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郎咸平其人其事

有人戲言，2004年的郎咸平，原來相當於2005年的超級女聲李宇春，獲得一邊倒的人氣支持，追星者日眾。 不過對此，2005年9月的郎咸平笑言“這還是太小看我了”。頭髮比起一年前更白的郎咸平教授，頻繁出現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武漢等大城市的講壇之上，對於股市、房地產和外匯等經濟熱點問題繼續侃侃而談。對於MBO問題他繼續予以追擊，公開指責某家著名彩電企業的新接班人搞變相MBO，火藥味道依然強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筆者透露，他研究的課題是未來25年的中國發展戰略，國家的宏觀經濟會怎樣變化，區域整合如何得到更好的發揮？什麼行業的那些企業能夠一直成長下去？ 郎咸平教授於1986年獲得賓夕法尼亞（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財務學博士學位，曾經執教於多家知名的商學院，其中包括沃頓商學院、密歇根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郎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郎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公司治理顧問，現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顧問和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局公司治理項目顧問。

郎教授主要致力於公司監管、項目融資、直接投資、企業重組、兼併與收購、破產等方面的研究，並且成就斐然。他曾經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經濟和財務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如“美國經濟學會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芝加哥大學政經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財務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美國財務學會期刊”（Journal of Finance）等。郎教授的論文被大量引用，他的學術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學院的普遍認可。眾多的知名媒體報導了郎教授的觀點，其中包括“經濟學家”、“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商業周刊”、中央電視台、 CNBC電視台和TVBS等。而且大多數世界通用的財務管理教科書均引用郎教授的論文。

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國內股市極力推廣“辯方舉證”以及“集體訴訟”措施以保護小股民的正當權益。他的觀點受到媒體，學術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被媒體尊稱為“郎監管”。郎教授的監管思維在重要媒體包括《新財富》、《財經》雜誌、《經濟觀察報》、《21世紀經濟報導》、三大證券報、《中央電視二台經濟半小時》、《中央電視二台財經報導》、《鳳凰衛視》等等經常報導。 2005年9月，頭髮比起一年前更白的郎咸平教授，頻繁出現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武漢等大城市的講壇之上，對於股市、房地產和外匯等經濟熱點問題繼續侃侃而談。 在去年對簿公堂的強大對手顧雛軍被刑事拘留之後，格林柯爾以及科龍潛藏的公司問題已經顯山露水，郎咸平的個人聲望也因此再次到達一個新高峰。他被譽為精確預測德隆系的覆亡之後，再次嚴辭厲色擊倒了一批問題公司。

雖然掩飾不住喜色，但是郎咸平教授對於顧雛軍事件沒有進一步評價，他只是強調，一切在一年前他的分析之中已經表達得非常充分，現在沒有必要再追打落水狗。 在內地，他經常被鮮花和閃光燈環繞，談笑有高官，來往無白丁。在香港，郎咸平的生活則很簡單。如果沒有特別的安排外出，那就是早上到辦公室，中午還是辦公室，晚上七八點鐘才離開辦公室回家。 每週飛來飛去的郎咸平說自己幾乎每週都要回到香港，除了家就是在辦公室裡面，蒐集信息、做研究。這一間辦公室大約只有十平方米，牆上面掛著四塊世界性學術刊物給他頒發的獎牌。大辦公桌上密密麻麻地放滿了文件、資料和報刊。 “十年來好像都是這麼多東西”郎咸平笑道，“反正收拾與否都差不多的”。在這裡，他已經反复研習學術研究十一年了。

當然，一面修練內功一面保持曝光率的郎咸平沒有滿足的意思，他仍然時刻關注著每一點經濟變化。 長江商學院的一些女職員會感慨地說，郎咸平好像除了學術什麼都不關心。成了名教授，郎咸平說對他的生活改變不大。除了在外面和大家吃飯，他會搶著請客，叫滿滿一桌子菜之外，他在家裡的飲食很單調，黃豆芽排骨湯，大白菜豆腐湯，加個肉絲加個鹹菜。他說年輕時候就喜歡這麼吃飯，45歲之後更加喜歡。因為別的菜他都不想吃，所以家里人每次吃飯的時候都大叫煩死了，於是乾脆另外叫菲傭做一桌飯菜和他分開吃。 當然，周遊各國的郎咸平的生活也不單調的，他會自得其樂，某種意義上他的生活內容甚至很豐富。 在北京，他也會悄悄約上幾個海外的教授朋友或者三五知己，去后海或者其它非常中國傳統的地方，一邊看著夕陽一邊小酌。

很多辦公室的女職員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當郎咸平聽到她們說買衣服和到哪裡吃飯的時候，會覺得無聊。她們會說，郎咸平是個不講究吃、也不講究穿的人。其實她們可能只是看到了他工作時的一面。 實際上，他又是一個非常懂得配合不同場合穿和吃的人。例如，每次上電視做節目之前，他都會在汽車裡面，拿出剛剛洗熨好的衣服換上。而在電視台的化妝室，則是這位桀驁不馴的激情學者少有安靜的時候，他會一聲不吭非常配合化妝師的擺佈。 在香港，他會去尖沙咀各種有特色的酒樓喝茶、吃火鍋，見很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他的交遊絕對廣闊，而且他聽別人講起他們領域遇到的事情，也津津有味，完全沒有講課或者接受采訪時候的橫眉怒目。有時候，他也頗為善解人意。有一天，一個台灣朋友，一定要拉他去尖沙咀東部某個台灣酒家吃飯，他也就與我一同赴會。結果，雖然朋友點了很多名菜，他也耐著性子坐了很久，但是宴席散後出來，他偷偷跟我說，這個地方，以後千萬不要來，實在太不好吃拉！

郎咸平常常買一份報紙帶到吃飯的地方，坐下之後，邊聊天邊翻，然後幾乎五分鐘就翻完了，又把幾十版的報紙放在旁邊。問他看完了嘛，他說我關心的那些信息都看完了。 曾經，有一個香港新界的出租車司機陳先生是他專門約定的。郎咸平要到市區裡面去的時候，就會給陳司機打個電話，讓他即來中文大學的教學樓或者他的宿舍。二十分鐘後，郎咸平就疾步下樓，飛奔上出租車，說一個目的地，然後陳司機就驅車前往。路上，郎咸平會很有興致地問他，最近城市之中有什麼關心的熱點，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很多時候還把和陳司機的對話，寫入他在香港東方日報上面的財經專欄裡面。當然，據我觀察，娛樂新聞他倒是徹底沒有興趣的。有一次他陪太太看完一個選美比賽后回來，也會連連搖頭說那些人實在長得不怎麼樣阿！

2003年夏天，他在尖沙咀東部添置了新物業，離開在沙田的校園，為了便於更多的社會活動。而他也無限唏噓地對筆者說，他在香港的這個新家，都是從無到有自己一點點重新建設起來的。不過，他也清楚地表示，未來的時間，他會更多地投入在內地上，因為內地給他很多澎湃的激情。 當然，搬家到了九龍半島的尖沙咀東部的高層公寓之後，郎咸平為了方便，也就重新開自己的奔馳車。號稱有三十年駕駛經驗的郎咸平，在香港窄小的道路上駕駛得頭頭是道。記得2004年8月底，颱風襲港的狂風暴雨之中，車窗外能見度極低，而郎咸平依舊從容不迫地開車穿過最繁華的鬧市，穩穩地停在了家裡的樓下。不過郎咸平在2005年二月份的時候把他那部奔馳車賣掉了，他在中文大學的同事立刻神經過敏地問他是否又有了新的變化。在我追問之下，他才說因為自己很少呆在香港，因此又付貸款，又付汽油費，劃不來，還不如打的呢？他戲稱，下次記者採訪他的時候，大家一起搭地鐵吧。

現在郎咸平的住處有一百八十多平方米，正好俯瞰維多利亞海港，2004年夏天才新入住。 “十年前到亞洲的時候幾乎什麼都沒有帶。看起來現在這裡每一樣東西似乎都是我打拼回來的， 而且媒體也很八卦的談論這個房子的市價。但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的買價是700萬港元，但這是透過七成按揭買回來的，我支付了兩百萬港元，這種財力實在不算什麼，因此我仍然是個窮學者，媒體千萬不要作無意義的猜測。”郎咸平非常感慨。 “香港有些八卦周刊的記者搞錯了，說我搬到這裡來是為了跟內地人顯擺，哈哈。其實這完全搞錯了”。但是郎咸平和我私下談話的時候卻總是隱約地說他到現在對香港甚至這棟房子都沒有歸屬感。我想這可能是他在兩地所受到的關注不同所導致的情緒化反應吧。我突然又想到郎教授把他的奔馳也賣了，這兩個現象加在一起似乎答案呼之欲出，但是我也不太知道答案，因為郎教授一向不對媒體人透露他的私人生活。

郎咸平長期抱怨香港社會缺乏文化底蘊，很多人看問題太浮淺太商業，沒有學術研究的氛圍。和很多所謂大眾化報刊記者打交道的經驗，郎咸平也感到啼笑皆非。 “我在中文大學的宿舍，你去過很多次的，原來就有300多平方米，一樣可以看到海。搬到這裡就是為了社會活動方便，例如去機場直接就到了。但是記者們就覺得現在這個地方就好得不得了”郎教授苦笑道。所以他雖然在香港研究，但是更加願意在內地進行交流和傳播，因為“那裡學習的氣氛濃，整個社會很有活力，我很看好內地未來的發展，無可限量”。 郎咸平的感慨來自於他在內地的學術活動得到的廣泛認同。他覺得自己的潛力在這個龐大的空間得到不斷的發揮。 郎咸平教授是一個身體語言很豐富的人。 “好好，特寫特寫，他的手這樣動的時候，千萬不要挪開鏡頭。”在九龍半島海濱廣場九樓鳳凰衛視的錄影室裡面，專題主編鍾小姐非常興奮地指導著工作人員進行拍攝。 “這種財經訪談節目，本來很容易沉悶，但是每次郎教授做節目，都能擦出火花。他表達能力很強，也很能表現。在學者之中很難得。”鍾小姐回憶起一年多來與郎教授的合作非常高興。

“我喜歡對盡可能多的人傳播我的學術觀點。”郎咸平對於他經常性的曝光覺得“挺好”。 2003年的春節前夕，郎咸平教授專門到深圳，和幾位經常聯繫的媒體朋友談起他準備上電視做財經評論的節目。當時一位和他交情很深的主編就委婉地表示反對，說這樣對你的專業形像不利，容易讓人覺得你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啊。郎咸平大笑，這有什麼關係，“我是不是專家，有沒有水平，不是上不上電視這個形式決定的。別人我不知道，我上了，也是談我深入研究的結果，不可能淪為什麼公共知識分子的。”朋友心有不甘地說，不是那麼簡單的，老上電視，會影響你的學術研究，變成為評論而評論，到頭來會變得失去本來專業的。 “哈，我除了研究就是評論，我不怕這個東西能夠把我改變，我就是要試試。”郎咸平偏不信邪。結果，先是鳳凰衛視，然後是上海的第一財經頻道，郎咸平找到了一個能夠充分發揮展現他學術見解以及演講天賦的舞台。 一年來，他的學術觀點比起以往的一年，影響大了許多，尤其是上海地區。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財經的“財經郎閑評”在短短的半年內就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歡迎，而且還受到了外電的極度關注。北美華爾街日報、英國金融時報、南華早報和德國鏡報都是整個版面的介紹郎教授以及他這個節目， 而且CNN也計劃在2005年三月份對郎教授和這個節目做個專訪，CNN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之大不需要我多作介紹的，而且他們的專訪基本上都是圍繞在國家領導人和重大事件的層面上，CNN對一個中國教授所主持的節目如此的關注值得我們大家高興，我想這在中國電視節目史上大概堪稱第一次受到國際媒體如此的關注。根據我和這些記者的聯繫，外電對他這個節目的關切除了因為它的極高收視率之外，而且外電認為教授主持節目的成功大概在全世界是第一例，因此值得全世界關注，我想郎教授的個人魅力在立體媒體上可以說是展露無疑。 英國金融時報的一段報導小插曲非常有趣。金融時報這篇文章說，上海婦女最近的三大愛好分別是，Louis Vuitton（路意維登）的皮包，Cartier（卡提兒）的手錶和“財經郎閑評”節目。 我在2月25日陪同郎教授到上海渣打銀行辦事，當時已經下班了，還沒有下班的十餘位女性職員一起蜂擁而上，要求郎教授簽名拍照，把男同事完全擠在後面。我在旁邊觀察郎教授與這些崇拜者侃侃而談的學者風範，與他對愛護他的觀眾的用心與誠意，感到它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他的廣告不但滿檔，而且收視率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是全上海各類節目收視率的前三甲。這種成就和影響力令人做舌。由於外電的連番報導，華盛頓大學的MBA學員通過各種管道希望能來上海參加他的節目。郎教授為此還特別改變了節目形態，不讓這些外地客人失望，計劃在2005年3月12日在上海播出他和這些外國學員的對話。 在長江商學院的一次論壇上，一位教授講的是“中國企業如何做大做強”，而郎咸平講的是“企業不能做大做強”。主持人事先看了看兩個人的題目，和郎咸平商量能不能改一個題目，郎咸平不假思索地斷然拒絕：“不改，堅決不改，就講這個，要不就不參加了！”。前面的教授講如何做大做強，後面郎咸平緊跟著完全否定，他的口才與激情完全蓋過了對方，而郎咸平相信，在內地，他提出的問題真正能夠得到重視，他才能放言將自己的學術心得與社會分享。 對於他學術高度評價的美國，郎咸平坦言，今天已經很陌生了，因為對那邊已經沒有什麼感覺，沒有什麼事情是不會回去的，甚至一輩子不回去也沒有什麼遺憾。 一般來說，看他的言論文章來說，常有人以為郎咸平是書呆子，是不識時務的教師爺，其實，只要接觸過他，就知道這位能夠在香港挑戰十大投資銀行和富豪家族者斷非浪得虛名。能夠因為公事，弄得大財團下不了台，私下找他商量和解的人，在香港和國際上也是很多的。 郎教授曾有一段長時間在深圳地王大廈裡面辦公，常常在樓下的海鮮酒樓大會群英。而吃飯的時候，郎教授最能夠發揮眼觀六路的特長，最多有十分之一的注意力會放在飲食上，如果你說了他特別感興趣的專題，他兩隻眼睛盯住你，而手在下意識地將很細的牙籤放在嘴中將它撕成一條條細末，而當你話一停，他會立刻把你的話接住，而且上一秒鐘剛剛說完股市應該如何如何的理論問題，下一秒鐘就會突然以極快的頻率叫：小姐，怎麼菜還不上來，如果三分鐘還不上來，全部都退掉。結果，有一次上菜真的是慢了，於是老郎很乾脆地堅持退掉遲來的五個菜，而且連部長來說情都不行。在座就有一位證券公司老總來勸酒樓部長，“哈哈，是你們先不對就沒辦法啦，這位先生較真起來連李嘉誠都不給面子，你們和他再羅嗦也沒有用的啦。”。 還好，除了一本正經地皓首窮經之外，日常生活裡面他是一個充滿幽默感的人。例如郎教授的大兒子有三怕，最怕和他爸爸一起出去吃飯， 因為郎教授經常不給面子當眾批評菜餚和服務人，二怕問他爸爸財務學的問題，因為郎教授經常不給面子的罵他笨。三怕帶自己女朋友給爸爸看，因為郎教授經常不給面子的說她醜。 北大EMBA第一屆金融班學生，曾經問講台上神情嚴肅的郎教授，如果不是做學者，你最想從事的職業是什麼，剛剛還在深入分析企業管理得失的郎教授就衝口而出——歌星！實際上，平時郎教授偶爾也會在唱卡拉OK時候一顯身手，他有三首最拿手的台語歌，分別是、和《愛拼才會贏》，下次有機會不妨和他交手比試一下歌藝吧。 有記者專門問過郎教授是否喜歡旅行，思維活躍的郎教授的回答讓人忍俊不禁。他說，如果國際金融機構邀請他去演講的地方挺好的話他才會帶著家人順便旅遊，否則他絕不會為旅遊而旅遊。根據記者了解，去年10 月份經濟合作組織（OECD）邀請郎教授到印度做專題演講， 根據郎教授的說法他實在不想去該“荒涼之地”而最後取消該演講。郎教授告訴記者，他曾接受了奧地利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邀請針對“大歐洲經濟潛力的成功之路”做個專題演講， 郎教授說他所以願意接受邀請是因為家人想去維也納shopping。但最後還是因為國內事務太過繁忙而取消了該演講。 郎教授能夠如此這般對國際著名機構的邀請挑挑揀揀，他的學術界巨大的影響力以及頑童天性兩個因素都是缺一不可。 生活中的郎咸平像學術上一樣簡明扼要。他從來不避諱談錢。他在企業的講課都是明確要收費的，而且是“稅後”。價錢現在流傳是四萬元一場。有報刊找他約稿的時候，即使是再熟悉的，他還是張口就問：“你們一個字稿酬多少錢”他談錢的理由有一個到處跟人說的開玩笑版本，那就是“我要養家糊口。我這樣耍嘴皮子、爬格子掙錢是很辛苦的”，而他私下跟我有一個嚴肅版本，“要一定的稿酬是為了維護學術尊嚴。太便宜甚至白送給別人的文章，別人很可能不會尊重，處理起來也不夠重視的”。 郎咸平身上也有精明的商人氣。他倒是不羞於討價還價。讓賓館服務生送瓶礦泉水，聲明要“免費的那種”，“沒辦法，現在還是原始積累階段。”別人請他講課，他也是：“說清楚，要錢的，但我一樣該罵公司的時候還會罵。”最後再加一句“收費是指稅後價格”。 不過，雖然郎咸平擺明車馬談價錢的架勢，但是他言利的做法有時候還是不乏知識分子氣有趣的一面。 某次，珠三角地區的一家民營企業專門求約見郎咸平教授，我也在場目擊了活生生的一幕。年輕的企業創始人非常熱切，希望郎教授能夠成為他們公司的高參，許與優厚酬勞，好讓他們能夠盡快做大，最好能夠有什麼快速完成積累的財技傳授。郎教授則正色道，你最好放棄這個做大的念頭，因為這樣你們會死得很快！至於財技，我也不會，我只知道怎麼揭露那些侵害中小股東的做法！雖然其後雙方還是客氣地談論了一陣子。但是這個公司最後再也沒有找郎教授了。 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勞動報酬方面光明正大地要價，而對於一些交易他卻毫不猶豫地拒絕。 郎咸平在研究中保持了自己一貫的獨立風格，他說自己從來不與企業的管理層接觸，他通過公開的數據與自己的調查進行分析。在研究德隆時，他的助手跑到各個省市，“能找的都找了，到各地工商局查找，資料有這麼一大摞。”郎咸平說著，比劃了一個一米高的厚度。他在做德隆與TCL的分析研究時，都有人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寫那些文章，但郎咸平果斷拒絕。 “如果他們公開的數據是假的，他怎麼可能見到你給你說真話呢？我就是要保證我的研究的獨立性，我不想受任何人的影響”。 “記得以前在美國的時候，一般的教授大約10萬美元年薪，稅後實際到手的只是55000美元，折算成每一個月就是美金不到五千元，房租2000美元，供車400美元，如果還要出去旅遊的話，開銷就更大了。那時候，年輕教授最怕的事情，就是學生找上門來請教問題，因為談完了教學，到了吃飯時間，出於面子關係，就得請學生吃飯，吃完了就心疼。我因為教學多，還算好一點。” 這麼多年來，郎咸平既不炒股票也不買基金，對這些投資一概敬而遠之，寧願把錢存銀行。 2004年德隆事件爆發後，郎咸平深刻地感受到，“這個社會對我有著相當的期許，我現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訴自己，我必定保持實質上的獨立，但現在很難了。我強烈的感受到媒體和股民已經開始要求我保持實質以及名目上的客觀和獨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發後，企業家對我的預測能力感到十分震驚，因此這兩個月雖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擔任獨立董事或顧問，但我現在已經不可能再擔任任何職位了，這就是為了符合這個社會對我的期許”。說到這裡，郎咸平邊大笑邊說，“現在完全的客觀和獨立帶給我的最大問題是私房錢沒了”。 就他的學術研究的理念和思路，郎咸平曾和筆者長談過多次，充分解釋。 “我過去在美國同樣是進行上市公司的財務研究，但是沒有出現過這麼大的轟動。”對於八月中旬收到顧雛軍律師函，然後召開個人的記者招待會，結果一下子成為輿論和媒體的焦點，郎咸平相當感觸。 “美國的公司，在他們的環境下，是比較自覺接受符合投資者需求的質疑和提問的。因此，為了投資者利益進行的研究是很普及的，而美國的公司也會比較坦然和正面地接受這些批評。” 郎咸平教授介紹，“我們財務學或者說金融學的學者，進行的是對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非常學術性的研究，我們對公司管治的研究絕不是空談，而是非常具體的，包括公司應該什麼時候借錢，藉多少錢，何時應該對股東派息等等。”郎教授補充，對那些公司來說，他們每年都會面對各種各樣的研究和批評，他們已經學會瞭如何面對這些批評。 “為了向股東負責，公司管理層往往還會做出相應的業務和行為調整。” 自從2001年底開始在內地發展以來，郎教授發現，這裡的企業管治環境和美國大不一樣。 “我只能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放棄過去做的一切，和企業家一起吃吃喝喝，一團和氣，還可以有不錯的回報。”郎教授笑言，他不是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而是不願意放棄自己四十多年來的積累。 “第二種選擇就是堅持學術的獨立性，認真做好我的研究，而且把我負責任的結論告訴公眾”。 “在學術面前，我的研究都是以數字說話，是完全客觀公正的，而且這個方法是可以被複製，結論也可以被驗證的，這就是我的貢獻，而這也是所謂的真正的科學。但是這個貢獻竟然造成瞭如此轟動的效應，是我所始料未及的，我感謝媒體和社會大眾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但是如果這種科學的貢獻被灌上人格的高超等等神化的讚譽的話，那似乎抹殺了我真正科學的貢獻，而將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業的神颱，這種傳教士形式的批判絕對不是我的專長，而且也有悖於我這幾十年嚴謹治學的科學訓練”。 “有人問我是否和那些被批評的企業有仇，我想這是他們誤會了。”郎教授很鄭重地指出，“我的研究都是數字來說話的，和我喜歡或者討厭哪些企業無關。”他舉例，“即使我喜歡的企業，如果數字顯示的結果他們是有問題的，我也沒有辦法去讚美他們什麼。而那些我討厭的企業家，如果他們的財務運作沒有問題，我也不能去罵什麼。這是我們的學者的特性決定的。” 在8月底，新浪網的民意調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達近90% 。同時，也有一批學者出來批駁郎咸平。 “學術探討任何時候都是歡迎的，但是，我發現有一些不獨立的學者和媒體，為我批判的企業所用，開始挖掘羅織我的所謂醜聞，希望人格上批倒我，這是很沒有意義的。” “希望他們能夠駁倒我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付諸情緒和上綱上線。我的研究，根本沒有反對民企發展這種片面非學術的判斷。”郎咸平坦然說，在商業社會裡面我是個普通人，但是在學術研究方面我是一個真正的學者。 ◎陸新之：你近年發表的研究結果接連引發出了財經熱點乃至社會熱點，大家很好奇，郎教授真正研究內地財經問題可能才三年，請問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 郎咸平：這幾年間，我深入研究的企業案例超過五十個。而進行大樣本的分析就更多了，基本上包括全部的A股以及到香港上市的H股國企和民企。 ◎陸新之：你是指所有的，一千多家的A股嗎？ 郎咸平：是的。所有的A股，因為大樣本分析，就得盡可能窮盡目標對象，只是很可惜，做完這個龐大的基礎梳理工作之後，我發現內地A股因為很多數據存在問題，而且各個企業的具體目的不一樣，所以沒有提煉到多少規律性的東西。因此反而是企業案例研究經常有比較引起各界關注的結論。 ◎陸新之：哦，那麼說，你還有很多研究報告沒有發表。 郎咸平：是的，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企業研究完了，它的案例報告不一定能夠有很大的啟示意義，所以我沒有拿出來發表。 ◎陸新之：這樣的研究確實是很浩大，而且非常需要時間精力的。 郎咸平：對，這就是為什麼你每次來香港，都能看到我在辦公室的原因。當然，我也要感謝我的學生們，他們替我完成了很多基礎工作。 ◎陸新之：這樣的話，有沒有研究不下去的時候？ 郎咸平：個別的公司會有的。例如某家著名的在香港上市的民企，我發現他公佈的資料，根本和內地行業協會提供的數據有很大的出入，這樣的公司，就失去了正常研究的價值了。 ◎陸新之：有人擔心，你研究中國企業的案例會不會樣本時間不夠長。又有經濟學者說，研究時候的邏輯很重要，同樣的數據，不同的邏輯會導出不同的結果。 郎咸平：我是由這些上市公司能夠找到的公開披露的第一天的數據開始研究的，絕對不是拍腦袋任意選擇其中一段來說的。而且我採取的是國際通行的研究方式，只要你是使用和我同樣的數據，是一定能夠推導出同樣的結論，完全可以重複和驗證。至於邏輯影響的這種不科學的說法，我想這種經濟學者做的實證研究太少，才會有這樣的擔心。 ◎陸新之：請介紹一下你在香港的工作狀態，是否像和內地那麼多媒體曝光。 郎咸平：2003年6月開始在香港的《東方日報》開始寫作“郎評”專欄，每日一千多字，探討的都是很嚴肅的財經話題。以前在信報也寫一點文章，但是不多。因為在香港寫文章跟在內地寫不一樣，影響力大大不一樣。當然，我這麼做也主要是為了維護和媒體關係，還有一點就是跟香港的整體文化有關，香港人覺得，一個人經常露面，是很威風的，至於你說的是什麼，他們倒不是很關心，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所以香港媒體約我採訪，我已經盡量推掉。但是很清楚的是，香港媒體對於我的學術研究的興趣和了解程度，是肯定不如內地嚴肅媒體的。 ◎陸新之：好像剛才美國之音要採訪你，你也在盡量推辭。 郎咸平：是的，因為他們又是要我談國企改革，我已經寫了那麼多文章了，他們自己看就可以了。我是學者，又不是娛樂人物，不需要就一個話題不斷重複類似的內容。我現在回香港，就是休息，充電和做研究，其他應酬，一律可免則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