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民俗紛雜的地區維持長期統一，是一項十分艱鉅的工作，治國者必須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和基本製度建設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兩個觀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團博弈法。我認為，發生於歷史以及當下的所有中國問題，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產階層和無產階層，這四大利益集團互相爭鬥、博弈和妥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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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四大基本製度分析法。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最獨特之處在於，我們是唯一保持了兩千年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保持這一制度的國家。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國家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過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這四個方面完成製度建設。中國歷史上的眾多製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圍繞著四大基本製度而展開。在前工業文明時期，它們分別呈現為--
郡縣制度：為了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殺“百家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
科舉制度：通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將社會精英吸納到體制之內為我所用；
國有專營製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制國計民生。
這四個基礎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撐起集權政體的“大廈”，它們的共性就是追求各個利益集團在行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維持“自上而下的控制”。歷經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這些制度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制度的“故鄉”。及至於近當代，中國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開始了艱難的現代化轉型，上述四大製度中的很多內容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但是，維持大一統、實行威權治理的基本理念無實質性更變，因此，制度創新的目標與手段依然共軌同轍，體現出鮮明的延續特徵。對於面向未來的中國變革，此乃最為嚴峻的命題之一。
本書正是沿著歷史的脈絡，以經濟制度的變革為核心主題，做一次跨時空的平鋪直敘。
在第一講和第二講中，我將講述中國在完成大一統之前的兩次重要變法--公元前7世紀的“管仲變法”和公元前4世紀的“商鞅變法”，管仲的“四民分業”思想、鹽鐵專營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縣制、戶籍制、軍爵制上的大膽試驗，皆具開創之功，它們分別提供了兩個頗為極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極般地站在後世歷次變革的兩端。
第三講“漢武帝變法”是一個重點，在這場長達半個世紀的大變革中，中國完成了帝國模式的建設，漢武帝倡導“獨尊儒術”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圍繞產業、流通、貨幣及財稅等核心經濟命題，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其頒布的諸多經濟政策為後世所借鑒仿效。第四講的“王莽變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對漢武帝的極端化模擬，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會主義試驗。
第五講和第六講，分別講述中華文明史上最繁榮鼎盛的兩個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經濟變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強之帝國，開創了盛極一時的“貞觀之治”，然而130年後，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難逃“安史之亂”的劫難。宋太祖果斷地削奪了地方藩鎮的權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權威挑戰，有宋一朝在經濟制度上的創新為歷代之最，北宋後期的“王安石變法”更是一次轉折性事件，是帝制時期的最後一次整體配套體制改革，東西方文明也在此時分道揚鑣。
第七講“明清停滯”試圖回答這些問題：為什麼在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後，中國會掉進長達500年的“高水平停滯”陷阱；明清兩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是一次膽怯的被動行為，還是自信的主動決策；中國人在經濟創新和科技創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麼發生的；“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形態是如何形成的。
從第八講“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以“東亞病夫”的姿態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駛上積極變革的軌道，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輸入式改革，其過程痛苦被動，耗盡一代精英的心血。晚清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同時起步，卻造成完全不同的國運結局，期間發生的兩次“國進民退”事件值得後人警惕。
第九講“兩個民國”提供了兩個從理念到模式均南轅北轍的變革樣本，一個是極度自由放縱的市場經濟運動，另一個是以“統制經濟”為名義的集權變革，無一例外的是，它們都以失敗告終。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在這一時期實際上已陷入進退維艱的閉環型矛盾之中。
第十講、第十一講和第十二講是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變革簡史，1949年之後的20多年間，進行的是一場意識形態氣息濃烈、以消滅私人資本為目標的計劃經濟大試驗，它曾經取得過輝煌的經濟成就，然而最終將中國拖進了一個停滯混亂的泥潭。 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則又分為“放權讓利”和“集權回歸”兩個階段，中國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體制上的種種羈絆又讓改革的長期前途顯得撲朔迷離。
上述十二講，始於遙遠的公元前7世紀，止於當下的2013年，漫長的敘述宛如一次疲倦的旅行，對於寫作者和閱讀者都是一次智力、體力考驗。在閉門創作的日日夜夜裡，我常有與古人對弈复盤的感慨，有時一起歡愉，有時一起快意，有時一起沮喪，相與辯駁，東西參詳，終於體會到錢穆所謂“對古人懷有溫情之敬意”的心境。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嘗言：“關於政治經濟、經濟發展、經濟時代問題，都要理解決策者背後的思想模式和意識形態。所謂的意識形態，就是一群人對環境的解釋，以及對該環境如何調理出秩序，所提出對策背後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在這本書中，我放棄了批判者的姿態，而更希冀以建設性的理性心態，探研本國的歷史軌跡及可能的前途。也因此，我在十二講之後，又增寫“回到歷史的基本面”一節，就“統一文化”、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思考，同時，為未來的中國經濟變革提供一些基礎性的判斷。
在這本書中，我將提出兩個也許會引起爭議的結論：
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經濟大崛起與其說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倒不如說是兩千年經濟變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進，我們迄今仍有陷入歷史的閉環邏輯的危險；
第二，中國經濟制度上的“結構性缺陷”，是一個“建設性結果”，它與維持千年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