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嗎？有時候真有點這種感覺。在我生活的上海，經常能看到許多帶著孩子的乞丐沿街乞討；年少的小販穿梭在擁擠的車流中，趁著紅綠燈的間隙，向車主兜售商品，他們中的一些人似乎就以橋洞為家；很多百姓居住條件惡劣，20世紀30年代的狹窄裡弄裡擠滿破舊的房屋，人們還使用公共廁所和公用自來水。這些景像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的首都司空見慣，而上海的不同之處在於，那些車流中小商小販們的顧客正開著寶馬、奧迪或保時捷，住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豪華別墅。類似的情景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能看到。
當金融危機衝擊中國的出口時，中國最貧困的人群——來自農村的外來務工人員——正在承受打擊。雖然沒有確切數據，但據估算，2008年底沿海地區約有2000萬外來務工人員失業，其中大多數人返鄉務農以維持生計，但難以賺取更多收入。那些幸運的保住工作的人，實際工資也大幅減少，在取消了加班費和其他福利後，一些人的實際工資甚至減少了一半多。在金融危機發生前，中國就有約8000萬人生活在國際貧困線以下。由於缺乏統計數據，很難估算目前金融危機造成了多大衝擊，但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可能將呈上升趨勢。
一種廣為接受的觀點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是以收入不平等拉大為代價的，尤其是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的基尼係數（一個用於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差異的指標，係數值在0～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從改革前的0.2～0.25上升到0.45。一些國內學者認為實際的基尼係數可能更高，接近拉美國家的收入差距（拉美國家基尼係數一般為0.6～0.7）。本屆政府在執政之初就將城鄉收入差距視為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並在過去五年間一直致力於通過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資、修訂《勞動合同法》以及完善社會保障體係來扭轉這種失衡局面。
本章中，我們將探討當前中國的城鄉收入不平等問題，以及近年來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中國的收入不平等問題顯然受到廣泛關注。國內外經濟學家運用各種世界一流的研究方法對這一重要問題做了大量研究。本章中我們將看到一些嚴謹的經濟學家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可能沒有許多人想像的那麼大，反而是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更大。
在開始前，先作一點說明。 2009年4月我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發表的一篇關於中國收入不平等的文章受到很多網友的關注。在此謝過。大多數網友關心中國的實際收入失衡程度究竟比官方數據嚴重多少。一些人認為“灰色收入”（包括受賄等非法收入以及未按規定申報納稅的合法收入）是一大問題，有權有錢者的收入因此增長得更多。還有個別發表評論的讀者表達了自己下崗、無力負擔醫療和子女教育的痛苦。也有讀者質疑我所探討的貧富差距這一問題本身，認為這些裝模作樣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調查數據基礎上的，誰會相信官方數據呢？借用另一位讀者的描述，這簡直是“沙灘上蓋樓房”。
還有一些批評者認為那篇文章沒有考慮“灰色收入”。因此本章中，我們將藉鑒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教授的研究來修正這一問題，王教授嘗試用一種更準確的方法來衡量實際收入水平，但他的研究只涉及2005年一年的情況，我們仍缺乏歷年的實際收入數據。因此，經濟學家很難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至於如何解決腐敗問題，經濟學家可能會告訴你削減行政機構、高薪養廉。這種方法在世界其他地區有效抑制了腐敗。但中國的腐敗問題更難解決，因為中國的司法機構缺乏對政府行政部門的獨立監管，從而引發一系列問題。不過，這不是《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或者本章將要關注的重點。
本章我們將關注城鄉收入差距這一更廣泛的議題。城鄉收入差距是否像許多中國人認為的那樣大？當然，說到“灰色收入”，從媒體報導中不難看出，城市和農村都存在官員受賄問題，城鄉普通居民也可能有大量“灰色收入”，但考慮到在城市獲得“灰色收入”的機會更多，我們猜想城市居民的“灰色收入”數額也更大。因此，所有非法的和合法但未上報的資金都會影響實際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對城市收入水平的影響更為顯著。不過，這一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就已存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不會影響這一時期的研究結論。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的政策安排基於官方收入統計數據，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找出證據來，證明這些反映收入不平等沒有惡化的統計數據有很大問題，那也仍然不失為我們做研究的意義。
另外，還請記住，我們在這裡談到的都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人們體驗到的普遍意義上的生活質量。當然，作為經濟研究者，我們也需要考慮生活質量，因此我們也關注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的不平等問題。農村地區的失衡問題顯然比城市更嚴重。我會在本書的其他章節討論這一問題。本章中，我們先來關注收入水平。
因此，準確地說，我並沒有否認收入不平等是當前中國的一大問題。這一點毋庸置疑，而且目前城鄉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仍很明顯。收入不平等是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問題。但本章中我試圖說明的是，中國城鄉地區間總體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可能並未像大多數中國人想像的那樣大。另外，收入不平等問題不僅存在於農村，城市內部也一樣存在。
如果研究結果顯示過去10年來農村收入水平確實沒有大幅落後於城市收入水平，則將對中央的政策制定產生很大影響。相對於“撒胡椒面”式的向農村投入資金，我們更需要在財富分配上動動腦筋，瞄準那些真正需要補貼的低收入人群。好消息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在此方面有所改進，建立了低保制度，貧困家庭可從地方政府獲得補助；但壞消息是，亟待完善的地方還很多。低保制度的扶助目標不夠準確，也就是說，許多不需要低保的家庭得到低保，而真正需要的人卻與低保無緣。另外，對低保的發放標準也存在爭議，一個永遠不工作的人是否應得到低保？如果給他補助，會不會反而打消了他找工作的積極性？美國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將失業救助制度限定在兩年之內。但如果不發放失業救助金，那些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人又該怎麼辦？這確實是一個難題。如果你關注美國和歐洲的動態，就會發現許多發達國家目前也還沒有找到一個既能保障福利又能激勵人們去工作的社會福利體系。也就是說，整個世界仍有一個共同的疑問：“我們究竟該如何正確地解決社會中的不平等問題？”
讓我們從新中國的歷史開始分析。首先，要打破毛澤東時代的神話。有人說，毛澤東時代是收入平等的時代，自此之後，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真是這樣嗎？在毛澤東時代，農村家庭根據各自的需求（或對集體化農業勞動的貢獻大小）分配得到集體產出的一部分。公社醫院和赤腳醫生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保障，實行義務教育。這樣，在同一個村子內部，農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於政府鼓勵各地區間獨立劃分，耕種高質量土地的農戶的收成就會好於土地貧瘠的農民，所以不同村之間收入差距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農業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當時的數據不足以估算基尼係數，但明顯體現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澤東時代，大多數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從單位領取工資和勞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醫療、教育等待遇。城市就業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過如果你是黨的干部，可能能夠利用權力多得些收入），不同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小。不過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農村地區缺乏工業，全國大部分私營糧食市場被關閉，意味著農村人口整體上比城市人口更為貧困。據托馬斯·羅斯基估算，這一時期城鄉收入之比已高達5倍或6倍。
所以，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會主義天堂的神話或許可以被打破。當時不僅經濟基礎薄弱，百姓生活貧困，而且也存在著收入不平等的問題。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使得那些擁有資本、技能、創意或者“尋租能力”的人可以迅速利用手中的資源增加個人收入；而那些沒有這些條件的人，在國企打破鐵飯碗，取消福利分房、社會保障和其他補助之後，日子則相對難過些。在這種半市場化的經濟體制中，某些行業國有企業的職工收入增加，而那些未能及時適應新形勢的國企的職工工資降低，福利減少。因此，城市內部整體收入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也隨之拉大。
在農村地區，土地承包到戶之後，勤勞、擅長農耕並獲得了肥沃土地的農民有機會創造更多收入。鄉鎮企業家和奔赴城市尋找機會的農民也得以改善其經濟狀況。 90年代初農產品價格上漲也使所有農民受益。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的拉大。但同時，農民工的遷徙和糧食市場的發展意味著，土地的質量如何，對於決定農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這也就意味著不同農村地區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
但拋開收入差距不談，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每個人都變得更富裕了。世界銀行的學者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和陳少華的研究發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農村人口的佔比從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 “China's （uneven） Progressin Poverty Reduc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82（1），2004這期間，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大大減少。但在這之後，不幸的事發生了：脫貧方面的進展陷於停頓。農村地區整體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長之後，90年代中期至後期一直保持平緩態勢。 1987年，16%的農村家庭收入不足農村中等收入的一半。 1995年，這一比率降至7%。 2001年農村家庭收入不足中等收入一半的家庭佔比又上升到11%。 90年代農村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加深，這支持了我們在第四章討論的黃亞生的觀點。
同時，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在改革之初就比城市內部更嚴重，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這一問題雖有惡化，但程度十分有限。根據本傑明等人的數據，1987年中國農村地區基尼係數（衡量不同農村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異）為0.32，到2001上升到0.37。也就是說，基尼係數和收入不平等並不是農村地區的頭等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農村地區整體收入增長停滯。
在此期間，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收入差距有所擴大。 987～2001年，整體基尼係數由0.37上升到0.44，目前這一係數為0.45。基尼係數的上升顯示收入差距擴大，也令政策制定者十分頭疼。許多中國學者甚至認為收入差距水平仍存在低估。
這裡我們藉鑒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教授的研究。王小魯，《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比較》第三十一輯，2007年7月。 2006年，王小魯進行了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收入調查，調查方法是請訪問者去了解他們的親朋好友的收入情況。因為他認為這比陌生人入戶調查更能反映出真實的收入水平，並向每個受訪者保證調查資料的保密性。他的調查結果既令人吃驚又在預料之中，調查結果顯示居民收入水平要遠高於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他發現，2005年全國人均可支配年收入達19730元，是官方統計數據的1.9倍。各收入階層均存在低報現象，尤以高收入階層為甚。王小魯估算，高收入階層該年的平均收入達到97127元，是官方統計數據的3.4倍，這一類人包括商人以及其他一些收受賄賂的人。也就是說，每個人的收入水平都比官方統計數據更高，而富裕人群高出更多。王小魯估計，2005年約有1900萬戶家庭屬於高收入階層，但這已經是四年前的數據。在收入差距方面，王小魯發現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為55倍，而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差距僅為21倍。也就是說，王小魯的樣本數據體現出的收入差距水平約是官方數據的兩倍。
正如我在本章的介紹中提到的，作為一名經濟學者，很難解釋這樣的結果。如果沒有更多數據支撐，幾乎無法給出答案。正如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一樣，這裡顯然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導致“灰色收入”產生的原因很多，“灰色收入”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由於城市中獲得“灰色收入”的機會更多，可能會加劇城鄉間的收入不平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非規範性收入可能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原因，在本章的下文中我們還將看到，非規範性收入同時也會加大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這是我們一致認同的。
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一些更具技術性的問題，質疑官方收入數據和計算基尼係數的統計數據的質量。爭議較大的地方包括收入數據中應包含哪些內容——僅包括工資性收入，還是同時包括所享受的社保福利？標準的做法是將全部收入、福利以及居民能夠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和養老金都納入居民收入統計口徑中。但中國的統計方法通常不是這樣。如果加入全部收入項的話，城鎮家庭收入可能高於官方統計數據。不過隨著農村地區公共服務的推廣和改進，這種狀況可能會發生改變。官方收入統計數據也沒有包括城鎮家庭獲得的住房補貼，或居住自有住房的家庭的房租價值。按照國際慣例，這一項是應該包括的，因為農村地區很少有類似補貼，加上住房類補貼的話，城鎮居民的富裕程度很可能高出他們的現金收入水平。但相關研究大多忽視了這一點。
另一個問題是，是否需要考慮生活成本的不同？月入3000元在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都可稱得上高收入，但在任何一個大城市，這樣的收入水平生活壓力還是比較大的。研究發現，城市物價水平較農村高出35%～40%（但對這一說法有爭議）。城鎮地區較高的生活成本，無疑會侵蝕一部分城鎮職工的收入；而農村地區的收入相對偏低，生活質量卻可能更高。因此，國外學者通常用相關地區的價格水平對收入數據進行調整，能更清晰地看到城鄉居民收入購買力的差距。這也是中國統計數據的不足之一。
第二個問題是數據本身的可得性。由於數據敏感性等原因，國家統計局並不公佈所有採集到的家庭收入數據，從而限制了我們對官方數據進行分析、檢驗的能力。這與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相去甚遠。世界頂級的學術研究機構通常將它們的統計數據公佈在網站上，這樣每個人都可以對數據進行驗算，這種方式易於發現數據統計中的數學計算和建模問題，從而保證研究結果的質量。
當然，所有的收入統計數據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人們會撒謊。這並不只是中國才有的問題（雖然王教授研究認為這在中國是個大問題）。收入水平高的人傾向於低報收入，以免惹來稅務官的注意。這在墨西哥、肯尼亞、英國等國都普遍存在。不過，低報收入的並不僅僅是高收入人群，中產階級家庭也會這麼做，甚至低收入家庭也可能低報收入，以免失去低收入補貼。歐洲普遍存在的一大問題是，人們為獲得失業保險而隱瞞收入。在中國，由於缺乏一個對收入數據進行多重驗證的統一體系，低報收入的問題可能更嚴重。在其他國家，稅務檢查人員可以向你的雇主詢問你的工資情況，可以從銀行獲得你的賬戶信息，還可以從土地登記處調查你的房產。而在中國，至少目前稅務人員對上報的收入情況幾乎無從查證。我還聽說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調查員曾被上海某高檔公寓住戶拒之門外，可見國家統計局並不能準確地掌握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情況，因此其統計數據難免有失偏頗。
官方收入統計數據可能還存在一個問題。近些年，隨著城市擴張，大量農村地區被劃歸城市或城鎮。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自然表現。在這一過程中，距離城鎮較近的農民（他們相對富裕）被“農轉非”為城鎮人口。原農村人口樣本中的較富裕群體被轉出，遠離城鎮的更貧困的農民被留在農村居民統計樣本中，這必然造成農村地區的平均收入下降，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實際上，本傑明與其合著者將城鄉家庭分類保持不變，重新估算了城鄉收入比，結果發現，1987～2001年間，城鄉收入差距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最後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統計農民工的收入。農民工被排除在家庭收入調查官方樣本之外，這意味著城鎮家庭收入有所誇大，農村家庭收入存在低估。國家統計局城鎮收入調查的樣本設計包含在城鎮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務工人員，但在實際數據採集中，可能忽略了建築工地和服務行業的外來務工人員，後者可能也從未做過城鎮暫住人口登記。某調研顯示，當今中國的城市人口中，13%～20%為農民工，而他們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城鎮職工平均收入水平低60%（但比農村居民高出40%）。統計數據中忽略農民工意味著估算出的城鎮家庭平均收入可能高於實際。同時，農調隊在進行農村家庭收入調查時，可能再次將不在家的農民工排除在外，並且，農民工家庭可能不會如實報告全部匯回收入。因此，農村家庭收入統計可能低報了農村家庭收入水平。由於中國的農民工數量眾多，官方統計的收入數據可能誇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再來看看西澳大學特麗·西庫勒教授與其合作者所做的研究。 “How Largeis China's Urban Rural Gap？”，Terry Sicular，Yue Ximing，Bjorn Gustafsson，Li Shi，2007，他們試圖對以上四項主要統計問題中的三項進行調整。他們找到價格數據，計算出收入的真實購買力，又用各城市農民工數量及其收入的數據解決了農民工收入的統計問題，並估算了城鎮地區的住房類收入。由於缺乏相關數據，未能就城市公共服務和養老金進行調整。
有趣的是，在數據調整後，他們發現城鄉收入差距沒有官方數據顯示的那麼大。他們發現，1995～2002年間，城鄉收入之比穩定在2.24～2.27倍之間，而官方數據顯示城鄉收入比超過3倍。他們還發現，2002年，在全部收入差距中，城鄉差距僅佔25%，與本傑明等人的結論基本一致。即便如此，中國的城鄉貧富差距仍較大幅度地高出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後者的城鄉收入之比在1.3～1.8倍之間，但也好於官方數據，表明至少貧富差距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迅速惡化。不過需要再次提出，這些分析都是基於官方調查統計數據，其中沒有統計所有的“灰色收入”，這是城鄉地區數據共同存在的一個問題。
本傑明與其合著者指出，當今中國最大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出現在城市人口之間和農村人口之間，而不在城鄉之間。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如果他們的結論成立，意味著我們將需要重新審視當前的扶貧戰略。
收入不平等體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東部沿海農村與內陸農村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浙江、江蘇等沿海地區的農民相對富裕，農業經營繁榮（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農民家庭通過較早進城務工積累了一定資金；中西部地區的農民情況則要差很多，部分地區非常貧困。
第二個更為嚴重而棘手的問題是城市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在城市地區，由於各自掌握的資源不同，居住在同一條街道的家庭，收入差距可能非常大。根據本傑明對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現階段，城鎮地區工資性收入占平均收入的68%，佔收入差距的72%。換句話說，工資決定著你是貧窮還是富裕，而工資又取決於學歷、社會關係、機會等因素。農村地區也體現出了同樣的趨勢。工資性收入佔農村家庭平均收入的42%，佔農村收入差距的44%。一個家庭是否從事一些經營性活動對其收入的影響也很大——經營性收入佔農村平均收入的21%，佔農村地區收入差距的29%。另一方面，糧食種植收入佔農村平均收入的21%，但僅佔收入差距的6%。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由於我們生活在一個受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成正比的社會中，所以，如果我們要解決收入不平等問題，就需要保證人人享有公平的受教育權利。
當然，如上文指出的，我們無法調整城鎮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和養老金價值對收入的影響。西庫勒等人也承認存在該問題，但由於沒有相關數據，他們未能找到解決辦法。據牛津大學的艾伯特·帕克（Albert Park）估算，城鎮居民享受的這類福利相當於增加了30%的工資，比重很大。同時，農村家庭的醫療保障負擔更大，教育質量也不能與城鎮相比。這意味著，如果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將更大。
那麼，我們能得出怎樣的結論呢？簡單來說，有以下幾點：
農村家庭和城鎮家庭的收入水平顯然存在失衡。官方數據顯示，二者間的差距近年來有所拉大。
但如果考慮生活成本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對收入數據進行調整，會發現城鄉間的收入差距並沒有官方數據顯示的那麼大。
過去幾年，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大幅拉大，這是由於工資佔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大。
各地享受到的公共服務存在很大差別，這顯然會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儘管近年來農村地區受到的財政扶持力度加大，但其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公共服務較城鎮地區仍落後很多。
另外，在城鎮和農村地區還存在大量“灰色收入”，城鎮地區的“灰色收入”可能更多，這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
雖然各方在收入差距問題上意見不一，但在很大程度上就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措施達成了共識。這也是我們要討論的下一個話題。
當前，真正的貧困主要集中在農村，這一點沒有異議。但是，如果假設農村地區普遍收入偏低（這是承認城鄉收入不平等的簡單推論），那麼解決辦法很簡單，就是增加所有農村地區的資金投入。事實上，近幾年政府在這方面也花了很大力氣。加大農村投入的措施分幾個領域進行。這裡我們看看世界銀行的相關報告所作的總結。 “Mi-term Evaluation of China's 11th Five Year Plan”，March 2009
1.農村合作醫療保險。正如我們將在第六章討論的，新農村合作醫療已在全國農村大面積鋪開，但資金投入仍顯不足。有數據顯示，目前平均住院費用可報銷比率在15%～30%之間，其餘花費仍需農民自己承擔。
2.增加農業補貼。中央政府增加了對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加大良種補貼標準，擴大農作物種植補貼範圍，大規模增加農機具購置補貼，加大農資綜合補貼力度。同時，國家糧食收購規模自2004年以來增長了5倍。
3.逐步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最近四五年來，農村家庭可以合法出租耕地。 2007年世界銀行進行的一項調研顯示，耕地准予出租後，土地收益提高了60%。新增收益中的三分之二為受租人所有（主要進行商業化耕種），三分之一由出租土地的農民獲得（農民自己通常進城務工進一步提高收入）。 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政府似乎著手準備簡化相關手續，加速農村土地流轉進程，增強農民的土地權益保護。但不清楚會後是否發生了較大轉變。
4.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近幾年國家發改委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根據官方統計，半數農村家庭用上自來水。農村電網建設和道路建設投入力度加大。官方數據顯示，當前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中，15%將安排用於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農業和農村地區總投入從2005年的34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61億元，接近翻番。但是，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在政府總支出中所佔的比重仍為9%。
目前，政府扶持措施中的大部分取得了成效，特別是對改善城鄉居民享受公共服務不平等的局面起到了幫助。但“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可能導致財力的浪費。如果城市和農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於城鄉之間不平等程度的觀點成立，則需要精心策劃資金投入的領域和方式。首先要找出真正的貧困人群，需要深入調研每一個家庭，找准目標給予補助。即便是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能成功地做好這項工作，但中國在這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
中國扶貧項目的具體落實程度有所改善。 1999年最低社會保障制度覆蓋了所有城鎮地區，並從2007年開始覆蓋農村地區。這是一項很大的成就。低保制度通過一定程序確定低收入家庭（不同地區的標準不同），定期發放一定金額的生活補助。截至2007年底，農村地區共有3450萬人獲得低保補助，每月獲得70元現金補貼，另有30萬超低收入群體可以獲得特困家庭補貼，且補助金額在逐步提高。
但低保制度並非盡善盡美。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幾年前進行了一項調研，他發現，目前享受低保補助的家庭中有42%其實不具備資格，而所有符合低保條件的家庭中有49%未獲得補助。世界銀行的學者拉瓦雷也發現了低保目標偏差的問題。 “How Relevant is Targeting to the Success of an Antipoverty Program？”，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9，他從2003～2004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居民收入數據中發現，僅有29%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政府的轉移支付。不過，低保制度對接受低保的家庭來說十分重要——若不接受低保，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數佔低收入家庭的57%，而低保制度的實施使這一比率降至45%。
其他國家的類似保障機制也存在類似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另一個問題是不符合低保條件的低收入者不會收到任何補助，而獲得低保者不論其貧困程度，均獲得相等金額的補助。此外，還有人擔心，低保機制缺乏激勵受助者重新就業的機制，擔心“福利養懶漢”的現象（靠低保費生活的人放棄再找工作）在中國發展，提醒中國吸取美英等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的教訓，以防出現這種現象。但是，鑑於目前大多數情況下低保補助只針對收入很少的家庭，而且金額也不高，對中國來說，目前擔憂“福利養懶漢”問題尚且過早。不過，到未來某一時點，需要留意這個問題。
低保及類似社會救濟機制只是權宜之計，而不是解決貧困的根本辦法，消除貧困的根本辦法是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這裡，教育是關鍵。世界銀行駱許蓓和加拿大魁北克大學朱農研究發現，受教育程度是決定收入水平的一個關鍵因素。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in China：A Race to the Top”，2008，他們發現，中國擁有初中以上學歷的人口中，只有2%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以下，而全國平均貧困線以下人口比率為10%。這與世界各地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研究普遍發現，受教育年限越長，收入越高。
中國政府計劃於2010年前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免費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目前尚未看到關於該項目進展的獨立研究報告。官方報告顯示，免費義務教育取得了巨大進展，但一些來自民間渠道的消息喜憂參半：部分地區免費義務教育普及成效顯著，但在一些地區，家庭仍需承擔一定的教育費用。官方數據顯示，全國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5%，但仍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一是保證農村地區入學的孩子完成學業——目前輟學情況仍很普遍，學生要么輟學回家幫農，要么隨外出務工的父母遷至其他城市。北京已設立專門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義務教育的學校，但其他許多城市仍對農民工子女入學設置重重障礙，包括提高入學標準、增加收費等。此外，農村地區的家庭往往無法承擔學校加收的其他費用（除那些法定禁止亂收費項目外的費用）。另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兒童的健康問題。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兒童營養不良引發貧血和其他疾病的問題十分嚴重。這會導致兒童上課注意力分散，並限制兒童的學習能力。研究還顯示，在中國的一些地區，四分之一的學生存在營養不良問題，一些餐費預算有限的寄宿制學校尤為嚴重。家長通常察覺不出這類問題，但加大教育投入將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這種狀況。
我認為，下一步需要將免費義務教育延伸到高中階段，覆蓋至19～20歲年齡階段。這就需要財政部多負擔三年的義務教育開支。目前中國高中的收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費用約1100元，大大高於收費水平排名第二的國家（約340元）。因此，只有30%的農村學生進入普通高中，另外20%的學生選擇職高或技校。而中國台灣地區的高中入學率在20世紀70年代就達到了100%。目前，財政部表示實行這項改革的資金不足。但歸根結底，這是公共財政支出的選擇問題。為了中國的長遠發展考慮，應把教育投資擺在首要位置。少修幾條公路，將更多支出投資於高等教育將對中國長期的人力資本財富增長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
根據官方數據，2007年中國共有432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1480萬人屬於“絕對貧困”人口。但我們需要對官方數據持謹慎態度，我認為官方數據或許低估了貧困問題。中國政府曾幾次下調貧困線，低於貧困線的人口規模越來越小。目前中國製定的貧困線標準過低，如果以國際貧困線為準，中國貧困人口將達到8000萬人。
據報導，國務院正在考慮將貧困線標準調整為國際通行的日收入低於1美元（以1993年美元匯率為基準計算美元的“購買力”），按年收入計算的話，貧困線將由1067元上調到1300元。雖然貧困人口翻番難免有些令人尷尬，但此舉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表明中國政府將正視貧困問題，而且也會使扶貧減困工作的目標更為明確。綜上所述，降低收入不平等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歡迎來到新疆。新疆位於中國的西北，這裡有全世界最優良的棉花，最明媚的陽光，最甘甜的西瓜，還有我所在的渣打銀行支持的農戶小額信貸項目。銀行經濟學家難得有機會來到農村，我十分有幸，於2008年夏天在新疆農村度過了一周時間，在棉花地頭流連，和淳樸的棉農聊天。
我們的農戶小額信貸項目規模不大，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瓦提縣開展。該項目在第一年為100個農戶提供金額為10000元的小額信貸。原本我們計劃的規模更大一些，可是等到所有手續齊備，項目終於可以啟動時，已經錯過了播種季節。這筆貸款的用途多種多樣。棉花種植週期初始階段需要現金購買種子和化肥等。還有提高生產效率的一次性支出，最常見的是犁田和播種使用的犁具和拖拉機。我訪問的一位農民阿育普，用貸款買了一頭牛，計劃2009年繼續貸款，換台拖拉機。另一位農民正計劃送小女兒去烏魯木齊念大學，邊遠鄉村的孩子考上大學很不容易。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大概是7000元。這位父親用貸款的大部分支付女兒上學的費用，秋天用農業收成來還貸。未來幾年女兒上學的花銷將占到他年收入的約70%，負擔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