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將四民並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識與覺悟，更是他的治國理念的體現。這位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他在齊國推行了涉及產業、稅收、價格等多個領域的整體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放活微觀，管制宏觀”。
所謂“放活微觀”，就是對內刺激商品經濟的發育，對外降低關稅，形成“如水歸壑”的市場聚集效應。
齊國地處海濱，漁業和煮鹽業一向發達，管仲規定，魚鹽可以自由出口，關隘只登記而不予徵稅，以便利諸侯各國。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實行單一稅制，在關隘徵過了的，在市場上就不再徵了，反之亦然。
對於前來齊國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開國門，無盡歡迎，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索取稅費，徒步背東西來的不要去征稅，這樣來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他還建議齊桓公專門設立招待外國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處，來一乘車者供給本人飯食，來三乘車者供給馬的飼料，來五乘車者配備可供自由調遣的人員。從此，“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為了活躍市井，管仲甚至首開國營色情業。他在都城臨淄開了七間官辦的妓院（“女市”），每一間有妓女（“女閭”）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來商旅，並大收其稅。在後世，管仲因此被拜為娼妓業的“祖師爺”，如同魯班在木匠業的地位。
在這種自由貿易政策的鼓勵下，可以想見齊國商業的繁榮以及商人的活躍，《戰國策·齊策》如此記載齊國首都臨淄盛極一時的繁華景象：“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據計算，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最繁華富足的城市，而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
所謂“管制宏觀”，就是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其手段則是從財政、稅收和價格三方面綜合入手。
在農耕時代，對於國家的內政來說，最重要的商品當然就是糧食--中國自古存在商品糧交易，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商品糧佔糧食交易總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對糧食政策十分重視，在重要的農業稅上，他並不像一般的治國者那樣，要么橫徵暴斂，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認定，國君是否實行仁政，“什稅一”--只徵收百分之十的農業稅是一條鐵線般的標準。管仲的政策是兩年徵稅一次，大豐收之年，每年徵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徵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徵百分之五，如遇飢荒，則免稅。這一機動稅率，明顯比孟子的“什稅一”要靈活和現實得多。此外，管仲還建立了國儲糧制度，國家採購囤積了大量糧食，其數量足以控制市場糧價的波動，以達到豐飢平衡的功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縱糧價，嚴禁在飢荒之年利用糧食買賣欺壓農民，糧價波動必須由國家掌控，在農耕年代，這一見解無疑非常重要。
管仲還是一個運用價格槓桿來調節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的高手。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徵布稅，而要徵於原材料麻，麻價因課稅漲十倍，布價就可能因此而上漲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織帛，就可徵課原材料絲的稅，這樣又可使織帛的價格上漲十倍。在對外貿易上，他主張根據不同的情況來控製商品價格，即“因天下以製天下”：如果外國商品的質量高過本國，就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以控制外國商品的輸入，如果要鼓勵出口，就要壓低出售價格，“天下高而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