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范蠡：一個風險投資家的一生

據考證古代越國人屬於馬來人種，馬來人范蠡以及越王勾踐行事的確有些與華夏人不一樣的地方。尤其是范蠡這個人，是個玩什麼都贏的通才，按照司馬遷的說法是“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他一輩子主要換了三個地方、三個身分和三種職業，搞過政治，搞過實業，最後也搞過商業，都無所不能，甚至泡妞他都是那麼的不平凡，中國兩千年曆史總共才出了四大美女，第一個就被他拿下了。 作為一個經歷這麼豐富的男人，其實心底的深處也隱藏著不為人知的文學夢。在他功成身退，又吃穿不愁的時候，這個文學夢終於親手完成了。在業餘時間他搞過出版，他寫過《計然篇》，是一本相當實用的勵志加經管書，教春秋戰國他那個時代的人做生意，不知道今天的經管書作者們會不會奉他為開山鼻祖，在自己家裡掛一幅范蠡的畫像，時常焚香祝禱；他還寫過兵書：“投石拔距絕於等倫。”；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還出過一本叫《養魚經》的漁業科普讀物，大概是他跑到山東搞實業時的副產品。

從性格上來說，因為他拐跑了美女西施泛舟太湖的故事而使得他給人留下頗為多情浪漫的印象，其實大謬。西施是不是和《養魚經》一樣，是他經營政治多年的一個不經意的副產品，我們暫且不好下定論，但是他多年職業生涯中表現出來的冷靜，智能和深刻，沒人性得如同一部超級電腦，遠比他的愛情故事更讓人觸目驚心。這樣的人才，幾千年也就這麼一個，所以他雖然身處吳越，沒有在中原歷史的宏大敘事中留下重筆，卻在今天被無數人當神一樣崇拜，做官的學他的謀略，搞實業做買賣的奉他為“商聖”，或者資本運作專家，我等文人則羨慕他抱得美人歸的艷福。范蠡如果生在今天，肯定是一個比喜歡在電視上主持節目，在財經欄目中大談自己和太太的房帷趣事的郎咸平教授更有潛力成為成功的大眾偶像，至於其它學者官員或者跨學科專家等等見了他，也自當自愧不如。

范蠡是河南省南陽縣人，年輕時就學富五車，滿腹經綸，屬於高智商人才，但可惜“出身衰賤”。史書上講他有聖人之資，然而不為世人所識，於是他就選擇了當一個憤青——自古以來出身衰賤的聰明孩子好像都這樣。後來歷史上出現的另一個更出名也更出色的憤青，名字叫劉邦。和現在頗流行的一部半歷史小說《亭長小武》裡面的小武一樣，劉邦在作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亭長的生活，也是無所事事，成日里在街面上晃蕩，混吃混喝，至於有沒有欺壓百姓，恐怕他權力不夠，還沒有那個資格。他也就是送個假禮單，填上一份子虛烏有的大禮，大搖大擺地坐上了上座，還騙了呂公以為他是個人才，把一個厲害無敵的女兒呂雉送了給他當老婆。 劉邦對當時的生活對秦朝的社會生活肯定也是有很大不滿的，但是這一類憤青，其實是偽憤青，不是真憤青。真憤青是陷入了對社會指手畫腳，消極抵抗的快感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從此上了這種生活的當，以為世人皆醉我獨醒，其實只有他是一醉不醒，再也沒有和生活對抗，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了。劉邦型的偽憤青，是在憤青的外表下，尋找最合適的機會，一旦時機成熟，或向現實投降，被現實招安，或看準時機揭竿而起，號召一群和他一樣的偽憤青樊噲之流一起幹革命打天下，創造屬於自己的社會規則。劉邦自己是後一種，而范蠡是前一種。在年輕時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范蠡和所有的憤青一樣，憤世嫉俗，裝瘋賣傻，混日子。只不過范蠡非常清醒，對於他這樣一個有大志的年輕人，憤青只是一個臨時的職業。後來，越國的大官兒文種到宛縣訪求名士招聘人才的時候，范蠡就趕緊的跟他兄嫂借衣服帽子，準備了厚厚的簡歷，前去排隊應聘，一點憤青的架子都沒有了。面試的結果是：文種認為范蠡是個奇才，回府後推薦給越王勾踐。勾踐很相信文種，聽了他的推薦，於是也很器重范蠡，就把他封為大夫。

可見一個人年輕的時候做一做憤青，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在恰當的時候，就要拋棄憤青心情，先憤而後發，是為憤發圖強。世界首富比爾·蓋茨被炒的很熱，他從世界最高學術殿堂哈佛大學中途退學的事蹟廣為流傳，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第一經典案例。事實上，蓋茨這個人，與憤青壓根沒關係。蓋茨的父母都是摩門教徒，極其註重教育，夫婦二人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屬於美國的中上層階級。尤其是蓋茨的母親，她是哈佛法學院的高才生，美國業界有名的產業律師，與華盛頓高層很多高官相當熟。 蓋茨的中學生涯是在美國最正統、最嚴肅的私立男子學院度過的，這種私立學院的入學門檻很高，學費高昂不說，對學生的綜合素質要求很高，而蓋茨在這樣嚴酷的競爭環境中都是優等生，一直遙遙領先於他人。

據說蓋茨和他創業夥伴保羅在中學時代就喜歡電腦，當時的電腦主機像一棟大樓一樣大，絕不是一般人能買得起的。蓋茨父母一商議，就聯合另外幾個學生的家長，一起合資，買了一台中型機，捐贈給學校，專供蓋茨、保羅這批學生學習電腦使用。如果沒有這段往事，那裡來的後來比爾和保羅在哈佛大學的廣場上撿了一本舊雜誌，受到啟發然後搭檔創業的故事。更何況蓋茨創辦微軟的時候，也拐了他外公一百萬美元，也還要靠他母親出面，打通關節四處張羅。所以如果蓋茨沒有這樣的出生環境，換成一個和他一樣聰明的哈佛退學生，未必能折騰出後來這麼大的動靜來。 蓋茨是有父母蔭庇的人，他的成功道路，就不能算是一條普遍性的道路，也就因為缺乏了他自身在其中掙扎選擇的過程，而顯得不是那麼動人。另一個著名的老憤青就不一樣了，1955年5月24日，一個不願被父母接受的嬰兒出生在美國舊金山市，這個棄嬰被收養者取名為史蒂夫·保羅·喬布斯。 1972年喬布斯自作主張進入了學費昂貴的俄勒岡波特蘭瑞得學院，但一個學期後就退學回家。但是後來，喬布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走上了一條和蓋茨方向相同而道路不同的事業道路，而他也被人稱為“改變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人。這麼說當然是誇張了，喬布斯更廣為流傳的外號是“壞孩子”，他離經叛道，他和一般成功的企業家看起來完全不一樣，他脾氣易怒暴躁，性格不可捉摸。不過，在現在這個商業社會中，他的這些行為，屬於“有型”，而不是憤青。他年輕時候的荒唐舉止，後來化身為地球上所有時尚、先鋒人士最熱衷的一種工具——蘋果電腦，成了產品的氣質，也成了一家公司所有利潤的根源。這一轉變，對於純憤青來說，會是一個很大的心理打擊，但是同時也說明了一個道理，象喬布斯一樣的窮人家的孩子想發達，光光憤怒是不行的，會利用憤怒，在憤怒中尋找機會，甚至將憤怒的氣質灌注在產品中去賺更多的憤怒的人的錢，那才是如今商業之正道，這和范蠡的良相之道、劉邦的帝王之道，有異曲同工之妙。

范蠡開始從政那會兒，吳國和越國兩家之間正不斷打仗。吳國在今天的蘇州，越國在今天的紹興。范蠡從政的十幾年，其故事主線就是江蘇人和浙江人之間的這齣雙城記。勾踐三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聽說吳國磨刀霍霍，隨時可能大舉進犯越國，因為那時候也沒什麼愛國者導彈什麼的，所以勾踐就想先發製人。然而范蠡認為這樣做沒把握，馬上跳出來反對出兵伐吳。勾踐不聽，調動全國精兵進攻吳國，結果大敗，又被吳軍團團包圍。勾踐痛不欲生，想先殺了老婆兒子，再和吳王決戰，死磕到底。 范蠡此時的提議暴露了他其實根本從本質上就不是個憤青，憤青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往往採取和勾踐一樣的解決方式，而范蠡所考慮的卻不是意氣，而是利益，是在不利環境中選擇一條對自己最有利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口氣”似的鬥氣行為。范蠡當時就說，死拼不是辦法，在當時的狀況下，唯一的途徑是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於是就派文種前去乞和。第一次求和不成功，就回來裝上賄賂美女，再次前去，最後靠搖尾乞憐感動了吳王夫差，暫時保住了越王室的性命。

但是，作為保命的一個重要條件，越王勾踐答應自己親身去吳國當人質。春秋戰國的時候，諸侯國林立，互相送人質的情況也很普遍，但還從沒有過一國之君自願去當人質的。這個和談條件，很大程度上是出於范蠡的設計。吳國把越國打得一塌糊塗，范蠡的老闆，也就是越王勾踐，被逼到差點自毀家門。此種情勢之下，越國實際上已經破產，勾踐作為一國之君，因為自己不聽范蠡勸告而導致慘敗和滅國的危險，是要負很大責任的，因此他威風掃地，在自己的大臣面前也丟盡了臉面。儘管勾踐也是個有血性的人，按說不至於自覺自願的去給人當家奴，但是他作為國王的權威已經不存在了，所以別無選擇，只好乖乖的聽大臣的話了。而范蠡曾經是個衰賤的憤青，有幸被挖掘到越國的小朝廷當官兒，如果沒有吳越之間的戰爭，也許他也就是一個勾踐內閣裡的高官而已，正是因為越國面臨被滅亡的危險，反而給了他出頭的機會。在這之後十幾年裡，一直到越國重新崛起，滅掉吳國之前，勾踐朝廷裡實際上一直是范蠡說了算。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吳國打敗越國，帶來的是越國內部權力結構的急劇變化，勾踐作為原來的大老闆，被邊緣化了，甚至被當成了政治棋局上的一個棋子來使喚，而范蠡本來是屬於管理層，卻異軍突起，竄為真正的幕後決策者。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勾踐為什麼會對范蠡言聽計從，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去給夫差當奴隸，以及後來范蠡為什麼急流勇退，化名潛逃。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吳越的戰爭暫時取得了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吳國大大地佔了上風，而越國慘敗。但是對於范蠡這個因緣際會，從一個中層管理人員在火線上被提拔為策略委員會主席的人來說，博弈才剛剛開始。 博弈這個詞，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但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被廣泛地利用過，因為它現在被用來和一個更廣泛利用的英文單詞“game”相對應。在英語中，game是人們遵循一定規則下的活動，進行遊戲的人的目的是使自己“贏”。奧林匹克運動會叫Olympic Games。在英文中，game有競賽的意思，進行game的人是很認真的，不同於漢語中游戲的概念。在漢語中，遊戲有兒戲的味道。所以現在大家選擇“博弈”來表達自己對於這個game所持有的嚴肅的心態。

博弈是什麼？一天晚上，你參加一個派對，屋裡有很多人，你玩得很開心。這時候，屋裡突然失火，火勢很大，無法撲滅。此時你想逃生。你的面前有兩個門，左門和右門，你必須在它們之間選擇。但問題是，其它人也要爭搶這兩個門出逃。如果你選擇的門是很多人選擇的，那麼你將因人多擁擠、沖不出去而燒死；相反，如果你選擇的是較少人選擇的，那麼你將逃生。這裡我們不考慮道德因素，你將如何選擇？這就是一個經典博弈案例。 之所以舉這個例子，而不是大家最熟悉的囚徒理論，是因為這個案例，是一個叫張翼成的中國人在1997年提出的一個博弈論模型，被稱之為少數者博弈或少數派博弈（Minority Game）。而這個模型，也更能說明中國人眼中的博弈，通常是這樣一個人同一群人之間，甚至是一個人同整個社會之間的博弈，范蠡當日所做的博弈，亦是如此。雖然表面上看，是一個國家和另一個國家之間的game，但在吳國為人質的那些年裡，是范蠡一個人，或者說是范蠡一個人，利用他手中有限的幾個工具，一個被當作奴隸的亡國之君，一個被吳國鐵蹄踏破的孱弱小國，和強大的吳國進行的一場博弈。

博弈論如今在廣泛的領域被研究著，社會學，政治學，尤其是經濟學。 1994年經濟學諾貝爾獎頒發給3位博弈論專家：納什、塞爾屯（R.Selten）、哈桑尼（J.Harsanyi），而像1985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公共選擇學派的領導者布坎南，1995年獲獎的理性主義學派的領袖盧卡斯（Lukas），其理論與博弈論都有著較深的聯繫。社會由不同的人群的集合體所構成。不同的人群集合體形成不同的結構，一個結構中的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s）就構成一個博弈。這個博弈是廣義上的。而今天經濟學已成了帝國主義，它的領域沒有疆界。不僅僅經濟行為是它的研究領域，它的研究範圍是“經濟的”行為，在經濟學家看來，人類的幾乎所有社會行為都是“經濟的”。

所以范蠡作為一個博弈論大師，他帶領著越國那個憤青式的王勾踐，在熊熊燃燒的房間裡，試圖找到那扇比較少人，而且能通向生天的門，個中手段，不可謂不精采。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也更有相當的借鑒意義。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勾踐在吳國三年多的奴隸生涯。 當時，勾踐帶了老婆孩子外加范蠡為首的三百官吏到吳國做人質，相當於整個中央政府都成為吳王夫差的家奴。國內只留下了大臣文種值班當家。范蠡緊跟勾踐到吳國，正好可以私下里繼續給他出謀劃策。勾踐一家人被分配到馬厩負責照料馬匹，住的是石頭屋子，范蠡做的是一些奴僕的雜事。夫差每次上街，勾踐就在前面給他牽馬，任由旁觀的群眾指指戳戳，當作笑料。 勾踐在吳宮三年多，工作的勤懇程度絕對可以評勞模，對領導的恭順態度連今天的SM愛好者都自愧不如。有些事情上，勾踐表現得過於肉麻乃至於噁心，連夫差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例如第三年的時候，夫差生了一場病。勾踐一天服侍他去廁所大便。回來後勾踐告訴夫差說：“大王已經脫離危險期，不久就可以症癒了。”夫差問：“你怎麼知道的？”勾踐的回答讓人幾乎嘔吐：“我剛剛仔細觀察了大王您的大便，又聞過了氣味，根據我的觀察，您的病氣已經排泄出來了，所以說您過幾天就會康復。”，還有別的史書上的說法更為變態，說勾踐親口嚐過夫差的大便。想必是某個心理陰暗或有特殊癖好的史學家的演義。不管怎麼樣，這件事大概在心理生理上都給勾踐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痕，對他的味覺系統更造成了致命性的損害。所以他回到國內後，每天飯前都要嚐一口苦膽，後來人們演繹成“臥薪嘗膽”，這叫做“對歷史的美化”。 如此糟踐自己，而且是花樣百出的糟踐自己，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更何況勾踐畢竟也是有血性的一國之君。背後應當有一個人給他出主意，那就是范蠡。夫差只不過是提供了威脅，而利用這種威脅，迫使勾踐像玩偶一樣被擺佈，被操縱的，不是他的敵人夫差，而是他的大臣范蠡。由此可見，范蠡成了歷史上最獨特的一個權臣，還沒有哪個權臣在國家幾乎覆滅，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政府都賣身為奴的情況下，還能操縱自己的主子，也沒有哪個權臣能把自己的主子逼到觀察大便的份上。因此後來越國重新強盛，勾踐雪恥，范蠡就趕緊知趣的逃跑了，這應該是預料之中的事。據說范蠡逃跑時給勾踐留了一封信，上面說“現在有兩個人留不得，一個是西施，一個就是我。”估計這正中勾踐的下懷，而其背後的酸甜苦辣各種滋味，就只有這兩個人去品味了。 碰巧的是，“大便事件”後過了幾天，夫差的病果真好了。他一高興，就放勾踐等人回了越國。 勾踐回國後，被壓抑已久復仇的火焰就熊熊燃燒起來了。但光有火氣是不行的，在范蠡和文種的指導下，越國在內政外交方面都制定了切實有效的政策。例如文種提出的滅吳之策：賄賂吳國官員使其腐敗；借、買吳國糧食，弄空他們的糧倉；美人計；送吳國大量建築材料，使其大興土木，消耗國力；派奸細打入吳政府內部……吳王夫差大興土木，建造樓台館所，沉湎於酒色犬馬之中。夫差準備建造一座姑蘇台，越國就立即送去了幾根大木料，夫差很高興，為了能使這幾根木料物盡其用，就把姑蘇台比原計劃加高加寬一倍有餘。 關於對外關係，范蠡主張要禮待弱小國家，對於強國，表面上應該採取柔順的態度，但骨子裡不能屈服。至於吳國，要等待或促使它走向衰落，等到時機成熟了，才可一舉而滅之。范蠡向勾踐說：“但願大王時時勿忘石室之苦，則越國可興，而吳仇可報矣！”可以想像勾踐聽到這些話的臉色肯定是一陣紅一陣白，胸腔裡滾動的不是沸騰的硫酸就是瘋狂的烈火。他一心復仇，發憤圖強，睡覺不用床褥，趴在柴火堆裡。又在家裡常備苦膽，飲食起居，隨時品嚐。他還帶頭自己種地，老婆就在家織布，由此越國的第一家族自給自足，不需要百姓的供奉。據稱勾踐在夜裡常常暗自流淚，恨恨地自言自語：“你忘了會稽之恥嗎？”會稽，是他兵敗被圍，苦苦求和的地方。 越國瓦解吳國的諸多計策中，最為後人稱道的當然是美人計。越國的美女西施被送給吳王，成為瓦解其戰鬥力的一顆重磅炸彈。西施原本是村姑，出身和范蠡一樣，也“衰賤”得很，也許正因如此，她在吳國深入敵後的幾年裡，才保持了對越國的高度忠誠。當然這不是主要問題，美人計的關鍵部分，歸根結底還是“性”，通過對性的利用，達到腐蝕敵方關鍵人員的目的。美人的智力和政治取向都不是最重要的。甚至相反，胸大無腦的女人反而可能殺傷力更大。西施是范蠡親自挑選的，為了增加這顆炸彈的當量，又給她加上一個幫手鄭旦，兩人一塊兒被送給吳王夫差。都說“小頭一硬大頭著糞”。夫差果然中招，被西施勾引得五迷三道，神魂顛倒，作為一個男人墜入情網本來也是人之常情，但不想背後還有幾個別的男人在算計他，這就可怕了。 到了勾踐回歸越國的第五個年頭，越國經過五年積累，已經國庫充實，土地墾殖，人口增長，民心和士氣也已經從亡國的氣氛中恢復。於是勾踐便躍躍欲試，要報復吳國，一雪會稽之恥——人人都喜歡復仇，這也是人之常情。范蠡作為越國的真正舵手，及時地勒緊了韁繩——他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加以阻止說：“目前人事方面我們已經做的很好，但天時未到，勉強去求成功，對己不利。”勾踐接受了意見，只得依舊隱忍不發。 過了一年，在西施的攛掇之下，吳王夫差準備發兵攻打齊國。這正中越國的下懷。勾踐就親率官員前去朝賀，贈送大批禮物。夫差被捧得得意非凡，加上出兵之後果然得勝凱旋，愈加躊躇滿志。吳國的老臣伍子胥，一直就對越國的陰謀有所洞察，出兵攻齊之前，他是唯一的反對者。夫差回來後見他仍然反复饒舌勸諫，大怒，竟然朝伍子胥臉上吐唾沫，加之以痛罵。 伍子胥也憤怒了，說：“大王不聽勸阻，過不了三年，吳國必然會被越國攻破。”夫差被伍子胥的不敬惹得怒不可遏，再加上西施一旁撩撥，就賜死了伍子胥。 子胥死後。吳王寵信太宰伯——這人實際上早就已經被越國賄賂收買——吳國朝政更加腐敗昏暗。勾踐忍不住召見范蠡，問道：“吳王已經殺了伍子胥，吳國朝內阿諛之徒日眾。可否伐吳？” 范蠡說：“反常的跡象雖然已經萌芽，但從整體看，吳國滅亡的徵兆尚不十分明顯，現在還不可伐吳。” 勾踐又忍住了復仇的衝動，繼續每天舔他的苦膽。 勾踐內閣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文種，則更像一條陰謀詭計的生產線，史書中詳細記載了他的一條毒計：某年越國收成不好，文種就去吳國借糧，許諾第二年就還清。吳王夫差禁不住西施的枕頭風，就答應藉給越國糧食。第二年，越國果然把糧食如數奉還，而且送去的稻米顆粒飽滿碩大。吳國見子粒肥大，認為是良種，留做種子，結果顆粒不收，釀成大災。但吳國並沒有懷疑到越國，反而互相埋怨不該播種水土不服的越國糧食，其實越國送來的是蒸熟後再曬乾的糧食。 越王勾踐十四年（公元前483年），吳國遇到天災，當年的糧食顆粒無收，民不聊生。勾踐又重提伐吳的事情。而范蠡繼續著他的冷靜的老調重彈，他說：“天時已至，人事未盡，大王姑且等待。” 勾踐這次惱了：“我與你談人事，你以天時應付我；現談天時已至，你又藉口人事來推諉。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范蠡給他講了一通天時、地利和人事的大道理，並且安慰他，“待到吳國百姓財枯力竭，心灰意懶，便可一舉成功。” 勾踐強壓復仇怒火，繼續等待時機。 以上只是有史料記載的幾次君臣之間的軍事政治路線分歧，估計真實發生的勾踐與范蠡之間的爭論遠不止這幾次。在漫長的十年之中，復仇的夢想對於勾踐就像掛在驢子鼻子上的胡蘿蔔，雖然奮力向前，卻總也咬不到。而范蠡則是那個駕轅的人，牢牢的操控著越國的方向，並且總是不失時機地勒一下韁繩。 公元前482年，時機終於來臨。越王勾踐乘夫差北上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與晉、魯會盟之機，率軍攻下吳國都城姑蘇（今蘇州），活捉太子友，迫吳王求和。公元前475年，越軍進攻吳國，重創吳軍，圍困吳都姑蘇兩年后城破，夫差自殺。越國君臣終於實現了滅吳興越的大業。 後來，勾踐又北上會諸侯於徐州，繼吳之後號稱霸主。越國國勢達到鼎盛。范蠡被勾踐封為上將軍，恩榮無比，功成名就。 但范蠡一手把越家王朝做大成為一個超級企業後，反而準備急流勇退了。他輔佐勾踐多年，深知他可與共患難而難以共安樂，日久必然驕橫多忌，疏遠忠臣。他悄然離開越營，乘小舟泛波而去。他離開之前寫信給文種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但文種對范蠡的話半信半疑。范蠡走後不久，文種果遭越王猜忌而伏劍自殺。 范蠡“乘舟浮以行”，來到齊國，改姓名鴟夷子皮，開荒種田，“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國人聽說了他，趕緊任命他作齊國丞相。然而范蠡則棄官，盡散其家財，隱居陶地（今山東定陶西北），自號陶朱公，他看中陶地“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遂運用他善於理財的才智，從事經商貿易，“居無何，則致資累巨萬。”他還曾著有《養魚經》，是世界上最早的養魚文獻。范蠡到齊國後作的是農場主，很快在齊國變名致富，佩齊國相印；又立即棄相遷陶，成了億萬富豪陶朱公。 在功成身退之後又用他的經濟思想從事經商，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商業巨富，史稱陶朱公，“陶朱”便成為巨富的代名詞。范蠡成為後世商人供奉的偶像，謂之“商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