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中國男孩，幾乎都是從開始了解本國歷史的。我讀書讀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鄰居家的舊書架上撈到一本泛黃毛邊、繁體字版的。展卷閱讀，羅貫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歲的我給鎮住了：“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30多年後，在書堆裡埋頭日久的我才突然抬起頭來，想找羅先生問幾個問題：為什麼天下大勢必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為什麼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為什麼合了就必定會再分呢？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國的大勢”，還是“天下的大勢”？
這些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的學術問題，美國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專家魏斐德甚至將最後一個問題看作西方歷史與東方歷史的“區別點”。
中國與歐洲在早期都是從部落制進化到了城邦制，東方的春秋戰國正與西方的古希臘同期。孔子周遊列國的時候，畢達哥拉斯正在意大利南部傳授幾何學；孟子出生的時候，亞里士多德是一位12歲的翩翩少年。公元前360年，東方發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權式變法--商鞅變法，西方則在公元前356年出現了亞歷山大帝國。漢武帝（前156-前81年）進行中央集權制度的試驗時，西方的凱撒大帝（前102-前44年）也讓高度集權的帝制替代了共和製。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3世紀，東西方世界分別出現了雙峰並聳的、大一統的大漢王朝與羅馬帝國。公元184年，漢帝國陷入內亂，之後進入了將近四百年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羅馬帝國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之後，東西方歷史突然開始了“大分流”。中國在公元589年重新實現了統一，從此再也沒有長期分裂過。而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經歷了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便再也沒有統一過，儘管在2000年出現了歐元，實現了貨幣意義上的“統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歐元的存廢又成了一個眾說紛紜的話題。魏斐德的問題正是：“在世界上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為何差異起來呢？”
這似乎是一個很難有標準答案的歷史懸案，你盡可以從地理條件、民族心理、宗教語言以及偶然性等角度來給出解釋。魏斐德給出的答案很簡潔，但在我看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準，他說，“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 。
統一的文化為中國贏得了歷史性的榮光，在《歷史研究》一書中，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稱中國為“唯一延續至今的社會”，根據他的統計，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1個文明社會，其中，中國社會是文明特徵保留得最為完整的樣本。而這一成就正得自於“統一的文化”。
中國人最害怕、最不願意、最討厭、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統一是一個宿命般的、帶有終極意義的中國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術的邊界，儘管統一本身並不能保證政治和經濟的發展，甚至連湯因比都無法確認統一到底是“目的本身”，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不過他確定地認為：“大一統國家的成功崛起最終終結了'亂世'，親身經歷了這一過程的一代人對於大一統國家自然是無比嚮往、感激涕零。”
任何選擇都有代價，統一也不例外。若將這個漢字組合拆解開來，“統”者“歸總”，“一”者“劃一”，這個詞的背後隱隱約約地站立著三個讓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權、獨裁、專制。這似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