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裡經濟學家真是一群怪人。過去幾年來，這群人喋喋不休，要中國家庭減少儲蓄，增加支出。實在是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減少儲蓄？瘋了吧？人們會想，你們這些人倒是不用為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給兒子買房這類很花錢的事兒操心。實際上，辛辛苦苦掙錢，盡可能多存點錢是當今許多中國人的主要生存策略。
我很理解並同意人們的這種想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就像下面我將談到的，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在亞洲處於非常正常的水平。中國人並沒有比他們的鄰居印尼人，或者巴西人、俄羅斯人儲蓄得更多。數據顯示，中國家庭的儲蓄率低於印度家庭。因此，政策關注點不應落在鼓勵家庭支出、降低家庭儲蓄率上。這種方式是行不通的。目前中國家庭支出佔其收入的比率已處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否則，過去五年來官方公佈的消費年增長率也不會達到8%～10%，甚至在2008年達到12%。因此，問題不在這裡。我們真正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如果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社保體係得以完善，人們自然將增加支出。因此，提高收入應成為政策關注點。
另外還需要看到，中國整體儲蓄率偏高的原因並不在於家庭儲蓄率高，而是因為企業和政府的高儲蓄率。這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設法減少企業和政府的儲蓄也將有助於降低整體儲蓄率。但這需要跳出固有的政策思維模式，包括建立一個債券市場，以及確保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都能夠支付紅利。如果措施得當，我們會發現，家庭也將受益於這類政策調整。
在第十二章中，我們將探討中國的高儲蓄率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而本章中，我將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如此之高，如何才能在不損害中國家庭利益的同時降低中國的儲蓄率。這裡，我們將藉鑑中美兩國多位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們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家庭的收入應該得到提高。
近年來，中國的儲蓄和投資二者均快速增長，但儲蓄增速更快。儲蓄佔GDP的比重自20世紀90年代末下降之後，從2000年的37.7%躍升至2004年的45.7%。但需要注意的是，儲蓄總額的數據並不僅是家庭儲蓄，還包括企業和政府的儲蓄。從根本上說，儲蓄就是收入中沒有被消費掉的部分。這些錢被存入銀行，即成為儲蓄。但你也可能選擇將這些錢投資購置機器設備或廠房。投資來源於儲蓄。當你完成了消費和投資後，可能還餘下一些儲蓄，我們稱之為“過剩”儲蓄，因為它們沒有被用掉，或至少沒有在中國國內用掉。如我們在第十二章將看到的，部分剩餘儲蓄可能不得不被輸出中國，投資於國外市場。
因此，在過去10年間，中國的整體儲蓄水平（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儲蓄）在上升；同時，投資規模一直穩定在GDP的40%左右。當然，這並不是說投資增長停滯，而是投資增速與整體經濟增速基本一致。這意味著，中國的“過剩”儲蓄也有所增長。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對中國有著積極的意義。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不同，中國不用從外國借錢來滿足投資需求。實際上，中國根本不需要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資金——中國國內的儲蓄已足夠支持所有投資。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外部市場和管理等“軟”件。今後，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於生產力的提升，而不是靠大量累積資本投入大型基建項目來拉動，因此中國將更迫切地需要這些“軟”件，這樣，外國直接投資（以及它帶來的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對於中國將更加重要。
但“過剩”儲蓄也會帶來負面影響。 “過剩”儲蓄的出現顯示出中國企業和家庭的產出超過其消費和投資，部分地體現為中國的大額貿易順差。那麼，“過剩”儲蓄怎麼會帶來貿易順差呢？
一國的儲蓄和投資模式會反映在其對外貿易賬戶中。也就是說，如果一國國內經濟失衡，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關係也同樣失衡。例如，如果一國表現為大額貿易逆差（如美國），那麼它消費和投資多，儲蓄少；如果一國表現為貿易順差（如中國），則情況正好相反：該國的家庭和企業擁有大量儲蓄，儲蓄增速超過投資增速。換句話說，中國的貿易順差反映出儲蓄過剩且投資佔支配地位，而美國的貿易逆差反映出美國儲蓄不足。經濟學中的變量總是以一種奇妙的方式相互關聯。
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主要是貿易順差）在2007年達到頂峰，占同期GDP的11.3%，2008年降至GDP的9.5%。從2005年開始，貿易順差和“過剩”儲蓄同時快速增長。
當我們談到中國的高儲蓄率問題時，通常會聯想到中國家庭的高儲蓄率。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國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也是不容忽視的。企業和政府都有大量收入，並可決定將收入用於支出（消費）或儲蓄。
2008年儲蓄總額約相當於GDP的50%。儲蓄由家庭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構成。近年來，企業儲蓄增幅最大。 2005年家庭儲蓄約佔GDP的21.2%，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的GDP佔比分別為6.3%和20%（2005年數據是迄今最近的公開數據）。
同時，三個儲蓄主體都至少會將部分儲蓄用於投資，而“過剩”儲蓄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因其與貿易順差相當）。家庭“過剩”儲蓄約佔GDP的11.7%；政府“過剩”儲蓄僅為GDP的1.1%；而企業儲蓄呈現“赤字”（即企業的投資超過儲蓄，也就是說企業通過借款，主要是向家庭借款來為投資活動籌資），規模達GDP的8.7%。
中國的高額“過剩”儲蓄主要由大規模的家庭“過剩”儲蓄所致。不過，雖然家庭“過剩”儲蓄規模較大，但近年來未見明顯變化——如果一定要找出些變化的話，就是家庭“過剩”儲蓄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有所下滑。政府“過剩”儲蓄在2004～2005年降至僅為GDP的1.1%。企業儲蓄“赤字”在2004～2005年顯著縮減。這顯然是近年來整體“過剩”儲蓄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企業儲蓄“赤字”的縮減可能是由於企業儲蓄水平猛增，我們猜測，導致企業儲蓄猛增的原因可能是企業收入迅速增長以及企業紅利分配製度的缺失（國有企業留存收益，不分配紅利）。這顯然是推高2004～2005年整體“過剩”儲蓄水平的原因。因此，我們不應將這種新的經濟失衡歸咎於家庭。
這裡還有一系列問題有待解決。按經濟學原理，一國的富裕程度越高，消費將越多，儲蓄水平則越低。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發展，中國應變得越來越像美國，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儲蓄應逐步減少。但為什麼中國的“過剩”儲蓄反而有所增加？
為了找出合理的解釋，我們分別來分析中國家庭、企業和政府的儲蓄行為。它們更傾向於消費還是儲蓄？其行為如何隨時間推移而變化？
隨著中國向消費型社會轉變，人們自然將減少儲蓄嗎？如今，各地消費增長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城市的人們買車買房，信用卡（在年輕人中代表負儲蓄率的標誌）使用量激增，即使在農村地區，手機、電視等商品也極為普及。那麼，為什麼中國家庭的儲蓄率仍維持高位，並存在大量“過剩”儲蓄呢？
有人試圖以儒家文化鼓勵儲蓄來解釋這種現象。這可以理解，文化因素確實會起到一定作用。但我們也看到，中國年輕人的消費方式已越來越向美國人靠攏，傳統文化正在發生改變。此外，文化因素是常年存在的，但要解釋近五年來中國儲蓄顯著增長的原因，顯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們需要換個思路，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經濟學家威爾默（Calla Wiemer）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啟示。威爾默花費大量時間研究了中國的儲蓄數據，她認為導致中國高儲蓄率的原因主要有兩點。 “The Savings Story behind China's Trade Imbalance”，Working Paper，http://www.spp.nus.edu.sg/wp/wp08_08.pdf其一，中國經濟自2002年以來高速增長。根據威爾默的模型，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意味著中國的儲蓄率上升0.45個百分點。這是為什麼？很簡單，經濟增長越快，家庭收入就越多。由於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健全和完善，加上儒家思想的些許影響，大量額外收入被儲蓄而沒有支出。這在中國農村地區更為明顯，那裡的社會保障體系較城市更欠完善。另一個原因是，近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惠及高收入群體（特別是資產所有者，不論這種資產是商業、房地產還是股票），並沒有提高各層次群體的平均收入。這些高收入人群更傾向於將額外收入儲蓄起來，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四套房子、兩輛汽車，不會再熱衷於多購買幾瓶昂貴的洋酒。
其二，威爾默認為，贍養比率降低也是拉升儲蓄的一個原因。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中，兒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數量相較勞動力數量有所下降。經濟學家將兒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數量與勞動力人口數量之比稱為贍養比率，因為兒童和老年人需要靠勞動力人口的收入來供養。老年人贍養比率等於65歲以上人口數量與15～64歲人口數量之比。經濟學中的一個常規觀點是，勞動力人口的儲蓄一般來說比非勞動力人口的儲蓄多。在我們的一生中，兒童和青少年時期主要在消費，成年後隨著收入增長儲蓄增加，退休後將用掉一輩子的儲蓄。這種個人的生命週期意味著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會使儲蓄率水平隨之改變。例如，一個社會中退休人口越來越多將使整體儲蓄率降低，而如果進入勞動力大軍的人口越來越多，儲蓄率將上升（贍養比率下降）。未來數年內，中國將明顯步入老齡化社會，則贍養比率將上升，而儲蓄率將下降。當然，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考慮到中國經濟將持續快速增長，預計贍養比率在2015年左右開始上升，威爾默預計，2020年以前，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將不會低於GDP的40%。
兩位美國經濟學家馬科斯·查門（Marcos Chamon）和艾斯瓦·普拉薩德（Eswar Prasad）深入研究了中國的家庭儲蓄行為。 “Why are Savings Rates of Urban House holds in China Rising？”，IMF Working Paper，June 2008，他們發現，1995～2005年間，家庭儲蓄佔收入總額的比重由17%上升到25%。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它表明，不僅家庭儲蓄的絕對額有所增加（由於家庭收入增加所致），家庭儲蓄佔收入的比重也比10年前提高。也就是說，家庭儲蓄行為改變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上文曾提到，目前中國的家庭儲蓄率與亞洲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相比並無多大差別。數據顯示，中國的家庭儲蓄佔收入的30%，家庭儲蓄率並不算高（但整體儲蓄率達到GDP的50%則是世界最高紀錄）。實際上，20世紀90年代，中國台灣家庭的儲蓄佔收入總額的比重約為25%。在同樣缺乏完善的社保體系的印度，家庭儲蓄率更高，約佔收入的30%～35%。
查門和普拉薩德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國各年齡段人群的儲蓄率均有提高。按照經濟學家的通常假設和威爾默的模型，一般來說老年人儲蓄不多，他們會將工作時積攢的儲蓄逐漸用於年老時的消費支出。但查門和普拉薩德發現，中國的老年人更願意儲蓄。他們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在於醫療問題。許多讀者可能都會認同這一點。過去10年，隨著政府投入減少，居民的醫療開支不斷增加，從而改變了人們的行為。眾所周知，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仍存在很大漏洞，還需較長時間完善醫保體系，解決人們的後顧之憂，從而促進消費，減少儲蓄。在所有調查中，醫療都位列家庭儲蓄的主要原因之一。
查門和普拉薩德認為，購房需求也是刺激儲蓄增長的一個原因。他們發現，1995年，只有17%的城鎮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而到2005年，這一數字增加到86%。 20世紀90年代末，公有住房以很低的價格被私有化，房屋出售價格僅約為市場價的20%，其中包含了公共財富向私人部門的潛在轉移。而現在，年輕人需要按市場價購買私有住房，許多人還希望換置更大的房子。經濟學家將其視為刺激儲蓄的一大原因。簡言之，查門和普拉薩德認為，過去10年家庭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於社會生活中發生的一些關鍵性變化，而非中國傳統文化在起作用。
到這裡，我們已經得到一些對高儲蓄率的合理解釋，包括經濟增長、為醫療和住房存款以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下面，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考察一下收入。收入是否也是導致儲蓄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的，理由是中國家庭增加儲蓄是由於他們得到的收入較總收入水平減少了。也就是說，家庭儲蓄率提高是因為家庭總收入較整體經濟規模有所減少。
讓我們來詳細解釋一下。在發達經濟體，年收入中勞動力收入所佔比重較穩定（約為總收入的56%），不過近期美國勞動力收入水平受到一定衝擊（見第十一章）。勞動力收入包括每個勞動者的工資以及農民耕作獲得的收入。與此相比，如圖77所示，中國經濟中勞動力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明顯出現大幅下滑。根據官方統計數據，家庭收入佔總收入的比率從1996年的69%降至2004年的58%，2005年略有回升。也就是說，相對於政府和企業，家庭收入越來越少。一些經濟學家從2005年後的其他數據中還發現這一趨勢似乎愈演愈烈。如果事實果真如此，則家庭儲蓄率無疑會有所增加。
但這種說法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數據的片面性。因此，我認為圖77可能誇大了勞動力收入佔總收入比率的下滑程度。這裡存在三個問題。
第一是統計範疇界定的問題。對家庭收入的界定曾發生很大改變，影響了2004年和2005年的數據。此前，國家統計局將單個法人所有的小型企業收入界定為個人收入。 2004年開始，統計局將這類收入重新界定為企業收入。這一變化使得近幾年家庭收入佔比有所下滑。
第二個問題是，農業經濟向工業和服務業經濟的巨大轉變。總體來說，這導致家庭收入上升，因為人們通常在農業以外的產業生產力更高。不過，雖然人們到工廠之後收入得到提高，但工業活動產生的新收入中勞動力收入的佔比卻比農業生產中要低。細想一下就能明白。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機械化程度仍不高，主要靠勞動力耕作。這意味著，勞動力應得到大部分收入。而企業需要大量資金購置設備和經營場所等，也就是說，企業的總投入中勞動力投入佔比減少，因此勞動力收入佔總收入的比率降低。因此，在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過程中，大部分新增收入將流向資本家。這是眾多經濟體在早期發展階段經歷的自然現象。
第三，統計數據可能沒有體現私營部門勞動力的大規模增長，以及自2003年以來私營部門勞動力實際工資的提高。這是由於官方勞動力收入調查僅包含政府和國有企業員工，忽略了過去10年來受僱於私營製造業的成千上萬的外來務工人員，因此調查中沒有體現2004～2008年間這部分勞動者實際工資的提高。這使得統計數據出現偏差，拉低了家庭收入，推高了家庭儲蓄率（因為家庭在銀行的存款金額很容易衡量），也導致家庭收入佔總收入的比率被嚴重低估，家庭收入的佔比下滑。
那麼，我們能得出怎樣的結論？家庭收入在總收入中的佔比可能有所下降，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的自然結果（加之對勞動力數據的一些統計問題）。阻止這一趨勢的最好方法是推動服務業的發展（勞動力在服務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將資源從政府轉移到家庭來提高家庭收入）並向私人投資開放服務業。減少對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政策鼓勵也會起到一定作用。這些都將有助於提高家庭收入。結果可能使家庭收入中更大一部分用於消費，減少儲蓄。在本章的最後一部分還將提出一些相關建議。
中國的高儲蓄率不僅由家庭儲蓄拉動，企業和政府儲蓄也起到很大作用。具體這個作用有多大？近年來企業收入佔總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在經濟繁榮時期，企業利潤一般體現出上升趨勢，其增速可能超過工資增速。面對強勁的經濟增長，企業與家庭一樣，選擇增加儲蓄。
原因何在？這主要是因為許多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仍很難通過銀行信貸和資本市場融資，所以需要藉助自身的儲蓄用於投資。同時，過去幾年來，人人都在追求高增長模式，因此企業也有儲蓄、再投資擴大生產規模的動機。此外，與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同，國有企業幾乎很少向其所有者——國家支付紅利（下文將詳述）。如果國有企業支付紅利，這些資金可以用於再分配至需要資金的家庭。但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利潤（通常為壟斷利潤）留存為自有儲蓄。
2005年，企業儲蓄約佔GDP的20%，但其投資更多。企業的投資額怎麼能夠大於其儲蓄呢？這是因為企業可以從銀行獲得大量貸款。也就是說，企業可以藉入家庭存入銀行的儲蓄。另外，企業還可以吸收股權投資（有時還吸收國外儲蓄），一些幸運的大型國企還能從中央財政獲得轉移資金（政府自有儲蓄外的資金，下文將詳述）。
世界銀行駐中國高級經濟學家高路易對中國的高儲蓄之謎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減少企業儲蓄的好辦法。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World Bank Working Paper，June 2005，高路易認為，由於缺乏紅利分配製度且股權集中度較高，集中於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得以留存很大一部分利潤。 2007年，中國政府針對大型國企試行了新的國有企業分紅制度，規定國有企業按其稅後收入的10%～15%向財政部上繳企業紅利，財政部再將這些資金用於社會服務支出。
這是一個積極的政策變化，否則，國有企業會用這些資金繼續投資，其中一些投資項目可能會白白浪費資金，而社會公眾作為資金的最終擁有者（至少從理論上說）卻得不到任何益處。將更多利潤從企業的掌控中抽走，將對企業產生更多約束。但目前新的國企分紅計劃試行範圍還很小，不足以產生顯著影響。我的一位朋友還提出一個好建議——可對分紅比率最高的國有企業給予獎勵，以鼓勵國有企業的分紅行為。鑑於每年的企業利潤有波動性，可建立一個企業紅利分配基金來熨平這種波動性。該基金可用高利潤年份的收入抵補低利潤年份的支出。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要保證這些資金不再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基建項目已經夠多了。這些資金可直接投入醫療（增大對醫保體系的投入，改變以藥養醫的現狀）、教育（將高中階段納入義務教育，確保教師收入水平）以及低收入群體扶助計劃（提高農民的基本失業補助）。當前，中央財政面臨財政預算壓力——2009年第一季度財政收入低於去年同期水平，因此政府在增加公共支出方面十分謹慎。找到一個大規模的穩定的收入來源，並將收入用於公共服務，將對經濟產生顯著的刺激效應。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從國企抽取更多收入轉移給家庭。這才是真正關注普通家庭的政策措施。
政府也在儲蓄，但儲蓄規模較家庭和企業要小得多。政府“過剩”儲蓄很少。也就是說，政府基本達到收支平衡，儲蓄全部用於投資。根據官方統計數據，自2000年以來，政府獲得的可支配收入約佔GDP的20%，其中包括家庭和企業上交政府部門的稅收。不過，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一統計數據存在低估。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李揚和殷劍峰認為，自2001年以來，政府收入數據存在低估，原因在於地方政府沒有上報其全部收入，特別是土地出讓金收入。自2004年以來，中國各地的土地銷售收入一路飆升，但數據並不透明，當地政府並不將此納入預算，因此也不受地方人大的監督。這些資金被放置在預算外賬戶中。地方政府通常在當地銀行開立賬戶保存其表外收入。我們估計這類銀行賬戶在官方統計中均被歸類為企業存款。這些資金如何處理也是個謎——看似大部分資金被注入政府資助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 2008年，土地收入已被建議列入地方預算中，但這方面進展似乎並不大。因此，我們只能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土資源部公佈的數據進行估算。
這還不是唯一需要擔心的表外收入。鐵道部和建設部等部門有自己的收入來源和賬戶（專項資金賬戶），這些賬戶是非公開的。地方政府銷售汽車牌照的收入也趨向於進入預算外賬戶。儘管近年來各項收費已有所減少，但可能仍存在其他收入渠道。由於我們無法一一估算，這裡僅將土地收入分列出來。
政府將收入的一部分用於消費，支付工資、購買商品，剩下的部分被儲蓄起來。政府可通過兩種方式“投資”其儲蓄。首先是資本轉移，主要方式為向國有企業提供補貼。但近年來，由於國有企業的國家支持逐漸消除，這類投資有所減少。其次是政府投資，該部分投資一直平穩增長，2005年達到9500億元，佔GDP的5%（不包括土地銷售）。政府投資（至少是體現在財政預算中的投資額）佔2005年投資總額的13%，加上補貼（我們猜測這部分資金用於國有企業投資）所佔的3%，總計佔比為16%。
在大多數年份，政府的消費、投資和補貼支出超過其收入，因此中央財政需要藉入更多資金維持赤字運行。其籌資方式即發行國債。商業銀行代表其儲戶（家庭和企業），成為國債的大買家，我們估計，政府籌得資金被放置在財政部在央行的賬戶中。中央財政每年的債券發行規模一般都超過其預算赤字。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官方預算赤字累計達1.6萬億元，而同期政府通過淨債券發行增加借款3.5萬億元。也就是說，政府在大量囤積家庭儲蓄，並將其存入財政部在央行的國庫賬戶中。每年前11個月，資金都會持續流入國庫賬戶，而12月份，該賬戶中的部分資金會轉移至地方政府，因此最好選取每年11月的統計金額進行比較。 2005年11月，財政存款餘額為1.1萬億元，佔GDP的5.9%；2007年11月增至2.3萬億元，GDP佔比為9.2%；2008年11月為2.7萬億元，GDP佔比略降至8.8%。從表面上看，財政存款規模十分可觀。
如果說財政部一直在為未來的困難時期儲備資金，那麼現在看來，非常困難的時期已經到來。 2009年初，我們預計全年的赤字規模將達9600億元，佔GDP的2.7%。為了籌集財政赤字所需資金，中央財政需要大幅擴張債券發行規模並（或者）降低財政部儲蓄規模。至少根據我們的測算，理論上說，財政部將能夠從財政存款賬戶中籌集2009年全年預算赤字所需資金。不過我們猜測，財政部將傾向於發行新債來維持其現金借款池，以便為經濟形勢可能更加緊張的2010年留出空間。不論運用哪種籌資方法，都將降低（借來的）政府儲蓄，並帶動整體“過剩”儲蓄水平下降。
這引發出本章我們要討論的一個主要問題。
降低中國整體儲蓄率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些是有益的，另一些則存在弊端，並將對家庭和企業產生影響。
例如，經濟增長放緩有助於減少儲蓄。因為收入增長放緩意味著政府、家庭和企業可能將動用儲蓄來維持當前的支出水平。但這對於家庭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同時，經濟增長放緩意味著投資將放緩，因此“過剩”儲蓄如何變動並不確定。 2009年第一季度貿易盈餘的擴大顯示，隨著經濟陷入衰退，投資降幅超過儲蓄降幅，使得中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失衡變得更為嚴重。預計這一趨勢將在2009年大部分時間內持續。我們將在第十二章詳細討論這一問題。
此外，人口結構的變化（隨著社會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贍養比率將從2015年開始上升）也會拖慢中國儲蓄率的增速。儲蓄率偏低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佔總人口的比重會越來越大，更多老年人也決定將更多儲蓄用於消費。但這還需要一段時間。
從根本上說，如果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醫保和養老金體系沒有完善，鼓勵家庭消費就無從談起。因此，與降低家庭儲蓄率或刺激投資相比，我們更應關注如何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如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這裡，我們需要回顧一段歷史。在1998～1999年間，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取得了顯著效果，改變了家庭消費的遊戲規則。當時取消了城鎮福利分房，原來分配的住房以低廉的價格向租房人出售。有人估算，當時家庭購買房屋的價格約為市場價的20%左右。通過此舉，眾多租房戶取得了房屋產權成為房主，提升了家庭收入（他們不再需要支付房租），這是削減家庭儲蓄的一大原因。事實證明，這一政策在此後的10年間對私人消費提供了重大支撐。
10年之後的今天，消費者或許需要從另一次遊戲規則的改變中獲益。目前旨在刺激農村消費的家電下鄉規模仍然有限。除此之外，還存在許多可選方案，但每一樣實施起來都有一定困難，具體包括：
1.大規模投入資金完善城鄉醫保體系。當然，正如我們在第六章看到的，目前醫保投入已較過去增加很多，但仍然不夠。新醫改方案確定了一些框架原則，但技術細節和籌資方案仍未敲定。醫保體系改革中仍存在一些棘手的問題，如控制醫療機構成本以及藥品合理定價等。
2.降低各類收入群體的個人所得稅，並簡化稅率檔次。當前，許多學者呼籲對整體稅收制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將不僅僅惠及高收入人群。目前，許多家庭需繳納較高的個人所得稅，應考慮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此外，需要改善稅收體系，保證對高收入群體課稅。在這方面，中國已取得一定進展。改進稅收體系包括開徵物業稅以及股票市場印花稅等措施，這些在歐洲已十分普遍，但目前在中國還沒有得到有效推廣。
3.另一個選擇是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社保繳費額，由國家承擔更多社保費用。目前，中國由企業和員工共同支付的社保繳費相當於工資成本的42%，實屬負擔過重。這種過重的負擔使許多企業和員工開始設法逃避繳費。降低社保繳費，或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可以提高職工的實際工資水平，進而增強人們的信心。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看到家庭消費的可持續增長。
4.改革利率機制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目前，家庭儲蓄得到的利息很低，銀行卻高息向企業放貸以賺取利潤。如果存貸款利率都由市場決定，二者將更加接近。這對銀行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利差縮小將壓縮銀行的利潤空間，對家庭和企業來說則是一個好消息。由於儲蓄傾向較強，存款利率提高將顯著提升家庭收入。
鑑於企業的儲蓄水平也很高，還需要採取一些有助於降低企業儲蓄水平的政策。
1.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將大部分國企紅利轉移至公共支出領域。上文曾提到，我們認為，僅小規模試行的國企分紅制度改革應在更大範圍內推廣。如果我們能推進該計劃，引入獎勵機制，並確保企業利潤直接進入財政部管理的公共資金中，將迅速對家庭消費產生巨大刺激作用，並可抑制部分企業出現的過度投資的衝動。
2.健全資本市場和銀行系統也可拉低儲蓄率。如果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能從資本市場得到融資，他們將更樂於將收入用於消費，待需要資金時再從市場上籌資。更加成熟的資本市場還將吸引家庭將存款從銀行系統搬出，進而提高家庭投資於資本市場的收益率，增加家庭收入。
當然，這些政策措施都需假以時日才能見效。在此期間，中國的儲蓄率看起來仍將維持高位。假定投資水平不超過儲蓄水平，則中國的“過剩”儲蓄水平仍較高。這將帶來一系列挑戰。對於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消費增速仍較慢；而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這意味著中國還將繼續“出口”其“過剩”儲蓄。
一些人士認為，正是中國的儲蓄問題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我將在第十二章深入探討這一重要問題。全球經濟放緩和金融危機的發生都是中國的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