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郭鶴年：“糖王”的成吉思汗夢想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從赤道向北延申至7緯度的東南亞區域內，就是被譽為亞洲“第五小龍”的新興工業國家馬來西亞。從漢代開始，中國便與馬來部族有了友好往來。馬來西亞可謂是中國人下南洋的第一站。華人是馬來西亞第二大民族。在馬來西亞，華人很自豪，因為在“馬來西亞40大富豪排行榜”的首10名富豪中，竟然有7個人是華裔。 本文要講述的主人公就是具有傳奇色彩的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 六七十年代郭鶴年崛起於馬來西亞，成為亞洲糖王。在其糖業鼎盛時期，他控制了國際市場上每年食糖貿易總量的1/10。70年代中期他大舉進軍香港，同時環繞著太平洋建立起他龐大的“香格里拉”酒店王國。 80年代他進軍電視業，成為香港無線電視的最大股東。 90年代他又購得了《南華早報》的控股權，他幾乎掌握了香港人每日的喜怒哀樂。

近年來他大舉投資內地，投資總數達50億美元之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坐落在北京市的“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它被認為是北京現代建築的代表。可他的事業還不僅限於此，就像成吉思汗開疆拓土一樣，從白糖、酒店、房地產、船務、礦產、保險、證券、傳媒到糧油，他創建了一個龐大的商業王國。 1985年，亞洲管理學院和馬來西亞銀行公會共同主辦的“十大企業家”評選活動，將代表企業界最高榮譽的“金字塔獎”頒予郭鶴年。在馬來西亞，這個獎意味著非凡與驚人。 但這位聲名顯赫的超級富豪，在香港人們只知道他叫郭鶴年，而對於其他進一步的情況，則一無所知。而專業經濟人士對郭鶴年的了解，也僅僅限於上述這些。 雖然近年來郭鶴年旗下企業的影響力在不斷增強，使人們明顯地感覺到他的存在，但當人們碰到郭鶴年的名字時，對他的模樣頭腦中仍然是一片茫然，報刊上絕少刊出他的照片，他的身影幾乎從不在電視上出現。

他的家庭情況，他的人生經歷，他是如何發家的，他的經營秘笈，關於這些，在傳媒上幾乎找不到任何報導，即使有，也只是那麼“可憐”的零星半點，他亦極少在公開的社交場合露面。相對於人們津津樂道、耳熟能詳的香港富豪所展現的傳奇色彩來說，郭鶴年給人們更多的是神秘感。儘管已經年屆81歲，儘管已達到事業頂峰，但郭鶴年對事業的熱情絲毫未減，仍然奮鬥不懈。 郭氏家族領導者郭鶴年，祖籍在福建省福州市蓋山郭宅村。他的父親郭欽鑑有兄弟6人，其五個哥哥依次為郭欽錚、郭欽暖、郭欽端、郭欽仁和郭欽寶。時逢19世紀末20年代初，大批廣東、福建人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郭氏兄弟也不例外，除了長兄郭欽錚留在家鄉開了一家叫“萬安堂”的中藥舖外，其餘弟兄相繼來到馬來西亞謀生。 1909年，郭欽鑑隻身飄洋過海來到馬來西亞柔佛州的新山。為了生活他從店員做起，後來自己從商開了家咖啡館。當時，他的四哥郭欽仁已經在新山創辦了一家“東昇公司”，專營大米、大豆和糖的生意。由於郭欽仁身體狀況欠佳，逐步把東昇公司的經營和管理權交給郭欽鑑、郭欽端和郭鶴青（郭欽暖長子）三人，在他們的精心料理下，公司業務不斷擴展。逐漸建立了頗具規模的商號，家境日臻富裕。

1920年，郭欽鑑與來自家鄉福州的鄭格如結婚，先後生下了2個兒子。 1924年10月6日，住在馬來西亞柔佛州南端新山市的郭欽鑑又生一子，祖上定下字輩為“鶴”，家人給取名為“年”。郭鶴年早年念寬柔華文小學及英文中學，後轉入新加坡的萊佛士學院，在這兒他認識了一位對政治頗為熱衷的同學，即日後成為“新加坡強人”的李光耀，馬來西亞前總理拉扎克、總理侯賽因·奧恩等人都是該校的校友。 1942年，因日軍南侵，郭鶴年未能完成大學教育。戰後，郭鶴年便給經營白糖及米糧買賣生意的父親做幫手。 1947年，年僅23歲的郭鶴年在新加坡自立門戶，創辦了他的第一家公司——利克務公司，主要經營的還是父輩的老本行——買賣米糧食糖。 1965年，該公司改名為“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有關船務方面的生意。這成為了他的創業之始。據權威的英文雜誌《財富》早年的報導，郭鶴年當年是以33333美元、折合馬幣約10萬元開始創業的。

郭鶴年在二十餘歲便能創業，固然與他出身富裕有關。然而，個人的膽識、才能以及超強的判斷力和永不停歇的精神，才是他日後征戰商海、名震四方的根本要素。 1948年，郭鶴年創立新公司的第二年，父親郭欽鑑因長期操勞而病故。當時郭鶴年只24歲。郭鶴年的母親鄭格如不希望由於丈夫的死，郭氏家族的事業便分崩離析。她對郭氏家族中的眾兄弟提議集中各人所得遺產，組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 郭家經過開會推薦郭鶴年來管理公司。這樣，不滿26歲的的郭鶴年接過重擔，成為家族“掌門人”。這位商人的兒子從小受到中國傳統道德觀念的薰陶：要誠實，要刻苦耐勞，要謙虛、要講信用，買賣公平，童叟無欺，這就是他日後創業的信條。 說起來，郭家欽字輩南來新山，靠的是胼手胝足，艱苦創業，才創下第一份家業。有人分析郭家在幾十年商戰中屹立不倒，在於郭家欽字輩兄弟，不僅給後代留下一個殷實的家底和商業的網絡，更重要的是留下同舟共濟的兄弟情份。

商業，是最能致富的一種謀生手段。然而，商業奇觀也並不是每位商人都能碰到的好事。大多數商人仍然是以有限的資本量開展循序漸進的經營，而子承父業更是個人所身受的經濟、意識規定性的必然結果。 1949年4月1日，郭兄弟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郭鶴年領銜的郭兄弟有限公司主要經營的依然是米糧食醣類。 在郭鶴年創業初期，馬來西亞的局勢仍然處於動盪不安的時刻。這從英國殖民當局重返馬來西亞，並於1948年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以及曾與英軍並肩作戰的馬來西亞抗日軍從公開轉入地下，走入叢林打游擊便可見一斑。 而在郭鶴年二哥鶴齡死於英軍圍剿不久，商界的人不約而同地發現，那個在商場上有“拼命三郎”美稱的郭鶴年，一夜之間不見踪影了？而且，一別就是5年。

那麼，郭鶴年所去何方？若干年後，謎底揭開了：他去了英倫三島。在英國的郭鶴年除了同家中聯繫外幾乎割斷了同馬來西亞商業的一切聯繫。 英國，這個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故鄉。郭鶴年到達倫敦的時候，這裡的期貨交易和股票買賣正大行其道，十分活躍。郭鶴年原來對期貨交易知之不多，如今來到這個現代運作方式的國度，覺得期貨交易別有洞天，那瞬息萬變的市場價格潮起潮落，那押對寶的得意忘形，那看錯眼的一失足成千古恨，都讓他著迷興奮。 儘管郭鶴年遠居英倫，但來自馬來西亞的各種消息還是刮進了他的耳朵。他審慎地思索著、觀察著。 1955年，雖然當時馬來西亞聯合邦還不是獨立的國家，但郭鶴年堅信“日不落帝國”必然像以前在緬甸、印度等老殖民地一樣，不願意也得退出歷史舞台，米字旗終究得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降下來。此際，郭鶴年有一個清晰的想法：現在是他回到馬來西亞大展身手的時刻了。

在戰後世界經濟結構中，西方主要的工業國家逐步放棄了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重點發展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郭鶴年看到原來屬於英國商人所佔據的市場，在馬來西亞真正獨立之後，必定會留下真空地帶；他聽到了馬來裔、華裔和印度裔的馬來西亞商家分食大餅的焦灼呼喚。 在1955年巫華印聯盟組成新政府之後，郭鶴年作出返回馬來西亞的抉擇。在倫敦期間，他已經對糖業的經營做了全面深入的調查，對糖業的貿易狀況瞭如指掌。 回到馬來西亞後，郭鶴年為郭氏事業的發展採取了兩個重要步驟，一是在新山市創辦明田（Mintien）私人有限公司，經營各種商品和進出口貿易；二是開始將事業重點放在糖業經營上。他配合馬來亞聯邦土地發展局，在靠近檳榔嶼的北海創立了馬來西亞有史以來的第一所煉糖廠——馬來西亞製糖公司。同時，他看準時機，迅速建立遍布馬來西亞全境的銷售網，形成“原料—加工—銷售”的“一體化經營”體制。幾年間，他的糖業經營獲得巨額利潤和相當大的發展。 1962年郭鶴年被人們譽為馬來西亞“糖王”。

1966年，中國外貿部策劃把中國生產的白糖輸入馬來西亞，使郭鶴年面臨嚴峻的挑戰。他從印度大量入口白糖，成功擊敗中國生產商。經此一役，郭鶴年名聲鵲起。翌年，郭鶴年結識印尼首富林紹良，並供應白糖給林氏旗下的布洛公司，將版圖擴展至印尼。 為了進一步發展郭氏的製糖業，1968年，郭鶴年又順利的向馬來西亞政府租借到位於馬來西亞北部的玻璃市14400英畝（5760公項）叢林土地，經過由他設立的玻璃市種植機構組織開墾後成甘蔗種植園，大大增加了原料來源。同時，他在該種植園附近與馬來西亞土地發展局共同建立了玻璃市綜合糖廠有限公司，煉製種植園所產的甘蔗。 1973年種植園有了收穫，糖廠產量也迅速增長，使馬來西亞走向了食糖自給的第一步。

在郭鶴年之前，儘管馬來西亞的氣候、土地適宜甘蔗生產，但該國的農民卻不愛種植，稻米、胡椒、可可、煙草、腰果，才是主要種植的農作物。郭鶴年大面積種植甘蔗，可以說是在馬來西亞農業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自郭鶴年開創了製糖業之後，馬來西亞的甘蔗種植業日益興旺。 1970年，甘蔗種植面積達到0.71萬公頃，1980年，增至1.79萬公頃。 在盯著糖業生產的同時，郭鶴年還關注著銷售市場的情況。 1970年，他覺察到世界糖價有上升的趨勢，他大膽決策果斷地打進國際糖市，以東南亞為主要基地，把經營戰線延伸向歐美，如從古巴購糖轉手銷給印尼，從泰國進口原糖提煉後通過香港經紀人之手轉賣給中國，他趕在世界糖價上漲之前收購了大批原糖，並積極投資糖的期貨交易。後來隨著糖價的上漲，他當年就贏得了巨額利潤。所有這一切，為他日後擴大經營提供了資金保證。企業業績更是以“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態勢邁向多元化、國際化。 1976年，郭鶴年利用玻璃市種植機構收購了馬來西亞糖廠的93.3%股份。

到20世紀70年代，郭鶴年及其所主持領導的郭氏家族集團企業的糖業貿易，從馬來西亞擴展至英國、美國、香港、中國等國家和地區。郭鶴年每年從泰國購入近30噸糖，通過賤買貴賣、抽取佣金等方式，在紐約、倫敦等地進行期貨交易，取得了巨額利潤。在國際市場上每年上市的1600萬噸糖中，郭氏企業集團控制了10%左右。在馬來西亞的糖業市場上，郭氏企業則占到了80%以上的份額。至此，年僅40出頭的郭鶴年已由“馬來亞糖王”發展成為副其實的“亞洲糖王”，成為國際糖市叱吒風雲的人物，被世界同行公認為是世界六大糖王之一。 郭鶴年不是一個容易滿足的人，除發展糖業外，從60年代開始，借助於世界和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良機，郭氏家族集團企業資本日漸雄厚，其經營胃口逐漸大了起來，經營項目也日趨多樣化。特別是在70年代以後，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在馬來西亞除在北馬、吉隆坡擁有糖廠外，他還擁有在巴生和新山的麵粉廠、飼料廠、食油廠，芙蓉的塑膠袋廠，吉打的大理石廠和玻璃廠。並擁有拉曼錫礦的41.37%的股權。該集團屬下的“聯邦麵粉”擁有的麵粉廠，年產量約22萬噸，控制了馬來西亞40%的麵粉市場。此外，他還在柔佛合資創辦了製造薄木板和夾板的馬來西亞木板廠，其中95%的產品遠銷到歐洲、美洲、東亞及西亞各國。 1933年，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在其小說《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gin)》中描寫了一個神奇、美麗的地方Shangri-la（香格里拉）——一個安躺於群山峻嶺間的仙境，讓棲身其中的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寧。當時，該書獲得了英國著名的霍桑登文學獎，《不列顛文學家辭典》稱此書的功績之一是為英語詞彙創造了“世外桃源”一詞。但若干年後，有人會說，《失去的地平線》為亞洲創造了一個“酒店業鉅子”；一個“酒店帝國品牌”。 1971年，在挖到了糖業這第一桶金之後，郭鶴年並沒有止步。他躊躇滿志，在生意場上四面出擊。有鑑於世界旅遊業的迅速發展，郭鶴年便毅然向旅館酒店進軍，郭鶴年的眼光被後來的事實證明確實不凡。 郭鶴年與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合資建成了新加坡第一家五星級的豪華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這是當時新加坡最早建起的豪華飯店之一，從而揭開了一個輝煌如夢的酒店王國的序幕。時至今日，香格里拉己成為世外桃園的代名詞。而香格里拉酒店的優秀服務，及完美憩靜的環境，正與這個瀰漫著神秘色彩的名字源出一轍。 據說，郭鶴年自幼喜讀《失去的地平線》一書，在他創辦的酒店中，只有最高檔次的五星級賓館才能命名為“香格里拉”。 20年來，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已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酒店集團，總資產達470億港元。令人感興趣的是，香格里拉集團的每一家酒店都向來賓贈送《失去的地平線》這部小說。 從商場到酒店，從服飾到化妝品，從遊樂園到電影院，國際化的標準都是效法的對象。一些品牌在吸取國際潮流的精髓的同時也將自己的核心理念保留和發揚光大，成為另一種流行的觀念，並影響到全世界。比如“亞洲人的待客之道”，就發軔於香格里拉酒店，風行於世界。事實上，為亞洲酒店確立新的核心價值的推動者，正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團。英國的《商務旅行調查》雜誌也認為：亞洲有世界最好的酒店，言意便指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酒店的設計一向以清新的園林美景、富有濃厚亞洲文化氣息的大堂，堂皇的大理石地面，以及令人瞠目的威尼斯水晶大吊燈等特徵聞名於世。除了硬件，香格里拉最大財富是富有亞洲特色的核心價值觀：殷勤好客的香格里拉情。香格里拉的管理層總是這樣啟發新員工：想想看，你家裡來了客人你會怎樣招待？ 香格里拉認為，亞洲人總是好客的，而香格里拉的好客之道正如茶道一般精細入微：真誠質樸、彬彬有禮、溫良謙恭、樂於助人、自豪而不驕矜。香格里拉覺得好東西都是有本地特色的東西，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每座香格里拉酒店的設計都不相同，而又盡量融合當地的文化。 在大連香格里拉，精美的貝類裝飾在大堂凸顯海濱城市的風情，而在北京中國大飯店(屬香格里拉品牌)，大堂裡則是大幅中國山水畫，中間4根大紅柱，一派皇家氣派。每個香格里拉酒店的中餐廳都叫“香宮”，而即使同一道“辣子銀雪魚”都會根據當地的口味加以調整。 “讓客人喜出往外”，也是“好客之道”所追求的目標。香格里拉營運部門在集團內部倡導的“會客點—與總經理對話”溝通模式，是目前全球酒店業唯一的模式。這就是：在香格里拉旗下的38家酒店，每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午5時至7時，38家酒店的總經理都分別在自己的酒店大堂會見駐店客人，與客人直接對話交流、溝通。這雖然是一個簡單的辦法，卻令管理者和客人收到喜出望外的效果。 自1971年首家香格里拉大酒店在新加坡開業以來，先後在泰國、香港、斐濟、漢城、菲律賓、印尼及中國大陸建設管理近30多家大酒店。目前，郭鶴年在全世界共有1萬餘間客房在營業，尚有9家酒店、4000餘間客房正在興建中。香格里拉集團成為了亞太地區最大的酒店集團之一。 “酒店業鉅子”的桂冠又戴在了郭鶴年的頭上，其聲名甚至超過了“糖王”的美譽。 郭鶴年與中國的接觸，始於1962年那場食糖市場爭霸戰，當時“中國經貿部”想開拓馬來西亞食糖市場，郭鶴年為抗拒這位外來競爭者，結果到印度找救兵，進口印度廉價食糖，以打退中國食糖，贏得漂亮的一仗。中國經貿部因而對郭氏非常賞識，雙方交上了朋友，中國並將相機、雪櫃等中國產品的馬來西亞代理權批予郭氏，雙方自此建立了30多年的經貿關係。 由於郭氏與經貿部的密切關係，郭氏不時獲邀到大陸進行非正式訪問。不過在進軍中國大陸初期，郭鶴年表現得十分審慎，他寧願先在香港設立據點，再放眼中國大陸。 70年代初，郭鶴年開始攜資進軍香港。 1974年1月，他在香港成立嘉里貿易有限公司，從事期貨買賣，註冊資本4000萬港元。並在其下成立了貿易、房地產、金融服務等事業部門，在當地展開大規模投資行動。 八十年代末期，中國與英國針對香港九七年回歸問題爭持不下，使外資不敢放膽投資中國。當時香港投資氣氛低彌，稍後再發生“六四事件”，更是風聲鶴唳。然而郭鶴年對1997年7月1日以後回歸祖國的香港充滿信心。郭氏控制的嘉里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在此時進行大手筆房地產投資，先後與林紹良在尖沙咀東部地區興建了擁有720個房間的香格里拉酒店，與黃廷方在尖東建寫字樓，與中資的僑光置業合資發展杏花村，與華潤合資建港島香格里拉酒店。 以“人棄我取”的精神成功投資地產，令郭鶴年名聲大噪，打響了進軍香港的第一炮。而郭鶴年反其道而行的決定，使他成為馬來西亞企業進軍中國的開路先鋒，今日終得以分享最豐厚的回酬。 郭鶴年的看法是：“危機就是機會。一名生意人必需保持對時勢的敏感與警覺。” 中馬建交，尤其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郭鶴年積極與中國大陸開展經貿合作。而“香格里拉”在內地的大手筆與郭鶴年在內地投資是分不開的。上世紀80年代初，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看中內地市場，開始全面佈局。 1984年，在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杭州人耳熟能詳的杭州飯店的招牌不見了，一家五星級酒店經過重新裝修全新亮相，取而代之的名字是“杭州香格里拉”。杭州飯店是1956建成的老飯店，當年毛澤東曾下榻於此。這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第一次試水內地，他們選擇的合作夥伴是浙江省旅遊局，即現在的浙江旅遊集團公司。香格里拉酒店集團擁有杭州香格里拉45％的股權，也正式開始了在內地帶資管理。 在香格里拉的中國佈局中，北京是第二站。 1985年，郭鶴年在內地進行的首項投資就是與國家經貿委合作，斥資3.8億美元，興建北京國際貿易中心，這是當時最受矚目的一項投資。 郭鶴年曾表示，他投資中國大陸有三個原因：一是證明資本家中也有好人；二是幫助中國大陸現代化；三是促進中國大陸經濟步向繁榮。 國貿中心是包括酒店、寫字樓、商場、高檔國際公寓在內的綜合建築群，至今仍是北京CBD的代表性建築，國貿飯店和中國大飯店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1987年北京香格里拉飯店落成，香格里拉集團佔有49％股份，是當時京城最高、最豪華的五星級飯店。 1989年國貿飯店開業，1990年中國大飯店開業，香格里拉擁有兩家酒店50％的股份。 1995年，郭氏旗下的嘉里集團看到CBD地區符合國際標準的高檔寫字樓稀缺的狀況，和北京北奧公司興建了高級寫字樓嘉里中心，其中包括嘉里飯店，香格里拉擁有絕對的控制權。至此，香格里拉在北京擁有了四家酒店。 香格里拉擁有“香格里拉”和“商貿飯店”兩個品牌。 “香格里拉”品牌主要為五星級酒店，多數酒店的客房量都超過500間，1989年設立的“商貿飯店”為四星級品牌，價格定位適中，國貿飯店是第一家。 90年代，香格里拉以迅猛的速度進行了其在中國內地的拓展行動，尤其是從1996年到1999年短短4年內共開設了9家飯店。至此，從北到南，中心城市幾乎都有香格里拉的“據點”。香格里拉在中國所到之處，都成為當地標誌性酒店，在內地成功地打造了香格里拉品牌。自2001年起，香格里拉開始“兩條腿走路”，輸出管理和帶資管理齊頭並進。今年，香格里拉加快在內地的擴展速度，宣布有8家酒店正在籌備中，並有15家正在洽談中，到2005年將達到30家。 八十年代初期，由於世界性經濟不景氣，航運業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貨輪的貨運量大減，使郭鶴年蒙受嚴重虧損。估計當時的損失介於一億至二億馬幣左右。成為他事業中的低潮期。所幸，郭鶴年也表現出壯士斷臂的決心，通過各種途徑套現，包括出售一部分玻璃市種植、聯邦麵粉及香格里拉酒店的股份等，終於渡過船運及地產業的風暴。 進入九十年代，郭鶴年沒有停步於糖業和酒店業的發展，而是以更大的氣魄，以層出不窮的手法，以縱橫馳騁的戰術，向多種行業大舉進軍，東西南北縱橫奔馳，無所畏懼。郭鶴年開始將觸角伸及傳媒及影視業。 1988年，郭氏以20億港元收購香港無線電視的三成股權成為最大股東，一度在港引起轟動。郭鶴年和長子郭孔丞進入董事局擔任交替董事。 1993年10月，他在香港的旗艦嘉里集團，以26.5億港元從澳籍傳媒大王梅鐸手中收購了香港銷量最高最有影響力的，在殖民地時期被視為英國殖民地政府喉舌的英文報《南華早報》，此舉也使郭鶴年成為了當地舉足輕重的傳媒大亨。 1997年末，其子郭孔演成為該報主席。 郭鶴年之所以如此偏愛香港市場，固然是因為香港作為國際經濟、貿易、金融、交通、信息中心，對郭氏企業王國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但也與他對中國政治經濟的前景充滿信心關係密切。這一點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再一次得到證明。郭鶴年說：“我相信中國不會摔破這顆東方明珠，令中國遭受損失。”現在，他和他的長子郭孔丞都已成為香港的永久居民，香港已成為郭氏集團的總部和重要業務基地。 《南洋商報》曾評論郭鶴年是一位“名重國際、富甲一方”的企業家。他名下的玻璃市種植機構、拉曼錫礦、聯邦麵粉廠、彩虹有限公司、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等6家公司的股票已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股票交易所公開掛牌交易，總資產約14億馬元。 從九十年代開始，《福布斯》雜誌幾乎每年都把郭鶴年列為亞洲十大富豪之一。並以四十億美元的身家高居馬來西亞的富豪榜首。 人言：商場如戰場。市場競爭異常激烈，風雲變幻莫測。郭鶴年先生縱橫商場半個世紀，事業上屢創高峰，成功的秘訣是什麼？管理一個龐大的跨國集團有何良方妙策？ 和其它成功的企業家一樣，郭鶴年的勤奮是出了名的。他說：“開始做生意時，是不夠本錢的，靠著微少的儲蓄，加上像超人一般勤奮工作。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奮一倍，兩年的工作一年完成。”他是以苦幹贏得時間，用時間創造經濟效益的。 除了像成吉思汗一樣建立了事業的版圖，郭鶴年對領導之道，也有他獨到的看法。 “如果你要和別人做生意，必須站在前線領導，而不是坐在數百里外的營帳。我相信成吉思汗在巔峰時期，也是和士兵在前線分享勝利成果的。” 他認為，一個企業領導人的成功要訣有三： 一、擁有一批強大及有高度效率的經理人才，並與屬下的各級員工密切合作，為公司奮鬥； 二、公平及誠實。領導人應以公平及誠實的態度與所有人交往，平時以禮待人，講究信用，將會建立良好的聲譽。一旦面臨困境時，將會得到貴人協助。正是基於此，他才使自己的朋友“遍天下”，把“競爭對手”變成為“合作夥伴”； 三、擁有堅強的體魄及精神意志，隨時為公司的前途盡力奮鬥。 “員工能否對公司有歸屬感，與雇主本身是否有公平對待員工，以及給予他們怎樣的報酬息息相關。” 他以集團屬下的公司為例，表示公司除了給予員工可觀的分紅外，對錶現出色的員工，也提供25%-30%的折扣，讓員工享有公司股權，讓他們覺得有耕耘，必有收穫。 “企業家都有一種使命感。賺錢當然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當獲得大量金錢後，使命感便會油然而生。因為沒有使命感，一個人很快便想到退休，每天在高爾夫球場出現。” 郭鶴年年近八十仍然奮鬥不懈，便是基於這種信念。 郭鶴年說，無論誰，從開始做生意的時候，難免會走上一些“捷徑”。一個人一生光陰有限，不能一直等。開始假如需要一些捷徑，應盡量根據有道德的路線去走，以後有一點點資本、資歷之後，當然就不能再走那途徑——偏僻之路或斜門歪道了。要走正路，可能發展得慢一些，但前途比較穩妥。老想走捷徑、找邪路，用不正當的手段、方式去做、比較危險，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翻船”。 郭鶴年的母親鄭格如女士，在他的事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受過高等教育，獨具慧眼，在眾多子女中選中排行第三的郭鶴年，並委以重任，使他挑起振興家族事業的擔子。 而郭鶴年也沒讓她失望，他不僅創造出無數的奇蹟，更把家族事業發展成為一家備受尊敬的國際大企業。 “母親對我今天的成就有很大的功勞，她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對兒子的管教非常嚴格，也是影響我一生最大的人。”郭鶴年說。 在家裡，郭鶴年很尊敬自己的母親，從來不講老母不高興的話，不辦老母不高興的事。他母親已90多歲了，每天早上的例行工作是把一些不幸人士向社會求助的新聞剪下，然後交給郭鶴年手下的慈善基金會一一撥出款項加以救助。他對自己的子女則要求很嚴，從不嬌慣他們。她說：要記住，物質的東西，人死不能帶去，多留給子孫是害他們，而不是對他們好。太多的財富好像是砒霜，把砒霜點在子孫的頭頂上，不是破壞他們的頭腦嗎？但因為愛子孫是人之常情，一定給他們一些資產，讓他們有個機會站起來。 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務於社會，那麼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會掙錢的商人。郭鶴年不是那樣的人，郭鶴年非常愛自己的家鄉。他的不計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是這個國家民眾所公認的。 他說，我的心可以說分成兩半，一間是愛我生長的國家，一半是愛我父母親的老家鄉。我是百分之百地承認自己是中國血統，但我心裡還是愛馬來西亞的，那個地方也是個好國家、好社會。我們華人在經濟環境困難的年代，很多跑到南洋，得到當地人的愛護、提拔，像提拔我的父親，提拔和愛護我的兄弟，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點。馬來西亞是我的祖國，即使生意網遍布全球，我仍然保留大馬公民的身份。但我也不忘記我的祖籍在中國。我的父母親都是年輕時從福建移民到海外的，他們對故鄉的感情非常深。 郭鶴年發財致富後，成為公眾人物，但他卻一向謹言慎行，平時甚少曝光，在公開場合更不多語，保持低調的作風。他講話言簡意賅，做事向來踏踏實實，不喜歡參與政治。在一般大眾的眼中，郭鶴年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雖然他與馬、新兩國許多要人有著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除了曾擔任馬來西亞駐美國大使和馬來西亞旅遊局主席等職外，極少出入政界。對大眾傳媒介而言，他是一個好像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的人物。因為他幾乎從不接受記者的採訪，以至於報章雜誌上刊印的有關郭鶴年的照片，差不多都是同一個樣子，都是記者在他難得露面的幾個場合拍攝的。 實際上，郭鶴年是一個典型的商人，具有華人傳統的品德和作風。他為人隨和，沒有豪門巨富慣有的那種霸氣，以至於在人群當中常常不為人所注意。曾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1986年，馬華公會前總會長、國會議員陳群川因不慎捲入與新加坡有關的經濟案而在新加坡法庭受審。法庭上出現了一位相貌忠厚、慈祥的中年人，默默地坐在眾人當中。不久，一位採訪的記者偶然與他攀談起來，當問他從事何職業時，中年人平淡而簡短地答道：“賣糖的”。當後來他在法庭出面保釋陳群川時，人們才驚訝地發現這個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糖王”郭鶴年。 郭鶴年雖然擁有巨額的財富，卻生活樸素，從來不講排場。作為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的大老闆，他每次因事住店時，總是住在普通的客房。他的長子郭孔丞舉行婚禮時，他卻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分別宴請親朋好友，每次不過20席。 儘管郭鶴年本人並不熱衷政治功名，但卻十分注意和政界保持密切的關係。目前，他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爾、印尼前總統蘇哈託等政要都關係融洽。憑藉與政界的多層次、多渠道的交往，郭鶴年及其家族時刻洞悉政壇變化，以確保自己的地位和財富的穩定性。郭鶴年積極在經濟上支持政府的發展計劃。他在政府辦的許多國營企業中參資、參股，甚至親自出任董事長。通過與國家資本的結合，郭鶴年與政府建立了相互依賴、共存共榮的關係，他的企業由此得到政府政策的保護，獲利甚豐。 1992年5月，郭鶴年宣布退休，將其事業交給他的兒子郭孔丞與郭孔安。不過事實上，他是退而不休，仍然擁有郭氏集團的最高決策權，尤其是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投資方面。 “做生意有如逆水行舟，必須不斷向前劃，否則，一停下來便可能倒退。因此，我們不能停下來，必須不斷向前、不斷尋找機會。”可以預見，在郭鶴年的幕後指揮下，郭氏集團將繼續活躍於亞洲的投資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