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企業史人物李氏難題

1942年11月，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從倫敦出發，長途旅行四個月，由昆明輾轉抵達陪都重慶，他的身份是“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這是一個四肢發達、長得十分英俊的英國劍橋大學的生化學家，他對中國的興趣以及一口生硬的、“帶南京普通話腔”的中文，來自於他的學生兼中國情人魯桂珍小姐的培育——他們在1989年才結為夫妻，當時，李約瑟89歲，魯小姐85歲。 年輕的生化學家李約瑟同時是英國工黨黨員，他很熱衷於參加各類政治活動，是一個熱血沸騰的左翼青年。他很嚮往東方的革命，同時又對中國的文化十分好奇，有一次，他問三位前來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我只見中國人來英國留學，沒聽說歐洲人去東方學習，是不是你們中國沒有科學？”被問及的學生告訴他，中國的天文學家張衡觀測氣象的“相風銅鳥”比歐洲的“候風鳥”早了1000年，中國醫生華佗早在1700年前就發明了“麻沸散”和懂得如何切除闌尾炎，而1400年前數學家祖沖之就把圓周率的值給計算了出來，這又比歐洲人早了整整1000年。這次對話是李約瑟對中國真正產生興趣的開始。 1940年，李約瑟起草了一份《劍橋宣言》，表達了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以及希望促進歐洲與中國的文化和科技交流，這篇《宣言》寄達中國後，很是鼓舞了戰時的中國政府和知識界。這也最終促成了他的中國之行。

從1943年到1946年，李約瑟先後在中國做了十一次的長途考察，路程長達3萬里左右。他在一篇以第三人稱撰寫的自傳性文章《一個名譽道家的成長》中寫道，“在那個十分混亂的時期，中國人十分忙碌、貧困及散漫，無暇注意閒逛的外國人。因此他能獨自闖入往往是廢棄的孔廟、僧院、道觀，充分欣賞古樹叢中和荒園里傳統建築的壯麗景色。他自由地體驗了中國家庭和市集的生活，親眼看到了一個社會在崩潰中等待著即將來臨的黎明時所經受的苦難。”李約瑟形容自己是一個“聖誕老人”，一次次把試管、放大鏡、小型發電機、望遠鏡及科學實驗用的各種化學藥物分送給隱蔽在西部的、條件十分惡劣的中國科學家們。他還在敦煌發現了第一本印刷的《金剛經》，在地震後的都江堰見識了中國古代水利工程的精妙先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他提出了一個日後十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據他的觀察，16世紀之前的中國是世界上科技最先進的國家，中國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表明出版日期的圖書，在公元1088年，發明了“磁力導向”的指南針，在公元1161年發明了能夠拋出炸彈的投石機，管子對月亮週期的潮汐現象與亞里斯多德的觀察完全一致。可是，李約瑟的疑惑是：“為何中國在科技發展上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竟出現於西方而不是中國？在最近的數百年裡，中國的科技會如何的停滯不前，以至於成了一個倍受欺辱的衰老帝國的？” 這個“難題”改變了李約瑟的此後人生，他從一個生化學家成為了舉世聞名的中國科學史專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七卷。在西方的學術世界，他與美國人費正清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兩座讓人仰止的高峰。

李約瑟在研究中發現，由於中國關於技術的發明主要起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這許多技術發明的後面，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那個特殊精神，即長期而係統地，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並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系統科學。 李約瑟把西方科學界所形成的“現代科學”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發展出來的“科學”則像眾多河流，最後都歸宿於此大海，他並且引用了“百川朝宗於海”這一生動成語來比喻此現象。很顯然，他將“科學”從文化的整體脈絡中抽離了出來，作為一種特殊的事象來處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認為中國和西方的科學傳統走的是同一條路，今天已匯聚在“現代科學”之中。李約瑟相信，中國科學的“殊途”並不妨礙將來“同歸”於“現代科學”。

李約瑟還從政治制度的層面對中國科學的落後進行了審視。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中央集權超過2000年的國家，自秦統一六國之後，就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封建官僚制度”，這種制度的正面效應是，使中國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聰明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的管理使得中國井然有序，並使中國發展了以整體理論、實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國古代天文學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鑒價值，再比如大運河的修建等。而這種制度的負面效應是，使得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新技術開發領域幾乎沒有競爭。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造成商業活動的壓抑與滯後。 “李約瑟難題”跟所有歷史難題一樣，其實是一個沒有結論的開放性假設。它的提出，既讓人們從一個嶄新角度審視中國文明的價值，同時也“意外”地產生了兩種效應，一是激發了“老子祖上很厲害”的民族自戀情結，二是為本輪現代化的滯後找到了一個歷史性藉口。這一代人所犯的錯誤，卻總喜歡從前N代人的“遺傳”中去尋找理由，這往往是歷史悠久民族的一個通病。

此外，“李約瑟難題”的命題本身還遭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華裔文化學者余英時便指出，所謂“李約瑟問題”只能是一個“假問題”。他認為，中西對自然現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可以用“科學”一詞指所有關於自然現象的探究。但事實上，中、西這兩種“科學”同名而異實；二者並不能用同一標準加以測量或比較。余英時還打比方說，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於“棋”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遊戲，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後”的問題。 “中國科學”如果沿著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脫胎換骨，最後和以“數學化”為特徵的西方“現代科學”融合成一體。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國科學史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觀點與余英時相似，他認為，關於歷史上未曾發生的問題，我們恐怕很難找出其原因來，因此我們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

事實上，進入20世紀之後，對“科學”的認識與反思正是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命題之一，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高舉的兩面“大旗”，一是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一是賽先生（科學Science）。在1923年，胡適說：“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而林語堂則在《吾土吾民》中寫道：“希臘人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與天文學，連印度人都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這都以分析性思維為基礎，但中國人卻未能發展自己的語法學，數學與天文學的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李約瑟的工作正是對這些思考的歷史性延續，他給出的結論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正是問題本身。

李約瑟一生勤勉，獲譽無數，他創建了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英國女王授予他“御前顧問（CH）”的稱號，1990年，中國紫金山天文台將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李約瑟號”，1994年，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首批外籍院士。在去世前的大半年裡，他的一隻眼睛已失盲，另一隻也幾乎不能視物，但他的思維仍然十分清晰，每天清晨，仍象徵性地堅持去研究所上班。他最後一次離開辦公室是1995年的3月23日傍晚，第二天，他在寧靜中告別人世。 在37歲之前，李約瑟不認得一個漢字，他是一個頂級的生化專家，甚至被稱為“化學胚胎之父”。而後來的經歷則讓他成了中國科技史的權威。正是1942年的中國之行，讓他真正走進了中國。他不喜歡別人叫他Joseph Needham，或是叫他“倪德漢”，而堅持“李約瑟”的叫法。他睡前與早起時，不穿西式睡衣，而是藍布長衫，一位聽過他講演的學生回憶說，他是“一個結實的人，個性非常活潑，穿著咔嘰布料的長衫，上裝戴著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藍白的牌子……他喜歡別人叫他李先生，談話明白而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