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我寫《聯想局》的局裡局外——為了“底褲”的寫作

《聯想局》的出版，迄止今日，已近半年。圖書的銷售，據說是看前三個月，照《聯想局》前三個月的勢頭來看，既未有想像中之好，亦未嘗如想像中之差。一切平淡如水，緩慢而又平穩。 時間倏忽而逝世，《聯想局》與聯想的恩怨瓜葛，到今天已不大有人記得，即或記得的人也不大有人願意談起，一切都因為它打破了“潛規則”，揭開了真面紗，為已經赤裸的“商業史寫作”套上了一條底褲，使人們重新發現了廉恥的底線，知道了穿著條底褲與晃蕩著那話兒四處亂躥的差別。 至於與聯想的淵源，我在《聯想局》的後記中有所記述，為清晰所謂真相，這裡容我再添油加醋贅述一番： 2001年6月11日，聯想與AOL結盟之後，我和兩個同事為《經濟觀察報》寫了一篇叫《聯想賭命》的文章。文章的立意不錯，新聞標題也聳人聽聞，刊發之後很是引人關注，在報社總經理的帶領之下，還曾被動地與聯想集團“溝通”過幾次。不過這事很快倒也過去了，除了寫了一篇關於聯想的稿子之外，幾乎對我沒產生任何影響。

5個月後，2001年11月12日，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發件人是聯想控股公關部副總經理張濤，一個我從未謀面亦未有任何往來之人。頭一天，我的老師和好朋友錢鋼向我提到張濤會與我聯繫，讓我對聯想正在進行的事情提點建議。 張濤的郵件介紹了一套“叢書”，說：“聯想……在十七年艱苦創業的歷程中，聯想突破了'四道關口'，走通了高科技產業化之路，並且在管理與運營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此，聯想高層領導經討論決定，出版一套關於聯想的叢書……對內進行歷史性總結，對聯想發展史中的某些重大問題定性。” 張濤介紹了“叢書”的進展，說準備邀請幾位顧問（其中包括錢鋼），“擬訂邀請業界知名的，擁有IT背景並了解企業實際運營、文字功底紮實的記者在充分了解聯想歷史資料的前提下，撰寫相關文稿”。

我收到郵件後，遵照錢鋼的“指示”迅速與張濤進行了聯繫。我們約了一個傍晚在聯想的小食堂裡碰面。張濤是一個健談的人，我們似乎有類似的閱讀背景，對於寫作有近乎一致的判斷。印像中那天我們聊得很投機。 當日受邀請的記者除我之外還有《環球企業家》主編李甬和《中國青年報》的熊波。前者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時的老同事，後者則是新朋友。 後來機緣巧合，李甬因為工作忙早早宣布只看檔案不寫書，熊波堅持到了7月，2002年7月，因為到了中央電視台《經濟信息聯播》工作被委以重任，工作亦是忙碌不堪，考較之後亦選擇了退出，於是我便成為惟一選擇了。 最終我到了青島，以海信作為寫作藍本，進行了我個人商業史寫作的訓練。 《海信史：十年再造的關鍵時刻》完稿於2003年2月，7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信史》完稿之日，我才對自己寫這本書多了一點信心。

整個2002年迅速地被耗費了，其中大量時間被《海信史》的寫作佔用。 2003年到來，我短暫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聯想看檔案時，正逢“非典”，雖非幸事，卻使我能夠集中精力、心無旁騖地閱讀聯想檔案，與朋友們一起討論寫作。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對聯想檔案的閱讀，也完成了對關鍵人物的採訪。 8月下旬我參加了聯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訓，培訓前柳傳志總裁輾轉傳遞我一個信息，要我身著正裝混入受訓者內部。我幹得還不壞，甚至參加了他們的拓展訓練及最終的考試，因為閱讀了聯想檔案，考試得了99分，據說與志勤美集的許國兵總裁併列第一名，只是傳說，我並未求證。 9月我到新京報社工作。在忙碌、興奮和理想主義的狀態裡，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我開始動筆。寫作持續了很長時間，因為每天可以安靜寫作的時間太少。

2004年3月，我終於寫完了最後一字，長長地籲了一口氣。我內心鬱結之氣終於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藍，春天很溫暖，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從互聯網上看到了對聯想道路的爭論，我無意介入這場爭論，即使我反對他們的意見，我也要捍衛他們表達的權利。但是，那是一場毫無價值的爭論，一種王莽式的爭論。 一個與聯想毫無干系之人可以肆無忌憚地發表意見，卻又怎麼會設身處地、站在企業的角度思考成長？不聯想到中國局、中國大歷史，不思考歷史本身的偶然，就不會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而只會像《周禮》所規定的那樣，設計出天圓地方的思想。 我的書寫完了，任務既已完成，心中便覺輕鬆；雖然此前聯想似乎對我頗不放心，又邀請凌志軍先生寫作另外一書。

事實卻並不讓人輕鬆，接下來與聯想的交涉異常艱難。有一次與柳傳志總裁及聯想控股若干官員“對”書稿的內容，雙方就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分歧：我主張“以史實帶觀點”，力求復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柳傳志總裁則希望“以觀點帶史實”，尋求證據以佐證既定之歷史觀點。我猜測柳總裁對我使用“局”的概念並不太高興。總之，聯想眾官員一併附議柳總裁之倡議。我既堅持我的觀點，便只好答允另寫一書出版，以保證《聯想局》的完整性。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聯想控股一位官員請我吃飯，席間問我能否放棄寫作，其提出三個建議，大意如下：比較名氣、以往的成績，凌志軍老師更具競爭力，能不能我寫的書後出，凌老師的書先出，以免兩本書衝突；能不能補償我一筆錢讓我放棄寫作；能不能用一筆錢把我的《聯想局》買下來，永遠不出了。我拒絕了其建議，在給柳傳志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後宣布放棄寫《聯想局》之外的“御製書”。柳總裁回信對我的心情及選擇表示理解。

後來，我再次翻看了我的信的底稿，裡面有一段說： （與聯想前述官員吃飯）散了之後我又給張濤打電話惱火地說了一句：“凌老師又不是我爹，我為什麼要委屈自己讓他先出？” 至於補償的事情，XX先生甚至飯桌上要與我談價碼。我告訴X先生，我在《新京報》有穩定的、不錯的收入，我不缺那幾個錢。如果為了錢，我就不會花三年時間、辭職來寫這本書。我告訴他，我辭職的那段時間的薪金收入就有二十多萬。一個人的努力、誠意，又哪裡是金錢才能買到的！ 當日不歡而散，X先生的目的顯然沒有達到。據了解，他後來向唐總匯報說，小遲這個人不地道，以前說話磕磕巴巴，那天怎麼會如此流利？顯然有備而來，早就有了偷偷出版《聯想局》的想法。 XX先生與我沒什麼交往，他不知道我不喝酒時說話磕磕巴巴，喝酒之後表達異常清晰；他會使用威逼利誘的方式，我也會用我僅有的優勢來要挾他。

相互之間的要挾、委曲求全持續了將近一年時間。後來與聯想又頗多交涉，終於獲許在《聯想局》中使用聯想檔案（因此前曾簽署保密協議），條件是在凌志軍老師的書出版之後再出版《聯想局》；除此之外，聯想還給予我一筆小額（4萬元）的補償，其中一部分用於兌付事先約定的採訪中間產生的交通諸費用，另一部分則用於補償《聯想局》晚出版所造成之損失。 2005年1月，凌志軍老師的《聯想風雲》業已出版，我遵照口頭之約定將書稿交於聯想“核定史實”，並試圖獲得《聯想局》使用聯想檔案之授權。因為僅僅限於核定史實，《聯想局》故能保證其獨立性而非一本“客戶”定制的書；我也至少能保持一個寫作者最起碼的良心——對自己及文字本身、對歷史及事實本身的良心。

現在回頭想來，為什麼自己當初那麼激憤，除非是三個原因——對於自己所付出心血的不值；對於被輕蔑的反擊；以及對於最後一絲道德底線的堅持。 我自己內心有個計較：花了這麼長時間，如果僅僅為了掙到一筆錢，那麼就意味著自己三年來的努力一無所獲，三年的光陰只變成了錢，在寫作方面毫無長進。我還年輕，堂堂正正掙錢的機會有的是，何苦如此輕侮自己？ 對我來說，《聯想局》最大的收穫不是我得到了多少現世的回報，而是我找到了一條適合我自己的商業史寫作的道路，修正並豐富了我的“商業史寫作標準”。至為關鍵的是，我始終未嘗放棄自己的尊嚴，始終為自己脆弱的內心穿著一條底褲，我想，我應該為自己驕傲一下。 在《聯想局》後記中，我說道：除此之外，我想我極有可能會寫另一本以聯想為研究對象的書。聯想作為一家有代表性的企業，作為中國製造業的明星，無疑極為優秀。其成長過程坎坷曲折，其管理及文化錯綜複雜，其人事之變動、觀念之更迭，無一不值得關注。但是，多年來對聯想的研究，大多落於若非無理性的詰責及謾罵便是無原則的褒揚與吹捧，這對聯想及公眾都是一種不小的傷害。對聯想進行善意的分析、建設性的批判，敦促其經營更趨理性、其管理更加完善、文化更加健康，完成從優秀到卓越的跨越，或許正是我該做的事情。在閱讀了聯想各種密級的檔案、寫完了《聯想局》之後，我更認為這是我不可推卸之責任與義務。

這樣一本書沒有出版，反而出版了一本叫《柳傳志說：做正確的事》的書。題目原定為《柳說》，是在與聯想尚未交惡時給聯想的提議，後來聯想遲遲未嘗出版這書，而我又十分地喜歡這個名字，就將這本書寫了出來。同樣，為了遵守與聯想的所謂“保密協議”，我同樣沒有使用聯想檔案中的資料——《聯想局》、《聯想風雲》已使用過的除外。事實上，對於“柳傳志說”我已經興趣不大，我真正想做的是“我說”。 我想說點話，然後做點事。僅僅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