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可以用“偉大”來形容的社會變遷進程中，鄉鎮企業和專業市場是一對互相輝映的“雙子星座”。用浙江農民的話來說，就是“一輛車子，兩個輪子”。這車子就是發展現代商品經濟，這輪子就是鄉鎮企業和專業市場。這是中國農村第一步改革中農民的兩個偉大創造，兩個歷史性的成果。
用“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來描述草創時期的鄉鎮企業，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從70年代末開始，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農村生產力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釋放，大量剩餘勞動力從土地中分離出來。特別是在地少人多的東南沿海地帶，成千上萬的農民赤腳站在田埂邊緣，從那裡出發，他們開始織造起自己的工業夢。
於是，無數的農機廠、打鐵鋪、服裝作坊就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到1982年前後，東部農村的小商品生產已呈如火如荼之勢。
鄉鎮企業的產品先是以一種在中國鄉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成本一人力成本一肩背手提地傾銷到貧困的農村和同樣不發達的中小城市裡，低成本、低價格、質量粗劣，是這時的產品特徵。
之後不久，便出現了最早的專業市場。它同鄉鎮企業一樣，都是傳統計劃體制外的“野孩子”，它也同樣游離於正統的國有_工商業體系之外。
這對患難與共的“雙子星座”之所以能成為80年代之後中國改革星空中最輝煌的一道風景，是同當時的國情密切相關的。一方面是社會需求，特別是農村消費能力的極度膨脹，另一方面是城市輻射功能的衰弱；一方面是地域之間經濟發展水準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是長途運輸網絡的相對健全；一方面是信息的相對閉塞，另一方面是某些先行者獲得的優先利潤……正是這林林總總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使那些率先覺醒的農民們獲得了一塊縱橫馳騁的大天地。
到80年代中後期，現代工業技術的成熟化，為部分完成了原始積累的鄉鎮企業提供了又一次巨大的機遇。它們得以迅速地改良自己的裝備，提高產品的檔次，在廣闊的中國市場上，它們的市場份額呈幾何級數地上升。
在沿海各省份，鄉鎮企業的經濟當量進一步膨脹。它們在全省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都達到了50％以上，在浙江、江蘇、廣東等省份更是“五分天下有其四”，這可以稱得上是“有史以來未有之局勢”。
與之相伴，專業市場中的商品檔次和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的升級，出現了超大型的工業品批發市場。它們的年交易量往往占到全國同類產品交易量的10％以上，這一比例甚至可以影響全國市場的價格波動。
在浙江省，數以千億元計的鄉鎮企業產品，是通過專業市場渠道銷售的，而全省至少有3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在市場的各個環節尋找自己的機會。
以一個專業市場轉移500個農業人口計算，浙江省的5000家市場便至少轉移了250萬人。如果要靠辦工廠來消化這些勞力，則起碼要建25個諸如寶鋼這樣的大型鋼鐵廠。如果要建城市來容納這些人，便至少要新建兩個杭州市。
顯然，這是一串讓“城市”和“城裡的人們”感到難以置信的數據。
漸漸地，專業市場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和三資企業的身影。城里人奔往農村的專業市場購物，進而，農民商人進城辦市場，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震盪。
而隨著國際問流通的擴大，專業市場的供給半徑甚至超越了國界，延伸到了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
再然後，這些市場所在地便萌生出了初級城市化的趨勢。
這便是發生在中國部分沿海省份，貫穿整個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翻天覆地的鄉土變革浪潮。
在這段令人難忘的歲月中，中國農民再次讓“農民”這個被輕視了許久的名詞，煥發出逼人的光彩。
現在，它被稱為是“本世紀國際經濟中最富中國特色的鄉土經濟發展模型”。
而在全國各省中，浙江省又以最發達的專業市場網絡和龐大的鄉鎮工業體系，成為這一發展模型中的樣板。
1980年前後，為廠寫作《第三世界》，哈里森跑了23個國家。他甚至去了名不見經傳的布基納法索和已經不是第三世界的新加坡。
可是，他在飛行汁劃中偏偏遺漏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而當時，一場激動人心的鄉土變革正在這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方興未艾。
保羅·哈里森，實在應該為自己感到遺憾。
他漏掉的也許是最精彩的一章。
他真應當來中國，同中國的農民們握一下手，嘮一段家常——如果他到的是浙江農村的話，也許更會感到不虛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