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十七章1941年：大後方

1941年8月中旬，中國最重要的新聞評論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病重彌留，接替他主持筆政的王芸生在重慶郊區的張宅日夜相陪。在過去的兩年多里，陪都重慶幾乎都是在空襲的驚恐中度過的，從1939年到1941年，這座山城被日軍飛機轟炸了268次，幾乎每周平均兩次，城市大部被毀，其中1939年5月的兩次大轟炸就造成了4400人死於非命。然而，炸彈並沒有把中國人炸垮。 當日，日機再次對重慶實施日夜不息的“疲勞轟炸”，已奄奄一息的張季鸞對王芸生說：“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說：“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麼可以用空言慰國人打擊敵人呢？”言及此處，委靡彌留中的張季鸞忽然擁被而起，呼道：“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

下面就是王芸生髮表於8月19日的新聞名篇《我們在割稻子》：“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敵機連連來襲之際，我們的農人，在萬里田疇間，割下了黃金之稻！……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天氣晴朗，敵機儘管來吧，請你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至於今日，割稻子實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三年來的經驗，已使重慶人學會怎樣在敵機空襲中生活，人們既不曾因空襲而停止呼吸，而許多工業照樣在防空洞中從事生產。就拿本報的情形來說，在我們的防空洞內，編輯照常揮筆，工友照常排版，機器照樣印報，我們何嘗少賣了一份報？話說回來，讓無聊的敵機來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此文流傳大江南北，大大鼓勵國人鬥志。半個月後的9月6日，張季鸞離開了這個苦多樂少的世界。 正是憑著這股“割稻子”的精神，中國人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其中，企業家群體不甘人後。 范旭東的精鹽、純鹼和錏廠相繼落入敵手，但是，他還是和同事們把部分設備搬遷到了四川。 1938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紀念日當天，新的久大鹽廠在自貢宣告成立。次年，永利和黃海也在五通橋重新建成。為紀念天津塘沽本部，范旭東將五通橋改名為“新塘沽”。 70年後的今天，五通橋山崖的陡壁上還刻著“新塘沽”三個大字。在重慶久大、永利聯合辦事處的牆上，掛著一張塘沽鹼廠的照片，范旭東親自在上面寫了“燕雲在望，以志不忘”八個字。他常常在照片前佇立，並對同事說：“我們一定要打回去的。”

然而，范旭東的事業終於沒有重現戰前的面貌，他的鹽鹼公司受到諸多的困難和阻擾，一直沒有真正打開局面。 幾乎所有內遷到西部的民營企業都不復當日風光。劉鴻生是當時著名企業家，他的大中華火柴公司佔據火柴市場的大半壁天下，此外還涉足水泥、煤炭、紡織等多個產業，在上海灘上叱吒風雲，曾經與虞洽卿一起被選為租界工部局的五位華董之一。抗戰爆發後，日本軍部脅迫劉鴻生出任上海商會會長之職，他拒絕委任，漏夜喬裝出走，在滬的十多家工廠被日軍以“敵產”沒收，財產損失1000萬元以上。劉鴻生輾轉到重慶後，當即受到蔣介石的宴請，並承諾只要劉在大後方發展工業，國民政府將給予原料和資金的極大扶助，後者大受激勵。 劉鴻生決定籌建中國毛紡織廠和中國火柴原料廠。辦廠需要機器設備，他派兒子劉念智潛回上海，拆遷浦東章華毛紡織廠的機器，其前後經歷宛若一部驚險電影，劉念智重金僱傭一個瑞士籍的猶太人，先是買通了一個日軍少將，將機器從浦東偷運至浦西，再運進租界。接著化了50萬元代價，把500噸紡織、印染設備及器材陸續運抵緬甸仰光。與此同時，劉氏企業內的數百紡織工、擋車工和機修工等等也出於愛國熱誠，千里跋涉，來到大後方。可是，機器設備到了仰光後，就再也無法運到重慶。劉鴻生通過蔣介石侍從室弄到“予以緊急啟運”的委員長手諭，可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控制的西南運輸公司忙著發國難財，就是騰不出手來。劉念智只好購買了12輛美國道奇卡車，自行搬運。從仰光到重慶路途艱險，關卡林立，車隊日夜兼程總算到了中緬邊境的戰略要地臘戍，雲南邊城保山已是遙遙在望，可是西南運輸公司以私運物資為由，就是不讓進境。這一拉鋸交涉，竟然就過了兩年，到1943年4月，日軍進擊緬甸，佔領臘戍，數百噸設備頓時成了炮灰。隨車的劉念智逃進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才逃回重慶。

劉鴻生驚魂一場，落得個財亡人疲，無奈之下，只好投靠孔祥熙，當了官辦火柴煙草專賣局的局長。據《實業家劉鴻生傳略》記載，過慣了洋派生活的劉鴻生在重慶已與常人無異，“他當時住的已經不是豪華的洋樓，而是簡樸的普通宿舍。他住在長江南岸的彈子石，每天要到北岸重慶市區辦公。兩岸崖峭坡陡，上下石階約達三百級之多。他步行往來，從不坐滑竿……他經常在小食店裡吃碗陽春面和一碟生煎饅頭，有時只吃幾塊糕點，當作一頓午餐。”後來，劉鴻生在西南和西北諸地辦起了毛紡織廠、洗毛廠、火柴廠以及氯酸鉀廠，但是其個人股本都只有20％左右，其餘皆為國營或官僚資本，而重要決策均須仰人鼻息。因此，這位當年上海灘的風雲大亨曾經十分沮喪地抱怨說：“在上海，我是大老闆，到重慶，變成小伙計了。”

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以1937年的抗戰爆發作為中國近代經濟的轉折點，把其後的十二年稱為“經濟的崩潰時期”：本來就發育不良的中國民族資本在戰爭中飽受摧殘，而國營資本以及寄生相關的官僚資本的地位都得到空前的強化，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使中國經濟過早地結束了自由競爭時代而加速步入以國家資本為主體的壟斷時代。 戰前的中國西部基本上沒有什麼近代工業，用蔣介石的話說，“欲於此廣大區域，為工業建設，即不啻要無中生有。”隨著工廠的西遷，西部經濟進入到了一個發展期，至1941年，各地內遷數增至639，涉及機械、紡織、化學、教育用具、電器、食品、礦業、鋼鐵等行業，分別遷入四川254家、湖南121家、陝西27家、廣西23家、其他省份尚有214家。而其產業及資本格局呈現出如下特徵：一是為戰爭服務的重工業成為投資重點，民生產業幾乎被完全忽略，二是國營資本的份量持續加重，在1938年3月，國民政府再度重申，“實行計劃經濟，凡事業之宜於國營者，由國家籌集資本，從事興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提出的經濟理論統治了全球經濟界，他於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幾乎成為當時各國政府的教科書。凱恩斯主義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和調節。蔣介石政權的經濟政策是凱恩斯主義與德蘇集權模式的“混合體”，並將國家控制的成份推到了極致，這在戰爭狀態下，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由於政策設計和執行能力的低下以及官僚資本的乘機強大，使得國民經濟越來越走向畸形，而富有活力的民營資本力量則被完全放棄。

1941年12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評論中國的經濟體制時就認為，“政府事業的章魚狀勢力結構，正在變得自我固化並富有擴張性。”頗有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章乃器——請記住這個名字，他將在以後的一個章節中擔任主角——曾經在戰時一再批評說，“不要盲目地借用凱恩斯理論，凱氏理論是死板和、機械的，用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更加是時地不宜，應盡量鼓勵民營而避免政府直接經營。”但這些聲音，在隆隆的砲火聲中顯得非常的贏弱。據陳真主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顯示，到1942年時，不包括軍工生產和國營與民營合資的企業，僅以國營、公營、省營等方式存在的國有資本，大致已占到國民黨統治區內工業資本總額的69．58％。 基於上述事實，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兩個現象：一是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勾結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最終形成了獨立於一切社會階層之上的特權階級，它們成為妨礙工商進步的、最反動的勢力。二是因民生物資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貨膨脹空前惡化，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呈現為“最壞的狀況”。

正如我們在1934年的“孔張之役”中看到的，國營資本對國家經濟的滲透及最終控制，始於金融，並終於金融。一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完全可以從這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化來進行評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對金融的控制進一步增強，1939年9月，蔣介石簽署法令，“特派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蔣中正為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銀行聯合辦事處總辦主任。”同時發布《鞏固金融辦法綱要》，規定“四行辦事總處，負責辦理政府戰時金融財政有關各特種業務。”從此，國營的四大行再次強化壟斷，“四聯總處”成為國家金融的惟一權力機構，蔣介石拍著胸脯把自己任命為主任，而常務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 此時的孔祥熙正處在一生最風光的時刻，自國府遷至重慶之後，他相繼當上了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權勢熏天，僅在蔣某一人之下，現在又一舉統領四大行，做起任何事情來自然是得心應手。

先說他理財治國的表現。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後方的國民經濟就日漸滑向崩潰的邊緣。由於日軍對重慶進行了嚴密的封鎖，物資極端短缺，據張公權的記錄，“連正常的工業生產也維持不了，由於五金、金屬製品、化學原材料的供應短缺，絕大多數工廠減產，其余少數工廠竟關閉停工。1940到1944年期間，各種基本糧食的供給量僅及1939年的10％，衣著類物品的供給量在整個中國都低於戰前的水平。工業生產的消費品，1944年的供給量低於1938年的10％。而與此同時，大量人口湧進大後方，更是加劇了總需求的不斷擴張。” 一方面是需求遠遠大於供應，另一方面則是政府治理的無能，孔祥熙的治國水平並沒有隨著時間的延續而有任何的提高，他惟一的辦法還是印鈔票，反正四大銀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國民政府的戰時支出中，約75％是靠印製新紙幣來彌補的，一度因為用鈔量實在太大，中央銀行只好委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和大東書局來幫忙印鈔票。就這樣，空前惡化的通貨膨脹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據楊格、張公權等人的研究，零售價格的年上漲率分別為：1938年的49％、1939年的83％、1940年的124％、1941年的173％、1942年的235％、1944年的231％和1945年8月前（抗日戰爭結束前）的251％。美國學者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的計算是，從1940年至1946年，中國大後方的物價每年平均上漲300％以上。 《劍橋中國史》認定，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抗戰八年期間，平均零售物價指數上漲了2600倍。

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之外，全國幾乎所有國民都是通貨膨脹的受害者，以兩個中產階層——公務員和大學教師的境況為例，到1943年，政府公務員的實際工資只有1937年的十分之一，幾乎是處在“赤貧”之中。大學教師則生活在“餓死的邊緣”，當時國內教授中，薪資最高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戰前，他的月薪是460元，這筆錢可以在北京購置一座四合院，而在1942年，他的月薪漲到1360元，由大學和教育部同時支薪，卻只能買320斤大米，陳氏因此有詩云，“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日食萬錢難下箸，月支雙俸尚憂貧。”用張公權的話說是，“勞動者從國民總值中所取得的份額是減的，而對不斷膨脹的國防費用的負擔卻超越了其應負擔的份額。公務員、教師在戰爭時期竟成了一個被壓迫階層。”

接著再看孔祥熙理財治家的表現。在這一部分，這位山西票商的後代充分展現了他驚人的才幹，史料證明，在抗戰期間，孔家賺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錢。 孔氏在統管四大國營銀行的同時，一直沒有忘記經略自己的錢庫——裕華銀行。它是大後方最活躍的私人金融機構，在重慶黃金市場上，它是實力最強的交易客，被尊稱為“西幫老大”，有媒體記載，“西幫是黃金最大的買主，他要買就是整磚（400兩），資本大，勢力厚，買來之後轉運西安，再用牲口駝到淪陷區出售。西幫要買，金價就漲，西幫要放，金價就跌。”孔祥熙專門在中央銀行為裕華開了透支戶，到1941年透支額就達3000萬元，戰前的裕華註冊資本是200萬元，遷到重慶後增為2000萬元，到1945年，已增資到1億元。 以裕華為龍頭，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無數產業，據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於28家，僅出名的商號就有祥記（綜合性貿易和投資公司）、慶記紗號（專營棉紗買賣）、強華公司（從事運輸貿易）、大元公司（專營五金電料）、恆義公司、升和公司（這兩家是做洋雜百貨的）、廣茂興公司（經營參茸藥材）等等，此外，他投資辦過《時事新報》、《大晚報》、英文《大陸報》及申時通訊社，儼然大後方的一個“報業大亨”，1941年，當時國內第二大出版機構中華書局發生危機，他乘機將之攬入懷內。 孔祥熙還把手伸到了實業界，他採取的辦法是暗搶明奪，其中最著名的是染指民生和控制華西兩個案例。 抗戰初期，盧作孚的民生輪船公司承擔了轉運戰略物資的主要任務，在這一過程中，善於經營的盧作孚通過兼併及“以運費投資”等辦法，迅速擴大了自己的產業，民生的大小客輪從戰前的48艘，最多時增加到115艘，旗下還有了紡織印染、機器和鋼鐵工廠，成為大後方最顯赫的民營企業。孔祥熙對民生頗為眼熱，在一次邀約去民生演講的時候，他向盧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託局對民生投資200萬元，當時民生的總股本為700萬元，孔祥熙一旦進入無疑將成一個不小的股東。盧作孚大駭，急忙求救時任交通部長的張公權，後者又轉托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新之，婉轉向孔陳情說，“民生是一個純粹的民營企業，由純粹官辦的中央信託局大量投資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財務上的幫助，也應有商股性質的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適當投資為宜。”孔祥熙知道這是婉拒之詞，盧作孚在四川的人脈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強弓硬上馬，只好暫時作罷。 不過，從此之後，民生要到銀行借款卻變得很難，據當過民生總公司財務處襄理的王世均回憶，當他去各行“跑頭寸”的時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徹底解決民生財務上的困難，最好找孔先生投資和出任董事長。”有一次，孔祥熙設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東的名錄及佔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門收購，盧作孚得悉後，馬上通知財務處對股票過戶嚴加註意，此計又沒有得逞。孔祥熙沒法從民生那裡得到好處，總是心有不甘，重慶中央銀行的隔壁是民生總公司財務處的辦公所，為一棟四層大樓，建築很是氣派。孔祥熙便要求盧作孚把大樓讓給央行，盧提出能否給予適當的代價，讓民生另選一地造樓。孔大大的不高興，下令財政部和央行將到期應付民生的差運費及撥款全數扣下，還四處對人說“盧作孚太不夠朋友。”盧百般無奈，只好將大樓拱手讓給了孔。這一輪迴合下來，孔祥熙才算是賺到了一點面子錢。 如果說盧作孚從孔祥熙的鐵爪下僥倖逃生，那麼，四川的另外一個民營大企業華西興業公司則沒有這樣的好運氣了。 華西興業由胡仲實、胡叔潛兩兄弟於1932年創辦，旗下有機器廠、煉鋼廠、木廠、磚瓦廠、汽車修理廠等多家企業，並有自營鐵礦、煤礦、耐火材料礦和一家專科學校。在戰前，華西承建了西部眾多的電力廠、水泥廠和自來水廠，是西部規模最大的重型工業聯合體，其中的華聯煉鋼廠是西部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府入川後，擬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設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藉此東風，依賴政府的“扶植與獎勵西南實業”政策，把華聯煉鋼廠進一步擴建。他們想盡辦法與孔祥熙搭上了線，後者親率眾多親信到華西視察。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引狼入室”。 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將華聯擴建成日產30噸鋼的煉鋼廠，全部建廠資金為300萬元，胡氏可籌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貸款。孔派人前去試探，希望投資合辦，胡氏擔心後患，堅持申請貸款，與官僚資本建立“企業外部關係。”孔祥熙表示同意，不過，中央信託局給出的第一期貸款額只有60萬元。胡氏以到帳的200多萬元啟動了擴建工程，當基建動工及國外訂購設備相繼到來的時候，中信局卻以種種藉口再不肯貸款，華西頓時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當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時候，他明確提出官商合辦的辦法，他更威脅利誘，如果胡氏順從，投資以及未來的政府採購訂單無庸擔心，如果不從，後果將不堪設想。最後，他很有深意地說，“鋼鐵、電業、礦業均屬重工業，與抗戰建國息息相關……（合組）此舉深荷總裁（指蔣介石）讚許。” 話語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極度驚恐之外，已別無選擇。然而，當談及具體的入股條款時，孔祥熙的居心還是讓他們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總額一下子提高為1200萬元，胡氏把華西體系內所有的工廠、礦場和現金折合起來，也不過200多萬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就是資本，他以“西南經濟建設為中央急需進行之政策”為由，由行政院指示財政部命令四大行聯合投資，他自己的裕華、祥記也順搭入股，雙方資本一合併，1939年7月，一家“中國興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國營及官僚資本占到了81％，胡氏股本僅19％。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將資本額再增至6000萬元，商股表示反對，認為擴建工程大體快告完成，已沒有必要增資。孔親自主持股東大會，以絕對大股東的身份通過了增資決議案，並要求在十天內所攤認的資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當然無法一下子拿出數百萬元的現金，只好放棄，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過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次提出增資要求，中興資本額翻倍為1.2億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棄，官股增持，股權比例調整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兩人先後黯然離開了企業。 官僚資本控制中興後，如果真能把企業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國之事，然而，情況正好相反。中興公司的董事會陣容可謂空前強大，孔祥熙親自出馬擔任董事長，常務董事十人，其中包括經濟部部長、財政部次長、央行副總裁、中國銀行經理、交通銀行經理、中央信託局理事長、大學校長等等。可是到了具體的經營層面，卻是一團亂局，用一個叫寧芷村的見證人的話形容，是“既壟斷又虛弱，在企業管理上十足衙門化，腐朽透頂，在企業內部爭權奪利，相互傾軋。”鋼廠的擴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開爐煉出了幾百噸的低碳工具鋼，卻因質量不佳沒有銷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兒子孔令侃擔任理事長的中央信託局全部購下。從此以後，中興再沒有煉出新鋼，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 “重工業之霸”的夢想就此雞飛蛋打。 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後方的工業一直萎靡不振。不但沒有建成新的、值得稱道的大企業，連內遷工廠的效果都讓人沮喪。易勞逸教授在《劍橋中國史》中評論說，“遷移機器的總數共約12萬噸，相對於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不足輕重的。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內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爭，他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實際上，工業內遷非但不能做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適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 孔氏貪腐跋扈，耽誤國政，到1941年底終於因為一起“飛狗事件”而成舉國皆曰可殺的國賊。 這一年的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隨即進擊上海和香港，18日，駐港英軍1.5萬人宣布投降。當天，國民政府派出最後一班飛機抵達香港機場，困等在機坪上的有眾多政府要員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國民黨中常委、一級陸軍上將陳濟棠、國民黨元老廖仲愷遺孀何香凝、國民政府檢察院副院長許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陳寅恪等等。然而，這架飛機卻被孔祥熙的二女兒孔令俊和她的十多個保姆、保鏢、寵物狗和隨帶的馬桶塞滿了。陳濟棠登機，孔二小姐把寵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讓他落坐。陳上將大怒叱責，誰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輪手槍，頂著陳的額頭喝令他下機。當這架飛機降落重慶的時候，國民黨中央正在召開五屆九中全會，會議鼓掌通過了一個名為《增進行政職能，厲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決議案，與會要員前往機場迎接陳濟棠、何香凝等人，誰知從機艙裡鑽出來的卻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寵物狗、保鏢及保姆，在場諸人口瞪目呆。四天后，《大公報》披露了這條新聞，舉國嘩然。西遷到重慶、昆明的大學生上街遊行，西南聯大學生在“討孔宣言”中寫道，“今日，我國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數，而其罪大惡極者莫如國賊孔祥熙……嗟夫，銅臭沖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貽舉國之害。此賊不除，貽害無窮，國事危急，奚容緘默。” 在聲討怒吼中，聲音最響的人是歷史學家、時任政府參議員、後來當過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體壯如牛、脾氣暴烈，人稱“傅大砲”，在20多年前的“五四運動”中，是北大學生的總指揮，至今尚留存一張當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帶隊沖在遊行隊伍第一列。 “飛狗事件”曝光後，他大呼“殺飛狗院長以謝天下。”其實，早在幾年前，他就千方百計蒐集孔氏貪贓枉法的罪證，把所有材料裝在一個箱子裡，藏在枕頭底下，寸步不離。他給自己的老師胡適寫信說，“我一讀書人，既不能上陣，則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哉？我於此事，行之至今，自分無慚於前賢典型……至少可以說，他（指孔祥熙）以前是個taboo（英文為禁忌），無人敢指名，近則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觸侮耳。”有一次，蔣介石為了替孔祥熙緩頰，專門請傅斯年吃飯，席間，蔣問：“孟真（傅斯年的字）先生，你信任我嗎？”傅答，“我絕對信任。”蔣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傅聞言當即臉漲得彤紅，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見傅斯年欲作拼命狀，蔣一時默然。 1943年，重慶召開獻金大會，孔祥熙擔當主持，在發表了言辭堂皇的演講後，當場有商紳高呼，“請孔院長先拿出來點，給我們做做樣子。”孔笑嘻嘻地說，“我哪裡有錢，我是一個窮公務員，財政部長的薪水才800塊，我捐一點，也超不過800元。”滿場眾人哄笑。 儘管因“飛狗事件”而弄得聲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還是化了兩年多時間。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賣美金公債的醜聞。在1942年，美國國會宣布將貸款給民國政府5億美元，孔祥熙隨即宣布提取一億美元為準備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儲蓄券”，規定20元購買1美元儲蓄券，抗戰勝利後憑券兌換美金。當時，美元的黑市價為110元兌現1美元，因此，儲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後來隨著通貨膨脹的嚴重，儲蓄券的保值性更是突現，到1944年初，市場的公債價格為每美元兌現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將350萬美元的儲蓄券按官價購進，然後在黑市十倍拋出套利，另外還有799.5萬美元則由中央銀行的其他大小官員購進私分。在這起貪污案中，呈現出了系統作案的特徵，首先是，中央銀行的相關機構在賬務處理時，不按常規的會計準則和責任程序操作，在各個環節都做了手腳；其次，購買儲蓄券的價格已是極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銀行墊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們自己拿出來的。這一化公為私的官僚行為模式具有很強的典型性。 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公開揭發此事，引起舉國公憤。 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辭去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等一干職務。 祥熙禍國，難以例數，其罪之大，要在兩則。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後人的嫻熟財技，一手掐斷了民營金融業的千年血脈，中國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間經略錢莊的傳統，孔氏斷脈，遺禍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運作到了極致，以至於在亂世中形成了一個游離於一切社會階層之外的特權集團，它讓國民經濟陷入低效，更令民眾對政權喪失信任、無比厭惡。 被免職後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壇，他開始專心打理自己的財產，把能帶走的東西盡量轉移到香港和國外。 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里大宴各路親戚本家，然後與他們揖手告別。到了秋天，他讓夫人宋藹齡先赴美，幾天后，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發出一電，以“忽接家人自美來電，謂夫人染患惡病，情況嚴重”為由，不等批准，就飛往美國，從此不歸。 1962年，思鄉心切的他到台灣住了三年多，隨後又回到了美國。 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於紐約，時年88歲。此人到底從中國帶走多少財產，一直是個謎，1951年，他對人說，“我在中國大陸丟掉的，比我在這裡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話說傅斯年掀翻孔祥熙之後，蔣介石只好放眼全國，重新尋找“經濟舵手”。他找到的那個人，大家既不意外，也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