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天。月高之夜。
一輛從北方開來的大卡車正在飛馳，這時已過了長江，進入浙中盆地永康縣的境內。
也許是連日奔馳。駕駛員已是疲勞異常，永康的沙石路又不太平坦，終於在江南名山方岩附近的橋下村，只聽汽車“轟”
的一聲，翻在路旁。
這是一起很普通的交通事故。
第二天清早，橋下村的農民起床出門，便發現路上翻了一輛卡車，司機已不知去向。地上四處是倒翻出的焦炭，大約有四五噸。
有幾位年輕人拿了畚箕，把焦炭掃成十幾堆，然後在路邊叫賣起來。誰知生意竟很好，許多鄉鎮的小五金工廠都來買，短短幾天就賣光了。
生意那麼好，那幾位青年人就動腦筋了。數日後，有人便奔北方去了。
一車車的焦炭又運到了永康，這回不是過境，而是農民們特地買來經銷的。
漸漸地，橋F的焦炭在鄰近縣鎮出了名，成了一個極熱鬧的集散地，1984年掛牌，名曰：永康焦炭市場。
1978年的一天，大約是秋季。
一對垂頭喪氣的單氏兄弟打算從河南迴家了。他們辛辛苦苦彈了一年的棉花，扣除食宿零用，只賺了個來迴路費，心情自然好不到哪裡去。
在到火車站的路上，他們匆匆經過一家國營鈕扣廠的門口，哥哥突然眼前一亮，在牆角轉彎處他發現了一大堆花花綠綠的報廢鈕扣。
“反正是空著手回家。不如撿回去，說不定能賺點錢。”哥哥嘀咕說。弟弟一想，有理。但是他們手頭又沒有麻袋，怎麼辦？弟弟眼睛一轉，便利索地脫下一條棉毛褲，將兩隻褲腳用繩子紮住，鈕扣就嘩嘩地倒了進去。
他們的家鄉是浙江永嘉縣的橋頭，那是浙江南部一個四面環山的小村莊。單氏兄弟的鈕扣攤子一擺開，沒三天就被一搶而空。兄弟倆一點錢。淨賺156元8角，比他們彈一年棉花獲利還多。於是，馬上再往河南趕，再運來一麻袋鈕扣。
很快，越來越多的人往河南趕、往江蘇趕、往廣東趕，往鈕扣廠多的地方趕，橋頭的鈕扣也越來越多……幾年之後，這裡竟成了東南亞最大的鈕扣市場。
1979年的一天，記不清是什麼時節了。
一位姓葉的農民正搖搖晃晃地蹣跚在蒼南縣金鄉的土道上。他在連襟家裡多喝了兩杯，這時頭暈得慌，到了一堵大牆邊，終於忍不住“哇”的一聲，全吐了出來。吐後的嘴巴又苦又酸，他隨手往牆上一抓，正好抓到一張報紙，撕下一塊擦了嘴，剩下的揉成一團往口袋裡一塞，繼續走。
第二天，酒醒了，這位葉老兄丁丁噹噹地千他的小五金活。中午，他坐在門口納涼，往口袋一摸，摸出了昨晚撕下的半張報紙，他認字，便無聊地讀了起來。
忽然，他眼皮一跳，一條消息吸引了他。那是一份《讀者來信》，湖南一位師範大學的教師向編輯部寫信反映，當時國內剛恢復高考，各大高校招生量陡增，便出現了校徽需求量急劇增加的情況，許多高校因此發不出新校徽。
校徽，不就是一塊鋁片敲敲打打嗎？他頓時手癢，便依著報上的地址，給那位教師寫了封信，說他要多少校徽都可以馬上供應。
一周後，回信來了，要兩千隻，依圖製作，看樣付錢。
葉家做校徽的事當晚就傳遍了全金鄉，很快一封封定貨信從這個小鄉村飛往全國各大高校。
1982年，金鄉人做的校徽和塑料飯菜票占全國總需求量的50％。
全國最大的鋁塑標識市場，就這樣鬧哄哄地誕生了。
假如在那個月高之夜，大卡車沒有翻倒在永康橋下村；假如在那個垂頭喪氣的秋天，單家兄弟沒有從河南背回兩褲腿的鈕扣；假如在那個不可考的日子，葉老兄沒有喝醉酒，沒有搬下那張報紙……時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在做著這樣的假設，追問著這樣的問題：那麼，永康的焦炭市場、橋頭的鈕扣市場、金鄉的鋁塑標識市場，還會出現嗎？
這樣的問題，已幾近抬槓了。但是說實在的。在浙江市場的無數發跡傳奇中，確實充滿了太多這樣的偶然。
如此多的偶然事件，終於讓人會忍不住問一聲：
為什麼？
是老天特別地垂青浙江人？
還是浙江人的市場神經天生就特別發達？
運焦炭的卡車翻掉的不止一輛，為什麼在別的地方沒有“翻”出一個焦炭市場？
那堆花花綠綠的鈕扣倒在牆角不止一天了，為什麼獨獨被單氏兄弟“背”出一個鈕扣市場？
那封《讀者來信》大家都讀到了，為什麼全中國就金鄉那位葉老兄“讀”出了一個鋁塑標識市場？
一個更大一點的“為什麼”是：
為什麼資源貧乏、地處偏遠的浙江農村會出現最早的市場萌芽，繼而義發育成中國最大的專業市場群？
在那麼多的“偶然”背後，是僅僅堆積著另一群“偶然”，還是湧動著一個悠長深厚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