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十九章1945年：接收之亂
（這是陳寅恪在聽到日本投降當日寫下的詩賦，全詩：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仇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念往猶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勝利來得實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沒有做好準備。
一個叫斯凱倫德（Eskelund）的美國記者描述了1945年8月的上海景象：“重慶的軍隊進城了，歡呼的人群排起了長龍，向抗戰的英雄們致敬。海港恢復了活力，飛機在上空盤旋，機聲轟鳴，下方則爆竹連連……日本的士兵和平民從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鋪也多關閉了，他們退出了。使團撤離，他們將要離開，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國小伙子、英國小伙子，上海姑娘們，盡到你們的責任吧！他們確實是這樣幹的。每個夜總會都擠滿了人，美好的生活從黃昏開始，無休無止，誰還顧及宵禁時間？戰爭取得了勝利，和平可能保持下來！在一個世紀裡，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足夠了。”
但是，真的足夠了嗎？至少在中國不是。即將發生的事實是，混亂的和平僅僅維持了短暫的十個月，緊接著是三年的慘烈內戰。
我們先在看看戰後中國的經濟格局。
在過去八年裡，一些新的變化出現了。在戰前，上海是中國惟一的、世界級的工商業大城市，在以它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聚集了絕大部分的華資銀行、半數以上的工廠，並承擔了超過六成的對外貿易。而戰後，東北的重工業赫然崛起，而南方的廣東和香港成為新的貿易和金融中心，由此，“東工西農、南輕北重”的經濟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個多世紀之後仍然未改。
在1945年前後，東北是中國乃至亞洲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如我們在之前已經講述過的，早在1920年代張家父子（張作霖、張學良）治理東北的時候，就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和以糧食加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瀋陽的兵工廠是惟一能夠自主製造飛機和卡車的大型軍工企業，哈爾濱則是東北亞最大的國際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實際利益比較，哈爾濱濱江海關已超越上海海關和粵海關，穩坐全國六大海關頭把交椅，成為全國最大的麵粉生產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產基地。張家父子甚至建成了當時中國最強大的海空軍。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本人控制東北，扶持成立了滿洲國，自此，日本對東北進行了持續的大量投入，將之建成亞洲擴張的“工業發動機”。從1933年到1942年，偽滿當局詳盡規劃了大大小小109個城市的建設，其中，長春是建設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亞洲最大的無線電台——新京無線電台和最大的電影厂——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即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前身），是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管道煤氣和中國第一個規劃地鐵的城市。 1945年，東北鐵路里程達到11479公里，為全國鐵路總里程的一半，1943年東北公路總里程近6萬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國含東北在內公路總里程為8.09萬公里。
據統計，日本在中國企業投資，1930年為8.9億美元；1936年為16.29億美元，其中東北為13.24億美元，關內為3.05億美元；1944年日本在華投資到達最高峰時總額達到61.63億美元，其中東北為52.79億美元，關內為8.84億美元。
到1945年，東北工業規模不僅大於上海地區，甚至還超過日本本土，位居亞洲第一。從瀋陽到大連的沈大線兩側工廠煙囪林立，城市連成一片，成為舉世聞名的“綿長工業區”，瀋陽鐵西區被譽為“東方魯爾”。 （魯爾工業區，位於德國西部的魯爾河流域，是歐洲著名的工業帶，佔德國全國面積的1.3％，實現全國工業產值的40％。）東北工業化水平迅速提高，1943年時，東北以佔中國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產了佔全中國49.4%的煤，87.7%的生鐵，93%的鋼材，93.3%的電，69%的硫酸，60%的蘇打灰，66%的水泥，95%的機械，形成了龐大的精細化學、特種鋼等當時領先世界的科技企業。據曲曉範在《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一書中的計算，1945年抗戰結束時，全中國的工業總產值中，東北佔85%，台灣佔10%，連年內戰的其他地區只佔5%。
大戰結束後，東北率先遭遇一場空前的“接收之劫”。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蘇聯軍隊把東北的工廠、礦山、電站等物資絕大多數拆運回國。從9月起，其後的7個月間，火車日夜不停，甚至連長春市政府的辦公家具都不放過。 1945年11月15日前，僅從瀋陽每天就有200輛貨車開往蘇聯，到1946年初，大瀋陽90%以上工廠都成空殼，連門窗都被拆走。共計劫走東北鐵路機車的75%和貨車的93%。著名地質學家、吉林人張莘夫在試圖阻止蘇聯工程師運走工廠裡的機器時被害。
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中認定，“當蘇軍佔領東北時，他們拆走了東北地區工廠里大多數可以運輸的機械裝備。”曾經當過中共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邵式平在1948年5月到12月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目睹的情況：“大連鐵工廠，這是一個最大的機器工廠，可惜破壞得太厲害了。首先是蘇聯人的破壞，搬走了許多好機器。我看這也是一種掠奪行為……去瀋陽參觀軍工廠，該廠係日寇建設的，據說當時有工人萬餘，日本投降以後，蘇聯把一部分精造機器運走了……瀋陽兵工廠，據說是目前中國第一大兵工廠，現有各種機床七千台，能使用有效的約五千台，較好的都叫蘇軍運走了……我們參觀了瀋陽住友工廠，這個廠專為做車輪的，實際是做機器、煉鋼、翻砂、車輛等。機器、廠房都很大很新，但全部機器都被蘇軍搬走了。真不應該呀！”邵氏在日記中真實秘記這些細節，在當年是十分冒險的事情。據《鞍鋼史》記載，日軍投降後，鞍鋼遭受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從1945年9月下旬起，僅40天，發運貨車60列，鞍鋼的機器設備就被蘇軍拆走了三分之二，連同其他被運走的物資共達7萬餘噸，其中以各種關鍵性的設備損失、破壞最為嚴重。 1957年，當過中共上海市政府第一任財稅局局長的顧準去蘇聯共青城考察時還看到，在一家造船廠和一家機械廠的機床銘牌上，有大量的日文標識，這都是當年從中國東北拆遷來的。
1946年1月，國民政府宣布，凡東北境內的一切敵產均歸中國政府所有。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卻對蔣介石說，蘇聯政府認為這一聲明“既無根據，且無效力”。蔣只好轉求美國幫助，5月，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對蘇聯提出交涉（領導美國走出1933年經濟危機並打贏二戰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已於1945年4月去世。這位美國歷史上惟一任期超過兩屆的總統是一個小兒麻痺症患者，他最著名的格言是，“我們所不得不畏懼的唯一東西，就是畏懼本身”。），蘇軍才開始停止搬運工作並班師回國。杜魯門還派出考察團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據初步估算，蘇軍拆走的工業設備價值共約8.5億美元，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記載，“日本在東北的工業設施在1945年俄國人搬走半數以上的資本設備後受到削弱，當時估計恢復原來的設備所需的費用至少要20億美元。”1947年1月29日，莫斯科《消息報》報導，蘇軍此舉是為了得到出兵作戰的補償，而它運走的設備價值約9700萬美元。
蘇軍對東北工業設備的野蠻拆遷，是中國經濟在戰後遭到的第一個打擊。如果說，這是一次外來的災難，那麼，重慶國民政府對淪陷區敵產的接收，則更讓人哀嘆。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對日占區和汪統區（汪精衛已於1944年11月在日本去世。接替他擔任南京政府首腦的是周佛海。）的財產進行接收成為當務之急，狂喜之中的國民政府立刻擬定了《行政院各部會署局派遣收復區接收人員辦法》，“接收委員”頓時成為重慶最炙手可熱的肥缺。
接下來發生的接收故事，無論從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還是道德而言，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浩劫。從8月開始，各路“抗日英雄”就從地下天上紛湧而出。
上海無疑是接收大戰中競爭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一向崇洋的上海灘突然開始流行吃川菜，一個人“能不能吃辣”成為了一道政治考試題，表明他在四川堅持了多久的抗戰。在這裡一下子冒出了四個“市黨部”。第一個是關在提籃橋監獄裡的國民黨三青團成員，當他們從電台裡一聽到天皇投降的聲音，馬上通知獄方，“我們今天就要出獄展開工作。”很快，這些人以“蘇浙皖稅務局”局長邵式軍在餘慶路的一棟洋樓為據點，掛出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招牌。第二個是在浦東打遊戲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他們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盛文頤的一個宅所裡，也成立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第三個是陳立夫CC系的“地下工作者”，他們的據點在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上。就當這三個“當地幫”正為誰是正宗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從重慶飛來的接收大員就到了，於是第四個“黨部”又出現了。 （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黨的青年組織。CC派：國民黨內部的一個派別，它的英文名稱是“Central Club”（“中央俱樂部”），首腦是長期控制國民黨人事及組織體系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
如同惡狗搶肉一般，這些黨部人員圍繞著龐大的事業、產業和經費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完顏紹元在《大接收》一書中講述了滬上一家報紙幾天內連改四個報名的“黑色幽默”故事：CC系的市黨部接收了一家《新中國報》，一天后，就被重慶派來的人搶走了，改名為《正義報》，新報紙在8月16日隆重創刊，誰知到了第二天，突然又改成了《革新日報》，原來是被金神父路上的人以軍事委員會宣導委員的名義奪走了，可是僅僅七天后，訂戶拿到的報紙又改成了《前線日報滬版》，新的接收者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的駐滬辦公處。汪系官員金雄白在獄中交代說，“從8月中旬到9月初的上海，只要與重慶的大員沾親帶故的，就以地下工作人員自居。有人自認為中統，也有人自認為軍統，但誰也不知道他們身份的真假與職位的高下。”
上海的四個“市黨部”並立的景像還不是最混亂的，在北平，竟同時出現了八個“市黨部”，尤其可笑的是，這些黨部需要等待接收的汪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支付開辦經費，後者誰也不敢得罪，於是索性就給八家全都發錢。
最熱鬧的是天津。蔣介石委派的接收代表是當過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的老政客靳雲鵬，他剛剛要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津代表辦公室”的牌子對外懸掛，就有人掛出了“軍事委員會抗戰建國工作團天津總站”，接著，“天津市黨部”、“三青團天津市支團部”、“中統天津站”、“軍統天津站”、“軍統天津特別站”、“軍統駐天津華北特別通訊站”等等都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而它們惟一的工作就是滿天津城地尋找接收資產。最後，弄得日軍駐津特工機關也傻了眼，只好登報請所有在津各系統的人員都來市府禮堂開聯席會議。開會那天，竟一下子來了十幾個系統的幾百號人，大家鬧哄哄一陣亂吵，最後也沒有理出一個頭緒。受到蔣委員長親自委任的靳雲鵬知道自己身份雖高，但遠不如各路小鬼們跟重慶方面的關係親密，無奈之下，只好宣布不開張了。
滬京津的亂象，是接收大戰中的一個縮影，其他省會及中小城市的混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杭州，居然先後出現了28個“市黨部”，有幾個竟是汪系官員“就地反正”的，最具諷刺性的是任職汪系浙江省省長的丁默村，他曾經長期出任南京政府特務首腦，捕殺過很多國民黨特工，此時居然也一轉身成了軍事委員會特派的“浙江軍事專員”，加入到了接收的火熱事業中。曾經當過軍統局少將總務處長的沈醉在回憶錄中記下了一首流傳很廣的“接收民謠”：“河裡飄來的，不如地裡滾來的；地裡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鑽出來的；地下鑽出來的，又不如坐著不動的。”沈醉註釋說，“所謂坐著不動的，指搖身一變的漢奸，自劫自收比什麼都快。”
情況實在是太混亂了，蔣介石只好改變直接向各地委派接收代表的辦法，讓行政院副院長、經濟部部長翁文灝馬上拿出了一個新的接收法令來。翁帶著一群專家漏夜研究，總算制訂出了一套“接收大法”，中央成立“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對工礦事業、財政金融機構的接收以及資產處理進行了規定，根據辦法，金融資產由財政部、四大國有銀行、中央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負責接收，工礦企業則歸經濟部、交通部、農林部、糧食部、軍政部、聯勤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等單位分工負責。有意思的是，根據蔣介石的親自規劃，這個“黨政接收計劃委員會”掛在陸軍總部下面，於是，黨務人員、政務人員與軍人混雜一堂，誰也不服誰，翁院長辛苦擬出來的“大法”很難被嚴格地執行下來。
早在9月14日，《大公報》主筆王芸生髮表社評《收復失土不要失去人心》，文章警告說：“我們現在不但去收復失土，而且去撫慰受創的心……收復失土，接收敵偽所攫取的財產，迎接我們受苦的同胞，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拯起，登之衽席，這是抗戰的一項任務，既莊嚴，又神聖。骯髒的手，漆黑的心，都請遠遠離開，不要污染這一莊嚴神聖的任務。”為此他提出，“我們希望政府派至收復區的工作人員，要特別注意操守。潔己奉公，是當前第一官箴。”可惜，這些忠言都成過耳之風。到9月27日，王芸生再撰社評說：“京滬的情況興奮極了，也亂極了。在熱哄哄、亂嚷嚷中，這二十幾天時間，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有早已埋伏在那裡的，也有由後方去的，只要人人有來頭，就人人捷手先搶。一部汽車有幾十個人搶，一所房子有許多機關爭；而長長的鐵路，大大的礦場，卻很少人過問。”王芸生以他一貫尖利的筆調寫道，“可憐收復區同胞，他們盼到天亮，望見了祖國的旌旗，他們喜極如狂，但睡了幾夜覺之後，發覺他們多已破家蕩產。”他的這篇社評有一個十分震撼的標題：《莫失盡人心》。
這種情形，連國民黨內部的有識人士也看不下去了，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將一首《重慶客》的七絕悄悄抄給蔣介石，其中一句是“誰知漢室中興業，流語民間是劫收。”蔣只好第三次更改接收辦法，他採納宋子文的意見，在行政院內成立“行政院收復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除了有關軍事系統的接收由陸軍總部主持外，其他接收工作統歸於這個委員會。
在短短兩個多月裡，中央連續三次變更接收辦法，朝令夕改，可見當時的匆忙和手忙腳亂。而日後的事實是，各地軍人的劫收從來沒有受到有效的限制，混亂一直在持續中。
後世流傳了很多類似沈醉、陳布雷收集的“接收民謠”，譬如：“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躲在後方裝孫子，下了飛機變兔子，市上一轉變騾子”、“等了八年半，來了一群王八蛋”、“燒錯爆仗、拍錯巴掌，迎錯老蔣”、“寧願鬼子燒殺，不願國軍駐紮”等等，有人在海南島的海口接收總部門口貼了一副對聯曰，“海內眾姦兇，屏之國外；乾坤有邪氣，在此館中。”更有人總結了所謂的“接收八法”，是為“搶占盜偷，吞漏詐咬”。其中，流傳最廣的一個新名詞是，五子登科。五子者，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也。 （民國作家張恨水以接收醜聞為題材，於1947年出版章回小說《五子登科》。何為“五子”的版本有多個，如“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房子、車子、女子、票子和金子”、“金子、兒子、房子、車子、女子”等。）
天津市的接收總部就設在市長張廷諤的家裡，整個接收期間，他只開了兩次會，而且與會者都是親屬和部下，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他一口氣接收了400多家企業，商店和醫院400多處以及住宅百餘所，這些大多從前門收進，從後門賣出，變成了張家的一根根金條。日軍在海南的工礦設備和儲存物資基本被全部盜賣，政府最後收進的只有200多條沒人願要的爛船。
經濟部被指定為接收的主管部門，但是這個部門裡的人是一群手無縛雞之力的公務員，無論是跑路還是搶東西怎麼也比不過政客和軍人，他們甚至連辦公的地方都被搶走，專門負責南京地區接收的經濟部特派員董贊堯回憶說，“到南京後，我們去找經濟部，可是原址已為別的機關搶先佔用，經濟部無法接收。”更讓他驚駭的是，“我們到了這裡，除了檔案外，其他已沒有什麼東西可接收了。”他還回憶道，“經濟部主管的範圍很廣。例如煤礦和煤應歸經濟部接收，而鐵路局則強調運輸急需用煤，強要接收。又如麵粉廠和一些食品工廠，糧食部說這些廠是搞糧食加工的，應由糧食部來接管。對於紡織廠，軍政部軍需處的被服廠強調軍需，也要來接收。當時，我作為經濟部的接收人員，感到這種情況太亂太糟，而且忙著接管的部門來頭大，有的擁有槍支和軍隊，對之確實毫無辦法。”各地情況類似，據當過經濟部次長的何廉回憶，在湖北，應由經濟部接收的工礦企業有365個、礦場45個、公司行號82個、電氣事業26個，總計518個，最終被接收的只有40個，其餘均為別的單位或個人“劫收”了。武漢市有180多座工廠，劫收過後，能開工的只有30多座。
房子登科以北平和上海為最。戰爭結束時，日汪轉交的上海房產有8500棟，其中被軍方和黨政接收人員佔了5000多棟，房屋內的財物都被一併收下，這些大多成了私產。北平有敵偽房產1萬4千餘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餘所。南滿鐵路公司在瀋陽房產1200棟，最後只剩下兩棟。
為了隱瞞私分事實，各路接收大員都有兩本“物資清冊”，一本是真，一本是假，可笑的是，就連那本假的也因為層層剋扣，最後不得不一次次地修改。投降的日本人也很熟悉國民黨的這些套路，他們在交出資產時故意留下一些不入冊，另以副冊交給接收人，做“買路線”。日軍第6方面軍總司令岡部直三所部，在武漢投降後，留下大批現金、鴉片、軍糧、食鹽、輪船、汽車，另行呈繳給第6戰區副長官郭懺。這位接收委員會主任將大部變賣歸已，其餘的用輪船裝運南京，“贈送”上層官員。汪系官員金雄白說了一個極端可笑的例子：上海的日本駐軍有7個師團的實力，人數不少於20萬人，可是，接收過來的槍支卻只有6萬枝，難道有14萬日軍是用菜刀或長矛的嗎？ “這真是一件令人難以索解的事情。”
因各省接收專員的素質高下，最後的結果天差地別。以華東為例，被委派到江甦的接收專員比較清廉，而且動作較快，乘火打劫的人沒有來得及下手，於是匯總到的敵產總額為123億元，而浙江省上報的數字是2.88億元，安徽為1.33億元，放在一起簡直讓人難以相信。
最諷刺的是，各部委為了製止私分資產的現象，還專門製訂了一個密報製度，對檢舉者進行重獎懸賞。誰知這又成了某些官員大發橫財的機會，很多非法行為遭密報檢舉，而主持密報工作的人則利用這些物資無底可查，再以清理為名拖延，最後將之隱匿吞沒。僅以第三方面軍為例，該軍在上海辦理密報物資，受理密報案1600多起，價值2000多億元，最後移交的僅74案，價值300億元，其餘都被私吞了。
至於“女子登科”則是腐敗的絕對寄生物，敵偽的妻妾、女祕書等都成了被接收的財產。這股歪風甚至是從最高層往下刮的。傅斯年就曾記述了一個細節：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就“時常在某家，一日，大宴會，演戲，文武百僚地方紳士畢集，他遲遲而來，來時帶著某家之某人，全座駭然。”傅斯年繼而說，“此為勝利後，北平人士輕視中央之始。”
10月24日，《大公報》登載了南京特派員張鴻增的通訊《休說重慶來！ 》，通訊開篇就說：“'重慶人'在收復區老百姓眼裡在跌價，江東父老對這些凱旋的人最初是刮目相看，再而是冷眼靜觀，現在差不多已經搖頭蹙額了……冷眼的江東父老觀察了近兩個月，得了一個結論，'重慶人'到了收復區，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車，第三件是買黃金，第四件是女人。他們原希望這些凱旋的英雄一來，地方秩序漸趨安定，物價逐次平復，從此脫離了苦海。誰知這幫人卻是拼命享受，成了抬高物價的因素，一開始工作就是把郵資加了十倍，鐵道客運加了九倍，水電加了十倍。南京城內公然白晝搶劫，拘留所人滿為患，一般物價在跳漲”。 “或者是由於妒忌作祟吧？收復區人開始恨'重慶人'。”最後，作者給出了一個無比激忿的忠告：“所以，我勸朋友們到了南京休說重慶來。'重慶人'的風頭叫這幫先遣人員出盡了，你來搶白眼吧。”
蔣介石到後來也意識到“接收之亂”的嚴重後遺症。 1948年7月，在南京召開的軍事會議上，他總結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失敗的教訓時說：“由於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志。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
資料顯示，在各收復區等待接收的日偽產業約為四萬億元，這幾乎是當時中國的九成家產。可是，群鬼亂舞的接收大戰讓原本很有希望的戰後重建變得前途叵測。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國民政府在1945年執行的三大經濟政策——貨幣兌換、外匯開放與產業國營化更是讓上億民眾和民營公司陷入集體破產的絕境。
戰時，在中國市場流通的貨幣主要有兩種，一是重慶蔣政府的法幣，一是南京汪政府的中儲券，兩者的對價關係波動很大，互有漲跌。早在1942年，法幣與中儲券的流通比值一度在1比2、1比3左右。日本一投降，法幣身價頓時大漲，8月初，每兩黃金兌換法幣20萬元，到8月11日就跌到17萬元，數日後更到14萬元。而中儲券則大幅貶值。到9月中旬，以重慶、上海兩地物價為參照，法幣與中儲券的比率大體是1比50，法幣更有持續上漲的跡象。淪陷區的民眾和企業呼籲重慶方面馬上公佈官定兌換率，以安定市場和民心。
在行政院的專門會議上，經濟學家、經濟部次長何廉提出的方案是，1比50，至多不超過1：60，他在一塊黑板上詳細對比了重慶與上海的糧食、燃料和公用事業費用的物價狀況，還畫出了一張批發物價指數圖表。而以宋子文、陳行、徐堪為首的財政部則堅持1比200。理由是，“法幣的價值在上升，有人在用繼續貶值的偽幣兌換正在升值的法幣。”當何廉再三表示反對的時候，以“不堪”聞名的徐堪竟以政治掛帥的理由來反擊，他說，“對法幣幣值的樂觀估計，也就是對黨國前景的信心表示。”耶魯大學畢業的何博士只好閉嘴。
11月1日，官定兌換率開始實行，比值正是1比200。此案一出，二億人齊聲慘叫。
何廉在回憶錄中認為，“高估法幣幣值的緣因，部分由於對戰後形勢過分樂觀，部分由於交通所受的破壞，使法幣難於進入收復區。”但是，無論如何，中儲券被惡意貶值的事實是難以否認的。除了當時渝滬兩地物價的現狀之外，還可以從這兩種貨幣與國際貨幣的對價來看。戰時，日元與中儲券的比值是1比5.55。戰後，美國規定日元與美元的比值是1：15。到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辦法出台後，1日元約值70法幣，也就是相當於1.4萬元中儲券。如此計算，1945年的一年前後，中儲券的貶值幅度竟高達254.5倍。當時全國總人口4.5億，其中2.57億為淪陷區人民，這些家庭幾乎在一夜之間集體破產，上海流行民謠曰，“昨天放炮（爆竹），今天上吊。”
此次兌換政策的失誤後患無窮，它不但讓數億人對蔣介石政權咬牙切齒，信心大失，而且直接推動了全國性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變得彈性頓失，為日後宏觀經濟的破滅埋下了一個重重的伏筆。張公權在《中國通貨膨脹史》一書中也分析說，“兌換政策的後果是不幸的”，在1945年8月到12月間，中國人民的心情為之輕鬆愉快，物價一度猛烈下跌，出現了短暫的穩定，上海的物價指數從43200下降到34508，可是，到12月，持有中儲券的民眾害怕繼續貶值，紛湧搶購貨物，物價指數反彈到88544，竟比8月增加了一倍。
除了貨幣政策之外，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也被證明是一個重大的決策失誤。
戰後的政府金融儲備曾經處在十多年來最好的狀況，央行的黃金儲備達568萬盎司，計8.5億美元，敵佔的蘇浙滬皖地區接收了大量的物資，其中棉紗4萬件、棉布454萬匹、黃金51萬兩、白銀857萬兩、住宅2424幢等，僅上海在1946年變賣的物資收入就達6698億元。宋子文自以為重金在握，足以穩定物價和刺激進出口，所以，實行了金融開放政策，即將法幣匯率改為隨市場供應而自由浮動，並由中央銀行操控買賣市場。
殊不知，金融開放政策的順利實行，需依賴於市場預期心理的信心和政治的穩定。在政局前景不定的1945年，這種開放政策極易波動，引發投機，不但不能平抑物價，反而成為通貨膨脹的領頭羊。後來的事實正是如此，1946年3月，央行開放外匯市場，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格為2020比1，市場看淡法幣，狂炒美元，由此造成市場驚慌，黃金和美元持續上漲。在整個1946年，法幣發行額平均每月增加11％，物價指數平均每月上漲17％，已接近失控狀態，財政部的美國顧問楊格說，“從來未有通貨膨脹像中國現在膨脹的情況，而能避免財政崩潰的。”
1947年2月1日，金價漲至每兩40.6萬元，美元兌換法幣的黑市價格已突破1萬元，較上年上漲了將近5倍，2月8日，黃金價格一日五漲，最後收盤價每兩突破55萬元，2月10日更漲至96萬元。法幣幣值慘跌帶動了其他民生必需品價格上揚，日用洋貨普遍上漲1倍，米價騰升。據此，由上海引發的金融狂潮迅速向全國蔓延，先是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人們大量搶購黃金美鈔，如痴如狂，繼而鎮江、嘉興、淮安等中小城市也紛紛效仿，時稱“黃金風潮”。到2月16日，國防最高委員會不得不通過《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決定從即日起禁止黃金、外幣買賣及流通，將法幣與美元比價調高為1.2萬比1，同日，監察院舉行全體監委緊急會議，決定派員徹底清查“黃金風潮”釀成的嚴重後果與責任者。
在實行金融開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央行的外匯儲備減少了4.53億美元，黃金減少了331萬盎司，較原先的數量都少了一半，經過這番折騰，法幣的市場信用開始喪失，在日後的中央財政破產埋下伏筆。
如果說，魯莽、霸道而不計後果的貨幣及金融政策讓普通民眾大受其傷，那麼，國民政府對於戰後產業政策的製訂，則致命性地打擊了原本就搖搖欲墜的民營資本。
在一開始，局勢似乎在朝市場化的方向推進。戰後，以翁文灝、何廉為首的經濟部迅速擬定了一份《第一個複興期間經濟事業總原則》的方案，它制訂了“戰後中國第一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而其基本的原則是實行“混合經濟”模式，按何廉的表述是“在混合經濟中的有計劃的發展”，就是提倡國營、私營和積極引進外資投入的多種經濟成份共存。 《總原則》還特別強調把國營企事業的範圍限定在軍工、造幣、主要鐵路和大規模的能源動力經營以及郵政電訊等若干重要公用事業方面。鼓勵私營企業在政府經濟建設總計劃的指導下發展，並由政府在財政、運轉設施等方面給予援助，且在實際經營中，享有與國營企業平等競爭的地位、權利和義務。在引進外資方面的開放度也有所增加，規定在任何中外合資企業中，除了董事長一席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外，不必對外資所佔百分比作出限定。此外還特別強調，在政府供職的人員禁止經營和管理任何在其監管職能範圍內的企業。 《總原則》在最高國防委員會上表決通過，並公告天下。
以今讀之，這份《總原則》的精神與30多年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思路很有神似之處，甚至在一些表述上都幾乎一致。這是1934年之後，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具市場化精神的綱領性文件。當時的中國經濟，百廢待興，確實出現了一個改革的大好時機，美國學者費維愷在他的研究中便認為：“政府在收復淪陷區時，其間間隙的時間雖然短暫，本可以出現一個實行徹底而公正的稅收改革，以抵銷通貨膨脹的影響，但政府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收復中國工業較發達的省份，對解決商品供應不足的問題，可能有些希望，但這希望被事實殘酷地粉碎了。”
希望之所以被粉碎，一是頑固的國家主義理念仍是主流，若非決策者的絕大決心，很難被一紙《總原則》否決，二是官僚資本集團已經與國營壟斷體系形成了一個制度性的共犯結構，他們成為市場化改革的最大反動力。經濟部裡的那些書生當然無法與行政院和財政部的宋子文等官商抗衡。
總而言之，看上去很美的《總原則》自出籠之後，就變成一紙廢文，徒給後人留了一道長長的嘆息。
在宋子文的主導下，一連串以“中國”為名號的國營壟斷企業紛紛掛牌誕生：中國鹽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植物油料公司、中國造紙公司、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中國漁業有限公司、中華水產公司、中華煙草公司、華北鋼鐵公司、華中鋼鐵公司、天津造紙公司……他們以劃撥的方式無償得到了數以千計的、資產質量最好的資產，據經濟部統計，到1946年6月，已經接收的2243個工礦企業中，作“撥交”處理的就高達1017個，標賣給民營的只有114個，還不到接收工廠總數的5％。
這些中字號企業中，最典型的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自晚清以來，紡織業就是中國最重要的民生產業，而且長期為民營資本所掌控，在這個領域出現了張謇、榮氏兄弟等眾多企業家，它可以說是民營資本集團的最後一塊陣地。此次，宋子文利用接收的天賜良機，來了一個大抄底，他接收了日資在華的所有紡織工廠，還將上海、天津等地的眾多大型華資紡織廠納入囊中，官僚和國營集團分文未出，一舉拿下全國總紗錠的37.6％和全國織布機的60.1％，幾乎完全壟斷了中國的紡織工業。
據何廉的回憶，他曾與宋子文就紡織業的國營化問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他以《總原則》為根據，認為政府應該立即把接收的輕工業交給私營企業經營，他還提出了具體的方法，“我們可以把敵產作為政府股本搞聯營形式、或者規定條件出租，或者乾脆估價後出售給私營企業，以充分利用他們在這方面的管理經驗，也有益於市場競爭。”宋的回答是：“紡織工業的管理並不十分困難。而且，政府需款孔急，輕紡工業非常有利可圖，為什麼要讓私營企業家獲利，而不讓政府這樣做？”1946年6月23日，上海市商會特別電請南京政府行政院，認為“自政府接收敵偽工廠物資之後，耽於近利，不惜以此為彌補赤字財政之不合理計算，設立中國紡建公司、中國蠶絲公司、台灣糖業公司等，於顯然違反經建原則之下，展開與民爭利之壓迫，以致與此有關之民族工業，危如累卵”，提出為“維護民族工業，已經國營之中紡、中蠶、糖業等公司，迅予改歸民營”。此電沒有得到回复。
在民國企業史上，孔祥熙對銀行業的突襲以及宋子文對紡織業的收網，是兩次具決定意義的“經濟戰役”，兩個數百年間均由民間經營的、生機勃勃的重要產業從此被徹底的國營化。國民政府把接收的敵產歸為國有，使資本國家化，進一步充實了國家資本的力量，從產量計，國家資本從此控制了全國煤的33％，鋼鐵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電力的67％，水泥的45％，紗錠的37％，織布機的60％，此外，鐵路和銀行早已被完全掌握，一個強大而壟斷國家資本主義格局全面形成。統計顯示，到1948年上半年，國家產業資本已經佔全國產業資本總額的80％以上。
楊小凱在他的經濟史筆記裡評論說：“不幸的是，抗戰勝利後，這些日本私人資本大多被轉化為中國的官僚資本，不但在接收過程中因貪污和不同單位爭奪資產而受損，而且以後成為官商不分、制度化國家機會主義的工具……這個國營化也是中國後來製度化國家機會主義的基礎，它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製度障礙之一。”
1945年10月4日，范旭東突發急病在重慶去世。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他一直在為工廠的複興忙碌著。早在去年的9月，他與陳光甫、盧作孚等人參加了在美國召開的工商國際開發會議，所有的人都看了戰勝的曙光，范旭東連夜擬定了戰後復興計劃，其中包括擴充天津的永利鹼廠、修復南京錏廠、完成四川的銨廠和硫酸廠工程以及在湖南新建煉焦廠、玻璃廠、水泥廠等等，擴建和新建工廠總數為十個，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為此，范旭東向美國進出口銀行申請貸款1600萬美元。 1945年初，在陳光甫的居中幫助下，美方同意了他的申請，不過要求國民政府居中擔保。范旭東鄭重其事地向行政院上遞了借款報告。數月下來，渺無音訊，範數次催促，竟得到宋子文託人傳來的轉告之詞，“如果宋先生出任永利董事長，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國銀行指令紐約分行簽署擔保。”範憤而拒絕，他對永利老臣、宋子文的哈佛同學孫學悟說，“近因勝利，看見我們許多高官厚祿的老友，伸長手臂向空中亂抓，實在不過意，但若輩樂此不疲，民族休矣。”
不久，行政院正式批复，對永利的擔保申請“不予批准。”范旭東忿極攻心，一病不起，終於黯然棄世，終年只有61歲。在逝前，昏迷中的他用手拼命向空中抓去，嘴中大喊，“鐵鍊——”，其臨終遺言是，“齊心合德，努力前進。”
范旭東畢生拼鬥於中國化工業的振興，生為此慮，死不瞑目，實在是本部企業史上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以書生意氣投身商業，日思夜想，全為報國，數十年間慘淡經營，無中有生，獨力催孕出中國的化工產業。在他的周圍環繞著侯德榜、陳調甫、李燭塵、孫學悟等諸多科技精英，他們或出身歐美名校，或就職跨國大公司，原本都有優厚舒適的事業生活，全是被范旭東的精誠感動，毅然追隨他四海漂泊，在殘敗苦寒中嘗盡百難，後來的三十年裡，這些人一直是國家化工業的領導者。 “商之大者，為國為民”，說的正是像他這樣的人呀。
范旭東的多年同事侯德榜回憶，“先生當公司總經理三十餘年，出門不置汽車，家居不營大廈，一生全部精神，集中於事業，其艱苦卓絕，稍知范先生為人者，胥能道之。”據他的兒子範果恆回憶，即使在生意順利的天津時期，家裡的生活也還是比較拘謹的。那時候家裡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從老家湖南鄉下運來，因為這樣比在北京、天津購糧要便宜一些。重慶時期，范旭東的收入經常不夠養家，就靠妻子的一些陪嫁首飾幫補家計。范旭東逝後，重慶二十多個團體組織追悼會，國共兩黨領袖都送了輓聯，毛澤東寫的是“工業先導，功在中華”，蔣介石寫的是“力行致用。”
范旭東是不是被宋子文“逼死”的，後世說法不一。不過，在1945年的經濟復興中，民營企業家被徹底邊緣化乃至遭到利益剝奪，卻是不爭的事實。
再看盧作孚和榮德生的遭遇。
盧作孚的戰後擴張計劃也很龐大。當時，加拿大政府為了防止戰後生產萎縮，通過了一個《輸出信用保險法案》，由政府為外商擔保，向加拿大銀行貸款，用以訂購該國的工業產品。盧作孚向加拿大訂購6艘大型客貨輪和12艘中小型客貨輪，並因此申請到加拿大三家銀行的貸款1500萬加元。這一貸款同樣需要得到民國政府的擔保。因為盧的聲望實在很高，蔣介石在他的申請報告上親筆簽字批准，可是行政院和交通部卻提出了條件，要求民生將所訂購的輪船抵押給政府，在償清貸款之前這些輪船歸政府所有，由政府租給民生使用。這一額外的條件顯然埋有伏筆，在日後，政府很可能利用經濟危機或信貸緊縮的辦法，逼迫民生還錢，進而控制其股份。這一手法，並不鮮見。盧作孚當然不從。他轉而向美國買了十多艘退役軍用船隻，這些船雖然售價便宜，但是改裝費是船價的幾倍，盧作孚迫於無奈，也只好退求其次。他還跟民營的金城銀行合資成立了一家輪船公司，用銀行的錢購進三艘新船。民生的加拿大貸款案一拖再拖，後來還是達成了，但是，等這些船交付的時候，已經是兵荒馬亂的1948年底了。
民生公司無法從政府那裡得到支持，國營的輪船公司卻是格外的滋潤，政府控股的輪船招商局成為接受大戰中的惟一贏家，它把日偽的所有輪船及碼頭設施全數吃下。抗戰時，民生船隻近3萬噸，官營輪船招商局只有2.3萬噸，其中實際航運的不過0.18萬噸，到1947年，輪船招商局的噸位已躍居到了34萬餘噸，完全壟斷長江下游和沿海運輸業務，而為抗戰付出巨大犧牲的民生公司此時只有5萬餘噸。此時擔任招商局經理的正是幾年前與陳儀一起禍閩被陳嘉庚驅走的“先烈侄子”徐學禹，他竟揚言要“吃”掉民生。這一次，從不發火的盧作孚也無法控制憤怒，他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當面痛斥徐學禹。他還通過23位參政員在參政會上提案，“招商局應加入民間資本，改組為民營輪船公司，使能與其他民營輪船公司平等分配航線範圍，以發展我國航業。”此議理所當然地被宋子文否決。為了表達對民生的“尊重”和補償，政府撥了幾艘登陸艇給盧作孚，盧不無怨氣地說：“其實，這東西男不男，女不女的，改裝都不好改，現在還放著沒動。”
榮家碰到的情況更荒唐。戰爭一結束，被壓抑了八年的榮家頓時覺得翻身之日到了，在1945年10月，榮德生的二兒子榮爾仁向行政院遞交了《接收日本紗廠及人造纖維廠的建議書》，提出在中國的日本紡織廠應予接收，“分配給在戰時受到損失並在後方作出貢獻的廠，按損失的程度，給以賠償。”他還擬出了準備接辦的日商紗廠名單，紗錠總數約30萬錠。誰知在那時，宋院長正一門心思地籌建他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榮爾仁的建議書當然不被採納。僅僅1個月後，行政院就決定所有敵偽紗廠全部由國營接收。榮德生以老資格實業家的身份向政府上書，他憂心忡忡地寫道，“日本紗廠接收後，全部改為國營，亦是與民爭利，以後民營紗廠恐更將不易為也。若論國家經濟，統治者富有四海，只須掌握政權，人民安居樂業，民生優裕，賦稅自足……若措施一差，誤入歧途，雖千方百計，終難平穩。因知富強非難事，只在用之當與不當耳。能用民力，不必國營，國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雖一切皆歸官辦，亦是無用。因官從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費而已。餘近見政府措施孽謬，有失民心。”榮德生的這段表述可圈可點，至今是普世道理，可惜不為當政者聞。
可笑的是，榮家想從接收大戰中分一杯羹的夢想落了空，而他們的原有家產的收回也費盡了心力。申新一廠、八廠在戰時被日本人佔領，它的很多設備被拆裝到了日商豐田紗廠，國民政府在接收時全當敵產沒收，併入中紡建，再不返還榮家。福新三廠、六廠也同樣被日本人佔據，接收亂景期間，其粉麥糧倉被糧食部特派員全部接收散賣，到發還時只剩下兩個空蕩蕩的廠房。申新四廠在戰時遷移到漢口，日軍陷城後未及搬走，在那裡留有2萬紗錠和400台織布機，當榮家派人前去收回時，發現聯勤總部的第二修理廠已經在那裡開工了，廠房裡的所有紡機早被當作敵產沒收。榮德生很感慨地說，“接收手續之煩，過於創建……層層推諉，官說官話，不顧民瘼，比之日人，不相伯仲。數年之間，變質至此，大可慨嘆。”其失望之情躍然紙上。
這段時間還發生了一樁對榮家來說更驚心的事情，那就是70高齡的榮德生遭到了綁架。事發1946年4月25日，榮德生在去江西路總公司的路上，被三個冒充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綁匪擄走，綁匪開價100萬美元。榮德生被綁票，新聞轟動全國，蔣介石震怒，下令限期破案，淞滬警備司令李及蘭因此引咎辭職。 34天后，榮德生以50萬美元被贖回。又過了37天，警備司令部宣告破案，15人被捕，其中8人被判處死刑。榮家為救老爺子四處打點，先後又化去60萬美元。榮德生還親自登門向指揮破案的軍統局老牌特務毛森致謝，送上金表一隻、金筆一對。毛森因本案聲名大噪，後來當上了上海市警察局局長。數十年後，根據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有關人士的回憶，榮案幕後的主導者不是別人，正是毛森自己。
企業家在戰後的遭遇宛若一部辛酸史。八年前，從東南沿海隨國民政府千山萬水遷至大後方的企業大多成為了無人照顧的“棄兒”。 1945年8月，因為實在不堪壓迫，130名內遷工廠代表集體到行政院請願，要求給予貸款、協助復員。宋子文在接見他們時輕描淡寫地說，“中國以後的工業，希望寄託在美國的自動化機器上，你們這批廢銅爛鐵，濟得什麼事呢？”聞者頓時手腳冰涼。
到1946年的5月，368家遷到陪都重慶的企業只有3家遷回到了東部，卻有349家已經歇業。那些被國營化的企業也是複蘇乏力。經濟部承認，到1947年，從日偽接收過來的2411個工業企業，只有852個實際上恢復了生產。
工業蕭條導致了兩個嚴重的後果，一是失業人口大量增加，二是通貨膨脹持續高燒。國民黨政權自執政以來，就對農村改革缺乏熱情和經驗，其支持者主要來自城市，而現在，城市工人也站到了這個政權的對面，工人罷工此起彼伏，據蘇珊娜·佩珀教授在《劍橋中國史》中披露，在抗戰開始前的1936年，全國有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為278起，可是十年後的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爭議總數即達1716起，到1947年，這個數字更上升到2538起，佩珀教授進而寫道：“國民黨政府經常指責工人鬧事是共產黨職業鼓動家促使的，然而，這些爭論問題是現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從重慶還都南京，蔣介石的聲望在此刻達到巔峰，可是，隨著治理無度以及種種政策的失誤，很快讓人大失所望。
在種種景像中，最讓人病垢和憤怒的，是官僚資本集團的暴富，人們發現，趕走了一個貪婪的孔祥熙，等來的卻是一個更霸道的宋子文。民怨鬱積，終成沸騰之勢。 1947年一開春，全國就爆發了一場“驅宋運動”，沖在最前列的仍是那個脾氣暴烈的“五四老青年”傅斯年。
1947年2月15日到3月1日，傅斯年連續在《世紀評論》和《觀察》雜誌上發表三篇討宋文章，國內輿論為之激盪。這三篇文章的標題分別是《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傅痛罵說，“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台，並不由於革命的勢力，而由於他自己的崩潰。有時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時是有些人專心致力，加速自蝕運動，唯恐其不亂，如秦朝'指鹿為馬'的趙高，明朝的魏忠賢，真好比一個人身體中的寄生蟲，加緊繁殖，使這個人的身體迅速死掉。”在歷數了宋子文的種種惡行後，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當然有人歡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們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國人不忍見此罷？便要不再見宋氏盤踞著！”
傅斯年對宋子文式的官商進行了深刻的撻伐，他稱宋子文有著“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通過中國建設銀公司，經營或收買下戚墅堰電廠、首都電廠、既濟水電公司、淮南煤礦、鄱樂煤礦等廠礦，變“國營”為“宋營”。他尖銳地指出，不能說宋子文身上一點兒沒有“都市性、現代性、民主性和世界性”，但他明顯多了些虛偽、自私和霸道。傅寫道：“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踪影的，至於他的外國文化，儘管英國話流暢，交些個美國人（有美國人說，看他交接的是些什麼美國人，便知道他是什麼人）是決不登大雅之堂的……說他不聰明罷，他洋話說得不錯，還寫一筆不壞的中國字（我只看到報載他的簽名），說他聰明罷，他做這些事，難道說神經有毛病嗎？”他因而認定，在宋子文的身上更集中地反映了舊中國“官僚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共生現象”。
讀傅斯年這三篇充滿了火藥味的戰鬥性文章，讓後人十分震撼，其用詞之尖刻趨於極致，他甚至直接把孔宋二人比作蔣介石的“胯下之物”——雖皆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雙扇活寶貝”然而卻又是對頭。這幾乎是連“最高領袖”也一鍋罵了進去。他還生動地比較了這兩個當世最大官商，說“兩家的作風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為之處。但'世家'二字，我曾打聽他的故人，如嚴莊監察使，那就真可發一笑了。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風又不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這還不能算完，今天我們要覺得晉惠帝不愚，因為他聽到公園裡蛤蟆聲，他問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
傅寫道：“孔宋失敗的一個原因，由於他們的'清廉'程度，孔則細大不捐，直接間接；宋則我生你死，公私一齊攬絡來把持。前者貪欲過於支配欲，後者支配欲過於貪欲。雖然形狀這樣不同，而有好多相同之點，從所以得地位算起，一，二，三……我今天只說一件，就是兩個人絕對是以買賣為靈魂的，絕對相信他所相信那一種形態的自由買賣，尤其顯著的色彩是自由在己，買賣在公……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於私門，流於國外……唐朝的秕政，是和黃巢相輔而行的，明朝的秕政，是和張（張獻忠）李（李自成）相輔而行的。今天孔宋二氏之流毒，是共產黨莫大的本錢。還是先檢討一下自己罷！”
傅氏堅決主張由政府公開沒收或徵用孔宋兩家吞公營私的非法財產，“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產，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到民國五十一年還他們本息，他們要的是黃金美鈔，到那時都可以的。”
就在傅斯年猛烈炮轟宋子文的時候，上海正爆發“黃金風潮”，而孔宋家族也爆出一個天大的醜聞。如前所述，在實行金融開放政策的一年多里，國庫的外彙和黃金儲備都少了一半，可是，這些財富中的大部分都以曲折的方式進入到了孔宋家族的錢庫中。在這期間，央行以穩定市場為理由，向市場拋出3.81億美元，而宋孔家族背景的孚中公司、揚子公司和中國建設銀公司竟結匯3.34多億美元，佔了總額的近88%，其中大量用於炒賣黃金和進口奢侈品，搶奪市場暴利。監察院在事後調查的報告書中披露，“關於政府機關申請外匯案件，以當時政院主管外，審核工作既無一定審核機構，又無詳細法規，核准時或由政院行文，或由宋前院長個人決定，以便條手諭央行撥售外匯，其未經正式程序，顯有未合之處甚多。”宋子文以經濟學博士的學養和對英美體制的追捧，當然知道製度設計的重要，可是，他卻罔視國綱，以自己的一隻筆掏空了半個國庫。
3月1日，就在《觀察》刊登傅斯年第三篇文章的當日，宋子文在巨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辭職。為了平息民憤，在這年秋天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上，宋子文當場宣布將在他在中國建設銀行的股權全部捐獻給政府，當他說出這些股權的價值時，全場大官們還是被嚇了一大跳，它是1800億元。 （1946年10月，延安的共產黨理論家陳伯達出版《中國四大家族》一書，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陳立夫、陳果夫兄弟並稱為官僚資本主義的代表，“四大家族”一詞從此風行。）
回望1945年8月之後的中國，是一個讓人興奮而煎熬的時刻，正如歷史學家陳寅恪在日本投降當日所預感的那樣，真正是“喜心題句又成悲”。
從抗戰結束的那一刻起，蔣介石的眼睛就是一直死死地盯著中國西北角那個叫延安的地方，這位堅信“攘外必先安內”的政治家即便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放鬆對共產黨的打壓。現在，“最後的解決時刻”終於到了，他把軍事以外的所有國政都交給了妻兄宋子文，自己則集中精力於這個纏繞了他將近二十年的心頭大患。
再來看延安方面在戰後的行動。在上一章節，我們透過傑克·貝爾登和陳嘉庚等人的眼睛看到了一個高效、親民和簡單的新生政權，抗戰結束後，毛澤東一方面抓緊軍事上的戰備，派遣林彪等人赴東北，整編那裡的抗日武裝，並與蘇聯紅軍結成聯盟，另一方面則醞釀開始土地改革運動。從1946年起，各解放區開始了以“反姦、清算、減租、減息”為主題的土改運動，直接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分配給失地農民，以實現耕者有其田。這一土改涉及解放區的1.6億農村人口的利益，它成為廣大農民擁護共產黨的最主要的動因之一。於是，當國民黨在城市和農村日漸失去所有社會階層的支持的同時，共產黨人則從土地改革裡拾到了人心。 （土地改革中也出現了暴力現象，一些地主被當眾殺死，東北和河北地區因為忙著斗地主、分浮財，土地無人耕種，以至於發生了春荒。此外，千百年以來，維持中國基層公共事務的鄉紳階層基本上被消滅，宗族社會體系開始瓦解。）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飛抵重慶，與國民黨和平談判，舉國屏神矚目。毛澤東以九年前的舊作《沁園春·雪》書贈詞人柳亞子，詞曰，“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豪氣沖天，傾倒眾生。 10月10日，雙方簽署《雙十協定》，承認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海內一時歡騰，各城煙花燃放，以為和平指日可待。
誰知，煙花終是一個幻覺。就在重慶談判期間，國共軍隊已經在河北、山西開打，10月初，劉伯承、鄧小平的部隊殲滅了閻錫山的3．5萬人。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以193個旅、158萬兵力，向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
在八年抗戰僅僅結束了十個月後，內戰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