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前工業時期，經濟治理的流派無非兩種，一個是重農主義，一個是重商主義。哈耶克認為，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家，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家孟子輕蔑地把商人稱為“賤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也就是說，管仲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很有“企業家精神”。
管仲變法中有一項頗為後世熟知、引起最大誤讀的政策：“四民分業，士農工商”。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 《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千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千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
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
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
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製度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術領先於其他國家，《考工記》對齊國手工業作坊有很多記錄，以絲綢為例，我國最早出現的絲織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當時，臨淄生產的冰紈、綺繡、純麗等高檔絲織品，不僅齊國國內供給充分，還大量暢銷周邊各諸侯國，乃至“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歷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製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灣學者趙岡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他甚至認為：“明清以前的產品商品率未必就比明清時期低。”自秦以後，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了，不過它成了戶籍制度的雛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
後人論及於此，先是用知識分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了軍士，然後，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以士為首，農次之，以工商為末，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末商主義”。而實際上，管仲提出的“士農工商”，乃並舉之義，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
古人對工商的態度有過數度戲劇性的轉變。
遠古的中國人似乎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於、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商亡周興之後，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制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並列。 《易·遁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於工商。”《禮記·王制》曰：工商“出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 《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管仲的立場則完全不同， 他將“工商”與“士農”並列，認為這些人是“國之石民”，他說：“齊國百姓，公之本也。”這種把工商業者抬升到與“士農”並列地位的觀念，在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並非共識，《戰國策》中記載的姚賈與秦王的對話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對管仲的商人經歷頗為鄙視。當代史家李劍農依據《史記》、《國語》和《左傳》中的記載斷定：“中國商業之開化，當以齊為最早。”
如果當年管仲提出“士農工商”，是以“士農”為優，“工商”末之，那就很難理解之後的變法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