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八篇商業歷史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渡過。二十多年後，他回憶說： “記得1978年前後，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日後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人民日報》中，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導“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緻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

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象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這一部企業史的前半段中，如果要有一個“男主角”的話，那他就應該是鄧小平。 1997年，鄧小平去世時，他被官方和民間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稱號似乎寓示中國變革是一場有圖紙、有操作程序的工程，但歷史卻好像並不如此，至少在企業史上並不如此。我們日後便可以發現，中國企業的成長演進和變革邏輯是經濟要素不斷開放過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結果。客觀的說，鄧小平奠定了中國變革的思想基礎，並在他掌控的時間裡主導了整場變革的節奏。這個小個子的四川人有驚人的堅忍力和洞察一切的政治決斷力，據親近的人回憶，當面臨重大決定時，他喜歡一個人坐在屋子裡默默地抽熊貓牌香煙，（他只抽上海捲菸廠生產的這個焦油含量很低的品牌煙，直到今天，熊貓煙還是中國售價最貴的香煙），當他作出某種決策後，卻很少有人能夠變更它。

1978年，是鄧小平真正主導中國命運的元年。在3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為國家主席。 10月22日，在國內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思想熱浪之後，鄧小平出訪日本。在此次訪問中，走訪日本公司是他出行的重要事項之一。 他先是參觀了東京的新日鐵公司和日產汽車公司。在日產的一個汽車廠裡，他一言不發地走過一條長長的生產線，到了盡頭他說，“我發現了，人家的勞動生產率是我們長春第一汽車公司的幾十倍。我知道了，這就叫現代化。”在大阪考察時，他專程去了松下電器公司的茨木工廠，在那裡，翹首等待他的是另一位亞洲傳奇人物，松下公司創始人、被尊稱為“日本經營之神”的八十三歲的松下幸之助。

據《讀賣新聞》的報導，鄧小平參觀松下電器展覽室時，講解員把一盤燒麥用微波爐加熱後，請鄧小平觀看，誰都沒有想到，鄧拿起一個燒麥看了一下放到嘴裡，令人們大吃一驚。他邊吃邊說：味道不錯，微波爐很好。這一幕事先誰都沒有想到。鄧小平對鬆下的此次考察，給83歲高齡的松下幸之助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促使老人開始思考松下公司的中國攻略。 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在《鄧小平讓中國富起來》的回憶文章中記錄了鄧小平訪日的另一個細節：中江在陪同途中問鄧小平對日本的什麼感興趣，鄧小平說中國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時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沒有不產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訪日之後，鄧小平旋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一書中回憶了這段經歷。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這些細節，在1978年的新聞報導中被淹沒，人們只關注和稱頌鄧小平出訪的種種政治意義，卻沒有發現他其實已經在為中國日後的經濟制度改革汲取經驗。鄧小平是一個深思而行慎的人，當他提出某一個主張的時候，便表明他已經對此深思熟慮。在年底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突然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他當時一口氣列舉了十來個城市，第一個就是深圳。 當時在座做記錄的經濟學家於光遠回憶說，鄧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們常說的“寶安”，還列舉了為什麼深圳可以先富起來的理由，可見鄧小平注意深圳很久了，而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1979年3月，深圳經濟特區成立。 1978年底，美國《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時代》年度人物”（Man Of The Year）。這家在國際上影響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頁的系列文章介紹了年度人物鄧小平和打開大門的中國，其開篇之作的標題是：《新中國的夢想家》（Visionary of a New China）

鄧小平當上政協主席後，主持的第一個大會是“全國科學大會”。在大會上，他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當年，共有6000人參加了這次科學大會，其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在大會的後排，坐著一位名叫任正非的33歲的青年人，他是解放軍派來的代表，他因為剛剛獲得了全軍技術成果一等獎而意外地得此殊榮，此刻他正在為父親的平反以及自己能否入黨而發愁，而他不會料到的是，再過十年他將漂泊到南方的深圳，以微不足道的2萬元創辦一家叫做華為的電子公司，然後，這家公司將以其嚴苛的軍事化管理和犀利的底價戰略迅速崛起，並讓全世界的同行們深感頭痛。 科學大會後，國家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速度明顯加快了。 4月，教育部決定恢復和增設55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著名的暨南大學等，很快，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

教育部公佈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高考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 翻閱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語文試卷”，第一部分是給一段文字加上標點符號，而第一題就跟經濟有關： （1）實現機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機械化機械化不是一口氣吹出來的要經過一番艱苦奮戰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要肅清他們的流毒促進人們的思想革命化一個軟懶散的領導班子是挑不起這付重擔的。 這是當時最主流的價值觀：思想的解放和對左傾的、僵化教條主義的餘毒肅清是經濟進步最首要的前提。從這裡，後來的人們可以發現，在1978年，追求經濟成長是一個多麼讓人戰戰兢兢的事業。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一旦噴湧，40餘萬人眾裡怎麼可能沒有龍虎之士。

在遼寧，瀋陽鐵路局當工人的馬蔚華考入吉林大學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11年後他出任招商銀行總行行長；杭州出生的張征宇考上了北京工業學院（後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他一直讀到博士畢業，1987年自創公司，後來做出第一代PDA掌上電腦“商務通”；北京176中學的青年老師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學院的研究生，六年後創辦四通公司，後來成為北京中關村的風雲人物。在四川，劉永行三兄弟參加了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數線但是因為“出身成份”不好而沒有被錄取，兄弟三個一怒之下辦起了一個小小的養殖場，二十年後他們成為當時的“中國首富”。 跟全國所有的大學一樣，廣州的華南工學院(1988年改名為華南理工大學)也迎來了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生，無線電班的教室裡濟濟一堂，學生們都用好奇的眼光大量彼此，他們中間年紀最大的已經40歲，名叫陳偉榮，來自廣東羅定縣，最小的有兩個18歲的，一個是剛剛到海南五指山下鄉就參加高考的黃宏生，還有一個是從惠州考上來的李東生，他們的同學後來回憶說，“陳偉榮最老成，是全班的老大哥，在學校裡沒有少照顧他的學弟們，黃宏生是穿著露出大腳拇指的解放鞋走進教室的，他是班長，在四年時間他幾乎全部泡在了圖書館，李東生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性格很內向，平時不太愛和其他同學玩，特別是見到女生還會臉紅，因此一些女同學畢業時還不太叫得清他的名字。”這三個人，日後分別創辦了康佳、創維和TCL三家彩電公司，極盛之時，這三家公司的彩電產量占到全國總產量的40％。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都像段永基和李東生們那麼的幸運。 在內蒙古，一個叫牛根生的青年遭遇父喪。他是一個苦孩子，生下來一個月就從鄉下被賣到了城裡，據說僅值50元錢。他不知道自己姓什麼，因為收養他的人是養牛的所以讓他姓了牛，他的養父從抗美援朝結束後開始一共養了38年牛，他便是在牛群中長大的。那一年，養父去世了，牛根生抹乾眼淚，接過牛鞭繼續養牛。五年後，牛根生到了一家“回民奶製品廠”當刷瓶工，在那裡他一干就是16年，然後便創辦了蒙牛集團，它後來成了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 在溫州，十三歲的南存輝因貧窮而不得不輟學，他成了一個走街串巷的補鞋匠，對那段日子他一生記憶深刻，“補鞋稍不留神，錐子就會深深地紮入手指中，鮮血頓時湧出。只好用片破紙包上傷口，含淚繼續為客人補好鞋。那陣子，我每天賺的錢都比同行多，我就憑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點，質量可靠一點。”六年後，這位修鞋匠在一個破屋子裡建起了作坊式的開關廠。二十年後，他創辦的正泰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私營公司之一。

在南方小鎮深圳，一位叫王石的27歲文學青年正枕著一本已經被翻爛的，睡在建築工地的竹棚裡。他在後來的自傳中寫道：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經凋謝了。路軌旁拋扔著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空氣中瀰漫著牲畜糞便和腐屍的混合臭氣。我正在深圳筍崗北站檢疫消毒庫現場指導給排水工程施工。內地各省市通過鐵路出口到香港的鮮活品商運到深圳，集中到筍崗北站編組檢疫，再啟運過羅湖橋。運輸途中發病或死亡的牲畜、變質的水果蔬菜要在這裡檢驗清除。消毒庫是為返程的空車匹檢疫清洗的工程。 “我之所以到深圳，是由於1977年我從蘭州鐵道學院畢業時，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擔任給排水技術員，工資每月42元。工程五段主要負責北至廣東與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羅湖橋頭路段××公里的沿線土建工程項目。在這一管轄路段，經常幾個工程項目同時展開，1978年我們接手了筍崗北站消毒庫項目。那個時代，深圳還屬邊防禁區，不是隨便什麼人就能來的……工程繼續著。我盼望儘早結束工程，遠離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1978年的中國企業是一付怎樣的景象？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 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採訪考察中國企業的審批。因而，在各家國際媒體上，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 具有戲劇性的企業考察是，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發現了一台140多年前的機器。這家年產原鋼30萬噸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50年代之前的，其中竟有140多年前英國製造的蒸氣式軋鋼機還在使用。那位記者指著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有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讀賣新聞》的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的落後深為驚訝。這年6月，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他寫到，“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乾淨得一點灰塵也沒有。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說，產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他還觀察到，長期的政治鬥爭，學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他舉例說，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平均年齡是56歲。 在經歷了這一些觀察之後，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進入建國30年的中國今後的課題是，實行高速度經濟增長政策，把中國造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而中國正在採取的辦法則是，“在再度復職的共產黨副主席鄧小平的領導下，設法加強同外國——以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關係，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 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係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去訪問，並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發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於引進先進技術。” 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準的。 1978年，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中國政府的還做了一些動作，它們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引發聯想，然而在後來的研究者眼中卻決非巧合。這一年的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髮佈建交聯合公報。 在這一年的天安門國慶典禮上，出現了一個叫李嘉誠的香港商人。他穿著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著中山裝的中央幹部身邊，天安門廣場是那麼的大，讓這個從小島上來的潮汕人很有點不習慣。從十一歲離開大陸，這是他四十年來第一次回國，在幾年前，他還是一個被大陸媒體批評的萬惡的資本家，現在他已經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他自己可能也沒有想到，再過二十年，他將在距離天安門一公里遠的地方蓋起一個龐大的、超現代的東方廣場。他是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來之前，他給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 在李嘉誠從香港來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前的四個月，36歲的榮智健隨身攜帶著簡單行裝和單程通行證，遠離家人，告別妻兒，從北京來到了香港。到碼頭來迎接他的，是他的兩個堂兄弟，榮智謙、榮智鑫。顯赫百年的榮家第四代終於在一個潮濕的夏天又聚在了一起。 無錫榮家，興於清末民初，靠辦印染工廠起家，是江浙沿海一帶顯赫的商賈大戶，最鼎盛時，榮家幾乎掌控了中國紡織產業的大半壁江山。 1949年之後，榮家一直是共產黨的堅定擁護者，1953年，黨中央有計劃地實驗公私合營計劃，在榮家第三代掌門人榮毅仁的積極倡導下，他所持股的廣州第二紡織廠成為全國第一家遞交公私合營申請書的私營工廠，起了全國性的示範和宣傳作用，1957年，41歲的榮毅仁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後來還曾兼任紡織部副部長。 文革期間，榮毅仁靠邊站，沒有少吃苦頭，他的食指被紅衛兵打斷，好幾年一直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工商聯機關的所有廁所。他的兒子榮智健被流放到四川涼山的一個水電站當抬土工。 “四人幫”下台後，鄧小平復出，與他關係良好的榮毅仁隨即翻身，在1978年2月召開的五屆政協會議上，鄧小平被選為全國政協主席，榮毅仁當選為副主席。 政治上儘管重煥光芒，而榮家資產在大陸卻已分文不存。此時已回到北京的榮智健無所事事，他對科研和政治均無興趣，於是南下香港成了最好的一個抉擇，在那裡，一群解放前逃亡在外的榮家子弟儘管不復祖輩的榮耀，卻也依然固守家業。行前，榮毅仁盤算良久，記得當年他父親在香港開辦了數家紡織廠，其中的股息和分紅三十多年一直未動，榮智健在父親的授意下一一結算，竟得一筆不菲的資金，這成了他闖蕩香江的資本。世家子弟畢竟不比尋常，其起點自當高人一籌。 12月，他與兩個堂兄弟合股的愛卡電子廠開業了，總股本100萬元港幣，三人各佔三分之一股份，一開始的業務是將香港的廉價電子表、收音機、電子鐘等向國內販賣。三年後，這家背景深厚的小電子廠被美國的Fitelec公司以1200萬美元高價收購。榮家財技一試即靈，果然非同凡響。榮智健日後資產曾一度攀上“中國首富”的寶座，其淵源由來當是從這個夏天開始的。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並不發生在城市裡，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村。這在即將開始的三十年裡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後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生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裡，十八個穿著破衣爛衫、面色飢黃的農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一個個神情緊張地按下血紅的指印，並人人發誓：寧願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乾。這份後來存於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乾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乾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麼，也是在1978年，距這里數百公里外的江蘇省華西村則發生著另一場農村變革，與小崗村不同的是，它是從人民公社的肌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了另一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並也確實發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華西村早在60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里當了創記錄的48年村黨委書記，他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鄉村公司的企業家，這雙重的角色讓他在很多時候游刃有餘，也在另一些時候，遭遇終極難題。這種欣悲交集的命運將貫穿他整個的變革生涯。 早在1960年代，華西村就是全國聞名的“農業學大寨”樣板大隊，吳仁寶還因此當過所在的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乾部。 而在事實上，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乾著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 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 “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後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麼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3年後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3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村中國可謂富甲一時，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 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1978年月，《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導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麼》，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村最高規格的報導。吳仁寶那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後燎原中國的鄉鎮集體企業的胚胎。 我們把視野放得遼闊一點便不難發現，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其實並不孤獨。在素來有工業傳統的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作坊——沒有人做過確鑿的統計，如果我們用“上千個”這個概念應該不會太偏離事實——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渡過了它十週年的紀念日。 在這裡，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式的鄉村集體政權及其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在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鎮企業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託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後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並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連他們自己都沒有註意到這一點，“鄉鎮企業”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這自然是1990年之後的話題了。 蕭山雖處魚米之鄉的江南卻是江沙沖擊出來的小平原，人口眾多而地力貧瘠，魯冠球生來對種地毫無興趣，他自小流浪鄉里，先學打鐵，後修自行車，25歲那年，他東借西湊4000元，帶著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並自任廠長。寧圍是他出生所在地，在他將近50年的職業生涯中，這位日後著名的“中國企業常青樹”把公司辦到了大洋彼岸，自己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 魯冠球辦廠，可以說真是從一窮二白起家。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踩著一輛破自行車每天過江到杭州城裡，走街串巷地收廢舊鋼材，有時候就蜷在一些國營大工廠的門外一整天，有廠裡不要的廢鋼管、舊鐵線扔出來，就寶貝一樣地揀回去。生產什麼，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那是一個鐵桶般的計劃經濟年代，生產什麼，購買什麼，銷售什麼，都要國家下達指標，指標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屬“非法”。精明的魯冠球東鑽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活下來的縫，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具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油嘴，要什麼做什麼。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滾大，魯冠球的工廠竟已有400號人，年產值300餘萬元，廠門口掛著“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失蠟鑄鋼廠”等四塊牌子，到這一年的秋天，他又掛上了“寧圍萬向節廠”。四周的農民恐怕沒有幾個弄得清楚失蠟鑄鋼、萬向節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在後來人看來，從農作耕地到初級工業化之間，魯冠球似乎已經在費力地搭建自己的企業基石。 讓人猶為驚奇的是，只有初一文化水平、從來沒有接觸過任何企業管理知識的魯冠球在很早就嘗試著管理工廠的方法。在1969年建廠之際，他就實行了基本工資制，工人工資額固定，按月出勤結算發放，1971年，他提出了計件（時）工資制，根據工人的勞動量來分配他們的收入。直到七、八年後，在少數覺醒的國營工廠才小心翼翼地開始試驗這種分配製度。 “做工廠不能有什麼就做什麼，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小而專，小而精。”魯冠球後來說，他從1978年開始考慮一些問題。如果這是事實的話，他可能是當時8億中國農民中僅有幾個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人。 1978年的冬天，北京的每一個清晨都給人寒冷的感覺。新華社記者王旭在一篇新聞稿中寫到：灰白的太陽終於費力地鑽出薄霧，把它那毫無熱氣的光線投射到這個巨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擁擠的樓房，狹窄的棋盤式街道和蠕動的密集人群中。 如果說，鄧小平在年末的訪日頗有點“招商”意味的話，那麼，歐美的企業主也明顯嗅到了中國變革的氣息。特別是早在1972年就與中國恢復了正常外交關係的超級大國美國，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很早就把它的臨時辦事機構設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飯店裡。當時在中國主管事務的是可口可樂亞太分部的一個叫亨達的美國中年人，接觸過他的人都記得他有一頭鐵灰色的頭髮。 12月17日，中美雙方聯合發表《建交公報》，宣布，“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第二天，亨達與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准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根據當時的協議，可口可樂公司獲准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及其它支付辦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製罐及罐裝設備，在中國設立專廠裝罐裝瓶，並在中國市場銷售。在罐裝廠建立之前，從1979年起，由中糧公司採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合同是在外貿部大院——與北京飯店斜斜相望，僅隔著一條長安街——簽訂的。外貿部長李強在批復中加了一條：“僅限於在涉外飯店、旅遊商店出售。”儘管合作的姿態是審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樂總部顯然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龍頭一經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 美國和可口可樂的速度讓人嫉妒，似乎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對打開國門的中國感興趣。當時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剛剛從越南戰爭中抽身，無力再乾預其他地區事務；蘇聯也因為要插手阿富汗而無暇他顧，冷戰局勢處於低潮。在經濟方面，西方國家剛剛從經濟蕭條中走出，空閒資金較多，急需擴大海外市場。 4月，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訪歐洲各國，所到之處，官員和商人都表現了願意同中國發展經濟合作的強烈意向。在和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談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搞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很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長說可以貸款50億美元給中國，馬上可以簽字；北威州則表示100億美元也問題不大。這些資訊都刺激著中國領導人對引進持積極態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擴大對外引進的思想。 就在谷牧訪德後不久，一批德國汽車專家考察上海，他們開始與上海的領導人談大眾汽車合資的項目，這個談判一直談了整整十年。中國方面在談判中唯一的堅持是：大眾汽車必須國產化。當時隨大眾公司來華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後的中國廠房後，略帶嘲諷地說：“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並且這裡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中國車間裡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當時，幾乎每一個到現場考察的德國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車製造業能在短期內改變如此落後的現狀。他們發現，在中國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產企業能與桑塔納汽車配套，甚至沒有一條生產線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輪胎、收音機、喇叭、車外天線和小標牌，而即使把這些零碎的東西全部加起來也只能占到零部件總量的2．7％。 儘管有抱怨和擔憂，但是中國接納世界和世界進入中國的熱情卻越點越熱。 1978年實在是一個如此遙遠而模糊的從前。那一年，美國頒布了《破產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企業破產方面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法律闡述（中國將在五年後出現第一家破產企業）。那一年，偉大的微軟公司才剛剛兩歲，比爾·蓋茨決定給自己發工資，他鼓足了勇氣對合夥人說，“我今年的年薪絕對不能太低，它應該是1.6萬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車公司的傳奇總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於嫉妒而開除了，時年54歲的他轉而受聘於瀕臨破產邊緣的克萊斯勒公司，六年後他竟奇蹟般地使其扭虧為盈，並將公司的年贏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億美元，他成了美國英雄，也成了中國企業家最早崇拜的對象之一。那一年在美國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個移動電話通信系統悄然開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這個新技術，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開端。 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是那麼的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麼的遙遠。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已經超過70％的時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 7月份，在這家報紙上出現了第一隻廣告，從10月開始，還偶爾會刊登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預報。 “如果在1978年，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居然差那麼遠，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追趕的勇氣。”日後有人曾經這樣小心翼翼地求證。 的確，你會發現，在一開始，中國與世界似乎生存在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時空中，它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和發展脈絡，要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通點竟是那麼的困難。但是漸漸的，你會發現它們開始出現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許多年後，它們終於真正的融為一體，難分彼此。 1978年12月25日晚上，西方的聖誕夜——中國大概要過15年才開始有人把這一天當作節日。第一批50人的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在夜幕中乘飛機離開了北京，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學期為兩年。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特別在臨行前接見了他們，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長李琦親自到機場把他們送上了飛機。 這是一個開始。據英國《觀察家報》披露，中國已請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派出500名留學生，而美國則被希望接納5000人。 《觀察家報》說，“這些年輕人不僅將充分地接觸英語，而且要接觸一切民主政體下的東西，從炸魚條到帶髒字眼的政治評論。他們不久就會認識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那個悲慘景象的英國可能需要重新畫了。而這一切，對他們，以及對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很顯然，這是一個真正的開始。 、《非常營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