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一場漸進的、獨特的、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宏大事業。自1978年以來，中國逐步卻堅定地揮別計劃經濟（國家佔有一切生產資料並決定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轉而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到今天，我們已或多或少地到達了彼岸。 GDP飛速增長，意味著百姓收入持續提高，貧困程度大大降低，中產階級迅速壯大。然而，實現這一切，中國政府並非依靠經濟學教科書裡學來的大道理。獨特的“有中國特色”的國有企業，價格雙軌制，國家主導下的規模非凡的基礎設施建設，其間伴隨著非常有限的政治改革，被證明是已進入經濟學教科書的中國人的創造。與此同時，私有產權保護的相對缺乏並未造成大的問題，民營企業在難以獲得正規融資的情況下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還活得很好——民間融資為它們補充了血液。聯想、海爾、娃哈哈、格蘭仕這些響噹噹的牌子的崛起印證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 “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經驗足以成為很多國家效仿的樣本。
如果你在讀到以上文字時不斷頷首深感贊同，那麼，請你讀一讀黃亞生的最新力作《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英文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書中，這位麻省理工斯隆學院終身教授以數字和實例為據，發出響亮且頗具說服力的聲音——你被誤導了。此書深刻而全面地質疑了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值得認真閱讀和探討。本章中，我將順著黃亞生的思路回顧近30年來中國經濟走過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思索他得出的結論是否準確。我相信，他對中國的發展歷程中的很多積極方面沒有充分的認識——但他的很多批評十分中肯。
黃亞生的觀點大意為，30年前的改革始於鄉村，並以鄉村為中心。突然之間，農民獲得了自主耕種土地、在城鎮農貿市場出售農副產品獲得收益的自由，從而迅速引發了鄉鎮企業和農村金融（包括正規的和地下的）的空前繁榮。 1984～1986年間，33%的鄉鎮企業在創立的第一年獲得了銀行貸款（90年代這一比率下降）。這是企業家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黃金時代，數以萬計的農戶爭相拿出畢生的積蓄或從金融機構貸來的資金，辦起了自己的小企業。 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貧困群體受到關注，社會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黃亞生舉了年廣久的例子，1983年，這位安徽農民憑藉一把炒勺將“傻子瓜子”炒至大江南北，一時積聚起巨大的財富。黃亞生評論道，這是好的模式，因為這是真正的企業家模式。
不過，西方很多經濟學者提出，中國的鄉鎮企業大部分為公有性質。換而言之，這些企業並非家庭經營的企業，而是村和鄉鎮政府辦的企業。但是，鄉鎮企業的巨大成功，使通常認為政府辦不好企業的經濟學家中產生了一個疑問。經濟學家們常有的這一判斷並非全無道理——儘管可能最終走向意識形態的爭執。大量實例證明，多數公有製企業，尤其是地方政府辦的企業，通常不會產生好的效益。原因很簡單，官僚機構傾向於將企業的利潤用於別的用途，企業管理模式非常行政化，創新受到壓抑，而且往往會冗員壅塞。因此，這些西方學者面對中國鄉鎮企業煥發出的勃勃生機，百思不得其解。這一矛盾促使部分西方學者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鄉鎮企業。其大意為，80年代中國的整體氛圍對私營企業是不友善的，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猜疑，市場處於被控制的狀態，產權得不到保護，意味著私營企業的財產可能說沒就沒了。正是由於地方政府保護了這些企業，它們才得以生存，擴大投資並壯大。
黃亞生沒有過多地回應這種理論，他的反駁很簡單，“鄉鎮”是地域範疇，而不是所有權的概念。他說，中國大部分鄉鎮企業（包括所有80年代設立的新的鄉鎮企業）並非國家所有，實際上是私有的，80年代後期所有的新增就業都來自私有的鄉鎮企業。 1996年，鄉鎮企業就業達到頂峰，13510萬人在鄉鎮企業就業，其中，7560萬人在私人鄉鎮企業就業，集體鄉鎮企業的就業增長要慢得多。黃亞生估算，到1985年，私人鄉鎮企業平均產出比集體鄉鎮企業高出50%～70%，利潤和工資也較後者為高。
因此，黃亞生相信，鄉鎮企業沒有什麼特別“中國的”特色，也不需要什麼理論去解釋鄉鎮企業的成功。它們成功的理由很簡單——創業致富的口子一開，人們就這麼做了。這個國家最富活力的地區擠滿了鄉鎮企業，他舉例說，1987年，溫州的4000家集體鄉鎮企業通過明晰產權改制為股份公司，從而轉變為私營企業。黃亞生認為當時這種產權改制現象的普遍程度要高於此前很多人的推測。不僅浙江，從東北到華中，湧現出大量的私營企業。黃亞生還抨擊了國家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他說，廣受讚譽的“蘇南模式”建立在政府所有製基礎之上，從未真正取得成功。
但是，私營企業究竟是如何在那種制度欠友善的環境中興盛起來的呢？私營企業在法制薄弱的環境下生存下來應該非常困難，而這卻是20世紀80年代的實際情況。對此，黃亞生怎樣作出解釋？
黃亞生的回答是，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站在企業家一邊。最高領導層公開承諾將採取措施促進經濟自主權改革，公開談論致富道路，接見商業人士，釋放搞活經濟的政策不會動搖的信息。最高層態度轉變本身，即為鄉鎮企業的誕生創造了足夠空間。突然之間，各級官員熱衷於支持這類企業，而不是把它們關掉，這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轉變。要促使市場經濟成熟並發展，需要明確大量詳盡的法律條文和監管規則。但就那個時代來說，私營經濟生命的最初爆發只需一兩句話就足矣。一旦機遇之門打開，對未來的幸福生活滿懷憧憬的人們不需任何理由，即一頭扎進商海裡。自然，風險是很大的。我們知道在改革初期，保守勢力和改革力量的交鋒從未停歇，尤其是在1989～1992年間，數万家私營企業被關閉。換而言之，制度並不是牢不可動的。但最重要的是，80年代私營企業的風險比以前小很多，這就夠了。
時間步入20世紀90年代，也帶我們了解黃亞生世界觀的幾個關鍵點。很多分析家認為，改革在1989～1992年間經歷了短暫痛苦的徘徊之後繼續前行，而在黃亞生眼裡，這段時間，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歷了劇烈的停頓，90年代的增長模式不再同於上一個10年的“企業家型資本主義”，他稱之為“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當時的資料數據非常有限，但黃亞生仍竭力去發現，90年代私營企業的經營被壓縮到哪些領域，就業人數有什麼變化，它們的融資渠道有哪些。 1993～2001年間，私營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3.3%，而在1981～1989年間，這一比率為21.4%。在1984～1986年間，33%的私營企業在建立的第一年申請到銀行貸款，而在1990～2001年間，這一比率下降為26%。 90年代初期溫州等地的民間金融遭到嚴厲的清理整頓，曾經對農村私營企業作出重要支持的農村信用合作金融機構，處於更為嚴厲的管控之下。黃亞生指出，整個90年代，農村信用合作機構沒有完全恢復過來。反之，農村地區的商業銀行經過了重組，以服務農業而不是鄉村企業為宗旨。私營企業生存空間的縮小意味著，當時大多數產業仍為國有企業主導；經黃亞生估算，1993～2001年間，真正的私營企業規模僅佔產業總規模的22%，遠遠低於很多學者估算的50%。 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轉變為以城市為中心，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導。中國社會家庭收入增長情況也發生了轉變，80年代農村家庭收入增長更快，90年代被城鎮家庭反超。 90年代，私營企業突然之間求貸無門，這意味著它們只能求助於地下融資市場。地下融資為私營企業帶來了成長機會，但與正規銀行體系信貸相比，融資成本高昂，而且融資規模減小。很多有潛力成長為農民企業家的私營業主萬般無奈，不得不背起行囊，離鄉背井湧向城市，湧向建築工地等各個角落，成為了農民工。
黃亞生指出，90年代社會資源流向了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出局。吸引外國投資的優惠政策與很多本土企業的際遇形成鮮明對比——外商投資企業享受稅收減免，更完善的法律保護，以及多項其他優惠。很多中國企業轉而積極尋求外國投資，也有人想出了曲線救國的主意：把資金弄出去，在香港、開曼等地溜達一圈，然後以外資的身份衣錦還鄉（即所謂的“返程投資”），以享受身為外資的種種好處。在此期間，政府隊伍迅速膨脹，公務員人數從90年代的2000萬人增加到2004年的4600萬人。稅基在持續擴大，這在某種程度上很有其積極意義，因為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收入已經下滑到了危險的境地。這一狀況在1994年得以改觀，隨著當年分稅制改革的進行，國家稅收開始增加；而且，地方通過賣地實現了政府財力的不斷充實。湧進政府財庫的新財富瀟灑地撒了出去。其結果是，首都人民看到了外形特別、造價高達8億美元的國家大劇院；上海人從機場出來，可以乘坐耗資12億美元修建的磁懸浮列車，抵達市郊的地鐵站；如果到鄉鎮去，你會發現，曾經的農田之上政府大樓氣宇軒昂。一句話，國家牢牢地掌控著經濟，資源被集中於城市，而對鄉村來說，沒有了創造財富的源泉（私營企業），也沒有社會保障體系。
黃亞生對比了90年代家庭收入發生的明顯變化，80年代收入增長更快的農村家庭，90年代為城鎮家庭所反超。這是為什麼？城市裡打工的農民工獲得的收入大大低於鄉鎮企業支付的工資。黃亞生認為，90年代的問題出在鄉鎮企業受到嚴格管束，就業增長受到抑制，收入不平等狀況加劇，識字率出現下降。
一些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明顯改善之後，又於90年代重新浮現。黃亞生舉例，20世紀80年代識字率取得了很大進展，21世紀以來卻發生逆轉。官方數據顯示，2005年，15歲以上人口中11%為文盲（1.14億人），而2000年文盲率為6.7%。 2000年10～14歲的青少年中接受基礎教育的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黃亞生認為，官方入學率看上去雖然不錯，但沒有考慮輟學兒童數量。在學雜費飛漲的年代，農村貧困地區輟學失學現象非常普遍。 2000年，官方數據顯示，農村地區初級中學入學率只有50%～64%，大大低於城鎮地區72%～80%的入學率。
90年代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另一個後果是，導致了工業產權制度的變革。國有部門高歌猛進，私人部門節節撤退。 2000～2001年所做的一項調研顯示，80%的中國私營企業反映遇到融資障礙，而同期在印度這一比率是52%。很多行業仍然是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公司一統天下。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幾家成功的中國企業嗎？好吧，黃亞生告訴你，它們中沒有一家真正是“內資”企業，均為外商投資企業。它們受益於（並由此得以存活）香港或其他屬地的法律和融資環境。當然，它們的主要市場在國內，但苦於在國內得不到很好的所有權保護和融資渠道，它們不得不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註冊成立。
這一發現完全不同於近30年中國的工業經濟已基本私有化的觀點。 OECD（經合組織）經濟學家肖恩·多爾蒂（Sean Dougherty）和理查德·荷德（Richard Herd）是後一種觀點的重要代表。 “Fast Falling Barriers and Growing Concentration：The Emergence of a Private Economy in China”，2005，OECD Working Paper，他們研究了國家統計局工業企業數據庫數據涵蓋的約15萬家大型工業企業，將樣本按不同的所有權類型分類。他們將國有持股50%以上的國有控股公司劃歸“直接國有”（directlystate）企業，將國有持股不足50%的企業劃歸為“間接國有”（indirectlystate）企業，將其餘企業均歸為“私營”（private）企業。據他們估算，2005年中資私營企業創造的工業附加值佔當年所有規模以上企業工業附加值的50.5%，外資企業創造的工業附加值佔20.7%。他們的研究認為，私營企業在中國工業化版圖中占主導地位。
但是，黃亞生指出，這種劃分企業所有權性質的方法是有問題的。他指出，從國家統計局工業企業數據庫層面，並不能找出所有事實上的國有企業。許多經過公司化改制的企業由同樣經過改制的國有控股公司控股。因此，儘管這些公司可能不是國有控股公司，但順著產權鏈向上搜索兩級後，你就會發現所有者是國家。這種情況非常普遍。黃亞生重新分析了這些樣本，對私人所有權進行了更為嚴格的界定。他將私人持有的股權超過50%的企業定義為私企，他發現2005年中資私企對工業附加值所作的貢獻僅為22%，與外資企業加在一起對工業附加值的貢獻為50.8%。也就是說，儘管私人部門得到了很大發展，尤其是在2001～2005年間，中國經濟仍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這一發現與很多外部的眼光和印象頗有差異，後者看到燈火璀璨的夜上海，看到身價上億的成功企業家，還以為這個經濟體和他們的一樣，以私人經濟為主，並受同樣因素的驅動。
我們繼續看多爾蒂和荷德的分析中有價值的內容。他們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比較各類所有製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盈利能力。儘管對於他們的研究結果有不同的聲音，但其研究仍然不失重要性，而且得到了有趣的發現。他們發現，企業越“私人”，生產率越高，普遍的盈利能力越強。這一發現或多或少與按所有權對企業分類的問題有關。例如，國有間接控股企業的生產率是國有直接控股企業的兩倍，真正的私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較國有企業高出5%。這些發現衝擊了國有企業的業績表現可以與私營企業一樣好的觀點。當然，經過公司化改制的國有企業的確比未經公司化改制的國有企業業績表現好——這一點很多人都能明顯看出，但仍落在私營企業後面。這並不意味著私人部門是完美的資本主義模式，顯然不是——這類企業的處境也可以非常糟糕，甚至生存都存在問題，經常出現竊取他人技術、侵犯投資者權益的事情。但總的來說，驅動私營企業發展的動力——獲取利潤——似乎在推動私營企業在價值創造方面略好於國有企業，後者是受其他動機推動的。
好，繼續回到黃亞生關於90年代中國經濟模式調整的觀點。什麼原因造成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在90年代發生巨大轉變？黃亞生承認，他也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但他提到了最高領導層的人事變化。 80年代的領導人，對農村改革投入了相當大的熱情，他們中的很多人有過基層生活經歷，對農村經濟受到的嚴重破壞有切膚之痛。相形之下，90年代的領導人更熟悉也更青睞社會主義的上海模式，與農村有些距離。
我們該如何看待黃亞生講述的這一段故事呢？首先，我們要向他致以敬意，他在實證的悉心研究基礎之上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他的講述以數字和實例為據，連貫、清晰、有力，非常難能可貴。他的觀點與很多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往往以一句含糊的“漸進式”，即一步一推進來評價中國的改革。不過，我對黃亞生的部分視角及結論有著不同的看法。
黃亞生的觀點存在漏洞。有時候他似乎相信，整個世界被華爾街的銀行家忽悠了，他們口中耀眼的GDP和上海瑰麗的天際線遮蔽了完整的實際。他引用了一些專家的觀點，但這些專家顯然並不十分了解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實上，他所列出的很多問題已經有人做了研究，而且也不是新問題。下面我想簡單地列出多位中外經濟學者對近年來中國經濟中發展不夠完善的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
美國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的研究發現，90年代私營企業被正規融資拒之門外。如今他和很多學者一起關注政府主導下的過度投資行為。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1998，世界銀行駐北京的經濟學家高路易（Louis Kuijs）分析了在不當政策激勵下，大量儲蓄怎樣湧向基建項目和重工業。我們將在第七章介紹他的研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蔡曉莉（Lily Tsai），以及其他研究者，列舉了90年代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止步不前的狀況。她的研究詳見第六章。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以對90年代農村經濟衰敗的研究而聲名鵲起。卡爾·李思勤（Carl Riskin）與王小魯等經濟學者對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進行了深入探索。我們將在第五章中談到這一題目。 Inequalityand Povertyi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2001，美國卡內基學會的政治學者裴敏欣分析總結了中國原有體制中固有的巨大的改革阻力。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2008，兩名中國記者陳貴棣、吳春桃所著的描述了90年代農村底層令人震撼的貧困生活。亞歷山德拉·哈尼（Alex Harney）所著的《中國價格》對深圳和東莞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態進行了調查。
曾對中國80年代湧現的小企業讚賞有加的米爾頓·弗里德曼，90年代初重遊中國時，在新崛起的上海金融中心陸家嘴前搖頭嘆息。弗里德曼教授顯然極為欣賞鄧小平。
黃亞生的貢獻同樣不可不提，他在上一本著作《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Selling China）中提出，外國直接投資成為趨勢是國內私營企業融資受到約束的結果。中國的企業家們不得不將自己賣給境外投資者以求生存，獲得擴張資金，或受益於向外商投資企業敞開的政策優惠之門。黃亞生認為，外國直接投資的巨大存量是經濟失敗的徵兆，而非實力增強的跡象。
黃亞生的這部著作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他對90年代經濟政策存在的問題的批判似有過火之嫌。他沒有提及中國經濟在這一階段取得的積極發展。儘管增速慢於城鎮家庭，90年代農村家庭收入仍然在增長，足以令很多新興經濟體羨慕。當然這並不表明90年代中國農村得到了很好的發展，顯然沒有。如果數據可信的話，農村問題更多出在基層政府對農民的各種非稅收費和攤派過重，以及農村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殘缺不全上。
該書也完全忽略了90年代的國企改革。在這10年中，數以萬計的小型國企倒閉，有些直接破產，有些由管理層收購。到90年代行將結束時，大型國企經歷重組，數百萬人失去了飯碗，這是一個極其痛苦而又必需的過程。很多虧損企業關閉，補貼減少，終止了巨大的財富破壞和浪費。這些都是有益的發展，有助於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儘管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大量腐敗。同時，具有盈利能力的大型國企得以保留，並在之後專門歸屬某一部門管轄。但這些國企經過了改組，其中很多改組為公司，商業化程度得以提高。這些改革當然並不完美，而且這些國企仍然是很多行業的主導。但認識到取得的進步也很重要，作為國企改革的結果，90年代國企勞動生產率增長十分強勁。
同樣未在黃亞生的書中被提及的還有中國加入WTO。入世帶來貿易壁壘的降低，同時中國經濟對外開放一些新的領域。現在，這些變化給中國境內的外資企業帶來了一些好處——在黃亞生看來，這種偏袒已經成為問題。但同時，加入WTO也為中國出口企業——這一領域以私人部門為主導——開放了全球經濟這一永久的平台。加入WTO引進的新規則總體說來也有利於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這是積極的發展——很奇怪這一點也被黃亞生遺忘了。
90年代另一項成功的重大改革是禁止軍隊經商。很多發展中國家由於軍隊深度參與經濟活動而削弱了經濟。通常，軍隊滲入經濟將阻礙良好的製度形成，導致不公平競爭，並且也會削弱軍隊自身——忙於賺錢的軍隊哪裡有時間為國防操心。這項改革是積極的。
90年代還進行了大量國家建設。從很多方面說，國家建設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朱鎔基總理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拯救國家財政於破產邊緣，設立了中央銀行，將其作為金融市場監管者之一；先後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以及其他大量法律法規。由此終結了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漠視，這種現像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比較常見。當然，地方仍對中央命令有著不同的解讀，有時也會對它們不喜歡的稅收等政策執行不力（尤其是關於房地產的）。但與20年前相比，地方的力量大不如前。
在農村政策方面，如今很多人將當前中國的農村問題歸因於90年代的政策，並且將農村經濟取得的進展歸功於2002年以後政策糾偏的結果。但是，關於農村的積極改革始自90年代末，當時朱鎔基啟動了農村稅費改革，以減輕農民負擔。從醫療衛生數據看，在90年代農村並非長期持續地滑向貧困。這10年中新生兒死亡率下降，1991年每1000名新生兒中有50.2例死亡，到2007年新生兒死亡率降低到1.53%，不過1996～2002年間，死亡率降幅減慢。產婦死亡率穩步下降，1990年每1000名產婦中，死亡數達94.7例，2007年降低到36.6例。肺結核感染情況仍然非常嚴峻，尤其在農村地區，每年新增的130萬肺結核感染病例中有80%在農村。聯合國和中國外交部於2008年9月聯合發布的《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報告》中，識字率的數據好於黃亞生引用的數據——15～24歲人口識字率從1990年的94%上升到2005年的99%。
總之，90年代確實進行了一些積極的改革。黃亞生沒有接受“漸進”版本的故事無疑是正確的。但他的“前進一步，後退兩步”的觀點也是有問題的。繼續向前走，我們既要充分認識到90年代經濟建設的成就，也要認識到犯下的錯誤。
黃亞生所述故事的第三部分，始自2003年新一屆領導人執政。新一屆領導層中有多人具有貧困地區工作經驗。黃亞生寫道：“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頒布的政策藍圖或許是中國自13世紀以來最為自由和進步的。”例如，政策重心重新回到農村和社會保障領域；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也進入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政策轉向關注民生和構建和諧社會。黃亞生認為，這一新方向是受歡迎的轉變。
但由此我們想提出幾個問題，第一是政策的實施。作為新的政策重心的環保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落實？醫保方面確有進展，對農村基礎設施也有大量投入，但環境保護和能源節約方面，我們到底取得了多大改善呢？東部沿海地區一些城市的企業說，環保官員執法嚴格，有權讓你關門。但是，不必向內陸走多遠，那裡的企業就會告訴你，環保規定仍然寬鬆，違反規定的企業也不會被關掉，交點罰款就沒事了。節能方面，取得的進展是一些效率低下、污染環境的火電廠被關閉，但全國各地方仍然十分希望保留本地的鋼鐵、銅和鋁生產企業，這些行業耗電量十分巨大。實際上，中國發電量的三分之二由工業消費；而發達國家家庭用電超過三分之二。轉變企業用電和民用電佔比將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有裨益，但是我們仍然並未真正走下高耗能的老路。
第二個問題是改革模式。經濟改革將以怎樣的模式進行？ 80年代的做法是放開口子提供空間，讓農民企業家自由闖蕩。這也正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如果相信黃亞生的說法，90年代國家的經濟實力強大，伴隨著私人部門經濟活動大量受到抑制。 21世紀以來這種狀況有變化嗎？我不確定有明顯的轉變，至少現在還沒有。在我看來，高層似乎始終存在一種心態上的掙扎，既想開放又擔心開放帶來不好收拾的後果。以中國經濟的頑疾之一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例。中央政府大聲鼓勵銀行向中小企業放貸，有時甚至下達放貸命令，但商業銀行不為所動。為什麼？部分原因在於，由於各種因素的製約，大銀行通常做不好小額貸款。這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難題。因此，解決途徑是由小銀行來做。我們將在第六章談到，中國政府已開始了在這一領域的試驗，允許成立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很多人真切地期盼改善農村和中小企業融資的窘迫狀況。但目前這些改革的成效非常有限，原因是監管仍然十分嚴格。利率受到控制，股東人數以及所持股份受到控制，籌資方式也受到控制，法規依然禁止農民以土地作為抵押，而土地是大多數小農戶的唯一資產。因此，當今中國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匱乏的原因之一是監管。監管之所以緊，是因為監管者擔心一旦放開這一領域，將導致利率飆升和資金濫用。並且，政府在扶持經濟中某一行業時，首選的辦法往往是設立專項投資基金，而不是減免稅費、消除行政障礙或建立恰當的知識產權保護製度。政府試圖通過多作為以幫助經濟活動主體，但很多經濟學者認為，從政府已做的事情判斷，或許政府少做一點幫助會更大。
第三個問題是，當今中國切實推進親市場的改革日程將有多大難度。舉世皆知，官僚主義是改革的阻力。龐大的官僚體系更是增加了賺錢的難度。鐵路改革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但目前鐵路建設、經營和管理分離方面仍無進展。如果鐵路改革不能順利推進，意味著國內貨物運輸尤其是煤炭鐵路運輸仍面臨很大困難，每年春運時一票難求的局面也難有改觀。再如，國有企業每年上繳國庫的利潤只佔其淨利潤的5%或10%，但既然是全民所有的企業，理所應當將全部紅利（而不是一小部分）上繳國家財政，以改善民生支出。但是推動央企上繳紅利改革非常困難，原因很清楚，央企願意把錢拿在手裡用於擴大投資等，央企的管理者對於這種現狀也十分滿意。
黃亞生認為，“治理改革”是真正打破這一怪圈的唯一途徑。國內一些嚴謹的學者也發出過類似呼聲，如著名經濟學家、政府經濟政策智囊吳敬璉。我同意他們的看法——同意這一觀點的還有這幾年來與我有過交流的許多政府官員、工商業人士和媒體人士。治理改革將在某一時點發生似乎已成為很多人的信念。這一概念也時常出現在學術論文、演講或報刊文章的結尾，但通常是寥寥數語，很少有人深入地提出治理改革的細緻設想。當然，想明白並付諸實施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治理改革，不論以何種形式，不會輕輕鬆鬆地發生。