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崛起為全球經濟中的重要力量是否意味著美國和歐洲的沒落？這正是西方很多人所擔心的。他們眼看著家鄉的工廠關閉或者搬到中國。他們身上的衣服、看球賽的電視、使用的筆記本電腦、孩子手中的玩具、屁股底下的沙發，通通來自中國。很快將有一天，他們開的車也會是中國製造。不用太費力的聯想即可相信，幾年之後，他們幹活的公司也會是中國人開的，甚至住的房子也可能是中國人蓋的。改變總讓人心煩意亂，尤其這改變來自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那里人們說的話比很多美國學生掛科的法語還難。這些人使勁琢磨，中國擠進世界經濟大國之列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這種憂慮並不是出於希望中國不要強大的願望，也並非來自西方的種族主義，而是更多地出於人們經常聽說的那些擔心：擔心丟掉手中的飯碗，沒了養家糊口的門路。如果說中國正在成為世界工廠，那麼美國和歐洲那些一直在工廠裡上班的人去哪兒呢？難道都去釣魚？
中國經濟的崛起正向全球經濟釋放著一道道沖擊波。隨著製造業向亞洲和中國的遷移，數以萬計的人要么怀揣換個行業找份新工作的願望接受再培訓，要么早早退休。對於美英那些依靠某一行業或某個企業而形成並存在的小城鎮來說，一旦工廠不復存在，小城鎮遭受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如果這個工廠搬到了中國，很多人會認為是中國搶走了“他們的”飯碗。美歐的政治人物屢屢表達他們的擔憂，一些電視節目主持人靠抨擊這個名噪一時。甚至連所在工廠沒有倒閉的人們都受到了影響。隨著數百萬低端中國勞動力加入全球供應鏈，他們直接與西方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低端勞動力形成競爭。這也就意味著保住了飯碗的西方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水平被中國工人的競爭拉低了。看起來西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是中國崛起的結果。
本章專門研究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尤其是對美國就業、工資以及收入失衡的衝擊。這一議題的最終結果將部分地決定未來幾十年美國和歐洲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如果中國果真是西方失業、收入失衡的原因，那麼隨之而來的是國家之間關係的緊張。當前，全球經濟處於低迷之中，未來幾年，很難說這一爭辯將如何演進。但是隨著本章的深入，你將會看到，近年來美國收入差距持續拉大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它與科學技術有關，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美國發生的製度改變。本章的結尾，我們再回到開頭提出的問題，並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美國的製度改變對中國意味著什麼？我想，其中的兩條經驗教訓是，一是通過制度改變來解決失衡問題是有可能的，但實施起來非常困難，將受到利益集團的阻力；二是過猶不及，事情做得過了頭也是危險的。
我們需要一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的幫助，來辨明時常聽到的關於中國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的言論的真偽。 1991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因對貿易問題的卓越研究而獲得了克拉克獎，2008年他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20世紀90年代，克魯格曼出版了數本大受歡迎的宏觀經濟學著作，同時也轉向包括經濟地理在內的其他研究領域。近些年，他以在《紐約時報》上撰寫筆鋒犀利的專欄而著稱，在那裡，他很早以來就對前任布什政府發出毫不留情、一針見血的批評。另一位學者是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勞倫斯（Robert Lawrence），他是貿易政策和經濟學的專家。
美國工人失業是美國對華貿易的結果嗎？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也是一個政治味道很濃的問題。試想一下，假如你50出頭，住在美國密歇根州的一個汽車小鎮，可最近不幸失業了。你的企業在大力節約成本以便同一家中國企業競爭，你聽說中國生產的汽車馬上就要賣到美國來了。
你在鎮上的一家汽車製造企業乾了大半輩子，是汽車製造流水線某一段上的好手，而且這輩子只會幹這個。可你的這套技術在附近用不上，你也不可能搬到中國去。中國的汽車業正蓬勃發展，你原來公司的一些高級經理現在去了上海附近的一家汽車企業任職。他們和你一樣不會說中國話，但好像中國企業想多學學管理汽車企業的經驗。那裡的工人有你的技術，但比你便宜得多。你現在懵了，不知道該干點啥。可能最後只好在當地的超市里幹份兼職，工資和福利自然不會好到哪裡去。這份工作簡直連湊合都算不上。而且，你又聽說，參加當地的再就業培訓簡直是浪費時間。或許你會不可避免地認為，和中國的貿易傷害了美國。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有很多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和想法。不僅美國，歐洲也有。
數據似乎驗證著美國正在丟失製造業崗位的說法。從總數看，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從2000年的1730萬降低到1410萬。與此同時，製造業在中國蓬勃興起，創造了數百萬就業崗位。
經濟學家們老是說，貿易對任何一個參與國來說都是有利有弊。那麼，對上面的美國汽車工人來說，損失是明顯的。得到的利是什麼呢？是美國賣產品給中國的企業可能創造了新的就業。過去幾年中，美國對華出口增長很猛——增長勢頭甚至蓋過了美國對華進口。創造出了誰的就業？中國購買的波音飛機的工程師，精密工程儀器、農業風力渦輪發電機和污水處理設備的製造企業。美中貿易甚至還創造了華爾街銀行家們的工作，他們經手了中國企業在紐約證交所的IPO（首次公開發行）。
這些崗位的共同特點是，大多為高技術崗位，因此工資水平也很高。但同時，崗位數量也相對較少，大大少於工作要求簡單、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崗位，比如人們普遍認為的美國正在失去的輕工業就業崗位。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與中國開展的貿易對美國和歐洲造成了損害。這並不是種族主義觀念，也無關希望中國永遠貧窮落後的陰暗想法，卻與對未來幾年自己飯碗的擔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西方的政客只有獲得所在地區選民的支持，才有可能贏得權力，因此，以民眾飯碗的全力以赴的保護者現身，是有效的競選策略。如果抨擊中國能夠獲得選民的支持，那他們一定願意這麼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媒體人物，也抓住機會對中國左撲右咬，並且因此名噪一時。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懂得一些經濟學的，明白事情不是這麼簡單，因而更富有責任感，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但是，他們一樣需要選票。而且，因為對華貿易給美國創造出來的高薪崗位畢竟較少，這幫傢伙不敢大聲站出來，當然也不希望被別人看見在替中國說話。這就是政治——我們要特別小心，別對某個國會議員或CNN的嘉賓前兩天說的什麼反應太過強烈。相信我吧，他們明火執仗、唾沫橫飛，罵同性戀，罵支持全民醫療者和擁護墮胎者，罵奧巴馬。很多炮轟中國的人讓炮轟他人成了有“錢”途的職業。我們可別跟他們嘴中噴出的垃圾較勁，萬不可自行對號入座。
除對華貿易創造的高薪崗位外，美國還以其他方式受益。每個人都享受了進口商品的便宜價格。今天美國人買的電視、衣服和玩具比美國貨要便宜得多，而且可以有很多選擇。這跟汽車的情形是一樣的。人人皆知日本車比底特律的車安全性能好，價格更便宜，因此進口日本車明顯會令美國消費者受益，不僅在價格上，而且在節能、樣式風格和質量方面更勝一籌。有一天中國車也會達到這樣的層次——儘管現在還有一段路要走。
這對美國較低收入群體而言尤其重要，他們收入中的相當一部分花在吃、穿和家用電器上。由於從中國進口的這些產品價格便宜，這些家庭的購買力得以提高。在經濟上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意味著他們的生活水平也相應得到提高。但不幸的是，在政治上沒有多大幫助。從未聽到有人說“感謝你，中國！讓我們的電視便宜八成！”。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為什麼？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美國的國會議員站在無形的消費者一邊的動機要大大弱於站在他所在選區那幾千名企業面臨倒閉威脅的企業主的動機。這就是政治。
讓這場爭論繼續深入之前，有必要花幾分鐘時間看看經濟學家怎麼看待國際貿易。因為經濟學家精通貿易中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不像大多數人往往以本能思考問題。
從最基本的內容開始。一國開展國際貿易，需要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至少在貿易之初是如此。這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合乎別人的利益。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具備向發達國家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的天然條件。這不是像普遍認為的那樣，是由於中國人口多，而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數量相對多於資本。資本是資金、技術和其他能夠產生收入的原材料的總和。在當今的中國，與勞動力比起來，資本仍然稀缺，儘管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已增加了很多。對一國貿易起著重要作用的，不是人口、資本或其他資源的絕對數量，而是勞動力相對於資本和其他資產的相對數量。這其中的關鍵不是絕對數量，而是相對數量。
這一點會產生幾個後果。大部分人認為，中國在向世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過程中獲得收益，是因為產品比別人便宜。其實不然，中國之所以受益於對外貿易，是因為中國在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過程中，實現了資源的最優配置。對於中國來說，僱用1萬人製作成衣，要優於購置昂貴的能夠節省人力的高級設備、僱用1千人生產同樣的成衣，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相對多於資本，勞動力相對便宜。這也就意味著使用大量低端勞動力生產成衣，會比使用大量資本（機器或高端勞動力）獲得更高收益。也就是能夠獲得更多利潤，在企業主和工人之間分配。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資本和技術的相對數量超過了勞動力。因此，對它們來說，明智的選擇是用好這些資本和技術，而非設立工廠僱用很多勞動力。
這就是18世紀大衛·李嘉圖等人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時至今日，該理論仍為最重要，但並非顯而易見的經濟學理論之一。說其非顯而易見，是因為大多數人誤解了這一理論。如果有人告訴你中國出口多只是因為中國人口多，那他就沒有讀懂李嘉圖的理論。
這一理論還有一個精闢的結論。即任何一個與別國開展貿易的國家，只要它的貿易符合自身的比較優勢，它就能從貿易中受益。之所以說任何一個國家，因為貿易可以使得一個國家的資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配置。因此，當一國開展貿易時，它所生產的產品收益超過所需成本的差額應該總在擴大。換而言之，貿易可以促使資源的更有效利用。
出口多的國家通常進口也多——仔細想想，這話是有道理的。假設你出口具備生產優勢的產品，將資源（有效率地）灑向這些出口企業，你就需要進口自己不生產的產品。進口對你是有好處的，因為買比自己生產更有效率。由此也引出了另一條經濟學真理，這一條也是有時候人們很難相信的，即進口比出口要好得多。
這一觀點顛覆了大多數人腦海中的一貫印象。我們的政治領袖們，不論是英國的、美國的還是中國的，似乎都相信，出口行業越紅火，這個國家幹得越好。這個觀點貌似正確，因為我們的確看到了出口創造的就業。很多政治人物也幾乎將進口視為某種失敗。事實上，他們從不高調地宣布我們的進口增長多少多少。 “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生產？”他們似乎總在這麼想，這樣我們不就能賺錢了嗎。
所以，經濟學家吃錯了藥？竟然說進口很重要？嗯，原理是這樣的：如果你的進口很多，說明你更有可能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資源。假設你的國家資本相對稀缺，你從其他擅長生產某一設備的國家進口一台設備需要5美元，自己建廠生產這種設備則每一台需要花費10美元。如果選擇進口，那麼可將省下來的5美元用於投資你做起來更有效率的行業。然後，通過出口所生產的產品，賺回利潤，再投資於你比貿易夥伴更擅長的行業。這就是比較優勢的魔力所在，也是出口並不總是像你預想的那麼好的原因。
這一認識抨擊了樹立貿易壁壘阻礙進口的做法。我們的經濟學家朗聲斷言，進口是個好東西。對進口徵稅只會令自身經濟的成本上升。怪不得一位經濟學大師說貿易戰爭從來都沒有任何意義，等同於向自己的港口投擲石頭，是典型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就是通常的古典學派的貿易理論。當然，這一觀點也有批評者，我們在第三章見到的批評者之一丹尼·羅德里克，傳統貿易理論的最聰明的批評者之一，他認為發揮比較優勢對於國家的發展是不夠的——應該做的是創造比較優勢。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接受了貿易理論的基本內容，即大多數經濟學家支持美國和歐盟對中國開展貿易。他們相信，從中國進口東西對美國經濟是有好處的。
但是，我們需要對將過分地鼓勵出口當作一項經濟政策的做法保持謹慎。一些政治人物也宣稱，貿易能夠創造更多就業。這一說法並沒有很多證據。大多數研究似乎表明，貿易能夠為經濟中某些領域創造就業，同時也毀掉了另一些行業的就業。比如在上述美國對華貿易的例子中，可能創造出了航空業的就業，但減少了汽車製造業的就業。大多數經濟數據認為，最終的淨效益可能接近於零。記住這一點很重要。貿易的另外一個衝擊體現在工資方面。在這一點上經濟學界也有分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與中國等國家開展貿易對美國低端勞動力的工資的拉低幅度大於對高端勞動力的拉低幅度。部分經濟學家不同意這一結論，認為其他因素，如教育背景、技術、稅收政策在決定工資趨勢方面比貿易因素重要得多。現在，我們進入這一爭辯中，看看誰對誰錯。
問題是，貿易如何對工資產生影響？由於搬遷到中國，原本在美國本土的企業關門，企業集體失業的新聞奪人眼球，但畢竟很久才可能發生一回。與中國的貿易對美國就業者的工資是否具有更普遍、更不易被察覺的影響呢？
簡單地說，中國一加入全球製造業經濟，就使得全球勞動力市場上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低端勞動力。生產線上的男男女女一下子多了起來，他們在流水線上粘粘貼貼、塗塗擰擰。由於新增了大量低端勞動力，從理論上說，應該拉低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這類勞動力的價格。但與此同時，隨著中國人更加富裕，他們從美國進口飛機、精密儀器和軟件。因此，在美國和其他製造業發達的地方，對高端勞動力的需求增加。這種對高技術人才的新增需求推高了高端勞動力的價格。
因此，簡單地說，當美國與中國開展貿易，美國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相對美國高端勞動力來說應該是下降的。而在中國，所發生的事可能恰恰相反：低端勞動力（他們的產出突然之間得到了大量有錢的消費者）的工資水平相對於高端勞動力上升。記住，這裡我們說的是相對工資，而不是絕對工資。隨著經濟大勢起起落落，工資水平自然有漲有跌。從長期來看，假定勞動生產率按照一定的速度提高，工資水平應該普遍提高。理論上說，只要勞動生產率有增長，不論貿易狀況怎麼樣，包括低端勞動力在內所有工資水平都將提高。當一個國家同中國或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時，不一定會帶來低端勞動力實際工資的降低。這裡我們考慮的是低端和高端勞動力的相對工資，自然也直接關係到收入差距。與中國的貿易會拉大美國的收入差距嗎？
這種由貿易導致的低端勞動力工資上漲速度大大慢於高端勞動力工資上漲速度的效應，被經濟學家稱為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Stolper Samuelson Effect)。我們需要解釋這一理論成立的一個假設，即何謂高端勞動力？一個高端勞動力等於一個低端勞動力加上資本嗎？實際上，低端勞動力提高技術的唯一手段是通過教育和技術投資提高“人力資本”，而教育需要資源。一般說來，資本相對富裕的國家更有機會使更多人接受相對較高的教育水平。這就是美國和英國高端勞動力數量相對較多的原因。人力資本是資本，當這些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時，發揮比較優勢是明智的。
最初同外部世界開展貿易時，中國祇能生產非常簡單的服裝和塑料玩具。這類製造業需要大量低端勞動力，只需少量資本購買非常簡單的工具即可，出口這類商品顯然十分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中國從中獲得巨大收益。企業主得到了豐厚的利潤，工人的薪酬得以增加，儘管工作十分辛苦，很多工作場所的勞動保護狀況依然堪憂。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開始有了資本積累。隨著資本的不斷增加，中國的商人們開始有機會用更多資本購置更多機器設備，他們開始有了生產附加值更高的產品的想法。大量人手是仍然需要的（想想電腦裝配線），但也需要大量資本。伴隨這一過程發生的是資本獲得了很多補貼。換句話說，便宜的銀行貸款、廉價的土地、優惠的稅收，所有這些都意味著資本對勞動的相對成本在下降。
最終，豐厚的人口紅利開始消失，意味著勞動力的絕對成本開始上升。這種情況發生在2003/2004年，廣東和國內其他出口地區的實際工資開始上升。隨著工資的上升，勞動力成本相對資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政府提高勞動者社保待遇的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資、社保繳費等也推高了實際工資。所有這些導致一些地方勞動力成本幾乎上升到與資金成本相等的水平。這是深圳等地一些企業寧願花大價錢投資昂貴的設備，節省上千甚至更多勞動力的原因。 2007年我在深圳出口企業調研時，那裡的企業主不無得意地向我展示新買的能幹幾百個人的活兒的設備。他們覺得，由於人力成本不斷上升——不止薪酬，還有2003年以來工人跳槽增多導致的管理成本上升，還是投資資本密集型的設備更划算。這是個巨大的轉變，它提醒人們，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從勞動密集型活動向資本密集型轉變。
但是，也許中國仍然處於這一轉變的最初階段。在中國的大多數地方，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存在仍然是有意義的。中國仍然有大量人口，今天，勞動力的相對數量仍然超過資本。很多遵循這一事實發展的企業仍會成功，即使它們不高調，不著意吸引媒體眼球。 2008年在溫州，一個生產打火機的企業老總驕傲地告訴我，他以生產打火機為榮，壓根兒沒想過什麼“升級”。為什麼要改變呢——他的廠子裡那麼多人為他幹活，放眼世界，誰與爭鋒？他對地方政府試圖通過提高最低工資、稅費等政策工具推動產業升級的做法頗不以為然。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將增加更多資本積累。實際工資的絕對額將會上升，原因是人們自身的“人力”資本在不斷增加，因此生產能力也相應提高。從事資本密集型生產的企業數目會增多，中國將出口更多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更多勞動密集型產品。總的來說，這是好事。我們不應對製造業轉移到印度、越南或者非洲感到擔心。或者說，我們不應擔心適當的時候製造業發生的地域轉移。中國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那一天，意味著中國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資本和勞動力，生產活動會創造更多經濟效益。這只是個時間問題。如果說存在什麼危險的話，或者說在全球經濟爆發危機之前存在危險的話，那就是決策者鼓勵產業升級為資本密集型的願望和行動太過迫切。這種激勵可通過減稅等方式進行。產業升級看起來很美，人們都喜歡“高科技”，但一個大問題是，過快追求產業升級會抑制就業崗位的產生。這不僅造成了中國的重要資源——勞動力的浪費，而且冒著造成結構性失業的風險。那麼我們怎麼知道產業升級推進過快呢？需要密切關注勞動力市場。是否實現了充分就業？如果沒有的話，我們需要對促進產業向資本密集型轉型的一部分激勵措施進行反思，並將目光放回到創造更多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無疑，成功把握這一過程的節奏是非常困難的。
還是讓我們再回到美國和歐洲，看看中國究竟有沒有對這些萬里之外地方的工資水平產生影響。
現在想來或許會覺得奇怪，但在20年前，經濟學家們絞盡腦汁苦苦思索為什麼美國的工資水平沒有受到二戰以後貿易大幅擴張的影響。克魯格曼是這一領域的翹楚，他以優雅清新的筆觸闡釋了為什麼一般貿易理論不能正確解釋當時發生的事。他解釋說，“產業內”貿易是關鍵，也就是同一產業內部企業之間的貿易。
直到20世紀80年代，產業內貿易在美國貿易中佔據主流，因為當時美國的對外貿易大多同其他發達國家進行，企業間的貿易基本在產業內進行，彼此相互買賣配件和原材料，這就是產業內貿易。當某美國企業與某歐洲企業開展貿易時，它們貿易的產品通常出自同一行業。這一貿易並不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因為歐洲和美國多多少少具有相當的資本和勞動力，而是出於其他原因。
它們之間仍然進行大量貿易的原因在於，兩地企業的發展狀況不同——出於歷史、文化和經濟方面的原因。因此，它們具有不同的技術，不同的專長，不同的文化結構。背後的原因之一是規模經濟。一旦某一對外貿易活躍的企業實現了規模經濟，它將比其他地域的條件與其相當但缺乏經濟規模的企業更有可能實現較快增長。位於其他地域的類似企業可能不僅輸在國外市場上，同時也輸在國內，意味著等待它們的只能是倒閉。也就是說，二戰以後，貿易不再由比較貿易理論驅動。
克魯格曼創建了一個模型，顯示當產業內貿易在整體貿易中佔據主導時，收入再分配受限。 “International Tradeand Income Distribution：A Reconsideration”，1979，換言之，低端勞動力的工資相對高端勞動力不再下降。事實上，克魯格曼發現，如果規模經濟足夠大，貿易雙方的勞動力都能獲得較高工資，沒有哪一方的工資相對哪一方下降。大家都從貿易中受益。
克魯格曼相信，近30年來發展中經濟體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發展中經濟體的出口極大增加——2006年美國對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超過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占美國GDP的比重自1989年以來增長了一倍。儘管實際規模仍然不大，但不可忽視中國出口商品價格給其他國家製造業帶來了價格下行壓力，同樣也給美國企業帶來了價格下行壓力。
所以，產業內貿易在全球貿易總額中的比重降低，同時勞動力和資本配置不同的國家間的貿易額擴大，傳統貿易理論就應該能發揮作用了，美國低端勞動力的相對工資也會相應下降。
然而，這樣簡單的推論是有問題的。看看美國從中國手中實際買了什麼，你會驚奇地見到高科技產品，大部分是電腦、Ipod以及其他電子產品。在這裡請記住丹尼·羅德里克的發現——中國出口的產品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相類似。當然，中國出口中還有大量的服裝、玩具和簡單的塑料製品，但是，外部世界對華進口的平均附加值相對提高了。這是傳統貿易理論未曾預言的。中國本該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不是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又引起了一個新的問題：當中國顯然不再挖掘自身的比較優勢開始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時候，美國低端勞動力的工資怎麼還在下降？
克魯格曼透過對相關產業內部的透視，解決了這一明顯的矛盾之處。他以計算機行業為例，認為中國可能在這一資本密集型產品的供應鏈中處於一個勞動密集型的小環境中。這一行業的企業在最後的裝配中使用中國勞動力，將資本或技術密集的工作留給上游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或美國。他指出，例如半導體行業中，晶圓（指矽半導體積體電路製作所用的矽晶片）生產廠家基本上仍然位於發達國家，而更為勞動密集型的、處於產業鏈下游的芯片生產則在中國等地完成。電視、Ipod等行業也莫不如此。其結果是，鑑於中國在很多行業的產業鏈中所做的只是提供較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地便宜的裝配地點，中國加入全球市場對於美歐勞動力的工資應該沒有產生大的衝擊。
但是，由於中國同時也在開發中低科技含量的產品（如汽車配件），這會影響到美國的工資嗎？
這裡我們請出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勞倫斯教授，他對美國工資數據進行了極其細緻的觀察。 Blue Collar Blues，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download able from www.iie.com，他發現美國大多數工人的實際工資（指經過物價因素調整之後的工資水平）自2000年以來根本沒有增長。 2000～2006年間，美國私人部門實際工資增速只有2.1%。對藍領工人來說，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常緩慢的工資增速的延續。相形之下，對於接受大學教育的勞動力來說，這是個新現象——1980～2000年間他們的實際工資獲得較快增長。與此同時，部分勞動力，即收入最高的那一部分勞動力的實際工資增長也更快。這一點非常奇怪，因為根據同樣的數據判斷，幾乎所有勞動力的生產率都在提高。理論上生產能力更強的勞動力應得到更多的工資。因此，有一些事情不是簡單相加那麼簡單。生產率普遍提升，為什麼只有少數人工資增長？該譴責中國嗎？
勞倫斯沒看出這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收入差距明顯拉大，但在此期間，美中貿易增長非常緩慢，雙邊貿易規模仍然很小。勞倫斯等人反复咀嚼數據，發現這10年美國收入差距拉大另有原因：技術創新。換而言之，那些懂得操作機器設備，尤其是會操作電腦，以及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能的人（比如醫生、律師、會計師或者經濟學家），其收入高過那些不具備這些條件的人。這是IT革命發生以來美國的結構性變化驅動的。勞倫斯等人的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收入失衡擴大中僅有10%～20%是由貿易引起的。
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中貿易開始興盛，勞倫斯發現美國收入失衡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放慢了很多。 20世紀90年代，零售行業工資水平非常低，但零售業是服務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工資增速降低不是貿易引起的，進一步說就不是由中國直接造成的。事實上，在這10年間，很多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大幅下降（如貿易理論預測），但沒有同時發生與進口競爭行業工資水平的下降。
進入新世紀以來，整體工資增速迅速放緩。勞倫斯的研究發現，即使在這一時期，工資減速也不應譴責中國。這一時期的數據顯示，一般說來，工資收入差異中僅有10%～20%是由貿易引起的。
理解這一點的一個方法是觀察進口類型。如果某種進口商品在美國製造，會產生高收入的崗位，還是低收入的崗位？理論上說，美國應該進口低端勞動力生產的商品。如果這樣做的話，意味著美國的低端勞動力將失去工作，進而拉大收入差距。比較優勢理論告訴我們，低收入的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低——他們的（人力）資本不高。但是，勞倫斯發現，總體看來，美國進口商品的生產者得到的工資高於美國國內同行。
乍一聽來有點費解。但如果你還記得克魯格曼早期所做的工作，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這一貿易是由專業化而不是比較優勢推動的。企業從相似國家的同類企業買入配件。這意味著美國貿易擴張整體上不太可能對相對工資產生大的影響。但是，美國對華貿易當然是不同的，勞倫斯發現，美國自華進口商品包含的工資水平很低，因而意味著可以替代美國低收入勞動力。這又會引起一些問題，因為中國更有可能影響的是美國的低收入行業，這些行業在價值鏈中恰好位於它們上方。但勞倫斯還發現，工資含量迅速上升，就是說進口變得更加複雜了。同樣，原因可能是中國越來越成為複雜產品的最終裝配站。
但即使考慮到這一點，勞倫斯認為，貿易也不是工資趨勢背後的主要因素。其他經濟學家也發現，對華貿易對美國工資水平產生的效應是有限的。簡言之，結論是，即使從模型上看貿易影響工資的理論是成立的，但在實踐中這一影響非常小。
因此，如果美國收入分化加大不能歸罪於不斷擴大的對華及其他國家貿易，那原因是什麼呢？勞倫斯希望對三個不同的理論加以驗證。第一個理論認為收入差距是因為所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他猜測受教育水平高的人獲得的收入水平或許會較高，只具有高中學歷的人可能不會掙到高工資。經濟學家普遍認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具備的生產率越高，因而能夠拿到更高的薪酬（我敢說絕大多數中國家長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過的道理。但在很多其他文化中，包括我自己的文化在內，似乎還不十分理解這一點）。第二個理論是，勞倫斯假定，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勞動力賺走所有的錢，普通勞動力成為輸家。第三個理論是，大多數利潤進入了資本家（企業主）的腰包，工人成為輸家（信奉馬克思的朋友應該認為這是問題所在）。
經過對數據的多重分析和比較，勞倫斯發現，主要的原因是第三個理論。資本家分得了收入蛋糕中最大的一塊。我們不妨花一丁點兒時間解釋其背後的理論。當一個經濟體擴大時，它會創造出收入。 GDP規模可以通過核算該經濟體所創造的產品和服務的價值來衡量。但是當然，個人和企業因為生產這些產品和服務而獲得報酬，因此，GDP也是個人和企業（以及政府）得到的收入總額。收入對工人來說是工資，對企業來說是利潤，對政府而言當然是稅收。
1970～1999年間，在美國經濟增長產生的總收入中，美國工人獲得了其中的66%。並且這一比例在此期間內非常穩定，即便美國對外貿易增長迅猛。 2000～2006年間，該比率降至63.9%，比長期以來的平均水平下降1.6個百分點。聽上去降幅不大，但這一比率幾乎未曾變動過，因此，任何一點的變動在經濟學家眼裡都是巨大的。 2006～2008年間，企業利潤占美國GDP的比重為自1929年以來最高。也就是說，伴隨強勁的增長而來的收益更多地流向企業和企業主，而分給在工廠裡、辦公桌旁幹活的人的部分少了（實際上，正如我們在第五章中所討論的，類似的情況也在中國發生——企業主從增長中獲得的收益多於工人所得。但對於位於這一發展階段的中國來說，或許是不可避免的，稍候我們將解釋原因；而對於美國這樣的成熟經濟體來說，並不一定要如此）。
因此，如果說資本所有者從美國經濟增長中獲得的利潤高於工人的勞動報酬，原因是什麼呢？一個解釋可能在於金融領域，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領域見證了迅猛的增長並創造了巨大利潤。今天，眾所周知金融業是個高收入行業。但是即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工資水平高，數據顯示，最近幾年金融行業勞動力薪酬佔總收入的比重也出現了下降。與此同時，銀行利潤呈爆炸式增長。這可能會影響整體經濟和所有數據。諷刺的是，近幾個月一些金融機構創造的“利潤”被證明是鏡中花水中月，部分金融機構接近破產（消滅股東的財富），有的必須由政府出手相救（消滅納稅人的財富）。
或許，像勞倫斯所指出的，這些是周期性的循環。在經濟周期的初級，資本分得的收入比率通常位於很高水平。之後，隨著經濟周期趨向成熟（在放緩之前）工資開始上升，勞動力得到的收入比率上升。 2001～2006年，美國經濟經歷了長期的繁榮，因此這一因素產生了影響。低利率（是資本的利好）也幫助企業獲得利潤。
但克魯格曼的眼睛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他採用歷史的長視角，著眼於稅收和其他社會政策。他講述的故事非常值得在這裡複述，因為他向我們描繪了兩百年來美國走過的大部分道路——或許也遙望到這個國家未來的走向。稍後我還會再提到，美國走過的道路，對於中國今天重塑社會和經濟秩序，並在2010年代建立“大同時代”，不失借鑒意義。
還是先回到美國。一戰的瘡痍過後，20世紀20年代美國迎來收入不平等急劇上升的時期。隨著經濟繁榮，洛克菲勒、卡內基等資本家的財富開始形成。工資水平上升，但資本家利潤的增長速度更快，收入不平等和社會緊張浮現。不足為奇，人們常常拿這個時代的美國與近些年來的中國相對照。那是一個不平等的時代。繁榮隨著30年代大蕭條和隨之而來的高失業戛然而止。大蕭條也將富蘭克林·羅斯福送上總統的寶座。羅斯福隨後頒布新政，政府非常積極地參與到經濟中去。他被很多商業界人士視為危險的社會主義分子（有點像今天很多人看待奧巴馬）。但事實上，他為資本主義建立了比他的任何前任的夢想都走得更遠、更為持續的資本主義模式。引進醫療失業保險制度，確保勞動者在面對不幸時處於適宜的庇護之下。羅斯福還引進了大量的工商業規則——兼併、資本市場和環保。以現在的眼光回望，這些正是對美國至關重要的東西。記住，很多美國人曾經強烈抵制創建聯邦政府和美聯儲，認為它們會干預最基本的自由。時至今日，很多美國右翼人士仍將羅斯福新政視為對美國自由市場模式的違背，他們認為後一種模式才是美國應該堅持的，榮枯興衰是自然規律，政府不應該干預。
羅斯福當政期間，工會隊伍壯大。 1930年，美國非農就業者中10%加入了工會，到1945年上升至33%。隨後二戰爆發，政府實施長期的工資管制——低端勞動力的工資增幅超過他們的老闆。這些情況對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一個高中學歷的男性工人在20世紀50年代的實際工資與今天的一樣。 60年代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延續並鞏固了新政綱領。這些政策強化了社會保障和福利，使政府加大對貧困群體的關愛和對商業的監管力度，並通過增加稅收實現上述目的。這是20世紀美國的黃金年代。經過20年代和30年代痛楚的兩極分化時代，美國的大同時代出現了。
從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學界對社會福利的重要性、稅收的再分配作用以及新政的其他方面都達成了共識。然而，到了80年代，新政保護之下的法律和政策架構開始動搖甚至破碎。 70年代，由財政保守主義者、福音派基督徒、外交社會政策的新保守派、商業精英和南方白人組成的一群人掌控了共和黨，進而掌控了美國政府。在此之前，共和黨還是相當的自由派，或者說非意識形態色彩濃厚。共和黨總統尼克松（任期1969～1974年）競選時像個保守主義者，上任後卻宣布增稅，引進環保法規，嘗試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所有這些作為都會被今天保守派政治人物視為“自由派”而不屑一顧。 80年代保守主義運動終於發現了其價值觀的推行者——頗有人緣的里根（任期1981～1989年）。裡根政府宣布減稅，尤其是為高收入者減稅，縮減社會福利計劃，削弱工會的力量。這是真正的保守派綱領。經過老布什（他提高了稅率）和克林頓（他終歸未能糾正多少裡根的作為）時期的短暫調整停頓後，小布什上台，繼續為富人減稅，削減社會福利，無視環境問題，徹頭徹尾地像一個激進保護主義者那樣行事，尤其是在社會政策和外交方面。
拜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政策所賜，今日美國的收入平等狀況要遜色於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克魯格曼認為，保守主義所實現的，是收入分配方式的相對永久的改變。收入差距因而拉大。大公司的CEO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大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 70年代美國CEO的平均年薪為120萬美元，是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現在，前者為900萬美元，與後者的差距擴大到370倍。
而且，由於稅收規則的變化，稅後收入的不平等也加大了。小布什時期以來，富人得以將更多財富留在手中，收入不平等持續擴大。 1994年克林頓主政時收入最高的1%群體適用的聯邦所得稅稅率為35.8%，到2004年小布什減稅之後，這一稅率降為31.1%（當然還有州所得稅稅率的調整）。小布什還成功地降低了房地產稅，即不動產的遺產繼承人繳納的一種稅。這也是當今美國面臨的很多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此舉造成財富於幾代人間聚集在富裕階層，從而維持著不平等局面。這意味著富爸爸的孩子比窮爸爸的孩子更有可能幹得好，相當於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加大。
裡根減稅，老布什和克林頓增稅，小布什再減稅，收入不平等不僅體現在稅率水平上，也滲透進文化中。以上我們了解到的資本家得到更多收入的事實印證了這一點。以多種方式衡量，當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你的孩子強過你的可能性）低於歐洲。在美國，孩子能否進一所好學校更多地取決於家長的財力和教育背景。孩子未來收入的高低越來越多地取決於父母的收入。社會流動性——讓一個貧困家庭裡出來的黑人成為總統的魔力，也是美國社會進步的重要發動機之一——正面臨威脅。
因此，克魯格曼認為，收入不平等加大不是由技術革新、移民或者與中國或隨便哪個國家的貿易造成的，主要是由稅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成的。一個重要的論據是，歐洲也一樣和中國開展貿易，也發生了深刻的技術革新，卻沒有出現美國那樣迅速拉大的收入失衡。
克魯格曼的對策是恢復羅斯福新政的一些重要元素。在他的規劃中，醫療是中心，因為他相信醫療保障能夠對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帶來直接和重要的改善，尤其是對低收入家庭和失業者。
構建醫療體系的複雜程度眾所周知，想必中國的領導人在這幾年重建醫療體系的辛碌中對此深有體會。這裡，我來簡單介紹一下美國醫療體系的運作模式，以及克魯格曼給奧巴馬政府提出了怎樣的改進建議。想必這是中國感興趣的，因為中國的醫療體系面臨的一些問題與之有著驚人相似。比如，看病都很貴，低收入者求醫都很難，體系改革均遭到特殊利益集團的抵制。
美國納稅人只有到65歲以後，才能進入醫療補助（Medicaid）項目，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另一項政府項目醫療保險（Medicare）則只惠及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其他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購買私人醫療保險，或參加雇主醫保計劃，那些沒工作或沒錢購買保險者——約占美國總人口的15%——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因此，那些生活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很可能過著不夠健康的生活（健康是與財富聯繫在一起的），要向私人醫保機構繳納較高的保費。
緊急情況下，醫院有義務對每一個人實施救護和治療，但僅限於緊急情況，在美國一些城市，流傳著醫院付錢給救護車，讓他們不要把沒錢治病的病人拉到醫院的駭人傳聞。一旦不幸發生疾病，無醫保者必須支付一大筆錢。
這也是為什麼在美國失業是巨大的麻煩的原因——不僅失去了自己的醫保，而且可能丟掉了整個家庭的保障。並且，由於相關費用上升，雇主也在不斷壓縮僱員的醫療保險支出。 1950年醫療保健支出在美國GDP中所佔的比重為5.2%，到2005年上升為16%。這意味著，即使你有工作，也未必能享受醫療保障。
缺乏普遍覆蓋的醫保，使得美國在富裕國家中顯得十分另類。在歐洲大部分國家，政府以稅收或保險承擔大部分的醫保費用。具體提供醫療服務的既有公立醫療機構也有私人機構。也有的國家採取這樣的做法，即政府既以稅收支付醫保，也提供醫療服務。採用後一種模式最典型的是英國，被稱為“全國健康服務”（National Heath Service，以下簡稱NHS）。身為一名英國人，我可以走進任何一家診所或者醫院享受免費診療。全國范圍內NHS提供的醫療服務質量差距很大，存在多種不同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就醫（住院）等候時間過長廣受詬病。自1997年以來，工黨政府加大了對NHS的資金投入，大幅提高醫護人員薪酬，但很多人覺得醫療服務質量並未取得預想中的明顯改善。經濟狀況較好的人在醫療保險稅之外仍然購買私人醫療保險。這樣在發生疾病的時候，通常可以得到比NHS系統快得多的治療。
儘管也存在很多弊端（NHS作為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出現了龐大的官僚機構存在的一切問題），但很重要的一個好處在於，任何人，不論富人還是窮人，都能夠得到一定質量的醫療服務。再者，這一保障不與是否就業掛鉤，也無關你所在的公司是否是醫療服務機構的會員，也不在乎你是否為英國居民。這是英國社會倡導並培育機會均等理念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無論你生在何種家庭，都有機會享受平等的醫療待遇。這一體系的很多批評者認為，由政府來運作醫療體系必然導致效率低下。某些美國右翼勢力以“社會主義化的醫療”來抨擊政府提供醫療服務。的確，英國和其他政府參與的醫療體系顯然存在官僚化的弊端。但是，在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人均醫療支出為全世界最高——2004年達到人均6100美元，遠高於歐洲。各類醫療服務機構在利益驅動下的競爭意味著醫療費用會被降低。但美國醫療成本高的一個原因是行政成本。醫療服務機構要向會員提出上百個問題，尤其是會員不得不接受治療時，通過無比複雜的審核程序確認哪些費用可以賠付，哪些藥品、哪些醫院不在賠付之列。審核的煩瑣程度足以讓每個人在這一大堆表格前崩潰，也給上千名審查這些表格的人帶來了巨量的案頭工作。此外還有廣告、銷售成本，這些都加大了成本。
如果這些還不算什麼，那麼還有更糟的，美國醫療服務體系在質量方面的很多衡量指標都不佳。一個明顯的問題是，該體係不鼓勵數百萬無醫保者在身體不適時就醫。在中國也有這種情況。病了不敢上醫院，因為太貴了。一直拖到實在扛不住才去醫院，花的錢也更多。如果得的是傳染病，病人又扛著不去醫院，那就會產生公共衛生問題。
以上只是一些很籠統寬泛的描述。美國的醫療制度十分複雜，涉及很多難題。政府出錢的話，如何制定藥品價格？當然應該定低些。但是，醫藥公司怎麼賺取足夠的利潤支持新的研發？醫生的薪酬怎麼支付？是否與業績掛鉤，他們的業績又該怎樣衡量？如果靠國家財政給醫院撥款，沒有市場競爭，又怎麼保障醫療服務質量？這些問題是中國的決策者也必須予以回答的，確實非常棘手。
具體到美國。克魯格曼認為理想的模式可以是拓展醫療補助，使其覆蓋每一個人。當然，這需要稅收收入大幅增加，他認為很難實現。因此，他提出瞭如下更具操作性的建議：
第一，增加對低收入家庭的補助，使他們能夠自己購買醫療保險。
第二，通過將保費與投保人所居住的社區相掛鉤，而不是與個人掛鉤，阻止保險公司設定過高的醫療保險費用。
第三，迫使人人購買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杜絕搭便車者。
第四，在自願的基礎上，向所有人開放醫療保險項目。因為政府在提供醫療保險方面更有效率，這樣的話私人的醫療保險機構將逐漸邊緣化。
奧巴馬政府自然正在忙著做這些事。就在本章寫作的2009年5月，美國政府裡的一部分人正在忙著制訂一個計劃，幫助每一個人得到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祝他們好運！作為一個英國人，我知道這將是脫胎換骨的成就。未來的中國也會這樣。
在克魯格曼眼中，醫保是美國民主黨的重要的戰略性議題。如果自由派能夠證明，政府能夠給出務實、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一個比私人部門更高明的辦法，他們就可以對私人部門才能夠最好地滿足生命的各種需求的說法予以有力地回擊。換而言之，在美國的意識形態的辯論中，醫保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如果奧巴馬能夠實現全民醫保，將為他迎來巨大的勝利，可以彌補其他很多方面沒有實現預期目標的失敗。 “社會化”這個字眼將不再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本章的開頭，我們提出中國是否是造成美國收入失衡拉大的原因這樣一個問題。很多證據表明，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技術創新、知識和技術獲得的溢價、稅收法規的改變以及企業為員工負擔的醫保繳費的逐步下降，才是原因所在。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這幾年來的經驗一無是處。中國可以從中學到什麼？我看到了以下四點教訓。
第一點，成功的製度改革，能夠重建它們所服務的社會和經濟。即便如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也能夠重新對製度進行改革。不要以為今天的美國經濟與它在20世紀30年代、50年代甚至80年代時一樣。資本主義也能發生變化。無疑，今天你在美國看到的資本主義與你在其他國家看到的資本主義也不一樣。資本主義有不同的形式，這與製度有關。正如我們在第八章中所了解到的——制度也可以被改變。但這種改革並非易事，它需要時間，需要艱苦的努力，需要不同政府部門間大量的協調，需要公眾的支持，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說，它關乎政治的全部。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正在拉大，但這不太可能是因為同中國的貿易造成的。而且，今日美國的收入不平等與中國面臨的收入不平等也不一樣（這一問題我們已在第五章討論過）。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今天，中國那樣的經濟體會像20世紀初的美國那般增長，經歷更大的收入不平等。這是農業中富餘的大量勞動力被工業吸收後自然發生的。由此，勞動力的大量供應保持了工資水平的穩定。但與此同時，稀缺資本的佔有者的投資利潤在上升。這樣的動態預計將出現在經濟增長的初級階段，但這並不等於政府就不能有所作為，降低負面效應。政府可以做到。
但美國的情況不一樣。在今天的美國——未來的中國——制度是起作用的。簡單地說，制度就是遊戲規則。具體到本章的話題，就是稅收、社保福利、工會以及金融市場等行業監管的遊戲規則。回到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正是製度改革幫助加速扭轉不平等狀況。那時創立起來的製度一直沿用到70年代末。從80年代開始，這套制度中的一些關鍵部分發生了改變：對富人徵收的稅收降低，社會福利裹步不前，企業對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的支付日益有限。導致這種情況的是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和更少的政府支持，而付出的代價似乎是收入差距的拉大。
當然不幸的是，不平等會一直伴隨我們。包括宣揚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內，沒有一個試圖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真正實現了平等——精英們總是更有權勢，過著好於大眾的生活。缺乏任何一種民主的方式除去精英階層，意味著沒有辦法改善這一體系。
但是，對於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人們來說，問題是哪裡才是分界線，來明確何種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接受的。我認為，可以劃線的一個不錯的地方，是保衛機會的平等。每個人在生命起航之初能夠得到同樣的機會嗎？孩子們有同樣的受教育機會嗎？每個人的健康是否都受到社會保健網的呵護？出生地點是否決定著生命的發展機會？我相信在一個公平健全的社會裡，大多數人享受著平等的機會。一旦這一點有了保障，再來談競爭：祝愿那些最勤奮、有天分、有創意、有雄心、有籌劃的人，得到回報。但是，競爭得是公平的。
就今天的美國而言，大量證據表明，機會的平等已經失去。如上所言，你的出生地點和你父母的收入越來越多地決定著你可以上哪所學校，可以享受那種水準的醫療，成年後可以賺到怎樣的薪酬。
如果美國現任政府能夠做到全民醫保，恢復對金融服務行業更高水平的監管，將高收入者的所得稅率提高到克林頓時期的水平，過去20年來所造成的創傷中的一部分就能夠被撫平。這是奧巴馬總統的使命——他對什麼處於危險之中有著敏銳的了解。在2009年5月，他顯然沒有失去雄心，但需要面對國內外的種種危機。挑戰是巨大的。保守派指責他插手太多，他們說他應該干的只是修補經濟，但他什麼都想做。保守派當然會這麼做，他們懼怕奧巴馬對美國的製度進行再平衡改造。我們拭目以待。
美國經驗中可以汲取的第二點，我想在於，在美國能起作用的力量，也有望在中國發揮作用。隨著中國的逐步強大，需要作出大量的至關重要的抉擇，它們將定義中國興起的市場經濟的類型。顯然，今天的中國在機會平等方面仍存在巨大的不足。出生在城市還是鄉村，對於一個人的健康、教育和收入仍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當然這一點不是絕對的，但仍相當普遍。近些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普通人得到的機會增加。但同時，制度沒有跟上市場的步伐，意味著很多人掉進了製度的洞裡。
中國政府在擴大內需、振興經濟的規劃中，將醫療置於重中之重。承諾實現全民醫保，政府提供免費基本醫保。同時，近幾年中央政府推進全面義務教育和勞動者權利保護。這些無疑是重要的措施，但創建更加平等的社會還要做很多工作，並且這一方面的進展較為緩慢。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方面取得了進展，但全國范圍內教育質量仍有較大差異，特別是城鄉之間差別很大。稅收體系仍然不能識別富人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來自資本升值、房地產還是股票或公司資產，這些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不收稅的。目前也不開徵房地產稅，未來某一時點也許會有。資源稅稅率仍然很低——相當於公共財富的私有化。恰恰相反，稅收負擔落在掙工資的大多數人身上。
同樣重要的是，政府稅收約佔GDP的20%，而非稅收入所佔比率達GDP的5%～10%。這裡存在的問題是這筆財富相對很大，政府用這筆錢所能提供的收益仍不清楚。太多情況下，經濟或社會政策出現問題的對策是擴張政府，而不是壓縮其規模。中小企業缺乏融資渠道？好，解決辦法是成立一個政府運作的補貼基金。突然之間，中小企業不得不走門路跑關係乞求獲得補貼。允許真正的小型私人銀行開業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可以是更好的對策，但還沒有看到這樣的做法。
稅收收入中很少的比率投入醫保，結果社保負擔基本上落在企業和員工身上。農民工仍然缺乏動力參加社保，因為當他們像候鳥般遷徙時，帶不走繳納的保費。簡短地說，這幾年中國民生領域發生的變化不像美國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徹底。但中國也未曾面臨真正的危機，這意味推動真正的變革的難度更大。如果這些改革的努力能夠持續地穩步推進，那麼中國的市場經濟將會得以重塑。中國發生的變化像美國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一樣，是非常顯著的進步。但這一結果並不十分確定——進展過於緩慢，並且走走停停。
第三點教訓是，自由派綱領可能走得過遠。政府對經濟的參與程度加深時，有可能產生很大浪費。稅收滾滾時政府容易掠奪成性，商業可能面臨過多監管。理論上說，如果政府從努力保證機會的平等轉變為努力保證結果的平等，問題就來了。
這一點在近幾十年的歐洲表現出來。工會勢力過分強大時，經濟會降至冰點。如果工會能夠迫使工資增速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或者不惜任何代價保護就業，企業就會被折騰得夠嗆，進而連累經濟。 20世紀70年代工會運動鬧騰得英國經濟幾近停頓：電力企業、煤礦鬧罷工，其他行業工人加入罷工隊伍以示聲援，英國經濟癱瘓。今天的法國經濟亦受類似原因困擾，工人罷工抗議慷慨的福利國家發生改變。這樣的福利國家要求你付出一生收入的80%，以便你在萬一被老闆炒魷魚的一兩年裡得到保障。這無疑是非常慷慨的福利，企業也因此不太敢僱人。萬一請來一位不干活的大爺，或者發現他不能勝任工作，你還不得不承擔這些成本，那誰還敢輕易僱人？如果對高收入者徵稅過高（部分國家曾出現過的90%的邊際稅率，實在是高到離譜），就會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因為一個健康的經濟必須存在成功者獲得回報的可能性。同時，我們還需意識到，20世紀80至90年代美國和英國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崗位的增長非常輝煌。另外，克魯格曼忽視了政府乾預過多、工會勢力過強帶來的很多問題，也沒有對美國經濟過去30年表現出的活力和創新能力給予應有的肯定。
中國決策者面臨的挑戰是走出一條務實的中間道路，尋求將市場和政府相結合的適宜的解決機制，在市場與政府之間尋求適當的契合點。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機會的平等和健康的競爭。當然，說來容易，魔鬼在細節裡。要想真正理解如何保持適當的平衡，需要成為稅收政策、教育政策和醫療政策的專家。要知道哪些政策起作用哪些不管用，以及如何在市場和監管之間拿捏好分寸，你需要的答案得是技術性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大畫面。這是當前歐洲的政治家們所做的——得到各種公共政策問題的技術性答案。在美國，他們還在為一些“大”問題掐架。美國的左派（很多人心目中以奧巴馬為代表）在歐洲人看來是理性的。一些美國右翼人物在很多歐洲人眼中基本是瘋子。但即使在美國，很多出色的政策作業也是由分析家們完成的，他們在政治的中心研究如何進行社保改革、教育改革，怎樣最大程度地改善失業救助體系。
在中國也一樣，公共政策具有越來越強的技術性，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小而具體。這是好事。似乎中間偏左的路線是最佳經濟發展的道路的共識已逐步達成。這裡面也包含了提供平等的機會和競爭的元素。多數城里人看來贊成實施農村免費教育和全面醫保，以及提高工作場所安全和社保的努力措施。這些領域的真正分歧在於何為實施這些政策的最佳方式。 《勞動合同法》在保護勞動力權利方面是不是有一丁點兒過頭？也許吧——但我們需要談論勞動賠償的細節，什麼情況下，以何種方式員工可以被解僱，才得以接近辯論的要點。真正的左派在當今的中國是很邊緣的一股力量，與真正的右派一樣，至少在經濟政策方面是如此。大多數人意識到回到過去那樣由國家掌管一切，或官僚體系膨脹失控是危險的。切實履行中左路線是更重要的，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技術性的。尤此也引出第四點教訓。
留給中國的第四點教訓是，進步的中左政策會招致爭議和批評，尤其是這些政策要面對從現行製度中享受財富和影響力的勢力穩固的商業階層。羅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正是由於當時美國正經歷改變世界的大蕭條。在此之前，企業界很多人支持胡佛總統對待危機的不作為、不干預政策。他們對羅斯福所做的一切膽戰心驚，予以猛烈的抵制，稱羅斯福為共產主義者。甚至時至今日，很多右翼人物仍然認為，新政不但於事無補，而且延長了美國陷於衰退的時間。這一段歷史與今日的相似顯而易見。今天美國的一些右翼憎恨奧巴馬，詛咒他失敗。
在今日之中國，存在一股很多人深感興趣，但很少有人完全明白的影響政策的力量，即利益集團所扮演的角色。很多人談論利益集團，但對於它們具有的影響力，很少有人說得清楚。有人說掌控巨大財富的房地產行業有能力影響政策決策。但從2007年中央政府實施為經濟降溫的宏觀調控措施以來，這一行業經歷的痛苦掙扎明顯可以看出，這種影響力並不是無限的。但是，在地方一級，房地產企業的力量往往十分強大。另一類利益集團由一部分官員構成，他們依托職務建立起了龐大的能量和財富。中央政府數次試圖壓縮地方政府規模以節省行政開支，但由於地方對失業等的擔憂，這一努力並不總能奏效。
未來10年中國版新政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政府能否制訂出具體詳盡、深思熟慮的計劃，以及能否穿越特殊利益集團布下的重重迷霧。只有那樣，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才能得以解決。也只有在那時，世人將看到，中國改革製度的能力可以和美國媲美。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