，空身回省廬墓尚不自安，奚敢言及投資祖國哉？”在他演講之後，經濟學家馬寅初上台繼續控訴，“現國家不幸遭強敵侵略，危險萬狀。而保管外匯之人，尚逃走外匯，不顧大局，盜竊外幣，貪利無厭，增加獲利五七千萬元……”坐在陳嘉庚旁邊的四川平民銀行總經理周季梅悄悄對陳嘉庚說，“這種話除了馬寅初，已無人敢說。” 在大後方觀察近2個月後，陳嘉庚的笑容日漸消失，最後竟心事重重，他在後來出版的《南洋回憶錄》中寫道，“那些國民黨中央委員，都是身居要職，但都假公濟私，貪污舞弊，生活奢華。那些人都是四五十歲，既不能做好事，又不會早死，他們至少還要屍位二三十年，中國的救星不知在哪裡？即使出世了。或者還在學校讀書，恐怕還要三幾十年才能出來擔當國家大事，國家前途深可憂慮。”正是在失望之下，陳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 5月底，他輾轉抵達陝西延安。 他受到了與重慶一樣熱烈的歡迎，自毛澤東以降的中共高層全數接待了慰問團。當時國內外輿論對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部隊很感好奇與神秘，所謂“共產共妻”的傳言並不罕聞。陳嘉庚在延安參觀了七天，他看得十分細緻，特別是關於商業的部分。 延安城外一里路，有一條百米長的小街，當地軍民稱它為“新市場”，是惟一的商業街。陳嘉庚專門前往觀察。這裡有百多家商舖，還有一家照相館，土特產不少而工業品奇缺。陳嘉庚問一個店主，“政府有沒有存貨公賣？”答，“沒有，都是我們自行經營的。”又問，“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資本？”答，“大商店很少，聽說有十萬和二三十萬的，大多是收買土產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後，陳嘉庚遇到從南洋歸國投奔延安的女學生，又悄悄問，“這裡有沒有國家經營的店鋪？”女學生答，“沒有國營的，所有的店鋪都是民營的。” 正是經過這樣的觀察，南洋僑商一行對共產黨的觀感為之大改。最讓陳嘉庚感慨的是，延安軍民的親密融洽，他親眼看到總司令朱德雜坐在勤務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咽地吃同樣的雜糧。他與毛澤東閒聊南洋趣聞時，很多人都跑來圍聽，頃刻座位告滿，有一位勤務兵就往毛澤東所坐的長板凳上擠，毛回頭看他一看，把自己的身子移開一些，讓他的屁股坐了下來。這些細節讓人印象深刻，恰與重慶的官氣森嚴形成了鮮明對照。客觀的說，19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形成自己的經濟政策，因為身處在野，沒有任何的包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經濟關係均十分簡單和原始。也正是這種清明簡快的狀態，使很多到過延安的人頓時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後，陳嘉庚對國共兩黨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隨即發動捐獻了一批藥品和醫用器材運到延安。而他在大陸做的最後一個事情，就是帶頭驅趕了家鄉福建省的國民黨大員。 當時的福建省主席是蔣介石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時的同學陳儀，他在福建大搞“統制經濟”，分別組建了企業公司、貿易公司和運輸公司三大國營企業，壟斷全省經濟的命脈，為他操持運作的則是辛亥先烈徐錫麟的侄子徐學禹，他身兼三大公司董事長、福建省銀行董事長等十二個職務，儼然是福建版本的孔祥熙。在陳、徐的治理下，福建財經十分蕭條和紊亂，據陳嘉庚的記載，貨物“平時商家自行僱運三四天可到者，統制機關代運六十天尚未交到”，結果是運費倍增，貨物則損壞腐爛嚴重，物價暴漲。如涵江出產的蝦米，每擔成本170元，運到泉州可賣至400元，民間運輸三天，國營的運輸公司兩個月才能到，蝦米大半臭壞。南靖盛產木材，自由運輸前每百斤運費0.25元，統運後漲到1.05元，而且運轉遲滯，南靖木材堆積如山，而幾十公里外的漳州城則柴價高昂。泉州米價由每市斤（13兩）一元升至60多元。政府壟斷閩江運輸，還在陸地設立眾多檢查所，百姓攜帶20斤米入城，即遭查禁沒收。福州城外設立了12處檢查所，帶10斤米立即拘捕。當商脈被牢牢掐死後，官僚資本頓時應運而旺，“公務人員與奸商大發財利，多則百餘萬，少者數十萬元。”而福建百姓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福州通往蒼前山有一閩江大橋，統制運輸後，很多百姓跳江自殺，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屍體被撈起。陳、徐等人還控制言論，對任何負面報導均予查禁。 陳嘉庚目睹慘狀怒不能遏，他分別給蔣介石和陳儀寫信，懇請“迅速下令撤銷統制，免貧苦人民數十百萬人，飢餓疾病死亡之慘。”陳儀的答復是，“戰爭時代運輸必須政府統制，此乃各國通例，惟不識政治之人故有反對。”蔣則回電曰，“閩省田賦系中央意旨。閩事可電我知，切勿外揚。”陳嘉庚徹底絕望，他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處就大聲疾呼，號召各地的商會、同鄉會一起抗爭，陳儀暗令福建媒體絕不能刊登陳嘉庚的“反動言論”，陳就自費印刷了“陳儀禍閩”的罪狀紙在東南和西南各省廣為散發，回到南洋後，他又將罪狀紙裝訂成冊，印刷上千份投遞到國內政界的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戰區司令長官以及南洋各報館、福建同鄉會手上。 1941年1月，在中華總商會組織的全新加坡閩僑大會上，他再次上台控訴陳徐禍閩的十二條罪狀。 正是在這種不要命般的攻擊下，時任民國政府主席林森將陳嘉庚的投訴交給行政院提案討論，國民參政會也有議員簽名提案，院會組成一個五人委員會到福建調查。 4月，日軍進攻福建長樂，陳儀不戰而逃，福州很快淪陷，蔣介石不得不免了陳儀的省政府主席一職，徐學禹也被調離。 “驅陳救閩”一事，是企業家階層在整個1940年代最有標誌意義的議政行動，而且幾乎是惟一成功的一次。陳嘉庚因身份特殊而僥倖“慘勝”，不過，他與國民黨的緣分也斷絕於此，蔣介石對他再不理睬，甚至還暗中派人阻擾他連任南洋華僑總會主席。陳在回憶錄中酸楚地寫道，“因救閩事生惡感，不意深恨見絕若此也。” 就當陳嘉庚在福建驅趕陳儀的時候，在中原地區爆發了一場大饑荒。 從1941年起，河南省開始出現旱情，農作物收成大減，到第二年，旱情持續不緩，爆發了罕見的“中原大饑荒”，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全被吃光，出現“人相食”的慘狀，河南、河北共500萬人死亡，慘絕人寰。 白修德是當時美國《時代》周刊的駐華記者，他在報導中詳盡描述了當時河南發生的種種慘狀。在從潼關到洛陽的路上，他看到大批饑民處於生命垂危之中，還“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殭屍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他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裡掏出屍體並撕咬著上面的肉。”然而，到了鄭州後，白修德卻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省政府官員們花天酒地的生活。在熱情接待他的宴席中，就有各種高檔菜餚。白修德在他的報導中稱：在一個“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的年代，這是他“吃過的最好宴席之一。”因而，白修德認定：災害固然是大自然所造成，但導致老百姓大量死亡的卻是政府及其官員們的腐敗和失職。 另外一個也到災區採訪過的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與白修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論。他在《中國震撼世界》一書中寫到，“每天走在路上，但見原野空曠，土地荒蕪，十室九空，殘破不堪，十分淒涼。當時許多地方的旱情並不很嚴重，所以我很奇怪，為什麼土地會如此荒廢。農民告訴我，他們背井離鄉去逃荒，是因為國民黨稅吏、蔣軍徵糧官橫徵暴斂，田賦超過了實際的產量，既然全部勞動果實都要被搶走，交不出捐稅還要挨打坐牢，誰還種地呢？農民在官府衙門外的田野裡掘野菜草根果腹，而我卻在一個又一個國民黨將領的筵席上受到山珍海味的招待，不禁感到十分羞愧。” 傑克·貝爾登還同時進行了對比，“華北共產黨區的氣候同樣惡劣，同樣缺雨，卻沒有死這麼多人。此中的差別在哪裡？為什麼這邊的人挨餓，而那邊的人卻有飯吃？”他得出的結論是，“蔣管區的人民並不是因為老天爺不下雨而死的，他們是被捐稅逼死的。”他甚至舉到了一個十分極端的例子，“1942年，日軍打到豫北的時候，成千上萬的農民配合民族敵人攻擊湯恩伯的部隊，這是很可以理解的。為什麼這麼干呢？難道日軍會比蔣軍更壞嗎？”（抗戰初期，國民黨將領湯恩伯據守河南抗擊日軍，屢有戰功，卻也擾民甚重，被河南人並列為“水、旱、蝗、湯”四害之一。因重稅暴斂而造成民變的事件在抗戰時並不僅見，《劍橋中國史》記載：“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傑克回到重慶後，據實寫出了報導，而重慶政府的國際宣傳局卻以“消息不符”為由，扣下了他的稿子。 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對“中原大饑荒”的反思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課題。獲得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此案，證明“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均，即對人們權利的剝奪。”他以大量資料和經驗研究論證，現代以來雖然飢荒與自然災害有密切關係，但客觀因素往往只起引發或加劇作用，權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論自由的缺乏、政治體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劇貧困和飢餓、導致大規模死亡的飢荒發生的主要原因，在糧食問題的後面是權利關係和製度安排問題。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開，公眾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進行公開討論，大眾才有可能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弱勢群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錯誤決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糾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沒有重大災害的承平時期，人們對民主的作用和意義往往並不在意；或許只有面對災害的嚴重後果，人們才能意識到民主的重要。阿馬蒂亞·森的觀察，適用於近當代中國的幾次大饑荒，從1942年的“中原大饑荒”到我們將在後面講述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59年－1961年）。 與國統區的混亂和悲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共產黨治理地區的清明景象。 1942年，在目睹了“中原大饑荒”之後，傑克·貝爾登輾轉來到共產黨統治的西北，他看到了另外一個中國，軍隊紀律嚴明，官員清貧精幹，民眾安居樂業。他採訪了剛剛當選為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兼財政廳廳長的共產黨幹部戎伍勝（1906－1999，又名戎子和）。 在訪問戎伍勝之前，傑克帶著很深的疑惑。與蔣統區和汪統區相比，延安的工業狀況只能用原始來形容，用傑克的話說，“邊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業是在家庭里辦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農家織的”。這裡幾乎沒有一家現代企業，惟一稍稍像樣點的工廠是位於延安以北90裡的安塞縣茶坊機器廠，它在一個隱蔽的石洞裡，這裡的十來台機床是一個叫沈鴻的工程師在1938年從上海偷運來的，沈因此被毛澤東讚許為“延安工業之父”。 傑克如實地寫到，“在這個落後的地區，若不依靠多印鈔票，多收捐稅，又如何能籌款支援戰爭。這是一個大問題。”他看到，戎伍勝的財政廳一共只有16個人，但是卻進行著編制預算、徵收賦稅、發放農業貸款、發行貨幣、指導銀行業務等多項工作，控制著三千萬人口的財政事務。而戎的財政知識僅限於過去在省城學校裡所學的、現在幾乎忘光了的那一點經濟學課程，他從未管過一家大銀行或一家大商號。傑克問，“你是怎樣做這個工作的？” 戎伍勝——他在建國後的1958年擔任過財政部代部長——的回答是，“我也想弄明白這個問題呢。”據他的介紹，邊區的年度收入中，70％來自田賦，10％來自工商業稅，5％來自商品出售和關稅，其餘的來自菸酒稅、公營事業收入和印花稅。而支出部分，50％用於軍費，20％用於政府人員薪俸和行政支出，10％用於教育，8％用於工業建設，5％用於公共保健，4％用於司法公案，剩餘的留作儲備。 傑克又問，“僅靠那麼點收入怎麼打仗？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們一定是靠沒收地主的財產來支持這場戰爭吧。”戎伍勝笑了，“不，那是當年紅軍在蘇區用的辦法，我們能夠靠這麼小的預算來進行戰爭，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戎伍勝的原因有如下五條：第一，大多數在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願來的，大家都能幾乎不要任何報酬而工作，有一點吃的就行了。第二，我們的政府很精幹，我們沒有臃腫的官僚機構，負擔小，開支和捐稅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們全體人員從政府乾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職工作以外，還必須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第四，我們不像國民黨那樣，不因貪污受賄、營私舞弊而損失巨額金錢，貪污幾乎是不可能的。還有，我們是在為一種理想而鬥爭，這一條是最重要的。要是我們從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腐化的社會跑出來，到這裡又搞那一套，那有什麼意思呢？ 傑克接著提出自己的疑問，既然幹部那麼少，徵稅時一定碰到不少困難吧。難道老百姓不以謊報收入來欺騙政府嗎？戎伍勝答，“當然啦，一開始我們發現許多農民少報田畝，工商業主則少報利潤。因為稅務稽查人員太少，我們就用簡單的民主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各村每年要開一兩次民主評議會，自耕農、佃農、地主都必須在會上自報自己的收入。開會時，村里的評議員就站在群眾當中，分別向每一個農民詢問其產量，對方回答後，他就向其鄰居問道，報的對不對。由於村里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細，所以如果報的不對，當場就能加以糾正。對企業主和商販的辦法也類似，把他們召集起來，自報贏利。這個辦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無需龐大的稅務機構，也不會損失太多的稅款。” 傑克在邊區親眼看到的情況是，這裡的農民一般只向政府繳納其收成的8－15％，而在國統區，佃戶要繳50－90％的田賦，另外還被迫繳納多如牛毛的各種雜捐。傑克寫道，“這並不是哪一個邊區官員告訴我的，而完全是我親自觀察到的。令人有些難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婦女和兒童經過簸篩把最飽滿的糧食交給政府。有些人家把鄰居請來鑑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糧食，如果鄰居說糧食的成色還不夠好，他們就再簸篩一遍。”傑克還看到，“農民被徵去修路，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拖拉機耕出來的地裡集體播種，出大車騾馬運輸公糧、開墾荒地以及為各種公共工程出力。我覺得他們為共產黨出的工可能比在國統區為國民黨官員出的共多一些。但是，這種攤派同國民黨地區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勞役總是為了公益，而不是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二，沒有人因為服勞役而變窮，所有人都是平均分攤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農民認為這種攤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於農民是不是被宣傳愚弄了，那就請道德家們去研究吧。” 傑克還饒有興趣地描述了邊區的銀行。他說，“我在解放區看到的一種最奇特的事業就是銀行。那裡的銀行是在極原始的條件下營業的，其經營辦法之簡單，會使西方銀行家們為之瞠目。” 共產黨部隊的銀行是從放款的合作社開始的，1938年前後，在一些鞏固的根據地創辦了銀行，一開始，它並沒有得到人民的信任。有一家在山西上黨地區（今長治、晉城市）創辦的上黨銀行，因為諧音被稱為“上當銀行”，所以遭到不少人的嘲笑和拒絕，國民黨的政府和部隊更是把它妖魔化。傑克·貝爾登講述了一個他聽來的故事，國民黨部隊禁止士兵使用上黨票，長官命令士兵用它擦屁股，有一個模范士兵，嚴格執行了這個命令，當真用一張五元錢的上黨票擦了屁股。後來，他到一個小鎮的鋪子裡買香煙，掏出一張十元的法幣給老闆，使他大為驚訝的是，老闆沒有法幣小票而對他說，“我只能找你上黨票。”這位儉省的士兵什麼都不想丟，就回去撿起自己那張擦過屁股的五元上黨票，細心地洗乾淨，拿到那個鋪子去花了。傑克記錄道，後來，那裡的人就流傳說，上黨票擦了屁股還能買東西，那一定真頂用。 1941年，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成立，上黨銀行等幾家地區銀行合併為“冀南銀行”，它有權發行鈔票，因此具有“中央銀行”的地位。從流傳後世的冀南票可見，它的紙質很劣，印製粗糙，有很多鈔票流通不久就磨損嚴重，連票面數額都無法辨認。當地工農多不識字，常常把半張一元法幣與半張兩元冀南票黏在一起，銀行碰到這樣的票子，就按一元五角收兌。因為這種政策，冀南票的信用漸漸提高。 冀南銀行為了支持自己的鈔票，也需儲存相當的黃金白銀為儲備金。對於時常處在游擊狀態的邊區政府來說，保衛這些金銀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戎伍勝為此傷透了腦筋。他對傑克說，“我本人主張把金銀埋到偏僻的山頂上，埋藏金銀的行動是秘密的，而且只能在夜間進行，經過驢騾的長途馱運，才到達埋藏點，承擔這項任務需要三位可靠的銀行經理、出納和一個黨員，他們要把地點牢牢默記在心而不能留下任何字據。”聽了戎的這種描述，傑克因此把邊區的銀行戲稱為“月光下的銀行”，他問，“只有這三個人知道銀行的財寶在何處埋藏，如果他們被殺了怎麼辦？”戎答，“如果三個人都死了，財寶就等於丟掉了。”一直到1949年內戰結束，冀南銀行只丟掉過一筆1500兩銀子，原因是兩個人犧牲了，活著的那個把確切的地點忘掉了。 透過陳嘉庚、白修德以及傑克·貝爾登等人的經歷以及目擊素描，大抵可以看到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的表現，以及後者得到民眾——特別是農民擁護的原因，它與國民黨政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是日後它們各自結局的根源所在。 戰爭進入到1944年，局勢日漸明朗，德意日軸心國敗象漸現。 在中國戰區，國共軍隊牽制了100多萬的日本軍隊。地處西北的共產黨儘管實力弱小，但是卻已經積聚起逐鹿天下的雄心，國民黨的腐敗成為共產黨人崛起的最大的政治資本。 1944年3月19日，著名文學家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甲申三百年祭》，三百年前的這一天，農民武裝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煤山，明朝滅亡。郭在文中寫道，“其實崇禎這位皇帝倒是很有問題的。他彷彿是很想有為，然而他的辦法始終是沿走著錯誤的路徑。他在初即位的時候，曾經發揮了他的”？當機獨斷“除去了魏忠賢與客氏，是他最有光輝的時期。但一轉眼間依賴宦官，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熟悉中國國事的人，都知道他諷指的“今日崇禎”是為何人，國民黨的《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對郭文大加抨擊。而延安的毛澤東則號召全黨學習該文，思考如何避免李自成式的“勝利後的驕敗”。兩黨之明暗，識者一目了然。 4月，日軍做困獸掙扎，發動“一號作戰計劃”，先是進擊河南，繼而攻陷長沙、圍獵衡陽、佔領桂林，兵鋒直指貴陽和重慶，國軍損失慘重，蔣介石召開秘密會議，一度想放棄重慶，把政府遷往甘肅西昌。這幾乎是抗戰八年最凶險的時刻。然而，天佑中國，到年底，麥克阿瑟率領的美軍在太平洋海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日軍被迫停止前進，終於成強弩之末。 1945年4月30日，盟軍攻陷柏林，希特勒自殺，德國投降。 8月6日和9日，美國向日本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 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150萬蘇聯紅軍分三路向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起進攻。 8月15日，就在宋子文當上行政院院長的3個月後，日本在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簽定無條件投降，至此歷時8年的全面抗戰取得了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意味著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的重建。在過去兩百年裡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國”英國終於讓出了第一強國的地位，新崛起的美國和蘇聯取代了它的地位，而形同水火的意識形態對立讓這兩個國家各自為營，世界迅速進入兩強對立的冷戰年代，這一狀態將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 （戰後，很多英屬殖民地紛紛謀求獨立，1947年6月，英國將印度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地，同年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獨立。） 對全球經濟而言，戰後最重要的事件有兩個。 第一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確立，早在戰爭即將結束的1944年，同盟國就開始討論戰後經濟重建的命題，7月，44個國家的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戰後的1945年12月底，22個國家簽署《布雷頓森林協定》。這個協定最重要的結論是，確立了美元與黃金的對價關係，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鉤，從此，美元替代英鎊成為新的國際儲備貨幣——這也是“美金”這個名詞的由來。此外，成立了三個國際性的經濟組織，它們就是日後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關稅貿易總協定組織，其中，前兩個機構的總部均在美國紐約。戰敗的德國被分裂成西德、東德，（二戰之後，德國首都柏林被一分為二，1961年8月，東德政府在分界線上築起了一道“柏林牆”，它成為冷戰最著名的標誌。1990年10月3日，德國重新統一，柏林牆被拆除。至此，美蘇對抗的時代結束。）日本則從廢墟中重新起步，這兩個國家將在30年後重新回到世界經濟強國的序列之中。 第二個重大事件是“馬歇爾計劃”（又稱“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的提出和實施，這個戰後最大的經濟重建計劃啟動於1947年7月，美國以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向西歐各國提供130億美元的援助。這個計劃既拉動了歐洲的複興，又讓美國在戰爭時期形成的以武器製造為目標的重工業產業得以向民用領域轉型。 “馬歇爾計劃”還消除——或者說減弱了歷史上長期存在於西歐各國之間的關稅及貿易壁壘，因此也被認為是促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經濟學界，一個人的去世和一個人的“到來”，同樣充滿了寓意性。 1946年4月，當世最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落寞中去世，儘管他創立的“凱恩斯主義”統治了世界，但是他的祖國卻正在沒落。在離世前的一年多里，他一直試圖捍衛英國的戰後利益，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他反對美元與黃金掛鉤，因而提出了超主權貨幣Bancor（世界貨幣）的主張，這個方案不出意外地遭到了美國人的嘲笑和否決。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終於無法阻擋一個偉大帝國的誕生。 也是在1946年，37歲的美國諮詢公司顧問彼得·德魯克（1909－2005）出版了讓他名留青史的著作《公司的概念》，這是他對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進行了18個月的調研後寫成的，在書中，德魯克首次提出“組織”的概念，他建議企業應該培養“有管理能力”的、有“責任感”的工人和一個“自我管理的工廠社區”。德魯克日後被認定為現代管理學的奠基人，是“大師中的大師”，他所代表的美國式管理思想從此將取代亞當·斯密和凱恩斯，成為新的流行風尚。 在過去的八年時間裡，中國的經濟建設被徹底打斷，全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1500萬到2000萬，難民總數超過6500萬人，75％的工商業城市陷於戰火。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躍提供的數據，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遭受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620億美元，間接損失5000億美元，延緩中國現代化進程可能達半個世紀之久。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則計算道，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裡，按1937年的幣值計算，日本侵略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掠奪煤炭5.86億噸，木材1億立方米。外資在華損失約為8億美元。 當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聲音從電台里傳來的時候，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極而泣。這是一場猝不及防的勝利，人們在漫長的黑暗絕望中突然看到了和平的刺眼曙光。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現實卻比夢想要殘酷一萬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