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跨越歷史的河流

檢討背景： 2007年，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迎來了49歲的生日，此時的他距離知天命的年紀已經很近了。 16年前，從海南淘金回到北京的他創辦了北京万通房地產公司，在他的潛心經營之下，萬通已經順利走上正規的發展道路，這樣的條件使得原本就有些才氣的馮侖，有精力來思考超越企業經營的事情。 馮侖的思考是深邃的，並且具有典型性——當一個企業發展到衣食無憂時，“它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便會成為浮出水面的自然問題。對馮侖來說，他是改革開放與“海南房地產熱”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在這篇《跨越歷史的河流》中，他用飽含深情的筆墨，讚美了榮毅仁、王石等人的價值，也在行雲流水般的文字中，描繪了他所要尋找的方向。

其實在2007年，中國公司的環境正處於微妙的態勢，很多在2004年發生危機的企業此時多已塵埃落定，原本看不清的道路在這一年裡，忽然清晰起來。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直以來不斷在思考企業方向的馮侖找到了他久違的靈感，他在習慣性的時間裡，寫下了這篇令人深思的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馮侖以思考者的方式，被歷史記住——從2004年開始，他每年都會例行書寫的商業思考，成為中國企業家群落中難得的聲音： 2004年，他寫了《讓你的公司更“張藝謀”》；2005年，他寫了《決勝未來商業的四種力量》；2006年，他又寫了《傻根精神永放光芒》；直至2007年的這篇《跨越歷史的河流》，在他這條不斷流淌向未來的河流中，的確變得更加悠閒和深邃。

2006年，中國經濟持續向好，日前公佈的數字表明整個國家的GDP已達到20萬億。 2006年的增長速度繼續保持在10.5%的高位，更重要的是，從12月起WTO的過渡期已經結束，中國已向世界全面開放。這期間中國經濟社會不僅沒有被撕裂與衰退，相反越來越強大，和平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與經濟繁榮相映襯的卻是政治上以陳良宇倒台為標誌的“肅貪反腐”聲浪迭起，波瀾有驚，特別是由貪官拔根帶泥拖出的一些民營企業又被全社會口誅筆伐。 “原罪”和財富的合法性再度成為建立和諧社會的關注焦點。加之最近幾年以社會公平正義為導向的一系列強化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政策，給原本已心存惶惑的民營資本又平添了許多憂愁。不少民營企業家都在問：我們是不是只能做小企業，發展大了是不是必然會碰到限制？我們究竟還有哪些發展空間？我們有沒有觸碰到製度和文化的天花板？

事實上，透過歷史來看，的確存在這樣一些真實的隱憂。過去100年來，民營資本的穩定持續發展從來沒有超過20年，單個民營企業，特別是比較有規模、有影響的民營企業的連續發展歷史幾乎沒有超過15年的。 1927年到1937年曾經是民營資本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出現過一批像榮德生、週學熙等著名的私人企業和麵粉大王、紡織大王，這些企業若不是被後來的戰爭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會成為世界500強企業。 1949年之後，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逐漸退出經濟活動，直到1976年實行改革開放，才逐漸允許私人經商活動，即便如此，開始也僅僅是個體小商販，有小商人而無資本家，民營資本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頒布了《公司法》之後，私人投資才堂而皇之地成為合法的資本活動，民族資本和民營企業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從時間上看，我們今天風頭正勁的民營企業，其實正書寫著中國民營資本的新歷史，不斷打破和創造著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新紀錄。因此，我們才必須思考，究竟是哪些深層次的東西阻礙了民營資本在中國土地上紮根和健康成長，除了橫亙在我們面前的時間河流，到底還有哪些我們必須跨越的政治、經濟或是社會文化的歷史河流？

不能迴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關係。 政商關係或者說民營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民營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始終是致使民營資本陷落的佈滿蒺藜的壕溝。從歷史上看，國有資本一直在中國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政府對資源分配擁有絕對的權力，這種情形下，民營資本的趨利本能必然導致它與政府關係中的依附性、投機性和腐蝕性。 它附著在國有資本周圍巧取豪奪卻又時常進退失據，招致“嚴打”和“清理整頓”；它仰官員之鼻息以求利、投機取巧而又往往陷入政爭、淪為刀下下魚肉： 它時常拉官員下水，以錢謀利、錢權交易，卻又時常在腐蝕官員的同時給自己挖掘了墳墓。在這紛繁複雜的政商關係中，許多極富創造力或原有希望成為舉足輕重的民營企業中途夭折，遠的像胡雪巖，近的如周正毅、張榮坤。所以，民營企業要想尋求長生之道，跨越歷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關係乃是當務之急。

政商關係說到底是企業與政府管理部門或管理體制的關係，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以及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之間的關係。要想理順這些關係，在過去100年的歷史中，甚至在最近28年的歷史當中，其實都不乏積極和正面的故事可資借鑒。 在企業與政府的關係方面，應當說万科是一個成功的榜樣。万科完全以民營企業的方式由創始人王石創辦起家，至今已有22年曆史，它不僅成功應對了經濟體制變革以來所有階段的政策與體制變化的挑戰，而且越來越穩健成熟，快速發展，始終保持行業的領先地位，進而成為全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稱之為“不行賄”和用國有製造業企業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統和體制，建立經理人文化，堅持培養經理人團隊。這些東西可以看成是守正出奇、陽光經營的價值觀的閃光，也可以看成是成熟的專業管理系統和團隊應對法制化和專業化的市場競爭與政府管理體制的成功對接。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市場秩序在改革過程中沒有建立起來，法制不健全，企業和政府行為都不規範，政府管理部門的專業化能力相對低下，這時的動力、信息、資源和人才優勢統統在民營經濟、特別是那些極富雄心的創業領袖一邊，他們往往通過“搞掂”一兩個掌握重權的領導就能輕而易舉地打開體制缺口，截獲巨大的資源，形成爆發式增長。即便東窗事發，也往往能夠輕易化解危機，逃過生死劫難。於是，便滋長了用錢開路、為所欲為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然而，最近幾年，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制化進程不斷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門不僅體係日益健全，而且專業化水平越來越高，資源、動力、信息、人才和專業化的優勢也明顯轉到政府一邊。因此，以投機和腐蝕幹部開路、靠某個人與體制博弈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唯一能夠與現有體制長期共存和持續發展的方法，就是以組織對組織，以系統（機制）對系統（機制），以專業對專業，以人才對人才。換句話說，只有建立科學合理的治理結構，形成專業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統，才能穩健有效地與政府管理部門對接，獲取長期發展的市場資源和政府資源。万科長期以來建立的規範化管理體系和職業經理人文化，恰好適應了政府管理體制和方法的這一積極變化，因此，路越走越寬，公司越辦越順。

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隨時都考驗著企業家的智慧。在中國民營資本的發展歷史上，1949年前後各有一個成功的典範。一個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躍於國民黨統治時期，早年從寧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學徒，在跑街中學會了做生意，先是做過一陣子洋人買辦，當過荷蘭銀行的總經理，後來自己經營企業，在上海灘的商界聲望極高，擔任過商會會長，人稱阿德叔。他的成功與其說是公司戰略正確、經營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說他是當時商界唯一與獨裁者蔣介石有著莫逆之交、甚至幫蔣氏定天下的企業大佬。蔣介石出道前因為同鄉關係，曾寄居在虞家數月，其間不僅藉其門路結識了黃金榮、杜月笙等顯赫人物，而且與同盟會的浙江同黨陳其美等人過從甚密，為後來追隨孫中山執掌黃埔軍校，最終統一中國奠定了人脈基礎。正是因為虞與蔣有這樣一層關係，虞的公司在民國時代一直順風順水，即使是抗戰時期，他仍壟斷著上海和重慶的所有物資運輸。虞最後因病去世，得以善終。

另一個成功者是榮毅仁。 2005年11月3日，國家為榮毅仁舉行葬禮，他的遺體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同一天《福布斯》雜誌宣布榮毅仁之子榮智健成為新科中國首富。這一巧合揭示了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又一生存智慧。早先榮家在抗戰之後，已被戰亂和官僚資本傾軋得四分五裂，榮毅仁歸國之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執掌了國家政權。榮毅仁在1956年帶頭響應黨的號召，將資產捐給政府，中國共產黨感念其誠意，讓他做了上海市副市長，之後又委任他為紡織部副部長。他與中共高層領導周恩來、陳毅和鄧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不僅“文化大革命”期間得以倖免於難，“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又應鄧小平之邀出面創辦中國國際信託公司。當國家財政資金困難時，他甚至從自己落實政策發回的錢中，拿出2000萬元借給政府充當中信的創始資本而且不要回報。他一生都為共產黨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錢又出力，個人謹慎處事，生活節儉，低調為人。一如他自己說的“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發上等願，結中等緣，享下等福”。結果，黨和政府對其報之以李。

顯然，從這兩個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企業家與政治家之間關係的最佳選擇有兩條：一是要擇高處立；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無私耶是以成其私”。 民營資本從來都是國有資本的附屬或補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遠離國有資本的壟斷領域，偏安一隅，做點小買賣，積極行善，修路架橋：要么與國有資本合作或合資，形成混合經濟的格局，以自身的專業能力與嚴格管理在為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同時，使民營資本獲得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可，創造一個相對安全的發展環境。 萬通近3年來，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積極引入國有資本成為戰略合作夥伴，形成混合經濟的格局，取得了不小的進步，這算一個例子。在這一問題上，民營資本最容易被國有資本絞殺的，就是擅自闖入國有壟斷部門，如電信、能源、金融等等。千萬不要試圖用金錢與政府來角力，不僅在今天，即便是在1949年前，官僚資本也曾在這些領域無情地摧殘過榮家，甚至宋家。最近幾年，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又逐漸上升，國家已經明確七類產業為國有資本壟斷行業，“非請莫入”。不僅如此，200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是強調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可以預見，今後隨著和諧社會的建立和發展，民營資本將以數量多、規模小、就業廣、人數多為特徵，其生存空間將被局限在與國有資本絕無衝突或者國有資本主動讓出的領域。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

外資究竟是“天使與騎士”還是“打劫者”？ 民營資本與外國資本的關係是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又一個現實的難題。 在中國歷史上，民營資本因為國有資本的強勢，往往轉身求助於外國資本，但結局同樣令人沮喪。一方面，在民營資本自有資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環境不安全的條件下，外國資本往往扮演著“天使”與“騎士”的角色。這些年幾乎每年都有10億美元以上的風險投資在中國直接投向民營資本，特別是以IT等新技術領域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術企業，這些風險投資縱橫馳騁，點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諸如百度、新浪、盛大、網易、尚德之類的公司和財富新貴。 可以說，近幾年在海外上市的網絡公司和高技術公司，幾乎都是憑藉外國風險投資的力量，快速聚集資金高速成長超來的。在傳統行業，外國資本同樣像驍勇的騎士一樣引人注目，比如說在房地產行業，前年瑞銀華寶締造了富力和雅居樂神話，今年摩根又創造了“綠城”的傳奇，短短兩三年時間，使原來為債務負擔所困的傳統地產公司完成蝶變，一飛沖天，在宏觀調控的行業大洗牌中，不降反升，市值一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 然而，另一方面，民營資本在同外國資本的合作與角逐中，又被它們巨大的資本規模和豐富的商業管理經驗兩面夾擊，不得不棄守行業領先者的地位，淪為外國資本在中國市場的開拓者。這時，民營資本所能夠扮演的也是外國資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3個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國品牌、產品在中國的加工者）、營銷夥伴和品牌延伸。比如說成衣，江蘇某著名企業幾乎為所有的外國著名品牌加工襯衣，但它只掙取這些海外品牌（如POLO）產品在當地銷售價1%的利潤。而委託加工者則有30%以上的利潤。即便如此，當國內勞動力價格上漲或人民幣升值之後，海外訂單又紛紛轉到印度或土耳其，國內企業立即面臨減產轉行甚至破產和工人失業的威脅。又比如中誠信公司，經過10年的奮鬥已經成為國內信用評級領域的行業老大，但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最近不得不把控股權轉讓給全球最大的美資評級機構穆迪公司，並且未來只能成為穆迪的分支機構，用它的品牌推廣業務。顯然，由於外國資本牢牢把握和控制產品價值鏈的上游——品牌、研發和海外市場，民營資本的成長空間被大大壓縮，在它將要長大或者剛剛長大成人的時候就被強迫改名易姓，成為他人的賺錢機器。更有甚者，這些強大的外國資本還身懷絕技，以極為豐富的經驗和龐大的資本力量，導演和規劃著民營資本的發展方向和行業版圖。例如，自2005年以來，摩根、高盛等超級大行一方面投資永樂家電，把它一步步推到資本市場，同時以對賭協議的方式誘使其快速擴張，當永樂利潤下滑、體力不支時，又以拋售股票轉投國美、打壓股價的方式，迫使永樂賣給國美。僅此一役，外國投資者獲利就超過300%，而國內家電行業不僅被帶入白熱化的價格競爭戰場，而且最終將中國家電製造業逼到幾乎不能生存的境地。 民營資本在與外國資本競爭中一觸即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價值觀上的弱勢地位。西方商業文明已有300多年的歷史，已經積累起一套完整的價值體系和商業倫理，而中國的民營資本才剛剛起步，不僅在技術層面大量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而且管理知識和商業倫理方面也幾乎全盤西化。這些年，德魯克、巴菲特和蓋茨早已成為中國民營資本的先知和偶像，所以在與外國資本競爭與合作中我們的價值觀就會主動倒向對方，特別當國有資本不給空間或者政策環境不給人安全感的時候，多數人更是以價值認同作為尋求安全庇護的心理支持。 在我看來，民營資本要取得與外國資本的競爭優勢與合作共贏，最重要的是“師夷長技”，學會用同樣的企業治理方式和遊戲規則與其同台競技。應當承認，目前我們的民營資本大多歷史很短，並且處於第一代創業者的創業階段，市場經驗和商業技能還很欠缺，公司治理也更多地依賴經驗和本能，缺少系統組織的理性規劃，傳統的地緣與親緣還是推動資本擴張的基本力量。所以，要改變與外國資本競爭與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驟是盡快通過自身資本結構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現代化，以戰略導向提升公司整體的運營效率和財務透明度，加強職業經理人的訓練和製度性激勵，使之具有“國際觀、中國心、專業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辦法與洋人共處，是挾洋發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網絡公司借風險投資登陸國際資本市場，迅速躥升就是很好的例證。當然要完成這一步，政府合理的經濟政策也是前提條件。換句話說，如果政府不對民營資本的發展環境給予必要的保護，不對它們藉用國際資本市場的通道給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對外國資本在國內對重要行業的併購行為有所關注和限制，恐怕沒等到民營資本學會以正確的姿勢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擺脫原罪，強化道德倫理，融入新經濟。 跨越歷史的河流，創造民營資本的新傳奇，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挑戰，那就是民營企業家要正視自身的歷史局限性，勇於挑戰自我，改造自我，從而突破自我，開創未來。具體說來有三個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其一，從內心深處到企業管理方式都徹底擺脫“原罪”的禁錮。所謂“原罪”，主要指民營企業在獲取第一桶金時採取了今天看來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習慣的行為方式，後來所有的公司業務、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為（原罪）的約束。應當說這對民營資本的創辦者是一個非常大的自我限制。當社會輿論和道德指責一再加諸於身的時候，民營企業往往會自餒和放棄，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資本外逃）。我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最終需要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民營企業要正視自己的歷史，盡快轉變觀念，明確戰略，完善治理結構，依法經營，守正出奇。另一方面是政府和社會的態度。 “原罪”大多是改革開放初期第一代民營企業的歷史遺留問題，只要政府始終像近日強調的——政府不會主動擴大“原罪”的論爭，並且試圖有所作為，而且繼續鼓勵民營企業安心經營、改善形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問題依照現行法律也會過了追訴期，用不著政府再來宣布是否赦免。這一代人過去之後，社會輿論就會不斷因為“陽光創業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轉方向，給民營資本以更廣闊的創富空間。 其二，用資本家精神取代傳統的商人精神。中國民營資本要強大起來，也必須建立自己的“新教倫理”，使自己在商業倫理和資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強大起來，形成自身的道德優勢。中國民營資本長期形成的是一種商人的精神，不是資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謀取私人家族利益、強調私人關係、建立私交、結成私黨、謀取私利；而資本家的精神實際上是創業者、投資者、資本家、社會資本家，追求一種創新、一種社會財富。現代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追求的是建立一種制度對製度、系統對系統、專業對專業的陽光下的博弈關係。 此外，過去在中國商人文化當中，商人與社會的關係只局限於鄉鄰和周圍的人，接觸面很窄，基本是在一個地緣和親緣的社會裡；商人賺了錢一般不是回饋給社會大眾，而是回饋給私人（鄉里鄉親）或周圍的人（朋友、兄弟）。而現代企業家則是要讓自己變成企業公民，肩負的社會責任應該是公眾利益，並且通過合理的製度安排把賺到的錢再回饋給社會，回饋到一切公共利益之中。 其三，借助經濟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變思維方式和競爭戰略，使企業全面融入新經濟。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雲天”。無錫尚德施正榮、北京百度李彥宏等一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中的新型民營企業勢力就是拔得頭籌者。網絡和新經濟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機會，使得原本很年輕的中國民營資本能夠迅速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不僅創造與歐美高新技術企業幾乎完全一樣的創富神話，而且能夠使這一神話建立在一種現代企業製度的基礎之上，確保公司和財富的持續增長。 在中國，國有資本將會長期主導中國的經濟，但只有民營資本才能夠真正使中國經濟成為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並且為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制度奠定堅實的基礎。 “壯士弘毅，任重而道遠”。唯願民營企業能夠體認使命，奮發圖強，用大智慧跨越歷史的河流，續寫先輩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