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浙江。
站在一張大比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前，遠遠望去，浙江正處在這只昂首高歌的金雞的前腹部，北與滬蘇接壤，南連閩粵，西通贛皖，東臨大海，一條溫馴的錢塘江自浙、皖、贛邊境的蓮花尖流出，呈“之”字形，蜿蜒400公里，穿省而過。每年秋天，錢塘江人海口的大潮，以洶湧壯觀為天下聞。
“浩浩蕩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逸仙說的是天下大勢，寫的是錢江大潮。
這裡，自古便是文物之邦、魚米之鄉、絲綢之府。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在這片滋潤富裕的江南水土上，到底生活著一群怎樣的人們？
讓我們試著透過一位外國人的“第二隻眼睛”來看浙江人。
1861年，鴉片戰爭後的第二十個年頭，古老而沉重的國朝大門剛剛咿呀洞開。一位長著一把火焰般紅鬍子的德國人在中國大地上好奇地行走著。
這位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國博士，是一位失意的地質學家，這一年，他得到上海英國商會的讚助，開始了一次與地質關係不大的人文考察。
當時他接受這樣的考察工作，無非是為了籌措一筆在中國旅遊的費用。但是當他在內地進行了七次實地考察，走了二十來個行省之後，他突然對中國人發生了奇特的興趣，於是便有了一本奇書：《中國——親身旅遊和據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在這本書中，利希霍芬博士以他的地質學家的敏感，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中國19個省份的人的性格特點。而他描寫的第一部分人群就是“浙江人”。
那是一份不無紛雜的印象式的素描：
“浙江省人，由雜種多樣的人組成，只是近幾百年才服從朝廷的統治。山地風土各異，沿海較為整齊。一般的浙江人性格柔和給接觸者以好感。
“……沿海有特殊種族，如寧波人。寧波人在勤奮、奮鬥努力，對大事業的熱心和大企業家精神方面較為優秀。
“……居民很能幹，善於背東西，女人和男人一樣幹活、撐船、做生意。
“……在中國，浙江的勢力更表現在買賣人上，尤其是商業上的寧波人，完全可以和猶太人媲美。廣東商人作為大商人，要求和歐洲人一樣的價格，而浙江商人則更看重小的、零碎的利潤。”
“善於背東西。”
在利希霍芬博士對浙江人的描述中，這是最令人噴飯但又最傳神的一筆。
背東西幹什麼？那必定是要出門，必定要把東西運到某個地方，或賣掉，或交換掉，總歸，是一次商業行為的開始。
也是一個德國人，不過很有名，是哲學大師黑格爾，他曾對海岸文化作過一次很精妙的論述。在他看來，當人類面對茫茫無涯的大海的時候，會感到自己的力量同樣也是無涯的，便能夠鼓起勇氣，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因此，黑格爾作出了海岸地區商業和航海共生的文化推論。
很巧，浙江正是黑格爾所描寫的海岸區域。不過，浙江人的商業才能沒有發揮於航海，而是轉向背靠的大陸，在充滿未知的“陸地之海”中去尋求自己的商業機會。
浙江人的“商業血統”，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良渚人能生產工藝水平很高的夾砂黑陶和麻織品。在那時，部落之間就出現萬物品交換的跡象。
自古以來，被公認為華夏商家鼻祖的，是春秋時的范蠡。
他襄助越王勾踐踏滅吳國，成就霸業後，便攜天下第一美人西旋棄官從商。究其一生，大多活躍在江浙一帶，後來以經營絲綢而富甲天下。
魏晉時期，浙江“商賈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廣”。唐代，寧波、溫州被闢為貿易港，“來往市舶，遙達海外”，在史書上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就有李鄰德、張支信、李處人等十數位。
自南宋以後的兩百年中，由於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一度成為了“王朝心臟”。 “江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當時全國號稱繁盛大都市的有40個，而兩浙就佔了23個，杭州更是以“參差十萬人家”而一躍成為全國最大城市。
明清以降，安徽的徽州人和浙江的寧波人是當時最具商人氣質的民眾。 “無徽不成鎮，無寧不成市”的諺語一直流傳到了今天。自明代以來的歷史j：，曾出現過所謂的“十大商幫”，浙江人就擁有兩席：寧波幫和溫州幫。
尤為難得的是，浙江人不但在行為上重商興市，而且在思想上別立體統，成為正宗的中原文化之外的一個“異數”。
宋朝一代，抑商重農的程朱理學在官方和民間的普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以葉適為首的永嘉學派卻在東南一隅大力提倡“通商惠工”、義利並重的思想，提出“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用之虛語耳”。
這一學派對後世影響巨大，到明代中葉，便發育出以王陽明、黃宗羲為代表的浙東學派，他們鼓勵人們從經學和理學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倡導“經世務用”，並付諸“親身踐履”，在此基礎上，引發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帶有濃厚世俗化色彩的人文主義啟蒙運動。
也就是在那個時期的江浙農村，耕耘出了中國最早的資本主義萌芽。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分工不斷擴大，生產的商品化因素明顯增大，改變了小生產狀態下的自給自足經濟。在許多地方，僱工現像已相當普遍，以絲織業為代表的商業經濟蓬勃興旺。據史載，“明代以後，杭州、湖州、溫州等均有數十個市鎮，大者萬家以匕，小者乾戶，成為商業、手工業的聚散地”。
到了近代，浙江商人更是得風氣之先。孫逸仙曾這樣評價浙江人：對工商之經營，經驗豐富……素以善於經商聞，且具有堅強之魄力。
便是在這片實踐與思想同樣豐腴的土壤上，浙江人走進了20世紀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